王羲之在护军将军的任上前后共干了三年。有的人一辈子只干某个行当，有的人每隔两三年就要选换一个岗位。王羲之属于后者，他在不停地选择适除自己意愿的生存方式。
    然而无论何时何地，一支鼠须笔总是伴随着他研墨挥毫是他重要的生存标志。
    辞去护军将军职位之前，王羲之找恩人殷浩作了一次密谈，赞成穆帝司马昱和殷浩所谋划的北伐，以收复北方失土，完成中华一统大业，但他明确说出自己的担心，认为殷浩与桓温不睦，会两败俱伤而影响国家大事的进程。
  王羲之劝说殷浩采取措施与桓温和解。
  殷浩没有重视王羲之的建议。不过，他答应王羲之辞去护军将军职务，并推荐王羲之外任新职。
  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七年(公元351年)，会稽内史王述丧母，按当时社会风俗要离职守丧。谁去接替王述合适呢?大臣们商议说，屡屡要求辞去护军将军职位的王羲之最为合适，于是，一道诏书下达。王羲之接诏后十分高兴：
  一是，王羲之当过会稽王司马昱的王友，对会稽佳山水早有感情。
  二是，会稽素为江左重地，晋愍帝时任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愍帝赐酒食送行云：“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兵足食，在于良守。”史官对此有专门记录。王羲之早就知道，在朝廷方面看来一般人是不能担任会稽内史这一重职的。
    三是，父母的坟墓已于数年前由临川移至会稽山阴。如今能去父母的安息之地任职，使人欣然。
    王羲之与郗璇以前所未有的好心情带着七子一女二媳，渡过浙江，进人会稽郡境。
    会稽郡郡治设在古越都城(今绍兴市区)与所辖山阴县同城而治。
    会稽郡共辖10个县，它们是山阴、上虞、余姚、旬章、鄞、鄮、始宁、剡、永兴、诸暨。是地古称越中，越中有佳山水，即稽山镜水。王羲之初入越中，便有终焉之志。
    是年，王羲之49岁。到53岁“誓墓辞官”，他在会稽内史的职位上首尾共五年。这五年可说是王羲之从政生涯中的黄金期。他所以享誉“循吏”的清名，主要实绩就出在这五年间。
    王羲之以会稽内史的身份来到郡城，当地人首先纷纷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这位长官有一个叫做“右军将军”的衔头。因为在山阴方言中“内史”二字发音欠响亮，人们便乐意称呼他“王右军”。况且前任内史亦姓王，叫“王右军”能示区别。
    有时“右军将军”被略称为“右将军”，故某些史书上有“右将军”的记载。其实，这两种称谓是有区别的。
    也有叫王羲之为“王太守”的。这些人知道“内
史”就是“太守”。
    王羲之与前任内史王述就郡务作了交接。前后两位内史有一位共同的祖先——王离。王离生有二子：王元、王威。兄弟俩同避秦乱居琅琊。后来王威复居太原，其后裔称太原王氏；王元仍居琅琊，其后王氏。王述系太原王氏后裔，王羲之属琅琊王氏。
王述“丧母丁艰”，但他留恋会稽好地方，特向王羲之表示“丁艰”期间仍住在郡城，希望王羲之不时“舍下一晤”。
王羲之安顿好了家小，正式接任了郡务，就把全部精力投放到理郡上。“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显然，他的一切行为都在从长远着眼。    ．
最早来拜访王羲之的是山阴县令，随即，上虞、始宁、诸暨、永兴等县令相继来访。相传，王羲之非常注意发挥属官老主簿的作用。同时，由于亲自处理郡务而使郡务井井有条，在郡吏中，王羲之很快树立起威信。
不久，王羲之动身巡视郡属各县。任职会稽内史的五年里，王羲之跑遍所属10县，还跑到永嘉郡所辖的永宁、松阳、安固、横阳四县巡视。因为，朝廷曾一度命他兼任永嘉郡守。当他了解到临海、建安、东阳这三郡与永嘉郡一样，原先也属于会稽郡时，他往这三郡也去巡游了一番。
  史称王羲之好游东土，这固然同他喜好大自然的个性相关，但不能否认，驱使他不辞劳苦而踏遍弯土山水的动力主要在于他已从心底里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史书记载和人民口碑中，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五年间的主要政绩有五大方面：
  其一，督课农功，生养人口，保持和提高“昔之关中，今之会稽”的地位。
  会稽时属农耕社会中的富庶地区，土地肥沃，水利发达，人民勤劳，粮棉丰产，是保障朝廷需求的重要基地。按晋朝制度，“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昔之会稽郡，时为会稽王封地，王羲之作为“内史”，一方面要对会稽王负责，一方面要对朝廷履行“太守”之职。督课农功，生养人口，是封建社会中企望有所作为的郡守建立政绩的重要致力点。否则，朝廷的征敛不能完成，一方土地的平安难以保障。无论在“风调雨顺”的年岁，还是遭遇“天灾人祸’’的关头，王羲之都重视把握劝农、示耕等环节，并在所辖各县中推行他的做法。
    面对连年赋役繁重，郡域人口锐减，特别是郡城人口不足而造成都邑萧条的状况，王羲之以超常思维提出人口生养和集聚的崭新计划。在《致谢尚疏》中，他分析了“百姓流亡，户口日减”的时弊后，建议将那些犯了法受到从轻发落的人“长充兵役”，让犯了较轻罪行的充任杂役，并将他们的家人强迁到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他认为这样做，是一种适时之策。
    其时谢尚新任尚书仆射之职，乃朝廷主要执政人物。他在朝廷中竭力陈说王羲之的主张，使得羲之在辖境内施行自己的设想有了朝廷的声音。
    王羲之任职其间，会稽承担朝廷赋役为扬州1 8郡之首。王羲之虽抱怨朝廷下达给会稽的任务比他郡多，但官府拥有开仓赈灾之粮、文人雅士抱有踏春修禊之兴致等，均可印证其时会稽地区的农业和社会的发达状况。
    其二，开仓赈灾，宣布禁酒，以非常之法率领官吏百姓度过灾年荒岁。
    王羲之任职会稽内史期间，会稽地区遭遇到一场特大灾荒。相传他一路视察下属各县，一路采取措施。他敢于承担责任，下令开仓赈灾。有的地方，原本缺乏储备，他一边上奏朝廷告急，要求减轻灾区赋役，一边设法进行郡内调剂。他考虑到有粮的富家大户不会因为百姓遭灾而放弃酿酒享受，就在全地区宣布禁酒一年。为让缺粮灾民能活下去，他说只得请有粮的富人暂时不喝酒了。
这一场灾荒实在严重，且遭灾范围甚大，王羲之在《郡荒帖》中这样写道：
  “知郡灾，吾前东周旋五千里，所在皆尔可叹。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叹……”
   好在会稽郡原为富庶之地，有一定的抗灾基础，否则真是束手无策。他在致时任吴国内史的堂阿弟的《断酒帖》中说：
  “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此救民命，当可胜言。”
   王羲之在此帖中相约其堂阿弟在吴国也推行禁酒，并告诉他，自己在会稽实行禁酒是得到宰相司马昱赞赏的。
也许，王羲之在会稽严厉实行禁酒遭到某些“饱人不知饿人饥”的富户的反对，所以他相约吴国内史也一起禁酒，以造成一种有利于他禁酒的大环境。也许，王羲之纯粹是一种交流经验：是为堂阿弟在吴地从政计，为晋天下百姓计。
   与“禁酒”相比较，“开仓赈灾”的责任更重了些。许多年以后，会稽内史的上级扬州刺史派人来监察王羲之的政事，将王羲之“开仓赈灾”之举说成是讨好百姓，呈请朝廷给予王羲之处分。当然，朝廷不信这种说法。
   其三，诛翦奸吏，力除政弊，舍逸就劳而匡正吏治风气。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出现官吏腐败问题。关键在于能否采取措施，控制程度，适时加以铲除。羲之就任会稽内史之后，马上发现官吏腐败问题积重甚深。
    王羲之到下属各县调查，发现监守自盗官府粮库的现象相当普遍，“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以余姚一县为例，负责管理官府粮库的官员竟已偷盗官米近10万斛(1斛即10斗，1斗折今升)。为此，王羲之向时任扬州刺史的殷浩建议说    “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殷浩究竟有没有批准王羲之杀一儆百，王羲之有没有采取其他严惩措施?
    正史没有此事明确记载，现存王羲之著作中也没有这方面的文字，我们只能说他不会容忍这种混乱局面存在下去。他在《此郡帖》中是这样说的：
    “此郡之弊，不谓顿如此，诸逋滞非复一条，独坐不知何以为治，自非常才能济，吾故舍逸而就劳。”
    将上述文言译为口语，大意是：
    想不到此郡问题这么多，闭门独坐想不出有什么治郡好办法。平常的才能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因此我只有放弃安逸，不辞辛劳……
    王羲之还发现许多问题来自于上级官府。他给谢尚写信说：
    “文符如雨，倒错违背，不复可知。”
    上级衙门滥发公文，许多公文又互相矛盾，叫我们下级如何执行?
    “主者莅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了计。”
    如果每一道公文都要认真执行，那么下级官宴和老百姓就只能疲于奔命，实在是劳民伤财!
王羲之认为：“江左平日，扬州一良刺史便足统芝，况以群才而更不理?”
  当时长江东南地区相对安定，扬州这么大的地方只要派一位能干的朝廷命官便足可承担起管治之职，而官吏太多，反而治理不好一这就是王羲之关于简化政务的大声疾呼。
    宰相谢尚是应该收到王羲之的这封建议信的。如果当时朝廷能够重视来自政权基层的呼声，那么整个晋王朝的历史就有可能刷新。
   其四，危言进谏，谋划国是，替晋王朝兴亡计而力保会稽百姓安居乐业。
   王羲之身在会稽，十分关注天下大势。其时，在中国北方，汉人冉闵已推翻后赵政权，改国号为魏，魏对东晋王朝采取既不对抗又不联合的策略，在北方汉人中失去号召力。鉴于此状况东晋朝廷内再一次掀起北伐声浪，而殷浩与桓温这两位实力派人物又准备各行其事。
   王羲之的态度是赞同统一，但认为时机仍不成熟。特别是殷浩与桓温为了各自壮大实力，提高自身地位，动机不纯，仓促出战，必败无疑。
   相传，永和八年(公元352年)王羲之就遥寄书信劝告殷浩不要仓促出师。但殷浩上表请得诏书，挥师北出决心已定。许昌一战，果然被王羲之言中，殷浩大败而率军退至寿春(淮河上游)。
   就在殷浩谋划再一次北进时，王羲之又写了一封信托人送给殷浩。在这封存世《致殷浩书》中，王羲之给一些急于建立功勋的人当头泼了一桶冷水：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囊括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竞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
    他说，这些年来你们这些执政大臣考虑问题不全面，至今没有一点功绩可言。
    接着，王羲之分析说：
   “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不过，追究已经过去的事意义不大了，关键是现时“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
    王羲之希望殷浩听从他的劝告，不要再在寿春徘徊，立即回往建康，检讨自己的错误，以取得百姓谅解，并且要与朝中其他大臣一起实施仁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唯有如此，江左政局才可稳定。
    说到这里，王羲之直言不讳地批评殷浩道：
    “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一重，尚德之举，未能事事允称……”
    指责殷浩不称职守，这是给他个人敲响警钟。最后，王羲之从自己担任会稽地方官吏的角度，反映不顾百姓死活连年征战给国家造成的危险：“殆同秦政”，“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东晋的政治跟暴秦时代差不多了，恐怕象陈胜吴广那样的农民造反不会有多少日子了。
    殷浩听不进这样的批评，仍谋北伐。而且就在这一年十月，他复克许昌成功。
    王羲之闻讯，认为尽管殷浩在区区许昌一仗中反败为胜，但天下大势并没有改变。他知道殷浩是无论如何听不进他的劝告了，就给殷浩的支持者司马昱写信。在《上会稽王笺》中，他反复论证殷浩应该退兵的道理：
“夫庙算决胜，必宜审量敌我……今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以。且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不至于此”
王羲之忍不住又将现实的弊政与亡秦的弊政挂起钩来。
他剖腹掏心地表达自己的希望道：
“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则宗庙之庆，四海有赖矣。”
话说到极顶。“倒悬”、“亡存”、“祸福”、“宗庙”等词汇他不是随便使用的。然而，他的这一帖陈晋君臣之良药”没被采用。翌年，殷浩遭到叛将姚襄的袭击大败。十月，其部将刘启、王彬之皆遭叛将杀害。这两员大将受损，殷浩就一蹶不振了。
  桓温抓住了殷浩惨败的事实，上疏获准。殷浩被废为庶民，流放东阳信安县。
  为此，王羲之便只能发出“令人怅叹无已”的感慨了。
  王羲之虽然没能制止殷浩走向惨败，但是作为一名地方政治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政论财富。专家们认为，这也应该看作是他任职会稽内史其间的一份政绩。
   其五，营造重教化风气，开拓兴诗书习俗，推动稽山镜水地域新一轮文明进程。
   在王羲之任职会稽内史之前，会稽郡城已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已在民间流传数千年，禹王陵座落在古城东南十余里的会稽山麓，守管它的是禹的后裔姒氏族人；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和“卧薪尝胆”的典故亦早为人们津津乐道，王羲之本人就经常徜徉在卧龙山越王殿周围；秦始皇巡视江南，登山望海，命李斯刻石记功的秦会稽刻石故碑屹立在天柱山上，喜好书法的王羲之不免要拨开茅草寻路上山，亲自去瞧一瞧；东汉马臻太守主持修筑的镜湖，此时已由单纯的水利工程发展成为文人雅士泛舟吟诗的好处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令王羲之兴奋不已，他要让同时代的各地名人到他任职的这方宝地的中心区域来感受感受。他或在巡视下属各县时向他们口头邀请，或伏案挥毫给他们发出书面请柬。
    由于他真诚交友，善待名士，无论在他任职会稽内史五年间，还是他后来隐居山阴数年中，仰慕他个人的名声前来会稽山阴的名士之多实为空前。著名人物有谢安、谢万，二人是谢尚的弟弟；有右司马孙绰及其子嗣；有羲之的舅子郗昙；有庾氏家族的庾友、庾蕴；有桓温之子恒伟；还有名僧支遁等。
    人气旺，带来文气旺。在东晋天下相对太平的这一时期里，会稽郡城及山阴县的一些古文化载体和寺庙道观，在王羲之宽松的政策下得到绅士乡人的自发修复，诸如散布在山阴县域的越王峥、兰亭驿、柯亭驿等。
    其时，仕大夫中清谈成风。王羲之反对这种对社稷对百姓不负责任的“清谈”，积极倡导具有修养性情、增进人际友谊作用的诗文之会。
    在王羲之的推动下，类似兰亭修禊、曲水流觞的诗文之会成为当时社会的风俗。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这一次兰亭聚会，名人云集，气氛特佳，中国书法史上由此而诞生一篇名芳千古的作品《兰亭序》，会稽文化史被王羲之揭开崭新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