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从地理形势来看，"东则太行为之屏障，西则黄河为襟带，北则阴山、大漠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南则首阳、砥柱、析城诸山滨河而错峙"。境内关、口、岭、渡星罗棋布，可谓"表里山河"，"形势完固"。元末，蒙古贵族察罕贴木儿及其子扩廓贴木儿，据此为根据地。中原地区的兵灾很少波及山西，加之有几年风调雨顺，故社会显得比较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可谓“四境安宁，生齿浩繁”。特别是当时的平阳府，辖六州二十八县，管辖范围较大（相当于河东道）。在战乱期间，平阳府一带的军队是留守后方的，故这里未受到战争的蹂躏，人口剧增，土地就显得狭窄了。这样，就决定了山西太原、平阳二府及泽、潞、辽、沁、汾五州为迁民重点地区。

据《续文献通考》载：山西省历朝迁民并非一次，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自太原、平阳、洪洞、蒲泽等处迁民往冀、鲁、豫、皖等省，动辄万户，前往增殖，并不是专迁洪洞县人，而北部中国数省人民，世代相传，众口一词，称自洪洞大槐树迁来。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仅知大槐树老鹳窝"，不知更有何处。此乃迁徙时各属之民聚洪洞大槐树下，由此集合点齐，分道分批迁往各处，临别纪念永不遗忘之故也。万户或数万户的移民，一次次集合在洪洞县古大槐树附近村庄暂住，在大槐树处办理迁移手续，发给凭照川资，尔后，踏上行程。《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载："盖尔时洪地殷繁，每有迁徙其民不与，而实以大槐树处为荟萃之所，宜乎生齿繁衍，流泽孔长……"。可见，所迁之民的老家并非全是洪洞县，只不过是在那里集合、休息、办理手续而已。

朱元璋（即明太祖）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打败元军，建立明朝政权以后，由于其起自下层，同时也害怕农民造反，所以比较了解农民并注意安抚农民。他认为农民"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稆，终岁勤劳，不得休息。"因而，主张"使农人不致于饥寒"，故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江南、山西等无地的农民迁到黄淮地区去屯田垦荒。明初，全国垦田的总数曾达到八亿多亩。"各州县荒芜的耕地，大部变成熟地了，"迁民的兴盛时期，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其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迁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多的地方。

明初大规模迁民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元末中国北部及中原寺区长期遭受兵乱，黄河多次泛滥，瘟疫盛行，蝗虫猖獗，民不聊生，造成河北、山东、河南、皖北等地"赤地千里人烟稀少"，加之明政权建立以后，又发生了"靖难之变"，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地广人稀"的局面。

元顺帝至十一年（1351年），河北韩山童，河南刘福通杀白马黑牛，以红巾为号，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河南、河北、两淮、山东等地参加起义的人民与元军奋战十三年，人民死亡"十之七八"。最后以刘福通失败而结束，这是第一次兵灾。刘福通失败后，元朝内部诸王将领各怀异志，内讧遂起，复在山东、河北、河南、关中、晋东、晋北等地展开了争城夺地的大恶战，以朱元璋出兵江淮而结束。这是第二次兵灾。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人马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占领北京，元帝出亡漠北，明皇取而代之。这是第三次兵灾。

三次兵灾，历时十六年。在兵荒马乱中，"军队无食，杀老弱为食"，"黄河屡次决口，漂没田庐无算"，"荒、旱、疫病、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造成了"有田无人种，有路无人行，遍地是野蒿"的惨景。直到现在，我县群众中还广泛流传着明朱洪武洗县、"常遇春、胡大海从这里路过"、"见红不杀"等说法。看来此说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所谓"洗县"即指与元军的战斗，当然要殃及农民。致于"见红不杀"，可能是说朱元璋后来成为"红巾军"首领，而"红巾军"原系"头裹红巾"，故不杀之。反映了当时战争的残酷。

其次，"靖难之变"也是迁民的原因之一。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太孙朱允炆（太子朱标之子，即建文帝）即位。其叔父燕王朱棣（太祖四子）心怀不满，以"清君侧"为名，自北京数次进攻南京，历时三四年。所过河北、山东、河南、皖北、淮北诸地，"杀无遗类"，人民罗祸更惨。群众俗称燕王扫北"。所以，这一带地广人稀的局面更加严重。故在永乐年间定都北京以后，又大量进行了迁民。

 （王子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