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贵州省建省600周年。回首600年来，贵州这块高山和丘陵占总面积94%的山国，不但已变成了多彩多姿的公园省，而且在人文领域也是有口皆碑，且不说6000举人700进士，状元数量也是川滇两省的总和。至于科教文卫方面造诣至深的英才硕儒则数不胜数，今天介绍的王延直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但是中国近代逻辑学与王国维、严复等大学者相提并论的泰斗级人物，而且还是桃李满园的篆书大家。本报将陆续推介贵州建省600年来有影响的人和事，以飨读者。

人物名片

　　王延直先生（1872-1947年）是我国近代逻辑学泰斗和我省篆书大家。先生原名怀彝，字穆若，号仲肃，贵州贵阳人，1901年中举，1904年入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系攻论理学（即逻辑学），归国后任贵阳优级师范教席。辛亥革命后赴云南任玉溪县长和蒙自道道尹，再任贵州榕江、都匀、黔西等县长及贵州省政府秘书长。先生撰写的《普通应用论理学》，十易其稿，于1912年出版，实为国人撰写的逻辑学开山之作。

　　先生还是声名远播的篆书大家，我省著名书法家陈恒安、冯楠等皆为其门下弟子。先生的篆书成就，被书画专著誉为“黔人篆书家之冠”。

　　王延直先生（1872年-1947年）是我省著名的学者和篆书大家，先生原名怀彝，号仲肃，字穆若。光绪庚子辛丑科举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日本法政大学法律科兼习论理学。辛亥革命后任云南蒙自道尹，后回黔任榕江、都匀、黔西县县长及贵州省政府秘书长，政声卓著。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之风日盛，许多学科都待兴建，中国学界自古有逻辑而无逻辑学专著，而逻辑学又是一种指导人类思维必不可少的科学，于是国内一些留学归来的学者便着手翻译外国类似的著作（逻辑学又称论理学、名学），严复1902年翻译出版了《穆勒名学》，王国维1908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耶方斯的《逻辑学教程》，但这些译著，连鲁迅、梁启超等大儒都认为古奥艰深难以通读。斯时，王延直先生也意识到要将这门“说明、思考之法则”的学科民族化、系统化、通俗化的必要性。他先后为学生讲授“伦理学”十九次，对讲稿修改了十次，于1912年出版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普通应用论理学》，受到学界的高度称赞。近期出版的《中国逻辑史》用五页篇幅推介这部著作。《中国学术百年》将王延直先生在逻辑学史上的贡献，与严复、王国维等大学者相列并论，列为伯仲，认为王先生的著作是国人撰写逻辑学专著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逻辑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因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延直先生是中国近代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2012年，贵州省逻辑学会及贵州大学等单位隆重举办了王延直《普通应用论理学》出版100周年纪念会，收到国内专家学者研究王先生著作的论文数十篇，并编印出版。是集就先生在中国逻辑学史地位及学术价值进行了详尽介绍与高度评价，对世人重新了解和认识延直先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民国时期贵州诗坛名宿，先生曾团结当时筑中文人于左右，组织诗钟社，每周雅集，以棉线穿入铜钱孔中焚香断线定时作对，如曲水流觞，似红楼酒兴，上世纪初，先生曾出版《穆若庼诗钟选》，将其所作佳联汇为一册，为后人研究贵阳诗词史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除逻辑学之外，王延直先生的另一大贡献，是对清末民初贵州书法的承上启下、发扬光大，另造蹊径，桃李延绵。王先生虽然行楷均优，但尤以篆书为最。

　　延直先生的篆书，继承了乾嘉以来注重文字学，以诗词文章作为后盾，在书法上讲求学术气息，在用字上重视文字源流，同时其书风则延续了贵州沙滩文化的代表莫友芝的风格，取其笔势及间架，后又上溯二李（李斯、李阳冰），力求简古，并溶了清人杨沂孙余趣，在用笔上强调中锋，线条棉里藏针、不急不躁，具温文尔雅之韵，却静中寓动、动静相生，含蓄中具奔驷，结构则较为平稳而又平中存奇，奇而不露。王家世代书香，诗礼相传，王氏门中，王蔬农、王和叔、王佩芬、王萼华皆为饱学之士和书法名家，正如王先生的及门弟子陈恒安先生诗中所云：“鹏路云天九万里，纡筹献策十三篇，师门自是文风盛，叔氏能兼武略全”。王先生从日本归来滞京期间与一代国学大家、书画大师姚华交情至深，两人朝夕相处，把酒论诗，评碑赏帖，并一同到琉璃厂等地搜求图书文玩，两人在篆书和诗词上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取经高远却又异曲同工，诚为书坛佳话。王先生在辞京时姚华曾赠诗云：“士衡北去文章贵，毋敛南归草昧开。著论前无非马说，成名今有是龙才。春樱残雪经年感，白日沧波洗眼来，海上故人尚何似，凭君到处说蓬莱。”将王仲肃比拟为晋人陆机、汉人尹珍，可见姚华对他的推崇。诗人李独清亦有诗云：“志存经世新知启，曾泛东瀛万里程。入幕郗超蒙礼待，归田彭泽富吟情。不谈龟甲殷墟重，独治说文秦篆精。投老可怜生计拙，寒毡坐守竟孤行。”

　　王先生那一代人对小篆的练习往往是研究小学的附带，主要精力多放在文字学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注重学术性，要求字字有据有源有理，训诂、通假是其本能，如王先生胞弟王佩芬有《文字学草稿》一书，其弟子陈恒安有《说文解字部首古今音读》，因他们的学术水准较高，在不经意间笔下便展露出雅逸气象、文人风骨。再加上其个人的艺术秉赋的超群与对艺术的痴迷，故他们的作品中学术性与艺术性都较高。王先生的作品笔墨凝重，线条沉静，以方笔为主，方圆兼济，很明显地有汉篆笔调，笔划时有前重后轻的现象，看去似刀刻勒，力透纸背，这些都是先生用笔的内敛含蓄所致，结构则偏长，章法则较为疏宕，彰显了空灵雅逸的艺术效果，王先生作品中常见一“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印章，此语出自老杜诗句，王先生篆书行书亦具瘦硬之感，故给人以精神感与力量美，其书法的另一特征是篆书正文，篆书落款，前后呼应，一以贯之极为和谐。

　　陈恒安先生谈到他年轻时师从延直先生治小学，兼习书法对历代篆书碑帖作了系统临摹，于《毛公鼎》、《大盂鼎》和《散氏盘》打下了书法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延直先生学富五车，精晓许氏说文，是省内少有的文字学学者，书法艺术，写到最后，靠的就是学养高低，由于受恩师的学养熏陶至深，才使自己艺有小成。

　　篆书自清代以来一直是贵州带有地方特色的重要字体，出现了不少大家，其间悠悠百余年层层相递、环环相扣，应该说王延直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恒安先生在青年时代，到南京、重庆、广州等地求学任职与汪东、汪辟疆、徐文镜、黄君壁、沈尹默交识，眼界大开，特别是王先生为其打下深厚功底，使其在艺术理念与艺术手法上得以巨变，为贵州篆书寻找到一片新天地，将贵州篆书推到了极致。我少时常侍先生创作，先生在挥毫洒翰之际常会告诉我延直先生对他的教诲精要，受益颇深。陈恒安之后贵州的习篆者无不受其泽惠，戴明贤先生所作篆书明显受恒安先生影响，书法之外戴明贤先生更以篆刻名世，曾为恒安夫子治印多枚。包俊宜先生亦为陈恒安先生的弟子，篆书功深力厚，线条沉静，因研习的小篆系清人吴大徵、杨沂孙一路，当然也对莫友芝篆书有所关注，在有意无意中亦受王延直先生影响。周运真先生系恒安先生之子，自幼从其父学习书法，各体皆善，尤以行草名世，所书篆书也多为乃父风貌，同时他亦广泛汲取了黄牧甫、王延直等人篆书意味。张双锡先生因与陈恒安先生同馆工作，得以时时问学，其所书大篆与恒安先生逼肖，张双锡曾撰文介绍王延直先生，对世人了解王延直生平和书法艺术起到了极大作用。杨霜不仅为恒安先生弟子，与王家亦为世交，在诗词上得到王萼华先生指点，所书篆书亦有个人面目，但追根溯源，亦与陈恒安、王延直篆书一脉相传。陈恒安先生门下还有其他学生，都应是延直先生再传弟子，衣钵相续。为贵州篆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王延直先生的作品散失甚多，虽经其后人广为搜集，仅得二十余幅，作为延直先生的再传弟子，我瞻仰后可以说又惊又喜又感慨，王延直先生的书法造诣和学术影响绝非我辈后生小子所能言明，我引用《贵州书画家简论》一书中的一段话来作结语：“王延直先生擅篆书，早年学莫友芝，晚参杨沂孙笔意，一时为黔人篆书家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