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成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炳南在上海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王安娜也随王炳南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救国会妇女会的工作，负责对伤员和难民的救援活动。同时，她还参加了一个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工作。王安娜被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英勇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她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新建议，报告工作成果，广泛进行口头宣传。同时，她还搜集外国报纸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并将这些报道出版发行。她还亲自采访在中国的知名外国人，以亲眼所见赞扬中国军队英勇顽强的抗战精神，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一书，成为宣传委员会对国外宣传的最好材料，并出版了英文版。后来在汉口，王安娜又出版了《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一书。王安娜广泛进行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积极肯定和很高评价。

　　上海沦陷后，王安娜只身一人继续待在上海，并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的成员，接受宋庆龄的领导。

　　不久，王安娜受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委托，去汉口了解正与日军作战的华北、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情况，以及已经寄出的物资和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于是，王安娜经香港转赴汉口。其间，王安娜还以《保卫中国同盟简讯》的编辑身份，冒险到南昌前线采访，报道最新战况，了解红十字会的工作，为“保卫中国同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随即由汉口搬迁至重庆。为了工作，王安娜含泪把年幼可爱的儿子送回西安老家。王炳南仍担任周恩来的副官。周恩来曾对王安娜说：“炳南不但是我的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王安娜一行人乘坐八路军在汉口办事处租用的汽船前往重庆。

　　经过艰难的旅行，1938年11月12日，王安娜一行人到达长沙。周恩来在八路军办事处激动地拥抱着平安到来的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和大家握手问候。这天晚上，周恩来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把所有的床、垫子都让给了王安娜她们，周恩来等人只能睡在地板上。

　　睡觉前，王安娜、王炳南和周恩来在一起聊天。王安娜问周恩来：“你估计还有多久日军会攻击长沙?”

　　周恩来说：“可能很快，他们离这里已经很近了。现在武汉和广州都已经沦陷了，日军继续进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这时，王安娜看着床架上手工精巧的刺绣花边，忍不住说：“多漂亮的花边，太可惜了!如果日军来了，它肯定完了。只要他们喜欢，不管周围是什么东西，都要抢走的。我真想把它取下带走。”

　　周恩来摇摇头说：“安娜，你知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纪律吧？是的，你肯定知道，因为你现在也是八路军的一员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这里的一切全部化为了灰烬。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大火”。随后，王安娜随王炳南经衡阳到达桂林，开始了新的战斗。

　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身份，负责援华抗战物资的筹措、运输工作

　　到达桂林后，王安娜接到了一个意外又特别的任务。周恩来告诉她：“我已经和炳南谈过了。原先，我考虑到你们两人往重庆已走了半路，而且我自己也希望炳南尽快往重庆去。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有一个新的考虑。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运抵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过印度支那，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宋庆龄)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好不容易经过九死一生的重重艰难回到大后方，终于快见到久别的幼子了，现在倒好，走了一半却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王安娜面露难色。

　　“当然不会去得太久，”周恩来保证说，“大概一个月以后，你便可以往重庆去。”

　　“可是，我虽然很幸运，把我的中国护照保存了下来，但它已经过期了。当我最后一次在香港时，人家告诉我，我需要持有英国的签证。”王安娜为难地说。

　　面对周恩来真切的请求，王安娜还是答应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王安娜在中国外交部龙州办事处办理了延期手续，并从那里进入越南。

　　在经过海防港口时，王安娜看到了即将开始的工作的困难。因为战争，海防港口堆积了大量的需要运送到中国的货物，这无疑给那些本来舒服得“可以喝喝咖啡和苦艾酒，一天可以休息好几回的”法国海关官员增加了工作量，原本悠闲的日子突然变得忙碌起来。于是，他们把满腹的牢骚迁怒于中国人，在海关故意刁难，让中国人长时间地等候。

　　“周恩来竟交给我这样一个‘美差’，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王安娜心里不禁有些忧虑。

　　在香港休息了几天后，王安娜按照宋庆龄的安排前往上海。王安娜和上海的“保卫中国同盟”就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如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上海已经收到的物资如何运到内地等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王安娜还给那些志愿小组谈了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告别上海，回到香港，王安娜开始负责经过越南的物资运输工作。同样，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通过海防港口的海关检查。法国海关官员的种种刁难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甚至连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辆也不放行。

　　在香港分手时，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正如宋庆龄所料。王安娜以“保卫中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到达海防海关的时候，法国海关官员对说法语的外国妇女的态度果然不一样。而当这些法国官员知道王安娜会说德语时，态度就更加亲切了。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那是一个说德语的地区。于是，王安娜的所有行李都被顺利地盖上了“O”的通行印记。她带领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所有物资车队，在第二天也顺利地向河内奔去，运向中国。等到了东丹的海关，办理手续的又是一个阿尔萨斯的法国人，王安娜再次顺利过关，直抵龙州，到达中国。

　　王安娜一到龙州，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报。说要她立即回到海防，一批新的货物又到了。此后的几个月，王安娜频繁地往返于海防、东丹直至龙州一线。她不光是给“保卫中国同盟”和八路军办运输，而且帮助红十字会、中央银行、广西军队和几十家私营公司顺利通关。一时间，王安娜成了中越边界上赫赫有名的女英雄。

　　皖南事变后，积极配合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与外国记者和各国外交官联系，公布皖南事变真相

　　1941年1月的一天，王炳南突然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要他立即去。等深夜回来时，王安娜知道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经过周密布置突然伏击了新四军。这是抗战以来最耸人听闻的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惨剧。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竟然对此保持沉默。为了把国民党的罪恶行径和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周恩来找到了王安娜。在办事处，周恩来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件。炳南、龚澎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告诉他们。至于在中国人之间，即使我们不讲，这个消息也会传开。”

　　王安娜立即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随即，周恩来就被邀请到英国大使家里进行商淡。英国政府收到大使的报告后，立即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恩来又在卡尔的帮助下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英国大使馆进行了秘密会晤。当时的美国大使馆在长江南岸郊区，英国驻华大使馆在长江北岸城里的遗爱祠。1941年2月14日上午，居里事先渡江来到英国大使馆等候。下午，周恩来设法甩掉“尾巴”才进入英国大使馆。双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这次会晤被史学家称为历史上“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当时正值皖南事变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居里访华表明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搞“同室操戈”的关切。周恩来在这次会晤中所谈的情况，无疑对罗斯福身边的这位重要助手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会晤周恩来不久，居里就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是无法大量援华的，中美两国间的财政、经济及各种物资援助等问题，不可能有什么进展。居里返回华盛顿之后，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专题书面报告。着重谈到了国共两党的分裂状况，并明确指出，国共内战只对日本有利。居里在报告中说到，其曾经劝蒋介石不要采取武力去解决问题，如果蒋介石认为宁可以加强镇压的手段来消灭对手，这对美国所希望的加强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价值是极不利的。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皖南事变真相很快被世界各国所知晓，国民党蒋介石针对八路军的反共军事攻势不得不收敛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日益恶化。王安娜和王炳南的家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安娜每次外出总是有“影子”跟踪。不久，因为王安娜与许多外交官和外国记者有联系，而且又去过华北前线，王安娜的护照便被以“例行检查”为由没收了。

　　此后的日子直至抗战胜利，王安娜在重庆都一直帮助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她还利用自己的关系，先后把印度的尼赫鲁和卡玛拉迪威夫人秘密地介绍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安娜离开生活了6年的重庆，跟随宋庆龄前往上海，继续协助“保卫中国同盟”的重新编组工作。王炳南则继续留在重庆协助周恩来的工作，因为毛泽东马上就要来参加重庆谈判。从此，王安娜与王炳南两地分居，直至因为性格原因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加强中德两国的友谊而奔走。1955年，王安娜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中国，回到德国。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逝世，她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东方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