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 本报记者赵彬摄
 

　　比起同龄人，王全安显然更享受“长跑的感觉”，他走的每一步都深思熟虑，即便在柏林拿到金熊奖，被国内认定成“最具商业潜力的第六代导演”，他也没迅速投身商业电影，而继续选择拍摄低成本的文艺片。这个生于延安的西北汉子，今日中秋佳节为全国影迷送上了一部以“家”为主题的佳作——《团圆》[微博]。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表现得很有自信，声称从不为找资金焦虑过的自己，前几部拿奖作品只是小试牛刀，“以前拍得慢，是我在判断自己的电影观。现在练习做完了，是时候该赶快拍戏了。”

 

　　电影里的饮食，讲的是一种“联系”

 

　　华商报：最近也有新闻类似电影《团圆》中的故事，所以这部电影本身也是有原型的吗？

 

　　王全安：其实人能想能做到的事情，永远都不可能超于生活的经验范畴，艺术片更是这样。我早前看了一段纪录片，上海的里弄拥挤到错不开身，一位台湾老兵在探讨，该给妻子大陆的丈夫多少钱，这一幕一下就把我抓住了。这些小人物在试图补偿一段历史的悲伤，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可能补偿的。

 

　　华商报：李安导演很喜欢用吃饭展现故事，《团圆》也拍摄了大量的饭局。柏林电影节时展映时，《团圆》还吸引德国厨师学做佛跳墙，要把电影做成“美食诱惑”吗？

 

　　王全安：(笑)没错。吃饭对中国家庭来说，具有一种代表团圆的“仪式感”，我们也习惯在餐桌上面对和解决问题。其实人的胃，远比思想更深刻，尤其在身陷局促或紧张局面时，感性比理性更容易厘清问题。中国人对吃的天赋，能把感情出现隔膜的一家人连在一起，电影里的饮食，讲的是一种“联系”。

 

　　拍电影，要尊重内容本身的样貌

 

　　华商报：《团圆》很细腻，演员的表演也很动人。凌峰、卢燕、徐才根三位都是戏骨，他们的表演对你导戏会增加障碍还是更有帮助？

 

　　王全安：导演要为演员清扫拍摄障碍。凌峰70多岁，但像个多动症儿童，对他就是要控制，我在片场就说“你是个收音机啊，我说关，你就不能说话了，我说开，你再说话。”找徐才根时，我就说要找个“一辈子都不是很成功的演员”，他就演了好多匪兵甲、匪兵乙嘛。为了让他保持片中谦卑、善良、受委屈的状态，我在片场不给他椅子坐，不许车接。

 

　　华商报：《团圆》在柏林电影节的收获，说明你驾驭上海题材的成功。一位陕西导演拍上海题材，面对地域差异，拍摄之前没有担忧吗？

 

　　王全安：拍电影，首先要尊重拍摄内容本身的样貌。作为一个西北人，一个对上海不那么敏感的人，反而会更直观去捕捉那些没有被归纳成习惯的东西，我觉得这对记录“剧烈变化中的中国”是有好处的。我在电影中使用上海民歌，就是在唤回记忆和表达个人情怀。

 

　　只有“做减法”，才能享受更本质的快乐

 

　　华商报：将近两小时的《团圆》只有四十多场戏，长镜头运用特别多，标准的艺术片。一直以来坚持拍摄艺术片，会不会与充斥着商业片市场格格不入？

 

　　王全安：电影风格取决于导演兴趣和侧重表达的角度。我也很喜欢《小时代》和《致青春》这样的片子，至少它们代表国产电影又有新类型诞生。变动是一种常态，但往往决定人生重要时刻的阶段，安静就变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艺术片制造联想，让人有空间和时间去反思人生的境遇。看艺术片，就像喝一杯茶，让你的生活慢下来。

 

　　华商报：生活中的你，也跟电影传达的一样安静吗？

 

　　王全安：有相似的地方，我个人更偏爱闲适的感觉。作为生活来说，现在不是不够快，而是太快了，但稍微有点生活阅历才发现，人生只有“做减法”才能享受更本质的快乐，越简单越满足和快乐。我不是对名利看淡，只是希望更自然拿到这些东西，在你有兴趣的方向自然实现。和我同年龄的导演比较，我的片酬不错，从来都不会为电影找资金而有压力，一边生活，一边拍电影，顺便谈谈恋爱，什么也没耽误。前几年拍得慢，是我在判断自己的电影观，尝试我个人风格的电影结构和拍摄手法，现在练习做完了，我要赶快拍戏。 本报记者任奕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