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治之本在于得人 ——王恽对于元代国家治理所做的贡献

2024-10-18 09:58:51来源：中华新闻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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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之本在于得人
——王恽对于元代国家治理所做的贡献

作者：王长华

来源：中华新闻通讯社

王恽是金、元之际著名的诗文大家和元世祖时期的重要文臣，在金末元初文坛上独树一帜，其诗文影响遍及整个元代。一生仕宦，是元世祖、裕宗和成宗三代谏臣。其词清丽雅正，平易通达，风格接近苏轼、辛弃疾。其书法，于遒劲中见委婉，自成一体。

元代文学家、政治家张养浩有《挽王恽》一诗：

束发耽经晚益勤，平生精力尽斯文。先朝十老今余几，当代三王独数君。李贺屡烦韩愈驾，羊昙空阻谢安坟。玉堂寥索人何在，落日淇川满白云。

可谓对王恽一生的概括。

王恽的事迹，在宋濂等著《元史·卷一百六十七·列传第五十四·王恽传》（乾隆四年校刊）、柯劭忞撰《新元史·列传第八十五·王恽传》，以及王恽著，其长子王公孺辑编的一百卷《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等典籍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本文即以前者和后者为本，对王恽的事迹做一概述。

王恽，字仲谋，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元朝在汲县设立卫辉路总管府）人。

据2013年河南大学宋福利硕士毕业论文《王恽年谱》载：王恽的“高祖王仲英，为郡吏，官至河平军节度府都目官，年三十八得暴疾而卒；曾袓王经（1139——1214 ），字伯常，不仕，贞佑二年甲戌（1214）春正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六，谥文元先生：祖王宇（1174——1224），字彦宇，官至金朝敦武校尉。正大元年（1224）卒，年五十一；父王天铎（1202——1257），字振之，号思渊子，官至金朝忠显校尉，元宪宗七年（1257）秋八月十八日卒，享年五十六岁；长子王公孺，字绍卿，生卒年不详，推氏（其妻）所生，至元三十一年（1294），任秘书监著作佐郎，大德二年（1298），进著作郎，大德七年（1303），授卫州推官。”可见，王恽一生主要活动于元世祖时期，为有传承的名儒之家。

王恽生于1227年，自幼就有材干，操履端方，好学不倦，善于作文，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名，时人称之为“三王”。

王恽画像

知无不言弹劾奸佞

史天泽率军攻取南宋，路过卫州，一见王恽，非常喜爱，以贵宾之礼待之。中统元年（1260年），中书左丞姚枢任东平宣抚使，征辟王恽为详议官（简称“议官”。宋太宗淳化二年，于禁中增置审刑院,下设详议官六人,以京朝官充任,与知院共同详谳大理寺所断案牍,写出书面意见,奏报中书,再由中书奏请皇帝论决。神宗元丰三年，审刑院并归刑部,详议官亦转为刑部属）。

当时，蒙元刚刚一统天下，中书省和各部也初步建立，朝廷敕令各路，各自推荐儒士和官吏之中能够理财者各一人，王恽得到推选，到了京师，他立即上书，纵论时政，与渤海周正一起，共同擢升为中书省详定官（殿试时复查并最后评定试卷等第的考官）。

中统二年（1261年）春，王恽转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不久，兼任中书省左右司都事一职，无论治理钱谷，擢拔贤能，议定典礼，考明制度，都能够发挥其所长，同僚们对他非常佩服。至元五年（1268年），朝廷设立御史台，王恽被拜为首任监察御史，他知无不言，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

当时，都水监（中国古代负责水利，包括航运、桥梁工程计划、施工、管理的中央机构）长官刘晸（zheng）交接权势，任用私人，专横跋扈，陷没官仓粮食四十余万石，王恽对他的劣迹进行了弹劾，将其结党营私，弄权谋利的恶行暴露于天下，一时间，权贵们对他非常戒惧，侧目而视。他还揭露说，刘晸监修太庙完毕后，朝廷对他特别赐官加以奖赏，这才过了几年，太庙的梁柱就变得摧朽不堪，他的行径事涉对祖宗的不敬，应当以法论处！王恽上奏后，刘晸自知罪责难免，不久，竟然忧惧而死。王恽任职届满后，陈天祐、雷膺向朝廷交相推荐他。

《钦定元王恽承华事略补图》，王恽撰，清徐郙、李文田补图与校订。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武英殿刻本

劝农兴教平反冤狱

至元九年（1272年），王恽被授为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

关于王恽在平阳路总管府判官任上的政绩，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张勇耀先生在《王恽与元初平阳路经济文化重建》（原文刊发于《史志学刊》2020年第1期）一文中所记甚为详实，现引述如下。

王恽是在44岁的那一年，由监察御史调任平阳路总管府判官的。

王恽到平阳路，面临的艰难情况主要有二：一是元初平阳路遭金末战乱，民生凋敝，吏治混乱，百废待举；二是平阳路幅员极广，领九州一府。相当于现在的晋南、晋东南半个山西。

《政问》一文，记录了他上任前向几位师长前辈辞行并以为政之事请教的过程。右相史天泽（1202—1275）对他说：“汝读书年长，久在朝行，今官外郡，寅奉之心当常若在朝廷时。至于事机变转，不可预料，临时制宜可也。”史天泽嘱其常怀敬奉之心，并临事机变。翰林学士王磐(1202—1293）对他说：“长次不睦,及首沽虚声，今天下之通患。推让有终为上。”即要倡导孝悌民风，并正直立身。国子祭酒、理学家许衡（1209—1281）则对他说：“临政譬之二人对弈，机有浅深，不可心必于胜，因其势而顺导之。同僚间勿以气类匪同而有彼此，或有扞格，当以至诚感发，无所争矣。”将处理政事比作两人下棋，不必事必求胜，而要因势利导；同僚之间则要以诚相待，不争短长，不意气用事。可谓皆良言。在他任职期间，左丞姚枢（1203—1280）、吏部尚书高鸣（1209—1274）每有事经过平阳，“必有言顾慰”。史天泽、王磐、许衡、姚枢、高鸣皆为由金入元的一代名士，对于战争导致的中原民生的艰难凋敝有着切肤之痛，因而对王恽叮嘱之深切，一方面是对王恽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可看出这些老臣对于国家民生恢复的热切愿望。

王恽四月赴任，五月即为当地官吏定立法条。其《谕平阳路官吏文》记所立法条有以下五点：

一、官无大小，俱为一体。

二、官要为民父母，以民生为本。

三、官员要明察秋毫，公正断狱。

四、官员皆受监督，不可妄为。

五、官无大小，皆有使命。

王恽在晋五年，足迹几乎遍历各府、州、县。

“劝农”是王恽在任期间的首要任务。他开列劝农事宜共十一条，令有司将之遍历乡村。王恽巡行中还常和老农交流，了解农事。

在王恽支持下，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改造浍河以溉农田。

研究表明，元初的农业政策加之各地官员的努力，使元代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前代相比，元代的亩产量相当宋代的123％，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无疑，王恽这样务实的地方长官，正是当时促使元朝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修复被战争损毁的庙学祠寺等文化设施，是王恽任职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修临汾星丸漏，“漏”为古代计时之器。其《平阳府新修星丸漏记》对新漏之形制记述颇详，可作为元代计时工具的一份科技史料。

修首阳山伯夷、叔齐庙，修泽州天井关夫子庙，修平阳路道爱堂，即平阳府治的前厅。

王恽在重申庙学对于尊崇孔子正道之学的意义之外，还谆谆叮嘱教师要明其大义，尽心育才，并表达了对这一方有着古老深厚文化传统的土地能够“人材辈出，斌斌然追两汉之风”的殷切期望。

开通临汾姑射山道，是王恽任职平阳路期间的一项重要业绩。

此外，王恽五年内也写作了大量诗词，记下了他去往各地考察的情况，并对山西境内的古迹多有题咏，极大地丰富了山西的地方文化。

当时，绛州治下的太平县（今襄汾县），有一位姓陈的人，杀害了他的兄长，却因为向官员行贿而被宽缓刑狱，但受其牵连，被逮捕关进牢狱者竟有三百余人，这个案子拖了五年还久拖不决，朝廷委派王恽去审查。王恽到了太平县后，经过审讯，很快就弄清了案件事实，他立即下令，全部释放被错误逮捕而关押在狱中的无辜者。当时，绛州地面久旱无雨，这一天晚上，大雨滂沱而下。

在离任回朝前所写的乐府《木兰花慢》（其七）中，王恽写道：“老西山倦客，喜今岁是归年。笑镜里衰容吟边，华发薄宦，留连功名事，元有分，且著鞭。”词自注：“十三年平阳秩满，清明日赋。”可见他对自己平阳路五年的治理结果是较为满意的，王恽也因此获得了忽必烈“奉公勤政”的嘉奖。

王恽著《玉堂嘉话》

黜置枉法劝勉太子

至元十三年（1276年），王恽奉命在河南主持儒生考试。至元十四年（1277年），王恽任职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不久，就改置于诸道制下，迁任燕南河北道，巡察各郡，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吏，多被罢黜。

至元十八年（1281年），王恽官拜中议大夫，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是官名.秦置，亦称治书御史、持书侍御史，简称御史、侍御.或说西汉宣帝时令侍御史二人治书即管理图籍文书，遂有其名。东汉为御史台属官，置二员，秩六百石.职掌依据法律审理疑狱，与符节郎共平廷尉奏事，选御史考试高第、明习法律者充任），但没有赴任。

元裕宗孛儿只斤·真金尚为太子之时，王恽就将历代明君贤勤于政务、定国安邦的经验和事迹系统地整理成章，编成《承华事略》，于至元十年(1273年)进呈给太子，意在劝勉太子效法古人，以成明君，其篇目有：广孝立爱，端本进学，择术谨习，听政达聪，抚军崇儒，亲贤去邪，纳诲几谏，从谏推恩，崇俭戒逸，知贤审官，总计二十篇。真金阅览时，看到汉成帝不绝驰道，唐肃宗改服绛纱为朱明服，心中很高兴，说：“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会这样去做。”又读到邢峙谏止齐国太子食邪蒿，就对左右侍臣说：“区区一种野菜的名字，怎么会使人走上邪路呢？”詹事丞孔九思从旁回答说：“这是正直的大臣防微杜贱的良苦用心，按礼应当如此。”太子认为这个说法很好，就赐酒慰勉嘉奖王恽，并让各位皇孙传阅观看，并称赞这本书补益很多。

至元十九年（1282年）春，王恽改任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就因疾病回到卫辉故里。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春，朝廷诏命左司郎中召王恽回朝，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以善于聚敛而受到朝廷重用，也多次催促王恽来京，但王恽就是不来赴京。卢世荣，名懋，以字行。阿合马专权时，任江西榷茶运使。至元二十一年（1284），由桑哥推荐，世祖召见了他，命他与中书省官员廷辩获胜，任中书右丞。遂主持财政，整顿钞法、盐法，调整课税，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立规措所规划钱谷收支，又公布免课税、地租、定百官考课升擢法等九条。世祖深为倚重，但为大臣所嫉，遭到弹劾，说他理财过于苛刻诛求，天下空虚，所行不符所言等。不久，即入狱被诛。

有人询问王恽不去赴任的原因，他说：“能力小而责任大，剥削众人而为己谋利，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能够保全的。就是疏远他，尚且担心被其玷污，何况接近呢！”不久，卢世荣果然事败被诛杀，众人都非常佩服王恽超人的见识。

王恽的著作，由其子王公孺编纂为《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共一百卷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王恽被授为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在任上，他罢黜贪官污吏和不法者共计数十人，复查迟迟不决的案件，将拘禁在狱中的囚徒，审结后立即释放；他还告诫戍守的兵卒，不得寓居在当地居民家中，必须自建军营房屋居住。

他还经常说：“为治之本在于得人！”

王恽向朝廷进言说：“福建所辖郡县五十有余，山脉连绵，距海较近，实为边塞重地，而当地民情却轻浮诡异，自从南疆平定以来，官吏贪婪残暴，以故寇盗往往啸聚于山林之中，不明真相的民众受到蛊惑，往往蚁附他们，剽掠村落；而官兵去讨伐时，当地就会再次遭到蹂躏摧残，这不是朝廷对于新归附的民众一视同仁的本意。当今之时，虽然不能一一选择任命地方太守和县令，而且，行省官僚比如平章左丞等职位尚在空缺，因此，应当特别选任清明干练，平素就有声望，能够体谅天子的爱民之心，文才足以抚慰黎庶，武略足以克敌制胜的官员，使他们镇守一方，安定形势，这样的话，当地治安可以指日而待。”

当时，行省征讨巨盗钟明亮无功，王恽再次分析陈述利害说：“福建新归附的民户有几百万人之多，经过黄华一变，就逃走了十分之四五。如今巨贼猖獗，黄华又残酷蹂躏民众多年，因此，绝不可以拿寻常草寇来看待！何况，当地有溪流山川之险，如果从东面进击，则他们会向西逃走，出没难测，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应当挑选精兵，申明号令，专门命令重臣节制，以计谋讨伐，使他们势穷力竭，这样才可以攻取其地。”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王恽被召至京师。

二十九（1292年）年春，王恽在柳林行宫觐见世祖忽必烈，上陈万言书，极力陈述时政，被授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

成宗即位，王恽献上《守成事鉴》十五篇，所论都来源于儒家经典。

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王恽加通议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奉旨纂修《世祖实录》。乘此机会，他搜集编纂了《圣训》六卷，上陈给皇帝。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王恽进中奉大夫。大德二年（1298年），朝廷给王恽赐锭万贯，以示奖励。王恽请求致仕（退休），但朝廷不许。大德五年（1301年），他再次上陈奏章，请求退休，朝廷授予其子王公孺为卫州推官，以便奉养，仍然任命其孙王笴为秘书郎。大德八年（1304年）六月，王恽去世，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其著述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华事略》、《中堂事记》、《乌台笔补》、《玉堂嘉话》并杂著诗文，共为一百卷。

元代皇帝多次巡幸驻跸于柳林行宫，王恽曾在行宫觐见元世祖忽必烈

操履端方好学善文

王恽是元代前期文学家、政治家，也是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在其四十余年仕宦生涯中，王恽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五任台宪，三入翰林，留下大量诗文以及反映元前期社会面貌的记录，这些著述后来被其子王公孺编入《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中。

安徽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郭晓燕在其学位论文《王恽著述研究》（2012年5月）中认为：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是元人诗文别集中卷帙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其中前七十七卷为王恽杂著作品，包括诗、词、歌、赋、疏、议、碑铭、墓志、记、序、跋、行状、辨、说、祭文、赞等不同文体，所记多为金末元初事。后二十三卷包括《承华事略》与《元贞守成事鉴》二卷、《中堂事记》三卷、《乌台笔补》十卷、《玉堂嘉话》八卷，共五部作品。另有《相鉴》五十卷和《汲郡志》十五卷，早已亡佚。

《承华事略》二卷，引述较多前人之语和文化典故，结合历朝历代太子故事说明为政之道，并据此提出个人的政治思想和用人观点；《中堂事记》三卷，以日志形式记录历史事件，翔实可信，详细记录了元初燕京行中书省的建构情况，多为它史所不载，可补史阙，对研究元代典章制度，尤其对研究元初行中书省官制的源流沿革有着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不少内容提及王恽本人与当时名族贵卿的交往情况，涉及元代社会不同身份与阶层的人物，便于考见元初人物的活动情况，其中更蕴含了王恽关于治世修身的观念和看法，对研究元代典制、人物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乌台笔补》七卷，详细记载了作者在御史台任职期间开展的多项活动，也有直接抄引的御史台文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社会生活方面，可供后人考证元代前期政治、民生及御史台建置之用；《玉堂嘉话》八卷，所记为王恽两入翰林时所见所闻，包括唐宋及元代有关翰林院掌故、文诰礼仪及词馆制度诸事，足以显示翰林院典制沿革，可补史阙。卷二、卷三中摘记王恽亲见元灭宋时所收宋内府书画二百余幅，不见于他书著录，是研究古代书画流传端绪的重要资料。

王恽著述所载，多为其仕宦吋亲身经历或耳闻目见，有关时事之作尤为疏畅详明，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元代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举凡僧侣儒道、游侠义士、达官显贵、商贾百工之流，包括法律规章、经济刑罚、人文典故、咏物怀古、交往行谊、游山玩水、风俗习惯、医药葬俗、送别赠答、渔猎农耕、祝寿碑文、上疏事状等素材，王怦在其著述中均有意识地予以记载和保留，是明修《元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不但为后人研究元代文学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具有文学上的研究价值，亦具有史学、文献学和科技发展史上的参考价值。《秋涧集》屮也体现了王恽对元朝治乱兴衰、政策得失的思考和建议，其作品中所蕴涵的经世致用思想，更是发人深省的。

在整个元朝的诗文作者中，王恽是不容忽视的，其作品文笔流畅，内容多关注国计民生、吏治得失，涉及元初重大历史事件。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所著《玉堂嘉话》时说：所记当时制诰特详，足以见一朝之制，其他论事诸作，有关时政者，尤为疏畅详明。

另外，郭晓燕还在《简论<中堂事记>及其史料价值》一文中指出，《中堂事记》对研究元代典章制度，尤其是蒙元初行中书省官制的源流沿革有着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其一，保留了原始档案和诏令，有重要的史料学价值。其二，可订正、补充史料之误漏，有校勘之价值。其三，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地理史料，对认识元朝区域内自然环境、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城市布局有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总之，《秋涧集》融汇了王恽个人的仕途经历、政治理想、学术观念，为我们研究元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保留了翔实可靠的资料和史实，为研究元前期历史和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在文献学与历史学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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