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讨好毛泽东到对抗整风运动
 
　　自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批评以后，王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开始极力吹捧毛泽东。
 
　　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上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说要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说党的一大以后毛泽东“便是我们党的主要的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毛“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民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所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王明说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这篇讲演中，一切好听的名词几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吹捧相比，毫不逊色。对毛泽东做出这么高的评价，王明是第一个。
 
　　可是在王明的心里，在另外的场合，对毛泽东就不那么“尊重”和“赞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后，王明在女大传达报告时便说，理论联系实际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学它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
 
　　在整风运动中，王明更是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利用一切机会对毛泽东等人的批评进行反扑。他抓住1941年10月4日季米特洛夫的一份电报，说应与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这是缺点”。王明发言后与会同志对他进行了批评，他几乎逐条进行了反驳和解释。可是当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这些政治问题，希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议上说明时，王明突然于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并说他同意毛泽东关于他在武汉时期所犯错误的结论。从此，他就以生病作为拒不检查错误的挡箭牌。
 
　　从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医院或家里养病、治病。在治病过程中，他又抓住对他用药不当的“技术事故”大做文章，说是毛泽东通过李富春指使医生“谋害”他，并说给他治病的金茂岳医生有政治问题甚至特务嫌疑。
 
　　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以后，王明不再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从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权力核心。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为进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11月29日，李富春与王明谈话，说很快就要召开七大，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于12月1日让妻子孟庆树代笔，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再一次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对于1941年10月间毛泽东等同志的批评，他“很感谢”，说这些批评“使我有可能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信的最后，他说：“我愿意尽我力之所能，对自己过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检讨，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与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而已，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