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历史剧，作者必须具有史识。什么叫史识？用太史公的话来说，就是“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开万古之心胸”。对你所要写的那段历史故事，那个历史人物，既要入乎其中，认真研究，又要出乎其外，从历史的高度上来俯瞰，来思考。这个高度，也就是作者的器度，包含着作者的学识、情操、气质，是要作者靠平时的学习、思索而修炼出来的；这个高度，也是当代思想界的高度。入乎其内，就要对你所写的历史人物，必须深入了解他所处之环境，对这个古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言要有真了解。换句话说，你得替所要写的古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把自己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跟他对话谈心，要了解他、理解他，才能同情他。

　　站在当代思想界的高度，不是赶时髦，而是要有所坚守。有人说，对苏武、岳飞、史可法这些民族英雄应当重新评价，因为他们所反抗的外族其实都是中华民族的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太迂腐太可笑。我听了之后，感到非常震惊。我以为，持这种观点的人缺乏史识，对苏武、岳飞、史可法这些历史人物缺少一种设身处地的真了解，所以产生不了深切的同情，反而嘲笑挖苦。汉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犹生生不息，顽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每当民族面临异族入侵、神州陆沉之际，总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以抗强暴，为民立则立极。试想一下，如果缺乏这种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能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吗？还有一种观点，说什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出于统一中国的需要，是顺乎历史潮流的；雍正是一代英主，吕留良之流的读书人是该杀的，这种观点令我毛骨悚然。这难道就是当代意识吗？保尔・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说道：“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宣扬文字狱有理，也是严重缺乏史识的。

　　史识，还有其悲天悯人的一面，即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我想，古人的思想比那些标榜自己有远见卓识的今人深刻得多。以长城为例，长城屹立于世上已2000多年了，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也化成了民族的血液，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既要赞美长城，又要哭倒长城，这两种情感都需要，看来水火不容，其实是相辅相成，缺了哪一种都不行，都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健全，不利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当我看到别林斯基的一句名言“主体、个体、个人的命运比全世界的命运以及中国皇帝的健康更重要”时，就更加理解“孟姜女哭倒长城”这一则民间传说的深远含义。

　　史识是产生于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没有认真查史料，只凭史学家已有的一些定论或者故意跟史学家唱反调，或者自己浮光掠影地翻阅后就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或经济需要而匆匆地编造故事，当然不大可能具有史识。或许有人会说，史识是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剧作家是不需要史识的。当然，戏说历史的戏剧、电影、电视剧早已风行一时，其是非优劣，我不想评说。但是，我还是希望冠以历史剧头衔的戏曲剧本应该奉“桃花扇底系南朝”的《桃花扇》为典范，不要背离历史真实太远，不要背离历史精神太远。这既是对历史负责，对观众负责，也是对作者自己负责。

　　我写《新亭泪》时，对周伯仁的嗜酒有较深的理解。魏晋时期，政局混乱不堪，士大夫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得不遁入醉乡。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忧国忧民。因为我对周伯仁的处境有真了解，所以写起他的醉酒，也是饱含同情。我写周伯仁替晋元帝担当放走刘隗的责任而遭王敦所害，曾招来不少批评。批评者认为，王敦之乱是由于晋元帝重用刘隗，疏远王导引起的，那么，晋元帝不把刘隗交给王敦，又纵之出逃，完全是个昏君，应该废之，周伯仁甘当晋元帝的替罪羊，死得并不光彩。我认为，这种批评是缺乏史识的。我们替晋元帝设身处地想一想，王导掌中枢，王敦握重兵，王氏兄弟权倾朝野，他能不防范吗？他倚重刘隗，疏远王导，是出于巩固司马氏政权的需要。王敦一旦废掉司马睿，群雄割据的纷乱局面立即就出现，胡羯势必乘机南侵，半壁江山势必沦陷，江东百姓势必沦入战乱之中……晋元帝当时是东晋王朝的象征，维护他的统治权威，就是维护江东的安定。周伯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即使他不把晋元帝当作一代英主看待，这时也要挺身而出，替他担当一切责任。历史上刘隗是晋元帝纵之出逃的，周伯仁不曾替晋元帝担当这个责任。这个情节是我虚构的，是出于刻画人物和增强戏剧性的需要。但从周伯仁对于王敦之乱的态度来看，他完全有可能这样做，他就是因为反对王敦兵变而死的。这种虚构，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凭艺术想象进行入情入理的构造。

　　2005年，我应太原实验晋剧院的邀请写《傅山进京》时，遇到最大的难题是反清复明问题。在创作过程中，我不忍心为了宣扬傅山的民族气节而贬低康熙，更不愿意为了歌颂所谓的盛世明君而嘲弄傅山。历史的真实也不是黑白分明的。你瞧，康熙下旨强征，雷霆万钧，地方官员不得不用轿子把傅山强行抬往北京，到了北京，傅山装病不去应试，康熙却不追究，反而特授官职，傅山不肯跪下谢恩，在午门外哭闹一场，康熙也不怪罪，许他辞归。傅山与康熙并非水火不相容，反而相辅相成：康熙的强迫，突显出傅山的风骨；傅山的倔硬，反衬出康熙的雅量；康熙从傅山的身上更深切了解到中原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傅山从康熙的宽容中更痛切地感悟到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们两个好像在下一盘棋，对弈的过程充满了机趣。这给我的创作预留了很大的空间。要是我缺少应有的史识，对康熙与傅山这两个历史人物硬要褒此贬彼，就写不出《傅山进京》来。

　　我想谈一谈对郑成功这个人物的认识。跟评价岳飞、史可法一样，有些人认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是逆潮流而动的，不足以赞颂。我在翻阅史料时发现，郑成功也曾几次想跟清廷和谈，这固然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但也说明了郑成功反清复明的立场曾产生过动摇。为什么呢？大清几乎一统天下了，南明永历政权龟缩在西南深山老林里，内争又非常激烈，谁都知道那只是苟延残喘，灭亡已成定局。而郑成功靠占据金、厦两岛，以抗天下之兵，希望渺茫；同时，让福建沿海百姓长期陷于战乱之中，郑成功也于心不忍，所以他想与清廷妥协。导致和议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在剃发上。清廷使者要郑成功先剃发后接诏，郑成功坚持要先接诏后剃发。清廷为了剃发问题不惜于跟扰乱东南沿海多年的海逆再打下去，郑成功为了剃发问题也敢于再以弹丸之地跟倾天下之兵的大清再对抗下去。为了区区几茎头发，双方都不肯退让，双方为何都如此严重关注剃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满族人数比起汉族少得多，但为何能打败汉族，入主中原？除了明室的腐败和中原的纷乱给了他们可趁之机外，还靠他们对付汉族的高明手段。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剃发。剃的虽然只是几茎头发，摧毁的却是汉民族的气节，头发剃掉了，服装换掉了，外表跟满族认同了，脊梁也就断掉了，再也不能反抗，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满族才能以少胜多，一统天下。所以，清廷厉行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带来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不知多少汉族百姓因此而惨遭杀害。郑成功完全明白剃头意味着什么，此刻头发已变成了汉民族气节的标志了，郑成功才坚决不肯剃掉。这一种反抗强暴、反抗专制主义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永远钦仰吗？

　　其实，郑成功坚持反清复明的立场，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其中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方面。泉州海运事业大概在北宋时期就开始繁荣，从泉州港出发的通洋贸易，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到了明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成了福建海商集团的首领，拥有数以千计的商船兵船，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跟日本、东南亚的经济贸易。所以郑成功年仅20岁左右，就向隆武皇帝提出“通洋裕国”的方略。通洋裕国，按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发展对外贸易，达到富国强兵。360多年前就具有这样的思想，不能不说是非常先进的，足以令现代中国人吃惊的。如果郑成功的理想能够实现的话，中国就不会比欧洲落后多少，因为那个时候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的船队也才刚刚驶到亚洲海域。可是，由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满清却在这个时候入主了中原，他们先天就不重视海上贸易，而且与此时在政治上与父亲分道扬镳、经济上却继承父亲海上事业的郑成功为敌，更是猖狂地厉行禁海政策，从此闭关锁国，到1840年之后才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所震醒。郑成功当时代表的是海商集团的利益，在清廷的封锁破坏、遏制下，郑成功还是通过成立山路五大商行、海路五大商行，秘密在清廷控制的地区进行商业活动，把茶叶、丝绸等产品偷偷运出来，销往东洋(日本)、南洋之间。出于经济贸易需要，郑成功也不能不跟清廷抗争。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也千方百计阻止郑成功的海上贸易，郑成功把荷夷驱逐出台湾，既收复故土，同时也是跟荷兰争夺东南亚贸易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成功跟清廷的斗争，也是当时先进的思想跟落后的思想之间的一场较量。

　　当然，我的这些历史剧，也有人撰文说不能叫历史剧，叫历史剧是作茧自缚，说我不过是借历史上实有其姓其名的人来敷衍一段编造的故事而已，只能叫新编古装戏。对于这种评论，我历来只是付之一笑。作品一旦问世，任何人都有权利评论，我尊重人家的权利。但是听不听也是我的权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既有谦虚的一面，也有自信的一面，认定自己走的方向是对的，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也不在乎一时荣辱得失。 (郑怀兴)

文章来源：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