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下）
李贵录，男，汉族，1960年12月生于河北井陉，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现任韶关学院人事处副处长、研究员。兼任韶关市历史学会秘书长、韶关学院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第五章 三槐王氏艺文征略
三槐王氏作为一个以文化传家的士大夫家族，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学术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家族的主要成员，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都雅善诗文。现将北宋时期三槐王氏家族成员的著述，考述于下。
一、王祜
王祜有著述，有文名，与王祜孙子同辈的石介有诗云：“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独步，投篇动范呆，落笔惊王祜。”说明了他在当时的诗坛、文坛是有较大影响的。只是其著作今已不传，只有残篇断简留存。其中有文一篇，诗四首。
其文作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二月，是弹劾胡旦的。胡旦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状元，当时在朝中的官职是右补阙、直史馆。王祜奏章云：
胡旦幸以常材，谬登上第，职在史氏，身列谏垣，而乃献颂明廷，发泄私愤，谤谢圣代，指斥大臣。躁人词多，前典尤戒；下流讪上，先儒所恶。宜加窜逐，以肃缙绅。
这件事的缘起是，胡旦向皇帝上《河平颂》，意图歌颂太宗之德。胡旦在文中称：“贼臣(卢)多逊，阴洩大政，与孽弟廷美，咒诅不道，爰构大难，赖天地社稷之福，圣皇之灵，觉而黜之。强臣(赵)普，恃功贪天，违理背正，构豪杰之罪，饰帝王之非，榛贤士之路，使恩不大赉，泽不广洽。”还有“逆逊投荒，奸普屏外”等语。太宗弟廷美之事，当时颇多暧昧，太宗不喜人道，而胡旦却偏端出，犯了入主之忌，这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以至于惹得太宗大怒，把他从前的劣迹又诉说了一遍：“旦词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历试外任，所至悉无善状。知海州日，为部下所讼，狱已具，适会大赦，朕录其才而舍其过，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旦岂宜尚列侍从耶?亟逐去之。”因皇帝把胡旦之文下到了史馆，王祜当时是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才有上述奏章。这次上奏，固有希合太宗之意，也与其为人有关，同时也是胡旦躁进、咎由自取。
王祜存诗四首。因内容较少，故全部引录。《南阳鄭诗》：
置酒向南宫，分明将将雄。指踪为****，大国赏元戎。似续惟人杰，危忘尽狗功。贤哉垂俭德，千古仰清风。
这首诗是写鄭侯萧何的。萧何为西汉功臣****，初封之地在沛郡(今江苏沛县)，后嗣移封于南阳之鄭，故城在湖北光化县北，北宋属襄阳府。王枯曾于北宋初知襄阳，故有此诗。
《赠率子连》三首：
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巅。
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深云三十年。
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深云三十年。
古星当崖映日间，年年常伴白云闲。
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
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
心意逍遥物莫知，山申山下识人稀。
想君绝虑离尘土，不是王乔即令威。
想君绝虑离尘土，不是王乔即令威。
率子连（？—980），又称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他居于因荒寂而无人肯住的紫虚阁，此地以前是魏夫人坛。王祜知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与之交，并赠以诗。率子廉好酒，常醉林间。一日忽谓众曰：将有所适。众寻之，则已死。时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葬岳下。未几，有僧自京还，附子廉与众书，验其书，乃死之日，“发其冢，杖履而已”。诗中描述了一个居于高山之上的隐士，与白云相伴，如同仙人一样“心意逍遥”，不求人知。
另外，《全宋诗》尚收有王祜的两个断句：
一曰：花片已随山下水，云层虚锁河申春。
二曰：诗狂直欲吞云梦，酒渴何妨吸洞庭。
二、王旦
（一）诗作
王旦平生不以诗称，所以他作过多少诗、有无诗集，都无记载，现在能搜罗到的他的诗已非常少。
1．《禁林燕会之什》。
喜缀真仙燕禁林，玉堂新事好供吟。天章刻石兴风雅，宸翰书牌耀古今。势逸夺回龙凤计，调高流入管弦音。光凝玉單琼浆润，冷布花砖药树阴。地贵每朝金殿近，景清如到玉壶深。得陪嘉会荣观大，虔效賡歌乐圣心。
时王旦为右正言、知制诰。
2．无题。
祖先敦行家声远，重庆儿孙真学文。励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云。
王旦侄子王睦、王质幼而好学，王旦看到他们的诗赋后，作了这首诗，激励他们。
3.《南恩州西楼》。
江楼横玉虹，西山罗画屏。荒城斗样大，此楼何峥嵘。炎岭状陇蜀，三州通蓬瀛。人烟几村落，数点如晨星。谁谓海一涯，好山无数青。
《咏花》。
迥与群芳异，舍芳向暮春。
不如松柏木，常保岁寒新。
不如松柏木，常保岁寒新。
(二)著述
1．著作。
(1)《国史》一百二十卷⑤，已佚。
(2)《文集》二十卷，已佚。
2．文覃。
王旦的文章，尚有一些留了下来，但多是应制之作，可搜罗到26篇：
(1)《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册文》(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卯)。
(2)《上圣祖圣号仙衣册》(天禧元年正月壬寅)。
(3)《宣祖昭武睿圣皇帝加谥册文》(天禧元年正月九日)。
(4)《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祐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册文》(天禧元年正月辛亥)。
(5)《太祖加谥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议》(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一日)。
(6)《太宗加谥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议》(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一日)。
(7)《文彦博男宗道可承事郎制》。
(8)《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范镗可依前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充监察御史里行制》。
(9)《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丁执礼可依前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兼监察御史制》。
(10)《司天监灵台郎王利宾钱子善可并特授守司天监主簿制》。
(11)《右监门卫大将军世阐第三女婿郑敦临可将作监主簿制》。
(12)《提举茶场故太子中舍李杞长男珏可将仕郎试将作监主簿制》。
(13)《莱州莱阳县尉侯通可守将作监主簿制》。
(14)《请举乐奏》(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十二日)。
(15)《请于京朝宫中选宗姓者充宗正寺官奏》(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三日)。
(16)《乞减免曹济徐郓广济淮阳六州军夏税奏》(天禧元年四月)。
(17)《谢三伏早出表一》。
(18)《谢三伏早出表二》。
(19)《贺人礼上启》。
伏审涓辰，已谐礼上，恭惟庆慰。某官清才出类，高识迈伦，早膺桂籍之荣，迟被藩司之任。伫闻茂绩，别就选抡。掖守穷边，难亲英范。其于瞻颂，莫尽敷陈。
(20)《吴氏族谱引》。
余见故家旧族，语及谱，问其先世，则懵然不知。呜呼!此谱学不讲之弊也。且豺獭皆知报本，人灵于物者，不知祖宗之所自出，枝派之所由合，亲疏之所以别，昭穆之所以序，豺獭之不如也。吴氏始于周，泰伯仲雍封于吴，子孙以国为氏，历今千百年，以嗣以续，如视诸掌。其子孙之得大可知矣。余嘉其克绍先志，僭为引。景德三年秋八月上浣之吉，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王旦书于长安向阳精舍。
(21)《颜回字子渊鲁人赠兖公今进封兖国公赞(题下原署：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臣王旦撰)》。
贤哉子渊，惟仁是好。如愚屡空，邻几睹奥。用行舍藏，与圣同道。封岱丁辰，益兹尊号。
(22)《闵损字子骞鲁人赠费侯今进封瑯琊公赞》。
子骞迭者，闭阉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无间言，道亦希口，公衮赠封，均乃天庆。
(23)《大宋封祀坛颂(题下原署：天书仪卫使、封禅大礼使、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实封贰千一百户臣王旦奉敕撰)》(大中祥符二年七月)。
(24)《祀汾阴坛颂并序》(大中祥符三年)。
(25)《祀昊天上帝玉牒文》(原未署撰人。据《宋会要辑稿》“礼”二二之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九，此文为王旦作。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亥)。
(26)《某神奉安祝文》。
祠庭嗣新，貌像栽肃。日时甚吉，肴核具陈。神乎来哉，以有安宅。尚享!
三、王质
王质有诗文及著述，据苏舜钦记载，特别欣赏王质的杨亿（974—1020）“以公诗句手写扇上，众争玩之，由是名称益大”，然其诗歌都已失传。
王质的奏疏，还有若干片段留了下来，现介绍分析如下：
1．《请引见磨勘差遣人不豫进文字奏》。
伏见先朝审官、班院、流內铨引见磨勘差遣人，并临时取旨。自天圣垂帘之后，皆前一日进入文字，内中批定指挥。其间虽有功过，有司不敢复有所陈。今请如先朝故事，更不豫进文字。并于引见日，面与处分。
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王质为判吏部流内铨时，曾上此奏。又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一三。
2．《乞许两制官过从往还奏》。
谏官例不与臣僚过从。今请除二府不听谒外，其两制官并听往还。
下云“从之”，题前标：(庆历七年)十二月，知谏院王质言。然王质病逝于庆历五年，不可能在两年后还上奏章。这有两个可能，一是《宋会要辑稿》把时间弄错了，另一个可能能是把人物弄错了。其实，从现有的资料看，王质从未“知谏院”，而且，也未见有与他同时、同姓同名的人的记载，姑存之。
3．《乞勿原杀人取赀盗贼疏》。
盗杀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坏其党，且许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杀人取赀而捕获，贷之，岂法真意乎?
著述有《宝元总录》一百卷。据范仲淹云：王质“兼通佛老微旨，撰《宝元总录》一百卷，皆圣贤穷理尽性之说。”而苏舜钦则云王质“采古今练形摄生之术，著《宝元总录》一百卷”。二人所言略有不同，大略是言佛老之旨无疑。书已佚，不可复辨其详。
四、王素
王素一生写了不少诗文，但大多未能留下来，只有数首诗与片段文章，如沧海遗珠。兹为考述如下：
(一)尚存数首诗，分别见于以下书籍。
似去华胥国里来，云霞深处见楼台。月光冷射鸡窗急，惊觉游仙一梦回。
虚碧申藏白玉京，梦魂飞入黄金城。何时再步烟霞外，皓齿青童已扫厅。
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尝记王素云：“一日，欲作奏论事，方据几秉笔，则瞑目思睡，乃就枕。梦至一处，殿上有绀服翠冠，与公对揖，绀服者谓公曰：‘公弃去仙局，下谪尘世未久也。吾即玉京黄阙东门侍郎，公即西门侍郎也。公向以奏犊玉帝，语伤鲠讦，暂谪下世。今公欲作奏论事，事有大利害，更审之而后诤也。’公曰：‘诺。’立顾左右送公归，乃悟。夜已三鼓，乃索笔，书一绝于窗云……后出镇定武，亦以惠政称。晚岁思玉京之梦，乃为诗……”清厉鹗《宋诗纪事》载前诗，惟诗中“一梦回”，作“梦一回”，并设题为《述梦》。
李膺破柱檎张朔，董令回车击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无?
魏泰《东轩笔录》云：“至和中，陈恭公秉政，会嬖妾张氏笞女奴迎儿杀之。时蔡襄权知开封府，事下开封穷治，而仁宗于恭公宠眷未衰，别差正郎齐廓看详公案。时王素为待制，以诗戏廓曰：……廓知事不可直，以简报王曰：‘不用临坑推人。”诗中引东汉****不畏强权的典故，虽为戏谐，亦有深致。
三载勤吏职，去思乏吐谣。还随半夜月，又趁五更潮。骛掉辞枉渚，扬帆信归飙。山阴多胜托，小隐欲相招。
诗作未云写作时间，然王素任职江淮，且达三年之久，只有宝元三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知宿州。可以断定，诗当作于庆历二年离任之时。
当日蒙尘历险难，得逢苍翠喜开颜。吾皇高拱岩廊上，只爱生灵不爱山。
此诗亦无写作时间，诗后注引自《汉南府志》，当是王素于宝元二年(1039年)知鄂州时所作。
妃子当时已尘土，华清今日尽荒凉。后人不管唐成败，犹自严扃道御汤。
诗亦无写作时间，诗后注引自《临潼县志》。止地为西行必经之路，王素曾数度往来，不知诗作于何时。然王素曾于庆历五年知华州，如定诗作于此时，较为合理。
宽猛三年无枉理，公私兼济不欺心。如今受代朝天去。遮路人人泪满襟。
阮阅《诗话总龟》云：“王仲仪镇真定，惠爱在人，罢日，攀辕卧辙不得去。《题村寺》曰……”诗当作于嘉佑元年至四年(1056—1059)王素知定州时。
(二)著述。
1．《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已佚。
2．《经验方》三卷，已佚。
3．《文正王公遗事》一卷，今存百川学海本。《宋史·艺文志》题为《王旦遗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魏公遗事》四卷，右皇朝王魏公旦相真宗，其子素录遗事，凡五百条，分四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文正家录？一卷，端明殿学士王素仲仪记其父旦言行遗事。”这些书名看似不一，但应该是同一本书。而且，从南宋开始，已经不全，只能汇为一卷了。
（三）《全宋文》尚留王素几篇文字。
1．《代僧契嵩进传法正宗记等札子》(嘉祐六年十二月)。
臣今有杭州灵隐寺僧契嵩经臣陈状称：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门浅学各执传记，古今多有争竞。囚讨论大藏经论，备得禅门祖宗所出本末，囚删繁撮要，撰成《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并画《祖图》一面，以正传记谬误。兼旧著《辅教编》印本一部三册，上陛下书一封，并不干求恩泽，乞臣缴进。臣于释教，粗曾留心，观其笔削著述，固非臆说，颇亦精微。陛下万机之暇，深得法乐，愿赐圣览。如有可采，乞降付中书看详，特与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
文后注引自《传法正宗记》卷一、《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一，又见《罗湖野录》卷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八。
2．《久藉帖》。
素再拜启：陕右久藉才德，宣布天子之惠，一方安肃，实解朝廷西顾之忧。然偶淹使麾，舆仪甚郁。想进用之命，不出旦夕，伏冀宽以处之，前迓宠数，少慰门人之望。幸甚，幸甚!素再拜。
文后注引自《宋人法书》第二册。
3．《文正王公遗事序》。
先公相国文正魏公会遇二宗，践两禁，为元弼将三十年。丰功大业，宏材硕学，上辅真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称太平宰相，勋书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拟议也。然公捐馆，素未成人。泊从官立朝，或闻于缙绅，或传于亲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诸遗稿，史官未备、理文未悉者窃自记录，仅乎成编。至于殁后追崇，识者议论，保守家法，训戒子弟，可为世范，咸附卷末。尚有遗落以增广，使我先德。炟赫不坠，光圣世得贤之盛，得吾门，贻谋之美，垂之千古，不其伟与!涕泣濡毫，具以实载，幼子素序。
文后注引自《王文正公遗事》卷首，左氏百川学海；又见《丽宋楼藏书志》卷二六。
4．《彭州堋口镇新修塔记》(嘉祐五年十月)。
两川之大府曰成都，成都之属郡曰天彭，天彭有镇曰堋口；堋口有寺曰镇国。山盘九折，江析二派，乃膏腴之上地，真神灵之奥宅。净慧大师保聪，郡人也。嗣平润法师住福昌禅院，严持戒行，广兴佛事，皆口口记，此不复书。净慧往来堋口，栖止镇国，窃爱胜境，思结善缘。乃与邑人耿符等议，建无垢净光法舍利塔一座。自甲午年至庚子告成。陶甓构材，费逾巨万。凡十三级，高二十四仞。其间复置九十口口塔。以《陀罗尼经》匣其中。屹屹宝势，凌井络之高；巍巍福基，壮坤维之重。岷山可摧，塔不可毁；蜀江可口，口不可坏。信乎诸天云奔，散花而赞叹；百神岳立，持戟而拥卫也已。夫诸佛设教，非欲崇大厦，起口口口口口口以自严奉。盖念众生处世，沉没爱网，造作黑业，轮转诸趣，莫知休息。使口我相者，发慈悲口口；口其财者，灭悭贪之迹。其悟空性，咸法身，含生之灵，根智各异，岂可同语也?今是塔有蹑一阶。设一口口口口施一供。慈悲之念发，则拯济一切；悭坛之迹泯，则饶益有情。净慧之意，岂徒然哉?况口口在宥，声教所被，穷荒极幽，草木昆虫，率遂其性。而吾民舍伪邦，归圣世，击壤畋亩，不识兵革，口孙承承，安至白首。陶王泽之口润，知帝力之何有。宜乎树妙果，祝皇龄，乐休口口，世济福寿之域者焉。净慧向游都下，乃予故人，恳丐鄙文，永昭乐石。乃敢直书，以谕远俗，使向口释氏，爱戴朝廷，不其美欤！嘉佑五年十月十二日，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口都军府事兼管內前道劝农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屯驻泊本城兵马钤辖、上柱国、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王素撰。朝奉郎、守尚书虞部郎中、知彭州军州、管辖驻泊兵马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沈纯书。朝奉郎、守太常博士、通判彭州军州兼管內劝农事、提举渠堰、骑都尉、借绯常溥篆额。
文后注引自《北京图书馆藏拓片·各地》五三二四；又见《嘉庆彭县志》卷九。(文中空格为原文所缺)
5．王素于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为侍御史时奏言：
乞依贾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细，较计所入所出之数，省罢不急。
这件事，皇帝让韩琦与张若谷、任中师同三司详定，****还是听从了王素的建议。
五、王毖
今存诗一首。
垂虹亭：长桥千步截江洄，虹影随波彩翠开。谁与上皇传信息，定从此路入蓬莱。
六、王端
今存奏议二篇。
1．《论以无过谴迁官之弊奏》(天圣六年)。
法用举者两人，得为县令。为令无过谴，迁职事官、知县；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举者两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偶幸无过，辄信而迁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因仍弗革，其弊将深。
2．《乞功卿子弟从莅职日方赐服奏》。
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尝莅事，而锡服与年劳者等，何以示劝?请从莅日始。
七、王恪
今存奏议一篇。
《乞为亡殁父母统持五十四月服奏》(庆历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准御史台告报，令受服阕敕告，遂陈状以母安康郡君吕氏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父司封郎中雍当年七月九日相继亡殁，乞通持十四个月服制。令再准告报，不许通持服制。臣等父母继殁，亦止通服三年，在孝子罔极之心，实所难忍。若朝廷以素有典制，恐遂更张，即乞不以为例。
八、王克
今存文一篇。
《书石刻浑忠武王本传碑阴》(熙宁五年四月)。
王昔封咸宁，克今幸守此邦，实王之故国。拜谒祠下，仰瞻庙貌，慨然永怀。惟王有不世之功，勘定唐难，忠义感发，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奋然思立；而遗休余烈，旧俗无传。今虽措诸文辞，不足发扬称赞，因取国史本传刊之，以为后世观。熙宁五年壬子四月丙寅日。
九、王巩
王巩一生勤于著述，勤于吟咏，留下不少诗文著作。其诗连大文豪苏轼都十分佩服，《墨庄漫录》云：“王定国持诗与东坡，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于公。”可惜他的诗文著作大多已散佚，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
(一)著作。
1．《文集》，已佚。黄庭坚曾为王巩的《文集》作序，略云：
元城王定国，洒落有远韵，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时所与游尽丈人行或其大父时客也。生长富贵，其嗜好皆老书生事而不寒乞，诸公多下之。其为文章，初不自贵珍，如落涕唾，时出奇壮语，惊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夺官，流落岭南，更折节自刻苦读诸经，颇立训传以示意得。其作诗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欲以长雄一世，虽未尽如意，要不随人后。至其合处，便不减古人。
2．《论语注》一O卷，已佚。秦观为之序，略云：
定国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游，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饮无度，不复以笔砚为职矣。而定国至宾，益自刻励，晨起入局，视盐税之事唯谨。退則穷经著书，或赋诗自娱，非疾病庆吊辄不废。七年，罢还，诣东上閤门奏书曰：“臣无状，幸缘先臣之故，获齿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无以自赎，间因职事之暇，妄以所见，注成《论语》十卷，未敢以进。惟陛下裁哀之。”明日诏御药院，取其书去，未报而神宗弃天下。呜呼! 自熙宁初王氏父子以经术得幸，下其说于大学，凡置博士，试诸生，皆以新书从事，不合者黜罢之，而诸儒之论废矣。定国于时处放逐之中，蛮夷瘴疠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论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闻之取其书，非其气过人，何以及此?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于斯言可信。
王巩与王安石的“新学”观点看来是大不相同的，因为王巩这部书秦观看过，《序》中说王巩“乃以副本来属予为序”，所以，其中的观点，秦观肯定是知道的。
3．《甲申杂记》一卷，清人所修《四库全书》收入王巩此书，提要说：“是书于朝章国故及名人佚事、草野遗闻，纪载庞杂，似补《近录》所未及。至文之不支不蔓，在宋人小说中为上乘之作。”此书在当时已受人重视，有引录者。如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八，即引其“刘挚死新州”事。
4．《闻见近录》一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录，云“宗正丞三槐王巩定国撰”。马端临《文献通考》录入。宋代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即引录“王械”事。清人收入《四库全书》。
5．《随手杂录》一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录，称：“《清虚居士随手杂录》一卷，王巩定国撰，待制素子，张安道之婿。”《四库全书》收入，提要云：“是书页数不多而记载尤极庞杂，如返婚梦应善恶果报等事，近于神怪，类属无稽之谈。然唐人小品中往往有之，或亦讽世警时，寓意劝惩之作也。”
6．《乐全先生张公(方子)行状》，今存。
另外，《知不足斋丛书》还收有《清虚杂著补阙》，是南宋时王氏后人王从所辑，文末云：“乾道四年(1168年)夏六月，以同舍吴君一能本校《闻见》、《甲申》二录，所阙凡二十六事，录如右。从续记。”
王巩的著述，除上述外，在《宋史》中还有些，时王巩为宗正寺丞，为玉牒所事上奏章。王巩奏章云：
玉牒十年一进，并以学士典领。自熙宁中范镇进书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庆历中张方平修进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乞别立法，其修玉牒及类谱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
（二）诗歌
王巩有《诗集》，已佚，苏轼曾为《诗集》作序，《王氏宗谱》云：《诗歌》有四卷。苏轼序略云：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阮盹焉真一老农夫也。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穷山水之胜，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王巩的《诗集》虽然已佚，但还是有一些存了下来，由于篇数比较少，在这里一并予以引录。
1．政和二年（１１１２年），苏辙在许昌逝世，王巩为作挽诗三首云：
忆昔持风宪，防微意独深，一时经国虑，千载爱君心。坤道存终始，乾纲正古今。当时人物尽，惆怅独知音。
自注云：元祐中，议册后，宣仁御文德殿发册。公语余密告吕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兹不可启。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诏宫中本殿发册，时人无知者。
已矣东门路，空悲未尽情，交亲逾四纪，忧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泪横。蜀山千万叠，何处是佳城?
自注云：公前年寄书，约余至许田，曰：有南斋翠竹满轩，可与定国为十日之饮。此老年未尽之情也。
静者宜膺寿，胡为忽梦楹?伤嗟见行路，优典识皇情。徒泣巴山路，终悲蜀道程。弟兄仁达意，千古各垂名。
自注云：公与子瞻尝泊巴江，夜雨，相约共游蜀，竟不果归。今子瞻葬汝，公归眉。王祥有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
张邦基在作了记叙后说：“右三诗，予在高邮，于公之子处见其遗稿，因录之，皆当时事。今公之后邈然，家集不复存，惜其亡也，因附于此。”
2．王巩游池州(今安徽贵池)时，曾为那里的萧相楼题诗。萧相指唐朝宰相萧复，萧复曾为池州刺史，建楼贮九经书。及人相德宗，论卢杞奸邪，出为江南宣抚。萧复刚直，颇有时誉。此楼后经大诗人杜牧重修，取名“萧相楼”。王巩诗云：
卢杞奸邪四海忧，相君邦国自同休，分符朝去云中阙，开府南来江上州。百尺楼高瞻故国，九华山色倚晴眸。定知直道传千古，杜牧文章在上头。
3．《过池阳》。
不见当年两翰林，江天为我结层阴。九华门外柳三丈，萧相楼前松十寻。
自注：两翰林为滕公甫、钱公勰也。
4．《齐山僧舍》。
竹密通幽境，横桥逐涧斜，阴崖耸珪璧，古蔓引龙蛇。寺僻虚僧磬，亭荒足兔置。紫微今不见，著意采黄花。
齐山在池州境内。唐时杜牧为刺史，曾作《九日齐山登高》诗，其中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名句。
5．《湘山光孝寺》。
半岭风吹草木香，落阶花雨送春忙。从师远借云庵卧，还我平生午枕凉。莲社缁黄常得伴，盐门妻子亦相将。化身欲似河东柳，更向山头望故乡。
此诗约作于王巩贬宾州时。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柳宗元在柳州，有“若为化得身千亿，洒向峰头望故乡”的诗句，故王巩化用其意。
6．《全州卷烟阁》。
长江萦村若练带，晴岫插天如画屏。山清水秀两奇绝，道人对此开禅扃。红尘一点飞不到，举手高可摩天星。
此诗应作于王巩编管全州时(1098—1101)。
7．《寄桂州张谏议和永叔》。
桂林太守几时行，泛汴桃花浪已腾，目极云阴低远树。夜寒风急乱春灯。巢呜翡翠愁无限，水宿鸳鸯冷不胜。阳朔山前好峰岭，为公怜爱万千层。”
此诗亦应作于被贬宾州时。时知桂州为张颉。张颉于元丰三年(1080年)闰九月，以“朝奉大夫，直龙图阁知桂州。”
8．《欣欣亭》。
清湘北郭崇岗路，松竹年来定几围。我亦临淮筑新宅，与君万里对柴扉。
此诗当作于王巩定居高邮之后，属晚年之作，故有“临淮筑新宅”之语。
9．《寄山谷》。
北海未常樽有酒，冯罐何止食无鱼。黔州梡脱无蒸饼，自合官称削校书。 (注：山谷既饭素，在馆中时多食东华门蜿脱蒸饼。后徙黔南，王定国寄之以诗云。)
黄庭坚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是在哲宗绍圣初，王巩此诗当作于此后不久。
十、王靖
有著作。今存诗一首、断句一。
著作：《广东会要》四卷，已佚。
存诗：
蜀道新持使节优，南昌更命按诸侯。江山秀入行台晓。风月吟余泽国秋。宽弛茶租吴俗富，兴酾渠利晋人讴。送将莫讶迟留处，浩穰敲喧讼牒稠。
这次送行，是一次文人的大集会，许多人以同題赋诗，有陈升之、章衡、崔公度、李柬之、吕嘉问、毕仲衍、王汾、滕甫、余中等四十七人之多。这些人中，很多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陈升之曾为宰相，章衡、余中是状元，王汾是****人士诗人王禹偶的孙子，吕嘉问、滕甫(宇元发，以字行）也都是一代名臣。所送的程给事，即程师孟(1009—1086），字公辟，吴(今江苏吴县)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累官知广州。召为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出知越州、青州，授光禄大夫，致仕。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程师孟出知越州在神宗熙宁年间。
句：欲往海上吞鲸鲵。阮阅记载：“王靖效苏子美作壮语曰……”
十一、王震
(一)著作。
1．《阆苑记》三十卷，已佚；
2．《元丰怀遇集》七卷，已佚。
南宋周必大，曾作《元丰怀遇集后序》，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这本书的内容。序云：
吏部尚书赠少师王公子发，序其西掖制草谓：自高祖晋公、曾叔祖魏国文正公以及其身，世掌丝纶，名集曰“怀遇”，而不曰“荣遇”者，谦也。恭惟太祖、太宗，削平僭乱，勃兴文治，士生斯时，以登畿为荣。而晋公知制诰，在乾德之三年(965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真拜舍人，雍熙末出院。才四岁而文正已践父官，盖淳化二年(991年)也。至道二年(按：应为三年，997年)，章圣即位，乃迁內相。父子继遇明主，出风雷之令，鼓舞多士，缙绅荣之。后八十余岁，当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公复绍高曾之业。越二年，进给事中。是时裕陵董正治官，文章焕焉可述，宣仁、哲庙大收人才，协成初政，润色之功尤多。盖三世代言，俱接武于两朝，可谓荣也已矣。
这篇序是王震的后代曾孙王淹，在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为庐陵郡丞时，把这个集子给杨姓太守看，杨太守看后“悦之，将刻板布之四方”，因为周必大在绍兴、乾道(113l一1173)间曾做过知制诰工作，所以才请他为之作序。这番曲折，在周必大的序言中，都做了说明。这让我们知道，王震做中书舍人是在元丰六年十月，并且一做两年，才晋职为给事中。在《宋史》本传中，却没有记载王震做中书舍人的时间。
王震做中书舍人时所写的制词，也是颇受人推崇的，周必大在文章中也做了评述，并把他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相提并论。文曰：
昔官制初行，舍人曾南丰也。一日除郎、御史数十人，公为都司付制，吏部读而叹曰：“本原职守为之训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谓欲知公制词之美，此数言尽之矣。岂所谓夫子自道者耶?至于追爵荀况、扬雄、韩愈三制，简古明粹，殆与西汉诏令相为表里。呜呼!盛哉!
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王震是作过制词的，而且文辞古雅，很有神采。
《元丰怀遇集》实际是王祜、王旦、王震三人做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时的制词的总集。此集“凡七卷，制词四百余首”，末卷收录之文十八篇已非制词，但按北宋当时的习惯，仍可列入当制之词。到南宋，这种风气才改变。周必大在《后序》中也说得明明白白。
(二)佚文。
《南丰文序》赞曾巩文章云：“南丰之文章标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期，猛兽之抉，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亦记有王震的一段制词：“东坡谪黄冈，元丰末移汝州团练副使，制词云：‘苏某谪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坡甚叹服，盖王子发词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与王子发同僚，和子发诗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盖为此也。”
(三)诗歌。
王震存诗二首。清代厉鹗《宋诗纪事》载王震诗一首，在乍者介绍里，称他为“开封人，定国之侄”是不错的，但后面却说他在“大观间，知蔡州”，恐怕就是弄错了。“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为1107—1110年，这时王震早已去世，是不可能再知蔡州的。
1．《雪》。
未送余寒归嶰谷，先传春信到花丛。侵凌竹色回新绿，点注梅梢破小红。
2．《梳洗台》。
俗缘磨未尽，空山傍妆台，溪云惹粉黛，岩花宝靥开。
十二、王需
今存诗一首，《五台山谒真祠》。
真人庙食占兹城，欲乞丰年在至诚。五马腻车恭款谒，丰香烈火报登平。犬鸡仙去遗丹灶，鸾鹤飞来认翠旌。既就金方留世了，终闻玉帝录功成。
十三、王古
著述：
1．《劝善录》六卷，已佚。
2．《法宝标目》十卷，今存《弘教藏》结字函第八册，亦见于《褪字藏》第三五套第五册，皆题作《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3．《道院集要》三卷，有明嘉靖三十三年晁溧宝文堂刻本，题作《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下云：王古删定。存《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亦作“删定本”。
4．《新修往生传》，见《续藏经》乙编第二二套第三册。
存奏议二篇：
1．议礼。
奉上二帝徽号，升柑四后神主，其事则殊，其为宗庙大礼一也。今升柑不发册，則大庆廷授上公、载辂、仪卫、鼓吹等，亦皆缘此而罢，止于太庙有司摄事而已。则加号之礼显，升柑之事隐，盖发册之礼虽为柑庙之节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发册而后显。今既行升柑而反废其重礼，恐万方现听或有以轻重议朝廷者矣。或谓故事，用册者皆以改上尊谥或字有增损之故，今四后谥无所改，则不可用册。然臣以为，郊庙用册，其事多矣，非必至于增改谥号而后可为。今自别庙而升，始正帝后同室之位，决历世之疑议举宗庙之大礼，据经稽古，至陛下而后定，其事至重。顾使减于谥号增改，使有司止以常祝告庙，此臣所以疑而未敢决。臣愚以为，朝廷苟欲姑徇礼官之议，今不用册，则乞稽参典故，凡行礼之节，务致隆极，使较然以异于常享，庶几上副致严宗庙之意。
元丰六年(1083年)，“加上仁宗、英宗谥，因升祔四后，初议不发册”，王古故有此上书。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乃诏升祔比庙，亲祠用竹册”。
2．上言。
乞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妇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锡命驭神，恩礼有序。凡古所言，皆当于理，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
熙宁年间，“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王古为此上书。
不过，有时王古的一些见解就显得有些迂腐了。元丰末年，晋州教授陆长愈建议，近期已封孟轲为邹国公，“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皇帝把这个建议交给太常寺评议。王古与王杰、叶均等认为：“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其实他们都忽视了，历朝配享孔子，早已把一些对儒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列进去了。结果，礼部反击说：“唐至今，以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岂必同时人？”这一下，他们被呛得直是没话说。皇帝听从了礼部的意见。
今存诗一首，《妙峰寺》：
修径转岩阿，危亭临木杪。清明江练直，紫翠山屏绕。林峦献奇秀，图画极天巧。松杉韵轻风，笙箫奏云表。心知游鱼乐，目送飞鸿杳。浮生黄粱梦，幻事何时了。惟应观胜妙，坐可清纷扰。岂须登泰山，闲看诸峰小。
陆心源云：此诗引于《旧江西通志》，应是王古知袁州时的作品。
三槐王氏能够维持长盛不衰，与家族的文化传承有重要的关系。虽然其家族成员的文化成就不是特别突出，但也代不乏人，在宋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方面，王彻开了一个头：、他以状元及第，奠定了家族的文化基础。王祜虽非科第出身。但笃志词学，以文章“名闻京师”。至王旦之后，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准都比较高。“弃其绮纨膏粱之，而跌宕于图书翰墨之间”成为三槐王氏子弟的生活习性。在文化上的不断进取，是保持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保证。
但也要看到，三槐王氏家族成员，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学士。他们出于维持、扩大家族影响的目的，更重视在政治生活中展现自己的才能，以期能置身高位，提高家族的声望。只有王巩，可以看作是家族的一个文化符号，他是官僚时代家族中惟一具有浓厚的文人习气、文采风流迥出流辈的文士。他的生活道路以及与苏轼兄弟的交往，无不具备了文人的洒脱不羁的性格特征。从这一点上说，他像是家族的一个异类，但也给家族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使这一家族由一个传统的官僚世家，向文化世家归依。
三槐王氏成员生活于一个文人喜欢写作诗歌的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诗文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经历了时间的磨蚀，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已经失传，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笔者经过努力，也只搜集到这么多。
第六章 三槐王氏的家族生活
第一节 “文正遗训”
三槐王氏由王祜开创奠基，但使之开始名扬天下的人物，还是王旦。王旦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之成为北宋著名的大家族。正因如此，王旦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成了家族真正的“开山祖师”。他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遗训”，成为三槐王氏重要的“家族文件”。
据《宋元学案补遗》卷三记载，《文正遗训》全文如下：
谨家谱，为孝之大。
谱图祖父子孙相传世系、行名、字号或绝继、迁徙，俱要开载明白。
朝命名文如诰、敕、碑、记、诗歌之类，俱当考录传后。
坟墓、松楸、祭田、产业，一一考录存下。
祠堂、祭器，须随时随置，不许相互推委。凡借人私用者，是袭渎祖宗也，以不孝论。
子孙出入必告祠堂，朔望必须约齐拜谒，四时有祭，忌辰有奠，此大事，不可怠忘取责。祖宗遗像衣冠书箱器用，皆神灵手泽之所存，务要珍藏得好，方为至孝。
春秋祭扫，须有力者轮流主之，若无力，止清明一祭可也。
子孙无后者，当于行次该继者继之，不可以孙为子。以弟为兄，有乖名分。若异姓义男，紊乱宗族。此必妇人之见，合族攻之，至戒至戒。
人家要子孙为宗祀之重也，如妻不生子，当为置妾、置婢，再若不生，须以亲房侄继，挨次行之，方无争讼。
子孙不守士、农、工、商，而感于僧道及下流无耻，为人奴隶，犯奸作盗，致干有司杖徒以上，即削去其名，不许登谱，亦不许与祭宴之列。
子孙婚丧嫁娶，贫乏不能自举者，有力子孙当曲周之。若有被冤等事，力不能申理，代为申理，即祖宗在天，亦当鉴照。
冬至一节，宗长领子孙男女，齐到祠堂，击鼓三声，参拜四礼，供献酌馔。礼毕，宗长坐于堂东，主妇坐于堂西，子孙男女分立左右，命子弟一人诵家训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为兄必爱，为弟必敬，为妻必顺，毋徇私以伤和气，毋囚私故以绝恩义，毋惹闲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蘖，以乱德性，有一于此，是悖祖宗教训，族共责之。”众一揖而退，饮酒分福，咸礼而散。
冠礼古人所重，须择吉请老成人祝之、教之。女子之笄亦然。
男婚女嫁，自有常札，与其择富，不如求贤。吾家宛邱旧邻胡氏巨富，许嫁女钱某，后因钱贫悔之，经讼不休，官府劝谕钱某别娶。后钱为江淮转运使，胡女顿贫，一夕恚怨而毙，此可为鉴戒也。娶妇亦然，贫家更知俭苦，子孙且记予言。
父母之丧，子孙只以哀痛为主，随力敛葬。如贫穷不任，族申有力者，共乐助之速。决不可久停在家。近日饮酒作乐，异端惑世，皆当痛戒。
祭礼在《记》中最为详确，只是子孙要至诚，荩诚则孝，孝则感通神明可来，况祖宗一气乎？先贤有穆如恫如之说，极为可味。又曰：三牲九俎，不如蔬食菜羹，诚与不诚之故也。
宗祠须洁扫锁闭，要静安为上。宗人穷而无依者，酌与衣食。在近祠处居之，令其看守。
年幼子孙饮酒面赤者，不可令其入祠堂，恐开喧嚷不敬之渐。
子孙建神佛之宇，不若修其祖庙，余力及桥梁道路可也。
子孙有读书守分者，胙肉多分与之。
宗长处分子孙之事，只要均平，便无别说。《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极是处置得法。
子孙入仕须廉平、忠孝。若以理去官，归来祭享，祖宗食之。即不入仕而能耕种生理，心力所至者，祖宗亦必食之。若系磋来，祖宗不食之。
叔伯尊长，当以教养子孙为务，若子孙不遵教训，强暴梗戾，轻則缚送祠堂笞责，重则鸣之于官，不可姑息涵容以致稔恶贻累。
子孙时运蹇薄，理当赒助。若跑马斗鸡，踢球淫赌，歌唱唬喇等事，此皆狂浪作孽，不知稼穑辛苦，生理艰难，不必资之，以长其奸。
子孙之妇入门，****要安详恭敬，恪守妇道，孝亲敬夫，以礼待娣姒，以勤治家，以恩抚卑幼，无故不许出门，夜行必先以烛，如有邪盗凶妒，且送还其父母，令其改省。如有不悛，黜之可也。
诸女未行，当教谕其孝敬等事，若即嫁，不可常接归家，致渠好闲有倚，便生慝心，妨人家业。
子孙家政，断不可与妇人商量，妇人决不许其得与外事，此老夫灌灌之言，尔等记之。
在家训中，王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这可以教育子弟自律、修身、上进，为官不贪，也不准刻意迎合权势，而要有操守。其他大部分内容，也主要是从“敬宗收族”的观念出发，对家族和睦提出的要求。但他提出的妇女不生儿子，丈夫就可纳妾，及“妇女决不许其得与外事”，家中事务决不可与妇女商量，则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是今天必须要批判的思想。
这份家训，三槐王氏历代相传，奉为圭臬，成为维系家族的崇高族规，对三槐王氏的后代子孙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节 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与关系
通过对三槐王氏家族的日常生活考察，很明显有三大特点：
一、家人的和睦相处
三槐王氏虽祖籍是莘县，但王祜已在北宋的京都开封建筑了宅第，王旦做了一些修缮工作。此后他们的籍贯，似乎就成为了开封府。所以有些介绍三槐后人的史料，就称之为“开封人”。这个宅子，成了三槐王氏的发祥地。
王旦三兄弟是共同居住在这一宅子里的，而且，根据史料分析，他们也没有分家，是在一起生活的。据沈括记载：“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飨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飨人所瘦。’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王旦知枢密院时，他的弟弟王旭“在京掌庾，寻奏罢之”，其后就在家中当“总管家”。关于这两兄弟，还有一些其他的记载。《珍席放谈》云：“王文正公宇量鸿旷绝伦，在相府日，未还第，上遣中使赐御酒十器，方逾阃内，劂兄亟令诣国封，首取二壶。其妇曰：‘此上赐也，俟相公归视。’即持去。兄怒，挈梃击壶皆碎，醖流盈地。夫人怒之，不令却扫。公归见之，问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俆语国封曰：‘人生光景几许时?其间何用较计。’余无他言，兄与国封默愧也。”但是，这个故事应是不真实的。王旦为相是在真宗朝，真宗即位于公元998年，一直到景德三年（1006年），王旦才“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两朝国史”，时年五十岁。其兄王懿只活到四十九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看到他当宰相的。
《韩魏公遗事》载：“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俱无一言，但摄衣步人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但文中却没有说他为什么发脾气，比上一则所述少了缘由。这个故事，称其弟“傲不可训”，似乎与他后来勤勉任职的实际情形也不相符。一时发怒，容或有之，上升为一种性格特征，就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应该说，这一记载比上一则较为真实。
其实，文人笔记中，也有王旦与其弟关系很好的记载，如：“王文正公或归私第，不去冠带，人静室中默坐。家人惶恐，不敢复前面，而不知其意。后公弟问赵公安仁曰：‘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公曰：‘见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另一则云：“有货玉带者，持以及门，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日：‘甚佳。’公命系之：‘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公日：‘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也。我腰间不称此物。’亟还之。故生平所服，止于赐带。”这一故事也记载在《宋史·王旦传》里。
这两则故事说明了他们兄弟之间感情深厚、相互关心。如果真的如韩琦所言，王旭“傲不可训”，一向暴躁无礼，那兄弟相处绝不会如此和睦，而其弟也不会有《宋史》中“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义”的评价了。
王旦之兄王懿早世，王旦对寡嫂很好，史称王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他是真正实践了自己提出的家训的内容。
王旦不仅对家人如此，就是对下人，也一样体恤。沈括记载：“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宏，未尝见其喜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饭而已。位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
王旦的后人，只有下一代还能做到这一点，再以后，家族渐大，人口渐多，而血缘也已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史料缺乏，就很难考察了。
王旦的侄子王质，还有先人之风，重视家庭和睦，兄弟友爱。其弟王端被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王质帮忙的结果。王素赴渭州，他欲代行，不果，又令其子随行侍候王素（二事见前文)，就是著名的例子。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以后王巩与王震尚有来往，其余则不见记载了。
二、重视家庭教育
三槐王氏以儒学传家，靠科举发达，所以，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也可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王旦祖父王彻是状元，父亲王枯也很早就有文名。王旦自己二十四岁中进士，这都得力于良好的教育。王旦成为一家之主后，在家中建立了家塾，并聘请专业老师来教。王素记载：“公弟旭判国子监，翰林冯公元为大理评事、直讲。弟白公：元苦学有清节。公乃召见至私第。公每还朝，与弟同坐，命讲《论语》，诸子侍立于席，逾年而毕。”王旦后来还把冯元推荐给皇帝，让他做了太子中允。
王旦不仅请老师，而且还很关心下代的学业。兄子王睦、弟子王质，幼而好学，王旦“一日，览所试诗赋，召之膝下，以诗激奖之曰(略，见前《艺文征略》)，皆拜而出，愈更勤。睦即早夭，质复召试禁中，得进士第”。
对于幼子王素，他更是用心。王素回忆：“素年九岁，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见庭间花盛开，因使赋诗。公观之，乃依韵和曰(略，见前(艺文征略》)，遂出示门人公孙觉，公孙因激励曰：以公之意，尔等岂得不勤学也。”王旦去世时，王素只有十一岁，尚未成人，宜乎王旦怜其幼而自惜老了。
王帏《道山清话》：“魏公(王旦)一日至诸子读书堂，见卧榻枕边有一剑。公问仪公(王素)何用?仪公言：‘夜间以备缓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贼，贼死于此，汝何以处?万一夺人贼手，汝不得为完人矣。古人青毡之说，汝不记乎?何至于是也。吾尝见前辈云：夜行且不可以刃物自随，吾辈安能害人?徒起恶心，’非所以自重也。”
教育有时不仅仅在学堂，日常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王氏既富贵，有些子弟开始生活奢侈，由于王旦生平节俭，最见不得家人衣食华贵，“公每见家人服饰似过，则瞑目曰：‘吾门素风，一至于此。’亟令减损。故家人或有一衣稍华，出于车中，遽易之，不敢令公见”。他自己则衣衫简朴，很能以身作则。“公陪祠东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发之，见所寄衣带以红为之，公怒曰：‘我在，尔已好华如此，欲坏儒风。我死，望汝辈纯素，难也。’亟令送还而易之。”
他时时都会想到对后代的教育。宰相日理万机，平时在家时间不多，但“归飧，必召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语左右曰：‘剩与菜吃!此辈生长公相家，已骄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这些教育都是用心良苦，至于后辈子弟能领会多少，还在于自己的性格与悟性。
三、家产，贫富不均
三槐王氏的主要财产来之于俸禄，有时皇帝也会赏赐一些，如前所云真宗欲封禅，与王旦饮酒，密赐一壶珍珠。吴处厚云：王旦“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赍白金五千两”。虽然王旦上表辞让，但这样的赐予，肯定还有，王素记载：“公每有赐予，见家人置于庭下，乃瞑目而叹曰：‘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王氏是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虽落籍开封，但“自曾祖以来坟皆在莘县”，在那里仍有不少田产，本来也是一笔收入。王旦自为参知政事后，就不再收取地租，而是把这部分收入用以“均赡亲族”。王旦在官小俸微时，生活也很贫困，苏舜钦称其外祖王旦“为中书舍人时，家至窭，与昆弟贷息钱，约违期，以所乘之马偿之”。那张质券，一直夹在书中，后来被王质发现，才为人所知。
王旦贵为宰相，俸禄优厚，赏赐丰厚，因是聚族同居，故子侄衣食无忧，每天还有肉食。但，到了下一代，则显然由于家大业大，已经分居另爨。于是，家族中贫富也已有了分化。
因为王旦虽较富裕，但“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这使得主要依靠俸禄为生的后代，一旦因各种原因失去官禄、祠禄时，便变成了贫困者。王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质在知庐州时，因对法律的理解问题与中央司法机构有误会而罢职，监舒州灵仙观。生活就成了问题，“至窘匮，乃举族蔬食，数年未尝食肉”。加之王质乐善好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恶，皆一视若己，未尝问家有无”；“厚于朋友，乐施与以周人，而妻子常不自济”，以至于死于陕西后，因“家贫，柩不能还先茔”。苏舜钦说王质之子王规也是“不饮酒，不茹荤”，可能是早年随父生活留下的习惯。
反观王素，生活很富足，性骄侈，“数出游宴”。堂兄弟之间差异如此之大，这也是兄弟分家、各自生活的证明。一方面，王素官职高，且从任职后，虽有贬谪，但未中断俸禄，故能保持优裕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王素有时会从事一些非法贸易。还有收受贿赂的嫌疑，虽有损其人品，但也给他带来经济利益。
王素的儿子王巩，也可能有继承来的家产，生活也很好，还于熙宁十年(1077年)，在京师开封建“清虚堂”。从苏轼与之交往的书信诗文中也可看出，王巩的经济情况很好。其后子孙散居各地，其经济情况已很难查考。
第三节 北宋三槐王氏的门风
三槐王氏作为一个大家族，其兴旺发达令人羡慕。其治家之道和优秀的家族传统，总结起来，可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教育。在前节中已有记叙。三槐王氏子弟中进士者极多，虽然大多都未能显达，但也代有闻人，保持了箕裘不坠的大家风范。南宋迄于明清，虽家族成员迁徙各地，而门风如故，人才极多。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三槐王氏子弟大都学有所成，有些人还有著述和诗歌创作。在《宋史》中立传的就有十余人。
二是为人正直。这方面，王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宋黄震对王质有一段概括：“倅苏州，言以术钩盗铸之非；蔡州撤吴元济祠建狄公、李太尉祠；庐州争盗杀其徒而不首者不当原；当西兵急用时，漕湖北，独不进羡；……扶病率子弟饯仲淹，曰：得为党人，公赐厚矣。……贫而廉，刻乞米帖；馆殿二十年，同舍皆显官，介然不动。”他甚至因正直被罢职，数年食素也不改其高尚的品格。王古自愿立班在丰稷之下，在广州时对被贬谪到惠州的苏轼的关怀；王巩被苏轼牵连，贬监宾州盐酒税，却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与苏轼兄弟来往，这些都是三槐王氏子弟为人正直的具体表。
三是居官清廉，均有政绩。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王旦仅一任岳州平江县，就获得著名的口碑。直到明代，其祠堂依然存在。成始终撰《文正公祠记》，说王旦“以中正之德化乎民，精诚之心感乎物”，故能自宋历元迄于大明，享祭不绝，这显然与王旦的惠政有极大的关系，只是缺乏史料，不知他在平江县佐了什么好事。
王质在荆南任上，也有很好的表现，他劝和婆媳，并给他们衣物、食品；给因寒冷而偷衣服的小偷衣服，这在一般官员，是很难做到的。他在陕州知府任上虽只有一年就去世了，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当他的灵柩东归时，百姓哭送于道，这是对他官声的最高评价。
王素在知成都府及太原、定州任上，都有不俗的政绩。在离开定州时，百姓拦住他的去路，希望他继续留任。
总之，这样一个封建大家族，能维持数世的繁荣而不坠门风，并非偶然幸至，必有其道。
第七章 王氏姻亲考
三槐王氏姻亲众多，这些姻亲关系，有的甚至是数世联姻，对家族的发展和稳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宋代的婚姻关系，已经摆脱了唐代讲求氏族高门血统门当户对的旧习，开始“婚姻不问阀阅”。王旦也强调：“婚姻不求门阀”，甚至在《文正遗训》中说：“男婚女嫁，自有常礼，与其择富，不如求贤。……娶妇亦然，贫家更知俭苦。”事实上，对三槐王氏来说，婚姻可以不问阀阅，却不可能不讲门当户对，因为婚姻关系是维持家族箕裘不坠的重要手段。
第一节 王祜与其儿孙辈的姻亲关系
由于这三代人都是朝中重臣，特别是王旦，位居宰相，所以，他们婚媾的对象亦多是名门显宦，其中位居宰辅即达十人，御史中丞一人，翰林学士一人。
一、王旦
王旦娶赵氏，其父是曾任过参知政事的赵昌言。
赵昌言(1045—1009)，字仲谟，一作幼谟。汾州孝义（今山西汾阳)人。少有大志，文思甚敏，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累官枢密副使，迁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五，谥景肃。赵昌言强力尚气概，所至以威断立名，喜推奖后进。李沆判潭州(今湖南长沙)，昌言谓有公辅之量，表荐于朝。后李果为宰相。
他纳王旦为婿，是在他任两湖转运使时，“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他是看中了王旦的才干及其发展潜力。赵昌言之父赵叡，是太宗藩邸旧臣，其舅父是石熙载，曾官拜枢密使，他省试时的座师郭贽，曾任参知政事。故赵昌言在太宗朝仕途顺利。他对王旦与李沆的成长有帮助。而在真宗朝，由于政局变幻，李沆、王旦先后任宰相，也较好地保护了赵昌言。这是翁婿互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旦四婿，皆有令名。长婿韩亿，次婿苏耆，三婿范令孙，四婿吕公弼。(见后)三婿范令孙，为五代后周及宋初宰相范质之孙。与范家联姻，固然因为范令孙是故相之后，但另外还有一番曲折。据王素记载：王旦“为岳州平江宰，赵公昌言时领漕湖外，见公，异之，欲以女妻。公曰：‘一当禀命于亲。’时先晋公在京师，方与范鲁公质家议亲事，见其书。曰：‘既来禀我，意必欲之。’遂可。以归，始闻范亲之说。公既贵，以女适范鲁公之孙全(令)孙，因语全（令）孙曰：‘此亲成吾先公之意矣。”当然，范令孙的才干，也最后是王旦考虑这场婚事的原因。王辟之云：“令孙有学行，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王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孙常（尝）为《登览诗》曰：‘孤云不为雨，尽日却归山。’识者以谓不及进用之兆。令孙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王旦是看中了他的才情，但一个人的发展，有时也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机遇。范令孙的官职没有能达到王旦希望的高度，但不能说王旦的眼光有问题，专挑高门。宋代家族声誉的维持，已不能再仅仅依靠门第或者联姻了，主要还得家族中有才干的子弟出仕做官，不论他的官位是来源于科举，还是得自父兄之荫。
二、王素
王素先后有三位妻子：
１．李氏。礼部尚书维之女，同安郡夫人。李维是真宗初年宰相李沆之弟，字仲方。雍熙二年(985年)进士，为保信军节度推官。真宗初，献圣德诗，擢知集贤院。仁宗朝，历官陈州观察使。李维博学，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释书。景德以后，巡幸四方，典章文物，多所参定。尝预定《七经正义》，修《续通典》、《册府元龟》。性宽易，喜愠不见于色，奖掖后进。嗜酒善谐，好为诗。仁宗初，再迁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预修《真宗实录》，迁工部尚书，出知陈州卒，年七十一。李维及其兄李沆，与王旦都是同僚好友，王旦尤其敬重李沆，李沆也对王旦期许甚高。这样的关系结成婚姻，应是极自然的事情。王旦去世时，王素只有十一岁，那么，这场婚姻王旦也就不可能知道，那应是王素长大以后才议的婚事。李氏为王素生育二子：王厚、王固。
2．滕氏。给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滕涉是滕知白之子。幼年学于父执戚同文。天圣中，官谏议大夫、知青州。仕至给事中。他与王家的渊源，则不得而知。滕氏为王素生育四子：王坚、王巩、王本、王硕。
3．张氏。太傅张士逊之女，永嘉郡夫人。张士逊(964—1049)，字顺之。光化军阴城(今湖北襄阳光化县)人。淳化三年(992年)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邓国公。曹利用在枢密，藉宠肆威，士逊居其间，无所可否，时人以“和鼓”目之。官至户部尚书。皇祐元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懿。张氏生育三子：王凝、王常、王奥。
王素娶张士逊之女时，官位已高，声誉甚隆。张家嫁女给已到中年的王素，肯定也考虑到了家族发展的需要。据《王氏宗谱》记载：王凝生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那么，张氏与王素的结合，应是在其父去世后。
王素有两个女儿，长嫁将作监丞李祥；次嫁文居中，是****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彦博与王素是同僚，也是好友。王珪《王懿敏公素墓志铭》说：“余与今参知政事冯公当世，少从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生平所为作之铭，而当世为公书，既又枢密相文潞公，为篆公之铭，盖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王素通过自己的婚姻，与两位宰相之家联姻，又通过女儿，与宰相文彦博联姻，这种联姻，门第的考虑可能多过子才能的考虑，巩固与维系了三槐王氏的崇高门第。同时，他们的交游更是联姻主要的原因。联系到冯当世对王素之子王巩的欣赏种交游，同样有助于家族的地位和声誉的维系。
王素有时也会被姻亲所累。弘道辅与王素是姻家，“（王）素兄尝娶孔氏之族”，后来孔道辅推荐王素为侍御史，但孔道辅却没有对皇帝说清他与王素的姻亲关系，“既而，道辅以鞠狱依违，出郓州。帝怒其隐，故复出素焉”。王素被贬知宿州。不过，孔道辅直声满天下，虽然王素受其牵累贬职，但却无损名誉，反而对他的仕途有良好的影响。仁宗在庆历年间任王素为谏官，可说与此有关，所累反成所助。
王素的另一个姻亲阎询，却是受王素牵累而被贬。阎询与王素何亲，史未明言。王素知渭州，因私贩木材被贬知华州，“言事者又以谓公(王素)与监察御史里行阎询为联姻，方置劾时，不以其事闻”。结果王素再贬江州，而阎询也．被罢去‘‘御史里行”的职事。
三、王质
王质妻周氏，“封褒信县君”。其父是礼部侍郎周起。
周起，字万卿，淄州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咸平元年（998年）进士，除将作监丞，通判齐州。召还，直史馆，累擢知制诰，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历知河中府(今山西)、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天雄军、并州(今太原)。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拜同知枢密院事；三年十二月，迁枢密副使；四年九月，罢为户部侍郎、知青州，降太常少卿。仁宗即位，稍迁至礼部侍郎。年五十九卒。赠尚书，谥安惠。王安石称周起：“公奋白衣，数年遂知制诰，特为真宗所礼，禁中事大臣所不得闻者，往往为公道之。公亦慷慨为上言事无所挠。而其言秘，世莫得尽闻。东封还，公卿大夫皆献文章颂功德，公独上书进戒。及在枢府，进止侃侃，不以丁晋公方盛为之诎节，故为所逐。”
王质少年时期表现出的才干及王氏良好的家庭门第，是周氏选中这一嘉婿的原因，而周起在真宗年间，与王旦是同僚，对于他的家庭，应是非常了解的。周起在真宗末年进人中央，在枢密院任职达三年之久，这对王质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仁宗初年，丁谓失败后，周起有机会重人中央，但因身体的原因，未能实现这一目的，这对周氏家族是损失，对王质来说，失去了一个奧援，也是一种损失。
王质通过女儿，又与著名的范仲淹家联姻，婿范纯仁，官至宰相。(见后)
四、王冲
王冲之婿是李庠。据范纯仁《李水部(庠)墓志铭》云：“娶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孙，封万年县君，先君若干年而亡。”《王氏宗谱·三槐王氏》直云是王冲之婿。
李庠(1012—1076)，字彭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天圣六年荫补郊社斋郎，为万年主簿，历知蓝田县，调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熙宁二年致仕，九年卒，年六十五。
五、王端
王端岳父为宰相李迪。李迪有女六人，其第三女，嫁“太常博士王端”。
李迪(971—1047)，字复古，其先赵郡人，后徙濮州（今山东濮州)。景德二年(1005年)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累官资政殿大学士，中书门下平章事。当章献太后临朝时，正色危言，时称贤相。庆历七年卒，年七十七。赠司空、侍中，谥文定。
王旦对李迪有恩。李迪当年参加科举的省试，曾因落韵被黜，还是王旦说：‘‘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恕。”这使李迪有机会参加殿试，****还中了状元。他的政治理念与王旦颇一致，故升迁较速。王旦死后，他与寇准一道，力抗丁谓，虽终被贬，却享贤名，刘后、仁宗朝再为相。史评：“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王）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
王端在天圣年间赐进士出身，此后仕途畅顺，与李迪为相不无关系。王氏与李氏的联姻，应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在李迪，也可稍报王旦提携之恩。
六、王淳
王淳通过娶妻，与司马光家族联姻。其妻司马氏，是司马里之女。司马里为名臣司马光堂兄，司马光作《司马府君墓志铭》云：女三人，“次适冯翊县尉王淳”。
司马里(998—1066)，字昭远，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第进士，为威胜军判官，改大理寺丞，以庞籍荐为鄘州通判。性廉静质直，所至有惠政。每罢官至京师，未尝有所谒。审官榜久阙，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后知乾州，迁太常少卿而卒。他们的婚姻并不长，司马氏就过早地去世了。王淳续娶李氏，封陇西郡君。司马光性醇厚，与三槐王氏一直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曾称赞并推荐王巩，又曾重视王震，还曾应王巩之请，为宋代所修的王氏《家谱》作序(俱见前)。这种交往，虽然不一定全是因为婚姻关系，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对三槐王氏是极有帮助的。
以下是清人所修《王氏宗谱·三槐王氏》记载的姻亲关系，因无其他史料佐证，故姑做参考。
1．王枯。三槐王氏****代的王祜，其妻任氏和边氏的父母亲属都已不可考。
据《王氏宗谱》记载，王祜有一女，嫁与国子监丞杨光辅。杨光辅，密州安丘(今山东诸城)人，居马耆山，学者多从受经，州守王博文荐为太学助教。孙奭知兖州，又荐为太常寺奉礼郎、州学讲书。仁宗召至，命说《尚书》，时年七十余，光辅讲《无逸》一篇，论说明畅，帝悦，欲留为学官，固辞，以国子监丞老于家。杨光辅官职虽不高，但从学者众，在士大夫中影响不小。
杨光辅之子杨安国，在仁宗朝，担任经筵讲官，虽然史称“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却一居二十七年不替，以至《宋史》的作者就为之感慨道：“夫博习修洁之士，潜德隐行，不闻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岂非命哉!”其能久任，可能与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有关。
2．王旭。据《王氏宗谱》记载，王旭有四女：长适太子中允石延年、次适路、三适赵、四适张侍郎子暹。
石延年(994—1041)，字曼卿，一字安仁。先世幽州人，其祖南走于宋城(今河南商丘)，遂家焉。以气节自豪，不务世事，为文劲健，诗尤工。累举进士不中，真宗时以为三班奉职，历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归政。久之，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尝进《备边策》，不报。已而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世疑为酒仙。康定二年二月四日卒。年四十八。欧阳修称赞他：“其视世事蔑若不足为，及听其施设之方，虽精思深虑不能过也。状貌伟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绳以法度，退而质其平生，趣舍大节无一悖于理者。”石延年官位不显，但才气横溢，名声很大，于三槐王氏也不无禆益。
3．王睦。王睦有三女，“长适枢密直学士李承之，次适兵部侍郎杜纯，三适兵部尚书孙路。”
李承之，宇奉世，宰相李迪子。其先赵郡人，徙濮州(今山东濮州)，性严重有忠节。英宗时官明州司法参军，郡守肮法，承之毅然力争。神宗命察访浙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还奏役书二十篇。又察访陕西，时郡县昧于奉法，敛羡余过制，承之悉裁正其数。熙宁初官枢密直学士，知青州，徙应天府，历河阳、陈、郓、扬州而卒。
杜纯(1032—1095)，字孝锡，累官兵部侍郎，绍圣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四。晁补之《杜公行状》：“前夫人阎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真宁县君；今夫人晁氏，安平县君。”则《王氏宗谱》所云似无据。
孙路，字正甫，开封人。第进士，累官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徽宗朝历知太原河南永兴军河中府卒。
按：据《王氏宗谱》载，王睦生于985年，距杜纯生已四十八年，时王睦去世已九年(王睦只活了三十九岁），即使其女为遗腹生，也已比杜纯大许多，况下还有一女嫁孙路。李承之生活于熙宁之后，孙路更至徽宗时，与杜纯相较不远，此记载肯定有误。此聊备一说。
4．王冲。《王氏宗谱》：“配沈氏，光禄少卿继宗之女。”
沈继宗(958—1012)，字世卿，太康(今河南太康）人。沈伦之子。沈伦在宋初曾参与灭蜀的战争，为太祖赏识，官至宰相。沈继宗以荫补西头供奉官，改水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迁都官职方，知浚仪，转屯田郎中，出知单州。代归，命使京东，计度财赋。至道末，领淮南转运使。因疾，以将作少监致仕。东封岁，求扈从，复授职方郎中，改太府少卿，判吏部南曹，迁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十五。他的另一个女儿是真宗妃子，仁宗时，封德妃，沈继宗因此被迫赠为兵部尚书。
沈继宗与王氏联姻时，王旦已官职高显。真宗东封后，继宗再被起用，相信王旦是出了力的。至于沈伦，为官清廉，名声很好，也无愧于三槐王氏。王冲的另一岳家，应是孔氏。上文曾提到王素与孔道辅的关系云：“素兄尝娶孔氏之族。”王素两兄：王雍的婚姻关系，因有其甥苏舜钦所作的《王雍墓表》而比较清楚，王冲的史料则较缺乏，其婚姻关系也仅有《王氏宗谱》有记载。那么，娶孔氏的，当是王冲，应无疑义。
5．王氏与贾家的世婚，据《王氏宗谱》：贾昌朝的孙女嫁与王靖次子王耆；曾孙女又嫁王耆长子王诉，也是世代联姻。
第二节 第四代以后的姻亲关系
三槐王氏第四代以后的姻亲，多据族谱而知，有些显而易见有傅会之嫌，故不再综述其姻亲亲属的官位。
一、王整
王整先后有两妻，前妻是赵宋宗室，即曾任筠州团练使、封为安陆侯的赵宗讷之女。赵宗讷(1009—1054)，字行敏，允成次子，由西头供奉官，历筠州团练使。至和元年卒，年四十六。赠安州观察使，追封安陆侯。王整娶的是他的第四女。王氏与****联姻不多，这是一例。宋代对****管理严格，****子弟皆不任职，或只任闲职，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在神宗“元丰改制”以后，宗室远属虽可任实职，但人数不多。王氏在元丰以前与之联姻，一般情况下，有损而无益。
王整的续妻是韩氏，韩亿前妻蒲氏第四女。(见后)
二、王毖
王毖(王质子)娶李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作《李夫人墓志铭》：“司空、赠尚书令、韩国公、谥文正讳防之曾孙，金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讳宗谅之孙，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讳迈昭之子也。”她十八岁嫁与王毖，生子王约。王毖死于夔州通判任上，李氏携幼子护丧归京，倍历艰辛。她又教子成立，于王氏家族极有恩义。故张耒深赞其为人。
三、王巩
王巩婿刘跂，字斯立，东光人，元丰二年进士，官朝奉郎。其父为刘挚。绍圣间从父于贬所。徽宗立，诏反挚家属，以跂请也，挚得归葬。又诉文及甫之诬，遂贬及甫。跤能文章，人称学易先生。遭党事，为官拓落，家居避祸，政和末以寿终。有学易集八卷。其父刘挚，字莘老，“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不为利怵威诱。”仕至宰相，是神宗、哲宗时期的名臣。王氏得姻亲如此，亦足为家门之幸事。
四、王杰
王杰(王震子)之妻，据陆师闵妻《文安县子硕人范氏墓志铭》：“女四人：婿曰：……朝请郎、权发遣兴化军府王杰。”
陆师闵，以父任补官，熙宁末李稷提举成都路茶场，辟师闵共事，不三年，遂居稷职。茶祸被于秦蜀，苏辙论其六害，贬主东岳庙。久之，起蕲州，历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知河南永兴军，迁知延安府卒。
陆氏是余杭人，陆师闵之父陆诜(1022—1070)，字介夫，中进士第，官至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府。曾知延州，有御边之才。他与王素不错，仁宗曾对他说：“大抵边陲当安静，昨王素为朕言，惟朝廷与帅臣意如此；至如诸将，无不贪功生事者。卿谓何如?”陆诜回答：“素言是也。”他与王素的守边理论是一致的。
王、陆联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后来，王杰的女儿还嫁给了陆文曼。虽未记载陆文曼为谁之子，然极有可能是此陆家子孙。
另据《王氏宗谱》：王杰的前妻是孙氏，“龙图阁直学士览女，赠乐安郡君。”
孙览(1043—1101)，字传师，高邮(今江苏高邮)人。治平中举进士，知尉氏县。屯卒谋叛，驰往谕之，乱遂定。神宗壮其才，授司农主簿，迁户部侍郎，与蔡京论役法不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败夏人，遂城葭芦而还。策勋加枢密直学士。览为人刚直，议论多触执政，屡遭绌削，历知河南府、永兴军，徙成都，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五十九，有奏议传世。毕仲游《墓志铭》未云其女的情况。
五、其他
据《王氏宗谱》记载：王氏的婚姻范围很广，举凡当时有一定名望的家族，几乎都与他们有姻亲关系。虽然《王氏宗谱》所记颇多夸示，但王氏通过这一庞大的姻娅网，的确也使家族受益无穷。以下皆据《王氏宗谱》所记而书，因无他书佐证，聊备参考。
1．王恪。 《王氏宗谱》：“配向氏，丞相文简公敏中之孙，龙图阁直学士传式之女。”向敏中(949一1020)，字常之。与王恪祖父王旦同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同殿为臣，关系很好。王旦去世后，曾为相多年。次子向传式，庆历二年，以工部郎中、直集贤院、知绍兴府。嘉祐四年(1059年)，侍读学士，仕至龙图阁直学士。 《王氏宗谱》：王恪“女三：长适枢密使文庄公高若讷子，次适吕嘉问，三适柴震。”
高若讷(997—1055)，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其行辈，与王恪之父王雍等，其子娶王恪女，一来行辈不等，二来，年龄似不相若，且连名字也未有，恐是误记。
吕嘉问见下；柴震不详。
2．王靖。《王氏宗谱》：“女三：长适丞相韩绛子宗师，次适丞相元献公晏殊子几道，三适户部侍郎、太子少傅孙拧。”
韩宗师，见下。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第七子。尝监颍昌许田镇，能文章，善持论，尤工乐府，有小山词，是宋代著名的词人。其父晏殊，官至宰相，亦是宋代****词人。
至于说孙拃(996—1064)，也是王靖的女婿，而且排在第三，是不可信。孙字梦得，初名贯，字道卿。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史》卷二九有传。其年龄长过王靖二十多岁。去世时，王靖的小女还未必成人。苏颂《太子太保孙公(扦)墓志铭》虽云其妻王氏，但却说是孙忭同郡大姓，则亦为川人，与三槐王氏无涉。这可能是《家谱》误，亦有可能是另有一同名同姓之人，而附会此一孙抃。
3．王坚。《王氏宗谱》：“配夏氏，郑国文庄公竦之孙、枢密直学士安期之女，赠建阳郡君。
夏安期，字清卿，夏竦子，以父任为将作监簿，迁京西转运使。累官龙图阁直学士，虽乘世资，颇以才自厉，然无学术而求人侍经筵，为世所讥。
夏安期之父夏竦，史称：“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但其才气，连王旦也颇称许。王素记载：王旦“为兖州朝修使，辟夏郑公为管记。一日，召郑公语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尽诚以事上，尽公以待士，以私以怨，未尝有毫发。每念祖、父兴立门第，心之所存，惟冀有后。幼子小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学士为吾育之。’郑公出为西帅，素别于顺天院，曰：‘先相有理命在竦，未能少副其意，实负愧也。’因道此说。素感涕交下，对郑公曰：‘闻公之言，如闻先人之训矣，敢不树立!王素为三子王坚娶夏氏，也可能基于这个原因。
《王氏宗谱》：王坚有七个女儿，“长适侍读吴安诗之子仰；次适太府卿刘忱之子爽；三适尚书右丞范纯礼之子正已；四适皇弟燕王赵俣”，以下刘大智、祝时敏、赵不佾，不祥。
吴安诗，字传正，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吴充长子，有贤行。以荫人官，元祐三年为礼部员外郎，擢右司谏，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改直集贤院，寻除中书舍人，以草辙罢知汝州诏制，不中帝意，降为起居舍人。绍圣四年，坐附会邪谋，责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崇宁元年入党籍。其父吴充(1021—1080)。字冲卿，曾为宰相。至于吴仰，则无所知名。这门亲事，考虑门第的因素可能居多，是希望吴充能关照王门子弟。
刘忱，熙宁八年知邓州，官至直龙图阁。画山水师李成，笔特细秀。刘氏在北宋也是依靠科举起家的士大夫。刘忱父刘烨(968－1029)、祖刘温叟(909－971)，《宋史》有传，都很有名，而刘爽则未闻。这门亲事可能是看中刘氏大家族世代皆有闻人的特点。
范正己，见下。
赵俣，神宗第十子。靖康初授河东剑南四川节度使，累封燕王。靖康二年徽奉幸青城，与弟傯为徐秉哲逼送金营，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卒，傯至韩州亦卒。这是王氏与著名的联姻，虽无益处，但亦可说明三槐王氏在当时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力的，这对巩固三槐王氏的社会地位，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4．王本。《王氏宗谱》：“配李氏，太尉璋之女。”
李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补三班借职，积官为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州。累迁武胜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复知郓、邓、郢州。卒赠太尉，谥良惠。他的父亲李用和(988－1050)，字审礼，是真宗妃李氏之弟。李氏生仁宗，被追封章懿太后。因仁宗“以太后不逮养，故外家褒宠特厚”。李用和以舅氏之尊，备受仁宗宠遇，但他“虽位列将相，能小心静默，推远权势”，士人的评价比较好。李用和生九子，李障是其长子，李用和去世时，李璋已为“眉州刺史兼防御使、领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李氏虽贵盛一时，然无文化底蕴，仁宗之后便无闻人。王素为五子娶李氏，可能有急于进用、扩大家族利益的目的。
5．王凝(王素七子)，娶陈氏，陈世儒之女。陈氏兴起于宋初，陈恕曾为三司使(计相)多年，是理财好手。其子陈执中(99l一1059)，仁宗朝宰相，备受宠遇。陈世儒是陈执中之子，官至国子博士。 “妻李与群婢杀世儒所生母，世儒与谋，皆弃市。”
6．王常(王素八子)，娶孙氏孙锡之女。孙锡(991—1068)，字昌龄，仕至尚书度支郎中。王安石只云：“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据孙锡妻《庄氏墓志铭》载：其三个已嫁女儿分别嫁傅、杨、丁，却无王家。不知王常娶第几女，抑或误记。
7．王奥(王素九子)，娶李氏，宋初名相李防曾孙女。
8．王应(王恪之孙、王潜之子)，娶宗室赵令峙之女。赵令畤(1061－1134)，字德麟，是太祖子德昭玄孙，特为苏轼所赏识，所交多元祐胜流，人元枯党籍。南渡后，官至同知行在大宗正事。绍兴四年卒。赵令時有文才，有《侯鲭录》八卷，采录故事诗话，颇为精湛。其继妻亦姓王，不知是否三槐王氏之女?
9．王震，配宋初名将潘美之元孙女。
10．王仰(王震之子)，为仁宗时名臣唐介之孙唐之问的女婿。
11．王古，继妻高氏，为高若讷女。
12．王诚(王古之子)，继妻孙氏，为孙沔之孙女。孙沔(996－1066)，字元规，会稽人。天禧三年(1019年)进士，跌宕自放，不守士节，然才猛过人。仕至观文殿学士，谥威敏。
13．王度(王素孙、王硕子)，娶赵氏，宗室赵世延女。赵世延(1022－1065)为德昭之曾孙，死后追封为彭城郡公。
14．王时(王巩之子)，娶上官氏。岳父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今福建)人，举进士第二，仕至龙图阁待制。他在哲宗时，阻章惇专制，不从绍述之议，颇有正气。但又论苏辙、吕大防六罪，使之再贬，又受人非议。徽宗朝，人元枯党籍，夺职。基本上是个好官。
第三节 王氏与范氏、吕氏的姻亲关系
一、与范氏的联姻
范氏，吴郡(今苏州)人，本寒微，范仲淹始举进士，为大臣，光大其家族。范仲淹与王质交好，王质死，范仲淹为之作《墓志铭》，说王质有二女，“长适太常寺太祝范纯仁，次女尚幼”。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范仲淹在为王质作墓志铭时，王质次女还小，据《王氏宗谱》，这个小女后来嫁给了范仲淹的另一个儿子范纯礼。
范仲淹与王质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景枯三年(1036年)，王质为因冲撞宰相而被贬的范仲淹送行，曾为宋人津津乐道。（见前)范仲淹曾说：“余走尘土，时公一接如旧，以道义淡交者有年矣，结二姓之好，以亲仁人。余常期公以青云之器，大有立于国朝。”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不赴官，与父门下胡瑗、孙复、李觏游。范仲淹去世，方出仕，知襄城县，签书许州观察判官。英宗治平中，擢江东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因论“濮议”，出知蔪州。历京西、陕西转运副使。神宗时召还，拜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河中府。左迁知和州。加直龙图阁、知庆州。哲宗元初(1086年)，进吏部尚书，数日，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用事，范纯仁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欲用之，因老病，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年七十五，谥“忠宣”。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曾云：“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纯礼(1031－1106)，字彝叟，荫为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还朝，用为三司盐铁判官，以比部员外郎出知遂州，除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人为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江淮发运使，进给事中。徽宗立，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拜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崇宁中，启元祐党禁，贬静江军节度副使，徐州安置。卒年七十六。
范氏，两兄弟，其父范仲淹曾评：“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皆足以光大范氏之门，而且也使三槐王氏添彩。
王质与范氏的交游，对三槐王氏极有利。范仲淹名满天下，南宋人甚至称之为“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富(弼)、韩(琦)皆不及”，“范文正杰出之才”，“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即使因他而造贬斥，不仅名不会受损，反而会赢得更高的荣耀。王质为之送行即如此。由于范仲淹对他的高度评价，相信在范氏当权的时候，对王质和王素是有帮助的。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拜参知政事，王素为谏官，王质也由荆湖北路转运使召为“同判吏部流内铨”，两兄弟同时拜为天章阁待制。虽然推荐王质的是富弼与韩琦，联系到他们与范仲淹的融洽关系与相同的政治理念，范仲淹在其中也是起了作用的。明显的事实是，庆历四年范仲淹“新政”失败，离开中央，出巡陕西，而王素此前已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质此时出知陕州，朝中政敌是把他们与范仲淹看成“一伙”。一年以后，王质死在陕州，便是因朝中“小人起大狱，贤者皆贬废”，悲愤而卒。这贤者中，当然也包括范仲淹。
另据《王氏宗谱》：范纯礼之子范正己，复娶王素第三子王坚之女，范正己生平不详。
图1．王、范联姻图：
二、与吕氏的联姻
吕氏本山东莱州人，家族亦兴起于宋初。吕蒙正居洛阳，曾为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太宗、真宗朝三任宰相，死谥文穆。他与王旦为同僚。
其侄吕夷简，字坦夫，从祖上移居寿州，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他在仁宗朝官至同平章事，当国十多年，深得帝宠。死谥文靖。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有不凡的表现，王旦对他也是极为赏识的。范镇曾记述云：“王文正公(旦)之为相也，王沂公(曾)为知制诰，吕许公(夷简)为太常博士、知滨州，沂公尝见文正公，问：‘君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否?’沂公曰：‘不识也。’他日复见，复问之，沂公曰：‘见朝士多称其才者。’凡三见三问，乃曰：‘此人异日当与公同秉国政。’是时，沂公既有名当世，颇以器业自许，中不能平，因曰：‘公识之耶?’曰：‘不识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吾见其奏请尔。’沂公犹不信。强应曰：‘诺。’其后，丁晋公既败，沂公先在中书，而许公自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为许公言之，问其当时奏请，乃不税农器等事也。”虽然此时王旦并不认识他，但已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旦临终前，“乃荐先祖文靖公(吕夷简)暨王沂公(曾)等二十余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胜而成仁宗持盈之业”。
吕夷简后来与王旦联姻，王旦长子王雍，娶吕夷简之女，“始封东平县君，许公薨，进封安康郡君”。
王旦的女儿又嫁与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颇类姑嫂换婚。
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赐进士出身。仁宗时，权开封府，尝奏事退，帝目送之，谓宰相日：“公弼甚似其父。”英宗初，拜枢密副使，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减其廪，徙之淮南。公弼曰：“即使去本土，又削其廪，倘二十万众皆反侧，为之奈何?”韩绛议复肉刑，公弼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王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遂罢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俄判秦州。熙宁六年卒，谥惠穆。
吕公弼的前妻为扈氏，后娶王氏，封为清源郡夫人。
王、吕联姻，在吕家，即有报恩的成分，也可以攀王氏高门，而王家也是看中了吕家的根基与吕夷简的才能与发展。两家互相汲引，相信后来吕夷简为相，王旦的影响与推荐起了重要的作用。吕夷简本与范仲淹有过节，由于王、范联姻，****却能“一笑泯恩仇”，这种姻亲关系，也是原因之一。吕夷简致仕，范仲淹出巡陕西，则王氏兄弟便被调离朝廷，也反映了婚姻互助互损的特点。
王、吕的第二次联姻，是王雍之女嫁与吕公绰长子吕希杰。这种中表婚，可以使两家的关系更为紧密，显然，王、吕两家是藉此而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以便在政治、经济上相互扶持，从而维护和延续家族的地位与声名。
据《王氏宗谱》：王、吕的联姻还有两例，一是王恪有三女，“次适吕嘉问”。吕嘉问，字望之，以荫人官，熙宁初擢户部判官，党于王安石。绍圣中擢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毀案牍以灭口。徽宗时屡暴其宿恶，安置郢州，然为蔡氏所右，不久辄起，以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赠资政殿学士。吕嘉问曾经窃琯弼论新法的奏稿给王安石看，吕公弼知道后，就把吕嘉问赶出了家门。吕家的人，称吕嘉问为“家贼”。甚至在《宋史》中，不得与吕氏同传，等于是开除了族籍。
吕氏世族甚大，少一个吕嘉问，当然算不上什么损失，但于家族名声有碍。研究吕氏家族婚姻的文章，便很少提到与吕氏联姻的王氏家族，还有这么一个女婿。家族的荣耀也帮不了他的忙，只有受他好处的王安石给了他一点安慰，在其母去世后，写了一篇祭文，说：“实生才子，我所叹誉”，“维子之故，具此俎壶”。
二是王震之女配吕舜问，然辈分不对。但宋代像这种情况，似乎并非就此一例。程琳子程嗣恭，娶吕公绰女，而吕公著之子吕希纯却娶了程琳另一：子程嗣弼的女儿。这辈分就有点乱了。王震与吕氏的婚姻，只有《王氏宗谱》有记载，是孤证，而吕、程的婚姻有记载。不过，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少之又少。
图2．王、吕联姻图
第四节 王氏与韩氏、苏氏、胀氏的姻亲关系
一、与韩氏的联姻
韩氏先世为真定灵寿人，后徙家开封之雍丘。韩氏兴起于韩亿这一代，其先世并无闻人，显然属于寒微的士人。
韩亿(972—1044)，字宗魏，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除大理评事，知亳州永城县。景德二年(1005年)，改大理寺丞，判陈州，移郓州、许州，迁殿中丞，改太常博士、知洋州。迁屯田员外郎、知相州。人为殿中侍御史，除河北转运使。天圣二年(1024年)，知青州。三年，判大理寺，迁工部郎中。四年，授龙图阁待制、充辽朝国信副使，改兵部郎中。授枢密直学士。明道元年(1033年)，拜谏议大夫，累迁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景祐四年(1036年)，拜参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应天府。庆历元年(1041年)，迁尚书左丞，二年，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卒，年七十三。谥忠宪，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许国公。
韩亿家境贫寒，邵伯温记载：“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未第时皆贫。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渴，更为仆。李先登第，授许州长社县主簿。赴官，自控妻驴，韩为负一箱。将至长社三十里，李谓韩曰：恐县吏来。箱中只有钱六百，以其半遗韩。相持大哭别去。”与王旦的相府门第相差太远，何况，韩亿已结过一次婚，前妻蒲氏，已去世。而他的年龄，也比王旦的长女大了十余岁。所以。当王旦相中韩亿做女婿时，家中成员，都以此为由，反对婚事，而王旦却坚持己见，认为韩亿前程远大，最终结成了这门亲事。
事实证明王旦的眼光是准确的，韩亿后来官位显赫，既使韩氏门楣光大，也使王氏跟着沾了光。韩亿虽有才，如果不是王旦本人以及其家族的影响，要想在仕途上那么顺利地成为时代的佼佼者，挤进人人盯着的“二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王旦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韩亿。江少虞记载：“公曾、李观察维、薛尚书映，一日谒公，公托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韩亿时在门下，见之。一日，以此启白公，公曰：‘韩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婿，相率而来，恐有所干于朝廷事。果不可，沮之无害。若可行，答以何辞?执政之大忌也。’
韩乃谢曰：‘非亿所知。’后果李文靖有所请。”
这种当面的教育，****使韩亿受益匪浅，对他熟悉官场的“游戏规则”有极大的帮助。在接受王旦教育的同时，他也接受了王旦的政治理念，对丁谓等人，也绝无好感，丁谓曾以韩亿代曹玮，想伺机挑起矛盾来找理由整他，由于韩亿的干练，才没给丁谓以可乘之机。韩亿由于出身贫寒，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这对子女的成才是有利的。有记载日：“韩忠献(宪)公亿教子严肃，知亳州，第二舍人自京西悴谒告省觐，康公与右相及侄宗彦皆中甲抖归。公喜，置酒召僚属之亲厚者，俾诸子坐于隅。惟持国多深思，知必有义方之训，托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闻西京有疑狱奏谳者，其详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诃之，再问未能对，遂推案索杖大骂曰：‘汝食朝廷爵禄，悴贰一府，事无亘细，皆当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记，则细务可知。’必欲挞之，众宾力解方已。诸子股栗。家法之严如此，所以多贤子孙包也。”他的八个儿子，是为“纲、综、绛、绎、纬、缜、维、缅，多为闻人，绛、缜皆为宰相，维为门下侍郎，以比苟氏八龙”。
这八子与舅氏多有来往，在韩维的《南阳集》中，就保存了不少与王氏交游的文字，如王素、王靖、王徽(字道损)、王巩等。
王、韩的联姻，也是世代皆有，王雍之子王整，即娶韩亿前夫人蒲氏的第四女，时王整为太常寺太祝。
据《王氏宗谱》：王、韩还有两则联姻，一是韩绛之子韩宗师，娶王靖之女。韩宗师，字传道，以父任历州县，既登第，王安石荐为度支判官。累进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卒，韩宗师在神宗朝，数赐对，常弗忍去亲侧，屡辞官不拜，世以孝称之。
二是韩宗师的女儿，又嫁与王古之子王诚。两家亲上加亲，力图结成紧密的婚亲关系，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与苏氏的联姻
苏氏是四川盐泉(今四川绵阳)人，不过，《宋史》称他们为梓州铜山人，至于称他们为“武功”苏氏，则是因为苏姓的郡望在此地，并非其籍贯。
苏氏可追溯至唐末。由于黄巢起兵攻占了长安，不少北方人跟着唐僖宗逃到了四川，苏氏大约于此时人蜀，并在蜀政权中担任一些小官职。真正光耀苏氏门庭的是宋初的苏易简。
苏易简(958—996)，字太简，小名岷岷。才思敏瞻，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第一。以文章知名。累官翰林学士承旨，眷遇甚隆，太宗皇帝尝以轻绡飞白大书“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曾直禁中，以水试欹器，帝闻，命试之，易简奏曰：“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以固丕基。”历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陈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赠礼部尚书，谥文宪，封许国公。苏易简性嗜酒，上尝戒约深切，且草书劝酒二章以赐，令对其母读之，然果以酒死。
苏易简与王旦是同科进士，又属政治上一致的好友，对王旦十分推崇。当太宗问苏易简，两制大臣，谁可以重用时，苏易简特别推荐了王旦。王旦对此十分感激，后来更把次女嫁与其子苏耆。当时，苏易简的母亲薛氏还在世，“每至，则公(王旦)出拜，叙同年之契。尝语薛氏曰：‘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乃报同年之知也”一。
王旦挑中苏耆做自己的东床快婿，固然有感激苏易简推荐之情，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苏耆是可造之材。苏耆“未冠，谒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归”。
苏耆(987－1035)，字国老，初以父任为宣节校尉，左千牛备身，俄加振武副尉。八岁，恩授通直郎、秘书省正字。即冠，赐及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充判官，改殿中丞，知开封县。除三司判官，转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明州。后使契丹，归为京西转运使，迁工部郎中，景祐二年正月卒，年四十九。
这种婚姻，对苏氏来说，基本上是有利的。那时苏易简已死，家族虽已有光，但还谈不上盛大。苏易简生前急于进用，“罢参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才逾壮岁，而其心郁悒，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老僧，独处郊寺，苏赠诗曰：‘憔悴貳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又移书于旧友曰：‘退位菩萨难做。’竟不登强仕而卒”。这可能与光大家族的强烈愿望有关，而王氏则有可能助成这一梦想。据苏舜钦《父祖家传》：苏耆被“赐进士及第”，是由于王旦去世后，缘恩例，“外孙韩纲、苏舜元、范禧，并同学究出身”。
苏耆之后，是苏舜元、苏舜钦两兄弟，二人都很有名，黄庭坚曾称赞：“二苏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陆不足吞也！”可惜嗣续不振，后继乏人。而王氏与苏家的联姻，也仅此一例。
三、与张氏的联姻
王氏与张氏的联姻，主要是张方平，张方平的次女“适右朝奉郎王巩”。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其先世宋（今河南商丘）人，后徙扬州。举茂才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今浙江桐庐），迁太常丞，知谏院。权知开封府、拜翰林学士、领群牧使。擢礼部侍郎、知滑州，改户部侍郎，移镇西蜀，人为三司使，迁尚书左丞、知南京，又以工部尚书、知秦州。神宗时，拜宣徽北院使，检校太尉，判应天府。拜太子少师，以宣徽使致仕。卒谥文定。
王素与张方平既为姻家，关系又非常好，王素死后，张曾为其作《墓志铭》。二人之间，便多有回护。据张邦基记载：“张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陈风仪。后数年，王懿敏仲仪出守蜀，安道祝仲仪致书与之。仲仪至郡，呼风仪日：‘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风仪泣下。仲仪曰：‘亦尝遗尺牍?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仪云：‘尚书有信至，汝可尽索旧帖，吾欲观之，不可隐也。’遂悉取呈，韬于锦囊甚密。仲仪谓曰：‘尚书以刚劲立朝，少与多仇，汝勿以此黩公。’乃取书付凤仪，并囊尽焚之。后语安道，张甚感之。王、张，姻家也。”王素以牺牲一个娼女的爱情，来成全张氏的名声，避免朝中政敌借此作为攻击的口实，这已不是官官相护，而是根本不理会一个下层女性的感受，是中国男权社会最恶劣的表现。不过也就此看出王、张交情匪浅。
张方子对王巩也十分喜爱，《却扫编》云：“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命巩褫带而己，衫帽自如，巩顾见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皆君赐也，享君之赐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虽衩衣无害也。’”
另据《王氏宗谱》：王素的长子王厚，娶张方子的侄女为妻。
王、张氏联姻，也只有这一辈。张方子与苏家一样，保持家族声势的时间，都只是一、二代，未能长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姻亲的选择，也不容忽视。
王氏的姻亲关系十分复杂，上面叙述的都是与王氏单线的联姻，实际上，婚姻往往是复线的，王氏之外，韩氏与苏氏、韩氏与吕氏，加之当时有名的家族安阳韩氏、鲁氏、晁氏、曾氏等，构成了一张极其庞大的婚姻网。在王旦、吕夷简时，就有记载说他们“内外姻族之盛，冠于当时”。在政坛上，姻亲关系是有利的保护伞，在北宋中后期，姻亲互相援引，布满朝廷，如孔道辅之荐王素位台官，韩氏兄弟当国时，“子弟姻娅，布满中外，朝之要官，多其亲党者”。范纯仁拜相之初，即用“妻族王古右司员外郎”。刘安世也曾对吕氏家族及其姻旧进行弹劾。虽然这并不会有什么结果。
当然，婚姻关系带来的不都是提携与保护，有时要避亲嫌，有时也会受到牵连，甚至有时会是无妄之灾。王章伟先生在《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吕氏家族为例》一文中有论述。但对三槐王氏而言，姻亲关系带给他们的多是好处。
结语 三槐王氏在北宋
三槐王氏是宋代很有名的一个家族，其流风余韵，直至南、宋、元、明、清，许多王姓的优秀人才，都出于这一家族。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只以北宋为研究对象。
北宋不再重视自汉魏以来传统的门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视科举与官职，把这视为光宗耀祖的惟一途径，同时。也成为一般寒微士人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途径。因此，在宋代庭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以便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一个依靠科举取得政治权力，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士大夫集团。这个士大夫集团，也许没有辉煌的过去，却拥有现在一切让人们羡慕东西。三槐王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
三槐王氏崛起迅速，从一个小小的县令(王言)，到状元（王彻），官职虽然不很显达，却为家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的根基。王祜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非由科举出身，但才气横溢，为时所重。从那时开始，就可以显现科举制度对三槐王氏家族带来的发达的机遇，同时看到，科举同年之间的那种关系(王祜的出仕，很大程度上，是桑维翰这个父亲的同年帮了忙)可以互相汲引，为了某种利益而结成朋党。
王祜的三个儿子都有成就，尤以王旦突出。其后代王素、王巩，也都有不凡的业绩。王旦之弟王旭，名气逊于乃兄，但其后人王质，以至王质弟王端的后人王伦，都是出色的人才，为三槐王氏争得了荣誉。
王祜在政治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他既乏同年可以依靠，也无家族背景，他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能帮到他什么忙。所幸他有两件事，为儿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是因处理符彦卿的事情，给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固然是他正直的品格的体现，却使王旦多了让太宗了解的机会。当然，这件事情也反映了北宋初年对武臣的猜忌、压制和太祖、太宗两兄弟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王祜晚年的际遇与王旦的发迹，就种因于此。二是王祜广泛的交游，提携了许多有能力却无机会的士人，这些人后来大都与王旦同殿为臣，自然对王旦提携捧扶。王旦的发达，与其独特的才能和静默的性格以及宽大的胸怀都有关系，但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王旦成为三槐王氏在北宋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不仅为三槐王氏树立了一座丰碑，也为北宋的政坛留下了一个君臣相得、不可企及的佳话。他对整个真宗朝，乃至仁宗朝最初二十年的政治风尚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与其先后的宰相，在人才的选拔上，重视所谓的稳重、沉静，而反对锐气十足的、有改革理想的人，认为祖宗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再进行改进，只要凛遵即可。这种观念，施之于真宗朝尚可，施之于后世，则有许多弊端。真宗时，距开国时间还不太远，一切制度跟时代还不脱节，轻于改作，会无法保持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王旦的“务行故事”有时代的背景，后世的君臣，盲目仿效，因循守旧，也正是真宗朝留下的传统。所以，对王旦在这方面的消极影响，也要有所认识，虽然这不是他本身的过错，而是后来者的误解。
王旦为三槐王氏留下了《遗训》，作为对子子孙孙的训诫，也作为家族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有益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
王旦开始重视婚姻关系对家族的影响，他选婿的标准，不是看他的家产或他的家世，偏重于对才能的要求，看中的是他将来的发展前景。他的四个女婿，都很有才气。但一个人的发展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才能，苏耆与范令孙未能在仕途上得到更大的机会，是他们个人综合素质和机遇的问题，不是王旦看走了眼。
韩氏与吕氏家族后来都与三槐王氏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家族地位的保持，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北宋后期，韩、吕两家人才鼎盛，大量的人在朝为官，而王氏家族也有一些在朝为官者，但相比之下，是远为不及了。这些在朝者，肯定是会得到关照的，只是无史料佐证而已。
也有人对王旦的“婚姻不问阀阅”有疑问，认为三槐王氏的婚姻对象，大都是名门。这其实是对中国中古时代婚姻本质的误解。婚姻在任何时代，都是扩大家族利益和声望的手段。问不问“阀阅”也只是相对于唐代以前传统****门第和血统而言的。王旦选择韩亿作为长婿，则说明宋代重视的已不再是血统和身份，而是本人的才干和发展前途。范仲淹虽贵为参知政事，但家族在当时并非贵盛，只是声誉很好而已。王质与其联姻，是看重范仲淹的品格而非门第，从这一点说，婚姻重人品、重才干，是时代的进步。而不能以婚媾的对象后来成为高官或名人而说王氏并非“婚姻不问阀阅”。
三槐王氏从王素之后，就已有衰微之势，王素曾想通过推荐韩琦、富弼入相的方式，让他们汲引自己入二府，这是发扬家族光辉的惟一办法，可惜未能如愿。之后虽有王古仕至尚书，徽宗也曾有大用他的打算，但****不知什么原因，却不了了之。王巩、王靖又恰逢“熙丰变法”后政坛急剧动荡的时候，与王古一样，升沉不定、荣辱不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王伦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也算进了二府，但其影响并不大。
通过王伦的外交活动，可以了解南宋初年，朝廷对金的忍让与屈膝。尽管王伦做了极大的努力，由于南宋的不振，他的外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他在国家最危机、最需要做出牺牲的时候，勇挑重任，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最后，他以生命书写完了他著名的乐章，也无愧于宋廷，无愧于三槐王氏。他是三槐王氏在北宋的****一个、也是南宋第一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
目前欧美一些研究者认为，宋代地方官大多是荫补贵家子弟充任，科举出身者反而占少数。因此认为，宋代的科举制度对官僚集团并不十分重要，家族声望的维持，也并不取决于科举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宋代由荫补入仕的官僚远远超过科举出身而为官僚者的数目，这是事实。但同时也要看到，宋代是以官员职位的高低，决定荫补家族成员的人数和荫补官品的，而“荫补出身者成为高级官僚之路异常狭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活动于官场的底层”，官位得不到升迁，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也就不可能再对家族的其他子弟进行荫补，当然也就谈不上维持家族的地位了。所以，科举制仍然是最重要的保持家族长盛的手段。这也正是三槐王氏子弟虽然多以荫补人仕，但在进入仕途后，又有不少积极参与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身份，这就为跻身高级官僚的队伍积累了资本。
三槐王氏在北宋是出名的家族，但仅一王旦仕至宰相，比起东莱吕氏、安阳韩氏的几代多位“二府”人才以及晁氏、曾氏在文学和政坛的影响等，还颇有不足，这也许是至今少有研究者涉足的原因。但是，“三槐王氏”之名，远播后世，则又非上述家族所可比拟。宋代目录学家称王巩为“三槐王氏之裔”，说明在士大夫中，“三槐王氏”已是大名鼎鼎的家族了。笔者通过对这一家族的解剖，力图完整地了解宋代家族的兴衰与政治、婚姻的关系，加深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
附一 征引书目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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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之亮《宋两湖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5．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6．李之亮《宋京师及东西路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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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章伟《宋代士族婚姻研究》，《新史学》，第4卷第3期，1993年9月。
15．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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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参考今人著述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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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其凡《经世谋臣一一宋朝名相赵谱》，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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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毛元佑、雷家宏《宋帝列传·宋太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7．张其凡《宋帝列传·宋太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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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张其凡《冯元一一博学多识的一代大儒》，《暨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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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丁俊屏(北宋时期“南人”与“北人”地位的转化》，《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6．傅礼白《北宋审官院与宰相的人事权》，《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67．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暨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68．王智勇《论宋真宗朝的“五鬼”》，《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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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l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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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李华瑞《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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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骣＞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大陆杂志》，第17卷，第11期。
87．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大陆杂志》，第17卷，第12期。
88．侯绍文《党人碑》，《大陆杂志》，第８卷，第１期
89．程光裕《澶渊之盟与天书》（上、下），《大陆杂志》第22卷，第6、7期。
90．蒋复璁《宋真宗与澶渊之盟》(上、续、末)，《大陆杂志》，第22卷，第8、9、10期。
91．程光裕《北宋台谏之争与濮议》，《大陆杂志》，第23卷，第8期。
92．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大陆杂志》，第30卷，第3期。
93．王善军《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后记
攻读博士，是我求学生涯中最为辛苦的三年，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本书可以算作三年来的一个总结。
2000年，考入暨南大学，师从张其凡先生研究宋史，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张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不仅要完成课堂学习和指定的作业，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张先生指定的史学著作，写出令人满意的读书笔记。这对于像我这样基础较差的学生，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也只有咬牙坚持并最终完成了任务。记得我的****篇文章，就是按张先生的要求，以陈援庵老先生的史源学方法写出的。由于搜集了大量史料，后来写成了《“曲端冤狱”与南宋陕西的陷失》，发表在《南开学报》上。
在选定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原来的设想，是写韶关地方的人物余靖。余靖在北宋庆历年间曾任谏官，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后更出知地方，历官尚书右丞、工部尚书。是岭南自唐代张九龄之后第二个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但****还是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同学李治安建言，就这一人物作博士论文，分量不够。****还是听从导师的良言，选择了三槐王氏家族。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
这本书如果对学术界还有点用，那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张其凡先生。从史料的搜集到论文的布局，我都得到张先生的悉心指点。我每完成一篇，张先生都认真阅读，仔细修改，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北京师范大学的游彪教授，曾详细阅读了我的论文，对我文中的错误一一指正。我与游先生素不相识，仅仅凭一个电话，就让他如此费心。我于心存感激之余，对游先生的人品、学问更是佩服。
自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学问尚浅，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我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2003年12月28日
——完——
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
出版社：齐鲁书社 第1版（2004年1月1日）
丛书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平装：290页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下）
川黔王家大院 2019-09-19 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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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王家大院
—————— 探讨家族历史，传承祖先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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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贵录，男，汉族，1960年12月生于河北井陉，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现任韶关学院人事处副处长、研究员。兼任韶关市历史学会秘书长、韶关学院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第五章 三槐王氏艺文征略
三槐王氏作为一个以文化传家的士大夫家族，无论在政治上抑或学术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家族的主要成员，不仅做官有政绩，而且都雅善诗文。现将北宋时期三槐王氏家族成员的著述，考述于下。
一、王祜
王祜有著述，有文名，与王祜孙子同辈的石介有诗云：“下唐二百年，先生固独步，投篇动范呆，落笔惊王祜。”说明了他在当时的诗坛、文坛是有较大影响的。只是其著作今已不传，只有残篇断简留存。其中有文一篇，诗四首。
其文作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十二月，是弹劾胡旦的。胡旦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状元，当时在朝中的官职是右补阙、直史馆。王祜奏章云：
胡旦幸以常材，谬登上第，职在史氏，身列谏垣，而乃献颂明廷，发泄私愤，谤谢圣代，指斥大臣。躁人词多，前典尤戒；下流讪上，先儒所恶。宜加窜逐，以肃缙绅。
这件事的缘起是，胡旦向皇帝上《河平颂》，意图歌颂太宗之德。胡旦在文中称：“贼臣(卢)多逊，阴洩大政，与孽弟廷美，咒诅不道，爰构大难，赖天地社稷之福，圣皇之灵，觉而黜之。强臣(赵)普，恃功贪天，违理背正，构豪杰之罪，饰帝王之非，榛贤士之路，使恩不大赉，泽不广洽。”还有“逆逊投荒，奸普屏外”等语。太宗弟廷美之事，当时颇多暧昧，太宗不喜人道，而胡旦却偏端出，犯了入主之忌，这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以至于惹得太宗大怒，把他从前的劣迹又诉说了一遍：“旦词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历试外任，所至悉无善状。知海州日，为部下所讼，狱已具，适会大赦，朕录其才而舍其过，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今朝多君子，旦岂宜尚列侍从耶?亟逐去之。”因皇帝把胡旦之文下到了史馆，王祜当时是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才有上述奏章。这次上奏，固有希合太宗之意，也与其为人有关，同时也是胡旦躁进、咎由自取。
王祜存诗四首。因内容较少，故全部引录。《南阳鄭诗》：
置酒向南宫，分明将将雄。指踪为****，大国赏元戎。似续惟人杰，危忘尽狗功。贤哉垂俭德，千古仰清风。
这首诗是写鄭侯萧何的。萧何为西汉功臣****，初封之地在沛郡(今江苏沛县)，后嗣移封于南阳之鄭，故城在湖北光化县北，北宋属襄阳府。王枯曾于北宋初知襄阳，故有此诗。
《赠率子连》三首：
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巅。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深云三十年。
古星当崖映日间，年年常伴白云闲。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
心意逍遥物莫知，山申山下识人稀。想君绝虑离尘土，不是王乔即令威。
率子连（？—980），又称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他居于因荒寂而无人肯住的紫虚阁，此地以前是魏夫人坛。王祜知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与之交，并赠以诗。率子廉好酒，常醉林间。一日忽谓众曰：将有所适。众寻之，则已死。时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葬岳下。未几，有僧自京还，附子廉与众书，验其书，乃死之日，“发其冢，杖履而已”。诗中描述了一个居于高山之上的隐士，与白云相伴，如同仙人一样“心意逍遥”，不求人知。
另外，《全宋诗》尚收有王祜的两个断句：
一曰：花片已随山下水，云层虚锁河申春。
二曰：诗狂直欲吞云梦，酒渴何妨吸洞庭。
二、王旦
（一）诗作
王旦平生不以诗称，所以他作过多少诗、有无诗集，都无记载，现在能搜罗到的他的诗已非常少。
1．《禁林燕会之什》。
喜缀真仙燕禁林，玉堂新事好供吟。天章刻石兴风雅，宸翰书牌耀古今。势逸夺回龙凤计，调高流入管弦音。光凝玉單琼浆润，冷布花砖药树阴。地贵每朝金殿近，景清如到玉壶深。得陪嘉会荣观大，虔效賡歌乐圣心。
时王旦为右正言、知制诰。
2．无题。
祖先敦行家声远，重庆儿孙真学文。励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云。
王旦侄子王睦、王质幼而好学，王旦看到他们的诗赋后，作了这首诗，激励他们。
3.《南恩州西楼》。
江楼横玉虹，西山罗画屏。荒城斗样大，此楼何峥嵘。炎岭状陇蜀，三州通蓬瀛。人烟几村落，数点如晨星。谁谓海一涯，好山无数青。
《咏花》。
迥与群芳异，舍芳向暮春。不如松柏木，常保岁寒新。
(二)著述
1．著作。
(1)《国史》一百二十卷⑤，已佚。
(2)《文集》二十卷，已佚。
2．文覃。
王旦的文章，尚有一些留了下来，但多是应制之作，可搜罗到26篇：
(1)《崇文广武仪天尊道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册文》(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辛卯)。
(2)《上圣祖圣号仙衣册》(天禧元年正月壬寅)。
(3)《宣祖昭武睿圣皇帝加谥册文》(天禧元年正月九日)。
(4)《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祐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册文》(天禧元年正月辛亥)。
(5)《太祖加谥启运立极英武圣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议》(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一日)。
(6)《太宗加谥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议》(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一日)。
(7)《文彦博男宗道可承事郎制》。
(8)《太子中允充馆阁校勘范镗可依前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充监察御史里行制》。
(9)《太常博士充集贤校理丁执礼可依前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兼监察御史制》。
(10)《司天监灵台郎王利宾钱子善可并特授守司天监主簿制》。
(11)《右监门卫大将军世阐第三女婿郑敦临可将作监主簿制》。
(12)《提举茶场故太子中舍李杞长男珏可将仕郎试将作监主簿制》。
(13)《莱州莱阳县尉侯通可守将作监主簿制》。
(14)《请举乐奏》(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十二日)。
(15)《请于京朝宫中选宗姓者充宗正寺官奏》(大中祥符九年二月三日)。
(16)《乞减免曹济徐郓广济淮阳六州军夏税奏》(天禧元年四月)。
(17)《谢三伏早出表一》。
(18)《谢三伏早出表二》。
(19)《贺人礼上启》。
伏审涓辰，已谐礼上，恭惟庆慰。某官清才出类，高识迈伦，早膺桂籍之荣，迟被藩司之任。伫闻茂绩，别就选抡。掖守穷边，难亲英范。其于瞻颂，莫尽敷陈。
(20)《吴氏族谱引》。
余见故家旧族，语及谱，问其先世，则懵然不知。呜呼!此谱学不讲之弊也。且豺獭皆知报本，人灵于物者，不知祖宗之所自出，枝派之所由合，亲疏之所以别，昭穆之所以序，豺獭之不如也。吴氏始于周，泰伯仲雍封于吴，子孙以国为氏，历今千百年，以嗣以续，如视诸掌。其子孙之得大可知矣。余嘉其克绍先志，僭为引。景德三年秋八月上浣之吉，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原王旦书于长安向阳精舍。
(21)《颜回字子渊鲁人赠兖公今进封兖国公赞(题下原署：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臣王旦撰)》。
贤哉子渊，惟仁是好。如愚屡空，邻几睹奥。用行舍藏，与圣同道。封岱丁辰，益兹尊号。
(22)《闵损字子骞鲁人赠费侯今进封瑯琊公赞》。
子骞迭者，闭阉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无间言，道亦希口，公衮赠封，均乃天庆。
(23)《大宋封祀坛颂(题下原署：天书仪卫使、封禅大礼使、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实封贰千一百户臣王旦奉敕撰)》(大中祥符二年七月)。
(24)《祀汾阴坛颂并序》(大中祥符三年)。
(25)《祀昊天上帝玉牒文》(原未署撰人。据《宋会要辑稿》“礼”二二之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九，此文为王旦作。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辛亥)。
(26)《某神奉安祝文》。
祠庭嗣新，貌像栽肃。日时甚吉，肴核具陈。神乎来哉，以有安宅。尚享!
三、王质
王质有诗文及著述，据苏舜钦记载，特别欣赏王质的杨亿（974—1020）“以公诗句手写扇上，众争玩之，由是名称益大”，然其诗歌都已失传。
王质的奏疏，还有若干片段留了下来，现介绍分析如下：
1．《请引见磨勘差遣人不豫进文字奏》。
伏见先朝审官、班院、流內铨引见磨勘差遣人，并临时取旨。自天圣垂帘之后，皆前一日进入文字，内中批定指挥。其间虽有功过，有司不敢复有所陈。今请如先朝故事，更不豫进文字。并于引见日，面与处分。
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王质为判吏部流内铨时，曾上此奏。又见于《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一三。
2．《乞许两制官过从往还奏》。
谏官例不与臣僚过从。今请除二府不听谒外，其两制官并听往还。
下云“从之”，题前标：(庆历七年)十二月，知谏院王质言。然王质病逝于庆历五年，不可能在两年后还上奏章。这有两个可能，一是《宋会要辑稿》把时间弄错了，另一个可能能是把人物弄错了。其实，从现有的资料看，王质从未“知谏院”，而且，也未见有与他同时、同姓同名的人的记载，姑存之。
3．《乞勿原杀人取赀盗贼疏》。
盗杀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坏其党，且许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杀人取赀而捕获，贷之，岂法真意乎?
著述有《宝元总录》一百卷。据范仲淹云：王质“兼通佛老微旨，撰《宝元总录》一百卷，皆圣贤穷理尽性之说。”而苏舜钦则云王质“采古今练形摄生之术，著《宝元总录》一百卷”。二人所言略有不同，大略是言佛老之旨无疑。书已佚，不可复辨其详。
四、王素
王素一生写了不少诗文，但大多未能留下来，只有数首诗与片段文章，如沧海遗珠。兹为考述如下：
(一)尚存数首诗，分别见于以下书籍。
似去华胥国里来，云霞深处见楼台。月光冷射鸡窗急，惊觉游仙一梦回。
虚碧申藏白玉京，梦魂飞入黄金城。何时再步烟霞外，皓齿青童已扫厅。
南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尝记王素云：“一日，欲作奏论事，方据几秉笔，则瞑目思睡，乃就枕。梦至一处，殿上有绀服翠冠，与公对揖，绀服者谓公曰：‘公弃去仙局，下谪尘世未久也。吾即玉京黄阙东门侍郎，公即西门侍郎也。公向以奏犊玉帝，语伤鲠讦，暂谪下世。今公欲作奏论事，事有大利害，更审之而后诤也。’公曰：‘诺。’立顾左右送公归，乃悟。夜已三鼓，乃索笔，书一绝于窗云……后出镇定武，亦以惠政称。晚岁思玉京之梦，乃为诗……”清厉鹗《宋诗纪事》载前诗，惟诗中“一梦回”，作“梦一回”，并设题为《述梦》。
李膺破柱檎张朔，董令回车击主奴。前世清芬宛如在，未知吾可及肩无?
魏泰《东轩笔录》云：“至和中，陈恭公秉政，会嬖妾张氏笞女奴迎儿杀之。时蔡襄权知开封府，事下开封穷治，而仁宗于恭公宠眷未衰，别差正郎齐廓看详公案。时王素为待制，以诗戏廓曰：……廓知事不可直，以简报王曰：‘不用临坑推人。”诗中引东汉****不畏强权的典故，虽为戏谐，亦有深致。
三载勤吏职，去思乏吐谣。还随半夜月，又趁五更潮。骛掉辞枉渚，扬帆信归飙。山阴多胜托，小隐欲相招。
诗作未云写作时间，然王素任职江淮，且达三年之久，只有宝元三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知宿州。可以断定，诗当作于庆历二年离任之时。
当日蒙尘历险难，得逢苍翠喜开颜。吾皇高拱岩廊上，只爱生灵不爱山。
此诗亦无写作时间，诗后注引自《汉南府志》，当是王素于宝元二年(1039年)知鄂州时所作。
妃子当时已尘土，华清今日尽荒凉。后人不管唐成败，犹自严扃道御汤。
诗亦无写作时间，诗后注引自《临潼县志》。止地为西行必经之路，王素曾数度往来，不知诗作于何时。然王素曾于庆历五年知华州，如定诗作于此时，较为合理。
宽猛三年无枉理，公私兼济不欺心。如今受代朝天去。遮路人人泪满襟。
阮阅《诗话总龟》云：“王仲仪镇真定，惠爱在人，罢日，攀辕卧辙不得去。《题村寺》曰……”诗当作于嘉佑元年至四年(1056—1059)王素知定州时。
(二)著述。
1．《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已佚。
2．《经验方》三卷，已佚。
3．《文正王公遗事》一卷，今存百川学海本。《宋史·艺文志》题为《王旦遗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魏公遗事》四卷，右皇朝王魏公旦相真宗，其子素录遗事，凡五百条，分四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文正家录？一卷，端明殿学士王素仲仪记其父旦言行遗事。”这些书名看似不一，但应该是同一本书。而且，从南宋开始，已经不全，只能汇为一卷了。
（三）《全宋文》尚留王素几篇文字。
1．《代僧契嵩进传法正宗记等札子》(嘉祐六年十二月)。
臣今有杭州灵隐寺僧契嵩经臣陈状称：禅门传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门浅学各执传记，古今多有争竞。囚讨论大藏经论，备得禅门祖宗所出本末，囚删繁撮要，撰成《传法正宗记》一十二卷，并画《祖图》一面，以正传记谬误。兼旧著《辅教编》印本一部三册，上陛下书一封，并不干求恩泽，乞臣缴进。臣于释教，粗曾留心，观其笔削著述，固非臆说，颇亦精微。陛下万机之暇，深得法乐，愿赐圣览。如有可采，乞降付中书看详，特与编入大藏目录。取进止。
文后注引自《传法正宗记》卷一、《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一，又见《罗湖野录》卷一、《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八。
2．《久藉帖》。
素再拜启：陕右久藉才德，宣布天子之惠，一方安肃，实解朝廷西顾之忧。然偶淹使麾，舆仪甚郁。想进用之命，不出旦夕，伏冀宽以处之，前迓宠数，少慰门人之望。幸甚，幸甚!素再拜。
文后注引自《宋人法书》第二册。
3．《文正王公遗事序》。
先公相国文正魏公会遇二宗，践两禁，为元弼将三十年。丰功大业，宏材硕学，上辅真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称太平宰相，勋书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拟议也。然公捐馆，素未成人。泊从官立朝，或闻于缙绅，或传于亲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诸遗稿，史官未备、理文未悉者窃自记录，仅乎成编。至于殁后追崇，识者议论，保守家法，训戒子弟，可为世范，咸附卷末。尚有遗落以增广，使我先德。炟赫不坠，光圣世得贤之盛，得吾门，贻谋之美，垂之千古，不其伟与!涕泣濡毫，具以实载，幼子素序。
文后注引自《王文正公遗事》卷首，左氏百川学海；又见《丽宋楼藏书志》卷二六。
4．《彭州堋口镇新修塔记》(嘉祐五年十月)。
两川之大府曰成都，成都之属郡曰天彭，天彭有镇曰堋口；堋口有寺曰镇国。山盘九折，江析二派，乃膏腴之上地，真神灵之奥宅。净慧大师保聪，郡人也。嗣平润法师住福昌禅院，严持戒行，广兴佛事，皆口口记，此不复书。净慧往来堋口，栖止镇国，窃爱胜境，思结善缘。乃与邑人耿符等议，建无垢净光法舍利塔一座。自甲午年至庚子告成。陶甓构材，费逾巨万。凡十三级，高二十四仞。其间复置九十口口塔。以《陀罗尼经》匣其中。屹屹宝势，凌井络之高；巍巍福基，壮坤维之重。岷山可摧，塔不可毁；蜀江可口，口不可坏。信乎诸天云奔，散花而赞叹；百神岳立，持戟而拥卫也已。夫诸佛设教，非欲崇大厦，起口口口口口口以自严奉。盖念众生处世，沉没爱网，造作黑业，轮转诸趣，莫知休息。使口我相者，发慈悲口口；口其财者，灭悭贪之迹。其悟空性，咸法身，含生之灵，根智各异，岂可同语也?今是塔有蹑一阶。设一口口口口施一供。慈悲之念发，则拯济一切；悭坛之迹泯，则饶益有情。净慧之意，岂徒然哉?况口口在宥，声教所被，穷荒极幽，草木昆虫，率遂其性。而吾民舍伪邦，归圣世，击壤畋亩，不识兵革，口孙承承，安至白首。陶王泽之口润，知帝力之何有。宜乎树妙果，祝皇龄，乐休口口，世济福寿之域者焉。净慧向游都下，乃予故人，恳丐鄙文，永昭乐石。乃敢直书，以谕远俗，使向口释氏，爱戴朝廷，不其美欤！嘉佑五年十月十二日，翰林侍读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口都军府事兼管內前道劝农使、充成都府利州路屯驻泊本城兵马钤辖、上柱国、太原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王素撰。朝奉郎、守尚书虞部郎中、知彭州军州、管辖驻泊兵马兼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绯鱼袋、借紫沈纯书。朝奉郎、守太常博士、通判彭州军州兼管內劝农事、提举渠堰、骑都尉、借绯常溥篆额。
文后注引自《北京图书馆藏拓片·各地》五三二四；又见《嘉庆彭县志》卷九。(文中空格为原文所缺)
5．王素于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为侍御史时奏言：
乞依贾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细，较计所入所出之数，省罢不急。
这件事，皇帝让韩琦与张若谷、任中师同三司详定，****还是听从了王素的建议。
五、王毖
今存诗一首。
垂虹亭：长桥千步截江洄，虹影随波彩翠开。谁与上皇传信息，定从此路入蓬莱。
六、王端
今存奏议二篇。
1．《论以无过谴迁官之弊奏》(天圣六年)。
法用举者两人，得为县令。为令无过谴，迁职事官、知县；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举者两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偶幸无过，辄信而迁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因仍弗革，其弊将深。
2．《乞功卿子弟从莅职日方赐服奏》。
公卿子弟。襁褓得官，未尝莅事，而锡服与年劳者等，何以示劝?请从莅日始。
七、王恪
今存奏议一篇。
《乞为亡殁父母统持五十四月服奏》(庆历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准御史台告报，令受服阕敕告，遂陈状以母安康郡君吕氏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父司封郎中雍当年七月九日相继亡殁，乞通持十四个月服制。令再准告报，不许通持服制。臣等父母继殁，亦止通服三年，在孝子罔极之心，实所难忍。若朝廷以素有典制，恐遂更张，即乞不以为例。
八、王克
今存文一篇。
《书石刻浑忠武王本传碑阴》(熙宁五年四月)。
王昔封咸宁，克今幸守此邦，实王之故国。拜谒祠下，仰瞻庙貌，慨然永怀。惟王有不世之功，勘定唐难，忠义感发，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奋然思立；而遗休余烈，旧俗无传。今虽措诸文辞，不足发扬称赞，因取国史本传刊之，以为后世观。熙宁五年壬子四月丙寅日。
九、王巩
王巩一生勤于著述，勤于吟咏，留下不少诗文著作。其诗连大文豪苏轼都十分佩服，《墨庄漫录》云：“王定国持诗与东坡，东坡答书云，新诗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穷人之具，辄欲交割于公。”可惜他的诗文著作大多已散佚，只留下很少的一部分。
(一)著作。
1．《文集》，已佚。黄庭坚曾为王巩的《文集》作序，略云：
元城王定国，洒落有远韵，才器度越等夷。自其少时所与游尽丈人行或其大父时客也。生长富贵，其嗜好皆老书生事而不寒乞，诸公多下之。其为文章，初不自贵珍，如落涕唾，时出奇壮语，惊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夺官，流落岭南，更折节自刻苦读诸经，颇立训传以示意得。其作诗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师儒绳尺，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欲以长雄一世，虽未尽如意，要不随人后。至其合处，便不减古人。
2．《论语注》一O卷，已佚。秦观为之序，略云：
定国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游，斥海上，人皆意其日饮无度，不复以笔砚为职矣。而定国至宾，益自刻励，晨起入局，视盐税之事唯谨。退則穷经著书，或赋诗自娱，非疾病庆吊辄不废。七年，罢还，诣东上閤门奏书曰：“臣无状，幸缘先臣之故，获齿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无以自赎，间因职事之暇，妄以所见，注成《论语》十卷，未敢以进。惟陛下裁哀之。”明日诏御药院，取其书去，未报而神宗弃天下。呜呼! 自熙宁初王氏父子以经术得幸，下其说于大学，凡置博士，试诸生，皆以新书从事，不合者黜罢之，而诸儒之论废矣。定国于时处放逐之中，蛮夷瘴疠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论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闻之取其书，非其气过人，何以及此?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于斯言可信。
王巩与王安石的“新学”观点看来是大不相同的，因为王巩这部书秦观看过，《序》中说王巩“乃以副本来属予为序”，所以，其中的观点，秦观肯定是知道的。
3．《甲申杂记》一卷，清人所修《四库全书》收入王巩此书，提要说：“是书于朝章国故及名人佚事、草野遗闻，纪载庞杂，似补《近录》所未及。至文之不支不蔓，在宋人小说中为上乘之作。”此书在当时已受人重视，有引录者。如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八，即引其“刘挚死新州”事。
4．《闻见近录》一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录，云“宗正丞三槐王巩定国撰”。马端临《文献通考》录入。宋代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即引录“王械”事。清人收入《四库全书》。
5．《随手杂录》一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录，称：“《清虚居士随手杂录》一卷，王巩定国撰，待制素子，张安道之婿。”《四库全书》收入，提要云：“是书页数不多而记载尤极庞杂，如返婚梦应善恶果报等事，近于神怪，类属无稽之谈。然唐人小品中往往有之，或亦讽世警时，寓意劝惩之作也。”
6．《乐全先生张公(方子)行状》，今存。
另外，《知不足斋丛书》还收有《清虚杂著补阙》，是南宋时王氏后人王从所辑，文末云：“乾道四年(1168年)夏六月，以同舍吴君一能本校《闻见》、《甲申》二录，所阙凡二十六事，录如右。从续记。”
王巩的著述，除上述外，在《宋史》中还有些，时王巩为宗正寺丞，为玉牒所事上奏章。王巩奏章云：
玉牒十年一进，并以学士典领。自熙宁中范镇进书之后，《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类谱》自庆历中张方平修进之后，仅五十年，并无成书。乞别立法，其修玉牒及类谱官，每二年一具草缴进。
（二）诗歌
王巩有《诗集》，已佚，苏轼曾为《诗集》作序，《王氏宗谱》云：《诗歌》有四卷。苏轼序略云：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今余老不复作诗，又以病止酒，闭门不出，门外数步即大江，经月不至江上，阮盹焉真一老农夫也。而定国诗益工，饮酒不衰，所至穷山水之胜，不以厄穷衰老改其度。今而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
王巩的《诗集》虽然已佚，但还是有一些存了下来，由于篇数比较少，在这里一并予以引录。
1．政和二年（１１１２年），苏辙在许昌逝世，王巩为作挽诗三首云：
忆昔持风宪，防微意独深，一时经国虑，千载爱君心。坤道存终始，乾纲正古今。当时人物尽，惆怅独知音。
自注云：元祐中，议册后，宣仁御文德殿发册。公语余密告吕丞相微仲，母后御前殿，兹不可启。微仲明日留身，宣仁诏宫中本殿发册，时人无知者。
已矣东门路，空悲未尽情，交亲逾四纪，忧患共平生。此去音容隔，徒多涕泪横。蜀山千万叠，何处是佳城?
自注云：公前年寄书，约余至许田，曰：有南斋翠竹满轩，可与定国为十日之饮。此老年未尽之情也。
静者宜膺寿，胡为忽梦楹?伤嗟见行路，优典识皇情。徒泣巴山路，终悲蜀道程。弟兄仁达意，千古各垂名。
自注云：公与子瞻尝泊巴江，夜雨，相约共游蜀，竟不果归。今子瞻葬汝，公归眉。王祥有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
张邦基在作了记叙后说：“右三诗，予在高邮，于公之子处见其遗稿，因录之，皆当时事。今公之后邈然，家集不复存，惜其亡也，因附于此。”
2．王巩游池州(今安徽贵池)时，曾为那里的萧相楼题诗。萧相指唐朝宰相萧复，萧复曾为池州刺史，建楼贮九经书。及人相德宗，论卢杞奸邪，出为江南宣抚。萧复刚直，颇有时誉。此楼后经大诗人杜牧重修，取名“萧相楼”。王巩诗云：
卢杞奸邪四海忧，相君邦国自同休，分符朝去云中阙，开府南来江上州。百尺楼高瞻故国，九华山色倚晴眸。定知直道传千古，杜牧文章在上头。
3．《过池阳》。
不见当年两翰林，江天为我结层阴。九华门外柳三丈，萧相楼前松十寻。
自注：两翰林为滕公甫、钱公勰也。
4．《齐山僧舍》。
竹密通幽境，横桥逐涧斜，阴崖耸珪璧，古蔓引龙蛇。寺僻虚僧磬，亭荒足兔置。紫微今不见，著意采黄花。
齐山在池州境内。唐时杜牧为刺史，曾作《九日齐山登高》诗，其中有“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名句。
5．《湘山光孝寺》。
半岭风吹草木香，落阶花雨送春忙。从师远借云庵卧，还我平生午枕凉。莲社缁黄常得伴，盐门妻子亦相将。化身欲似河东柳，更向山头望故乡。
此诗约作于王巩贬宾州时。唐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柳宗元在柳州，有“若为化得身千亿，洒向峰头望故乡”的诗句，故王巩化用其意。
6．《全州卷烟阁》。
长江萦村若练带，晴岫插天如画屏。山清水秀两奇绝，道人对此开禅扃。红尘一点飞不到，举手高可摩天星。
此诗应作于王巩编管全州时(1098—1101)。
7．《寄桂州张谏议和永叔》。
桂林太守几时行，泛汴桃花浪已腾，目极云阴低远树。夜寒风急乱春灯。巢呜翡翠愁无限，水宿鸳鸯冷不胜。阳朔山前好峰岭，为公怜爱万千层。”
此诗亦应作于被贬宾州时。时知桂州为张颉。张颉于元丰三年(1080年)闰九月，以“朝奉大夫，直龙图阁知桂州。”
8．《欣欣亭》。
清湘北郭崇岗路，松竹年来定几围。我亦临淮筑新宅，与君万里对柴扉。
此诗当作于王巩定居高邮之后，属晚年之作，故有“临淮筑新宅”之语。
9．《寄山谷》。
北海未常樽有酒，冯罐何止食无鱼。黔州梡脱无蒸饼，自合官称削校书。 (注：山谷既饭素，在馆中时多食东华门蜿脱蒸饼。后徙黔南，王定国寄之以诗云。)
黄庭坚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是在哲宗绍圣初，王巩此诗当作于此后不久。
十、王靖
有著作。今存诗一首、断句一。
著作：《广东会要》四卷，已佚。
存诗：
蜀道新持使节优，南昌更命按诸侯。江山秀入行台晓。风月吟余泽国秋。宽弛茶租吴俗富，兴酾渠利晋人讴。送将莫讶迟留处，浩穰敲喧讼牒稠。
这次送行，是一次文人的大集会，许多人以同題赋诗，有陈升之、章衡、崔公度、李柬之、吕嘉问、毕仲衍、王汾、滕甫、余中等四十七人之多。这些人中，很多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陈升之曾为宰相，章衡、余中是状元，王汾是****人士诗人王禹偶的孙子，吕嘉问、滕甫(宇元发，以字行）也都是一代名臣。所送的程给事，即程师孟(1009—1086），字公辟，吴(今江苏吴县)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累官知广州。召为给事中，充集贤殿修撰、判都水监。出知越州、青州，授光禄大夫，致仕。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程师孟出知越州在神宗熙宁年间。
句：欲往海上吞鲸鲵。阮阅记载：“王靖效苏子美作壮语曰……”
十一、王震
(一)著作。
1．《阆苑记》三十卷，已佚；
2．《元丰怀遇集》七卷，已佚。
南宋周必大，曾作《元丰怀遇集后序》，使我们大致了解了这本书的内容。序云：
吏部尚书赠少师王公子发，序其西掖制草谓：自高祖晋公、曾叔祖魏国文正公以及其身，世掌丝纶，名集曰“怀遇”，而不曰“荣遇”者，谦也。恭惟太祖、太宗，削平僭乱，勃兴文治，士生斯时，以登畿为荣。而晋公知制诰，在乾德之三年(965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真拜舍人，雍熙末出院。才四岁而文正已践父官，盖淳化二年(991年)也。至道二年(按：应为三年，997年)，章圣即位，乃迁內相。父子继遇明主，出风雷之令，鼓舞多士，缙绅荣之。后八十余岁，当元丰六年(1083年)十月，公复绍高曾之业。越二年，进给事中。是时裕陵董正治官，文章焕焉可述，宣仁、哲庙大收人才，协成初政，润色之功尤多。盖三世代言，俱接武于两朝，可谓荣也已矣。
这篇序是王震的后代曾孙王淹，在南宋庆元二年(1196年)为庐陵郡丞时，把这个集子给杨姓太守看，杨太守看后“悦之，将刻板布之四方”，因为周必大在绍兴、乾道(113l一1173)间曾做过知制诰工作，所以才请他为之作序。这番曲折，在周必大的序言中，都做了说明。这让我们知道，王震做中书舍人是在元丰六年十月，并且一做两年，才晋职为给事中。在《宋史》本传中，却没有记载王震做中书舍人的时间。
王震做中书舍人时所写的制词，也是颇受人推崇的，周必大在文章中也做了评述，并把他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相提并论。文曰：
昔官制初行，舍人曾南丰也。一日除郎、御史数十人，公为都司付制，吏部读而叹曰：“本原职守为之训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谓欲知公制词之美，此数言尽之矣。岂所谓夫子自道者耶?至于追爵荀况、扬雄、韩愈三制，简古明粹，殆与西汉诏令相为表里。呜呼!盛哉!
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王震是作过制词的，而且文辞古雅，很有神采。
《元丰怀遇集》实际是王祜、王旦、王震三人做知制诰和中书舍人时的制词的总集。此集“凡七卷，制词四百余首”，末卷收录之文十八篇已非制词，但按北宋当时的习惯，仍可列入当制之词。到南宋，这种风气才改变。周必大在《后序》中也说得明明白白。
(二)佚文。
《南丰文序》赞曾巩文章云：“南丰之文章标鸷奔放雄浑环伟，若三军之期，猛兽之抉，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亦记有王震的一段制词：“东坡谪黄冈，元丰末移汝州团练副使，制词云：‘苏某谪居之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坡甚叹服，盖王子发词也。元祐初，坡入掖垣，尚与王子发同僚，和子发诗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盖为此也。”
(三)诗歌。
王震存诗二首。清代厉鹗《宋诗纪事》载王震诗一首，在乍者介绍里，称他为“开封人，定国之侄”是不错的，但后面却说他在“大观间，知蔡州”，恐怕就是弄错了。“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为1107—1110年，这时王震早已去世，是不可能再知蔡州的。
1．《雪》。
未送余寒归嶰谷，先传春信到花丛。侵凌竹色回新绿，点注梅梢破小红。
2．《梳洗台》。
俗缘磨未尽，空山傍妆台，溪云惹粉黛，岩花宝靥开。
十二、王需
今存诗一首，《五台山谒真祠》。
真人庙食占兹城，欲乞丰年在至诚。五马腻车恭款谒，丰香烈火报登平。犬鸡仙去遗丹灶，鸾鹤飞来认翠旌。既就金方留世了，终闻玉帝录功成。
十三、王古
著述：
1．《劝善录》六卷，已佚。
2．《法宝标目》十卷，今存《弘教藏》结字函第八册，亦见于《褪字藏》第三五套第五册，皆题作《大藏圣教法宝标目》。
3．《道院集要》三卷，有明嘉靖三十三年晁溧宝文堂刻本，题作《晁文元公道院集要》下云：王古删定。存《四库全书》“子部释家类”，亦作“删定本”。
4．《新修往生传》，见《续藏经》乙编第二二套第三册。
存奏议二篇：
1．议礼。
奉上二帝徽号，升柑四后神主，其事则殊，其为宗庙大礼一也。今升柑不发册，則大庆廷授上公、载辂、仪卫、鼓吹等，亦皆缘此而罢，止于太庙有司摄事而已。则加号之礼显，升柑之事隐，盖发册之礼虽为柑庙之节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发册而后显。今既行升柑而反废其重礼，恐万方现听或有以轻重议朝廷者矣。或谓故事，用册者皆以改上尊谥或字有增损之故，今四后谥无所改，则不可用册。然臣以为，郊庙用册，其事多矣，非必至于增改谥号而后可为。今自别庙而升，始正帝后同室之位，决历世之疑议举宗庙之大礼，据经稽古，至陛下而后定，其事至重。顾使减于谥号增改，使有司止以常祝告庙，此臣所以疑而未敢决。臣愚以为，朝廷苟欲姑徇礼官之议，今不用册，则乞稽参典故，凡行礼之节，务致隆极，使较然以异于常享，庶几上副致严宗庙之意。
元丰六年(1083年)，“加上仁宗、英宗谥，因升祔四后，初议不发册”，王古故有此上书。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乃诏升祔比庙，亲祠用竹册”。
2．上言。
乞自今诸神祠无爵号者赐庙额，已赐额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从其本。妇人之神封妇人，再封妃。其封号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锡命驭神，恩礼有序。凡古所言，皆当于理，欲更增神仙封号，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则锡命驭神，恩礼有序。
熙宁年间，“应祠庙祈祷灵验，而未有爵号，并以名闻”，王古为此上书。
不过，有时王古的一些见解就显得有些迂腐了。元丰末年，晋州教授陆长愈建议，近期已封孟轲为邹国公，“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皇帝把这个建议交给太常寺评议。王古与王杰、叶均等认为：“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其实他们都忽视了，历朝配享孔子，早已把一些对儒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列进去了。结果，礼部反击说：“唐至今，以伏胜、高堂生等二十一贤从祀，岂必同时人？”这一下，他们被呛得直是没话说。皇帝听从了礼部的意见。
今存诗一首，《妙峰寺》：
修径转岩阿，危亭临木杪。清明江练直，紫翠山屏绕。林峦献奇秀，图画极天巧。松杉韵轻风，笙箫奏云表。心知游鱼乐，目送飞鸿杳。浮生黄粱梦，幻事何时了。惟应观胜妙，坐可清纷扰。岂须登泰山，闲看诸峰小。
陆心源云：此诗引于《旧江西通志》，应是王古知袁州时的作品。
三槐王氏能够维持长盛不衰，与家族的文化传承有重要的关系。虽然其家族成员的文化成就不是特别突出，但也代不乏人，在宋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方面，王彻开了一个头：、他以状元及第，奠定了家族的文化基础。王祜虽非科第出身。但笃志词学，以文章“名闻京师”。至王旦之后，家族成员的文化水准都比较高。“弃其绮纨膏粱之，而跌宕于图书翰墨之间”成为三槐王氏子弟的生活习性。在文化上的不断进取，是保持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保证。
但也要看到，三槐王氏家族成员，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学士。他们出于维持、扩大家族影响的目的，更重视在政治生活中展现自己的才能，以期能置身高位，提高家族的声望。只有王巩，可以看作是家族的一个文化符号，他是官僚时代家族中惟一具有浓厚的文人习气、文采风流迥出流辈的文士。他的生活道路以及与苏轼兄弟的交往，无不具备了文人的洒脱不羁的性格特征。从这一点上说，他像是家族的一个异类，但也给家族带来了清新的气息，使这一家族由一个传统的官僚世家，向文化世家归依。
三槐王氏成员生活于一个文人喜欢写作诗歌的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有诗文作品。由于年代久远，经历了时间的磨蚀，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已经失传，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笔者经过努力，也只搜集到这么多。
第六章 三槐王氏的家族生活
第一节 “文正遗训”
三槐王氏由王祜开创奠基，但使之开始名扬天下的人物，还是王旦。王旦为家族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之成为北宋著名的大家族。正因如此，王旦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成了家族真正的“开山祖师”。他为后世留下了一份“遗训”，成为三槐王氏重要的“家族文件”。
据《宋元学案补遗》卷三记载，《文正遗训》全文如下：
谨家谱，为孝之大。
谱图祖父子孙相传世系、行名、字号或绝继、迁徙，俱要开载明白。
朝命名文如诰、敕、碑、记、诗歌之类，俱当考录传后。
坟墓、松楸、祭田、产业，一一考录存下。
祠堂、祭器，须随时随置，不许相互推委。凡借人私用者，是袭渎祖宗也，以不孝论。
子孙出入必告祠堂，朔望必须约齐拜谒，四时有祭，忌辰有奠，此大事，不可怠忘取责。祖宗遗像衣冠书箱器用，皆神灵手泽之所存，务要珍藏得好，方为至孝。
春秋祭扫，须有力者轮流主之，若无力，止清明一祭可也。
子孙无后者，当于行次该继者继之，不可以孙为子。以弟为兄，有乖名分。若异姓义男，紊乱宗族。此必妇人之见，合族攻之，至戒至戒。
人家要子孙为宗祀之重也，如妻不生子，当为置妾、置婢，再若不生，须以亲房侄继，挨次行之，方无争讼。
子孙不守士、农、工、商，而感于僧道及下流无耻，为人奴隶，犯奸作盗，致干有司杖徒以上，即削去其名，不许登谱，亦不许与祭宴之列。
子孙婚丧嫁娶，贫乏不能自举者，有力子孙当曲周之。若有被冤等事，力不能申理，代为申理，即祖宗在天，亦当鉴照。
冬至一节，宗长领子孙男女，齐到祠堂，击鼓三声，参拜四礼，供献酌馔。礼毕，宗长坐于堂东，主妇坐于堂西，子孙男女分立左右，命子弟一人诵家训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为兄必爱，为弟必敬，为妻必顺，毋徇私以伤和气，毋囚私故以绝恩义，毋惹闲非，以扰门庭。毋耽曲蘖，以乱德性，有一于此，是悖祖宗教训，族共责之。”众一揖而退，饮酒分福，咸礼而散。
冠礼古人所重，须择吉请老成人祝之、教之。女子之笄亦然。
男婚女嫁，自有常札，与其择富，不如求贤。吾家宛邱旧邻胡氏巨富，许嫁女钱某，后因钱贫悔之，经讼不休，官府劝谕钱某别娶。后钱为江淮转运使，胡女顿贫，一夕恚怨而毙，此可为鉴戒也。娶妇亦然，贫家更知俭苦，子孙且记予言。
父母之丧，子孙只以哀痛为主，随力敛葬。如贫穷不任，族申有力者，共乐助之速。决不可久停在家。近日饮酒作乐，异端惑世，皆当痛戒。
祭礼在《记》中最为详确，只是子孙要至诚，荩诚则孝，孝则感通神明可来，况祖宗一气乎？先贤有穆如恫如之说，极为可味。又曰：三牲九俎，不如蔬食菜羹，诚与不诚之故也。
宗祠须洁扫锁闭，要静安为上。宗人穷而无依者，酌与衣食。在近祠处居之，令其看守。
年幼子孙饮酒面赤者，不可令其入祠堂，恐开喧嚷不敬之渐。
子孙建神佛之宇，不若修其祖庙，余力及桥梁道路可也。
子孙有读书守分者，胙肉多分与之。
宗长处分子孙之事，只要均平，便无别说。《论语》：“不患寡而患不均”极是处置得法。
子孙入仕须廉平、忠孝。若以理去官，归来祭享，祖宗食之。即不入仕而能耕种生理，心力所至者，祖宗亦必食之。若系磋来，祖宗不食之。
叔伯尊长，当以教养子孙为务，若子孙不遵教训，强暴梗戾，轻則缚送祠堂笞责，重则鸣之于官，不可姑息涵容以致稔恶贻累。
子孙时运蹇薄，理当赒助。若跑马斗鸡，踢球淫赌，歌唱唬喇等事，此皆狂浪作孽，不知稼穑辛苦，生理艰难，不必资之，以长其奸。
子孙之妇入门，****要安详恭敬，恪守妇道，孝亲敬夫，以礼待娣姒，以勤治家，以恩抚卑幼，无故不许出门，夜行必先以烛，如有邪盗凶妒，且送还其父母，令其改省。如有不悛，黜之可也。
诸女未行，当教谕其孝敬等事，若即嫁，不可常接归家，致渠好闲有倚，便生慝心，妨人家业。
子孙家政，断不可与妇人商量，妇人决不许其得与外事，此老夫灌灌之言，尔等记之。
在家训中，王旦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这可以教育子弟自律、修身、上进，为官不贪，也不准刻意迎合权势，而要有操守。其他大部分内容，也主要是从“敬宗收族”的观念出发，对家族和睦提出的要求。但他提出的妇女不生儿子，丈夫就可纳妾，及“妇女决不许其得与外事”，家中事务决不可与妇女商量，则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是今天必须要批判的思想。
这份家训，三槐王氏历代相传，奉为圭臬，成为维系家族的崇高族规，对三槐王氏的后代子孙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二节 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与关系
通过对三槐王氏家族的日常生活考察，很明显有三大特点：
一、家人的和睦相处
三槐王氏虽祖籍是莘县，但王祜已在北宋的京都开封建筑了宅第，王旦做了一些修缮工作。此后他们的籍贯，似乎就成为了开封府。所以有些介绍三槐后人的史料，就称之为“开封人”。这个宅子，成了三槐王氏的发祥地。
王旦三兄弟是共同居住在这一宅子里的，而且，根据史料分析，他们也没有分家，是在一起生活的。据沈括记载：“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飨人所私，食肉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为飨人所瘦。’公曰：‘尽一斤，可得饱乎?’曰：‘固当饱。’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也。’”王旦知枢密院时，他的弟弟王旭“在京掌庾，寻奏罢之”，其后就在家中当“总管家”。关于这两兄弟，还有一些其他的记载。《珍席放谈》云：“王文正公宇量鸿旷绝伦，在相府日，未还第，上遣中使赐御酒十器，方逾阃内，劂兄亟令诣国封，首取二壶。其妇曰：‘此上赐也，俟相公归视。’即持去。兄怒，挈梃击壶皆碎，醖流盈地。夫人怒之，不令却扫。公归见之，问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俆语国封曰：‘人生光景几许时?其间何用较计。’余无他言，兄与国封默愧也。”但是，这个故事应是不真实的。王旦为相是在真宗朝，真宗即位于公元998年，一直到景德三年（1006年），王旦才“拜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两朝国史”，时年五十岁。其兄王懿只活到四十九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看到他当宰相的。
《韩魏公遗事》载：“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祠家庙，列百壶于堂前，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文正忽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俱无一言，但摄衣步人堂。其后，弟忽感悟，复为善，终亦不言。”但文中却没有说他为什么发脾气，比上一则所述少了缘由。这个故事，称其弟“傲不可训”，似乎与他后来勤勉任职的实际情形也不相符。一时发怒，容或有之，上升为一种性格特征，就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应该说，这一记载比上一则较为真实。
其实，文人笔记中，也有王旦与其弟关系很好的记载，如：“王文正公或归私第，不去冠带，人静室中默坐。家人惶恐，不敢复前面，而不知其意。后公弟问赵公安仁曰：‘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公曰：‘见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另一则云：“有货玉带者，持以及门，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日：‘甚佳。’公命系之：‘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公日：‘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也。我腰间不称此物。’亟还之。故生平所服，止于赐带。”这一故事也记载在《宋史·王旦传》里。
这两则故事说明了他们兄弟之间感情深厚、相互关心。如果真的如韩琦所言，王旭“傲不可训”，一向暴躁无礼，那兄弟相处绝不会如此和睦，而其弟也不会有《宋史》中“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义”的评价了。
王旦之兄王懿早世，王旦对寡嫂很好，史称王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他是真正实践了自己提出的家训的内容。
王旦不仅对家人如此，就是对下人，也一样体恤。沈括记载：“王文正太尉局量宽宏，未尝见其喜怒。饮食有不精洁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试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饭而已。位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视之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
王旦的后人，只有下一代还能做到这一点，再以后，家族渐大，人口渐多，而血缘也已疏远，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于史料缺乏，就很难考察了。
王旦的侄子王质，还有先人之风，重视家庭和睦，兄弟友爱。其弟王端被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就是王质帮忙的结果。王素赴渭州，他欲代行，不果，又令其子随行侍候王素（二事见前文)，就是著名的例子。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以后王巩与王震尚有来往，其余则不见记载了。
二、重视家庭教育
三槐王氏以儒学传家，靠科举发达，所以，很重视对子弟的教育。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但也可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王旦祖父王彻是状元，父亲王枯也很早就有文名。王旦自己二十四岁中进士，这都得力于良好的教育。王旦成为一家之主后，在家中建立了家塾，并聘请专业老师来教。王素记载：“公弟旭判国子监，翰林冯公元为大理评事、直讲。弟白公：元苦学有清节。公乃召见至私第。公每还朝，与弟同坐，命讲《论语》，诸子侍立于席，逾年而毕。”王旦后来还把冯元推荐给皇帝，让他做了太子中允。
王旦不仅请老师，而且还很关心下代的学业。兄子王睦、弟子王质，幼而好学，王旦“一日，览所试诗赋，召之膝下，以诗激奖之曰(略，见前《艺文征略》)，皆拜而出，愈更勤。睦即早夭，质复召试禁中，得进士第”。
对于幼子王素，他更是用心。王素回忆：“素年九岁，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见庭间花盛开，因使赋诗。公观之，乃依韵和曰(略，见前(艺文征略》)，遂出示门人公孙觉，公孙因激励曰：以公之意，尔等岂得不勤学也。”王旦去世时，王素只有十一岁，尚未成人，宜乎王旦怜其幼而自惜老了。
王帏《道山清话》：“魏公(王旦)一日至诸子读书堂，见卧榻枕边有一剑。公问仪公(王素)何用?仪公言：‘夜间以备缓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贼，贼死于此，汝何以处?万一夺人贼手，汝不得为完人矣。古人青毡之说，汝不记乎?何至于是也。吾尝见前辈云：夜行且不可以刃物自随，吾辈安能害人?徒起恶心，’非所以自重也。”
教育有时不仅仅在学堂，日常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孩子产生影响。王氏既富贵，有些子弟开始生活奢侈，由于王旦生平节俭，最见不得家人衣食华贵，“公每见家人服饰似过，则瞑目曰：‘吾门素风，一至于此。’亟令减损。故家人或有一衣稍华，出于车中，遽易之，不敢令公见”。他自己则衣衫简朴，很能以身作则。“公陪祠东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发之，见所寄衣带以红为之，公怒曰：‘我在，尔已好华如此，欲坏儒风。我死，望汝辈纯素，难也。’亟令送还而易之。”
他时时都会想到对后代的教育。宰相日理万机，平时在家时间不多，但“归飧，必召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语左右曰：‘剩与菜吃!此辈生长公相家，已骄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这些教育都是用心良苦，至于后辈子弟能领会多少，还在于自己的性格与悟性。
三、家产，贫富不均
三槐王氏的主要财产来之于俸禄，有时皇帝也会赏赐一些，如前所云真宗欲封禅，与王旦饮酒，密赐一壶珍珠。吴处厚云：王旦“晚年移疾在告，真宗尝密赍白金五千两”。虽然王旦上表辞让，但这样的赐予，肯定还有，王素记载：“公每有赐予，见家人置于庭下，乃瞑目而叹曰：‘生民膏血，安用许多！’”
王氏是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虽落籍开封，但“自曾祖以来坟皆在莘县”，在那里仍有不少田产，本来也是一笔收入。王旦自为参知政事后，就不再收取地租，而是把这部分收入用以“均赡亲族”。王旦在官小俸微时，生活也很贫困，苏舜钦称其外祖王旦“为中书舍人时，家至窭，与昆弟贷息钱，约违期，以所乘之马偿之”。那张质券，一直夹在书中，后来被王质发现，才为人所知。
王旦贵为宰相，俸禄优厚，赏赐丰厚，因是聚族同居，故子侄衣食无忧，每天还有肉食。但，到了下一代，则显然由于家大业大，已经分居另爨。于是，家族中贫富也已有了分化。
因为王旦虽较富裕，但“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争财为不义耳”。这使得主要依靠俸禄为生的后代，一旦因各种原因失去官禄、祠禄时，便变成了贫困者。王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王质在知庐州时，因对法律的理解问题与中央司法机构有误会而罢职，监舒州灵仙观。生活就成了问题，“至窘匮，乃举族蔬食，数年未尝食肉”。加之王质乐善好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恶，皆一视若己，未尝问家有无”；“厚于朋友，乐施与以周人，而妻子常不自济”，以至于死于陕西后，因“家贫，柩不能还先茔”。苏舜钦说王质之子王规也是“不饮酒，不茹荤”，可能是早年随父生活留下的习惯。
反观王素，生活很富足，性骄侈，“数出游宴”。堂兄弟之间差异如此之大，这也是兄弟分家、各自生活的证明。一方面，王素官职高，且从任职后，虽有贬谪，但未中断俸禄，故能保持优裕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王素有时会从事一些非法贸易。还有收受贿赂的嫌疑，虽有损其人品，但也给他带来经济利益。
王素的儿子王巩，也可能有继承来的家产，生活也很好，还于熙宁十年(1077年)，在京师开封建“清虚堂”。从苏轼与之交往的书信诗文中也可看出，王巩的经济情况很好。其后子孙散居各地，其经济情况已很难查考。
第三节 北宋三槐王氏的门风
三槐王氏作为一个大家族，其兴旺发达令人羡慕。其治家之道和优秀的家族传统，总结起来，可以说有以下几点：
一是重视教育。在前节中已有记叙。三槐王氏子弟中进士者极多，虽然大多都未能显达，但也代有闻人，保持了箕裘不坠的大家风范。南宋迄于明清，虽家族成员迁徙各地，而门风如故，人才极多。另一方面，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三槐王氏子弟大都学有所成，有些人还有著述和诗歌创作。在《宋史》中立传的就有十余人。
二是为人正直。这方面，王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宋黄震对王质有一段概括：“倅苏州，言以术钩盗铸之非；蔡州撤吴元济祠建狄公、李太尉祠；庐州争盗杀其徒而不首者不当原；当西兵急用时，漕湖北，独不进羡；……扶病率子弟饯仲淹，曰：得为党人，公赐厚矣。……贫而廉，刻乞米帖；馆殿二十年，同舍皆显官，介然不动。”他甚至因正直被罢职，数年食素也不改其高尚的品格。王古自愿立班在丰稷之下，在广州时对被贬谪到惠州的苏轼的关怀；王巩被苏轼牵连，贬监宾州盐酒税，却毫无怨言，一如既往地与苏轼兄弟来往，这些都是三槐王氏子弟为人正直的具体表。
三是居官清廉，均有政绩。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王旦仅一任岳州平江县，就获得著名的口碑。直到明代，其祠堂依然存在。成始终撰《文正公祠记》，说王旦“以中正之德化乎民，精诚之心感乎物”，故能自宋历元迄于大明，享祭不绝，这显然与王旦的惠政有极大的关系，只是缺乏史料，不知他在平江县佐了什么好事。
王质在荆南任上，也有很好的表现，他劝和婆媳，并给他们衣物、食品；给因寒冷而偷衣服的小偷衣服，这在一般官员，是很难做到的。他在陕州知府任上虽只有一年就去世了，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当他的灵柩东归时，百姓哭送于道，这是对他官声的最高评价。
王素在知成都府及太原、定州任上，都有不俗的政绩。在离开定州时，百姓拦住他的去路，希望他继续留任。
总之，这样一个封建大家族，能维持数世的繁荣而不坠门风，并非偶然幸至，必有其道。
第七章 王氏姻亲考
三槐王氏姻亲众多，这些姻亲关系，有的甚至是数世联姻，对家族的发展和稳固，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宋代的婚姻关系，已经摆脱了唐代讲求氏族高门血统门当户对的旧习，开始“婚姻不问阀阅”。王旦也强调：“婚姻不求门阀”，甚至在《文正遗训》中说：“男婚女嫁，自有常礼，与其择富，不如求贤。……娶妇亦然，贫家更知俭苦。”事实上，对三槐王氏来说，婚姻可以不问阀阅，却不可能不讲门当户对，因为婚姻关系是维持家族箕裘不坠的重要手段。
第一节 王祜与其儿孙辈的姻亲关系
由于这三代人都是朝中重臣，特别是王旦，位居宰相，所以，他们婚媾的对象亦多是名门显宦，其中位居宰辅即达十人，御史中丞一人，翰林学士一人。
一、王旦
王旦娶赵氏，其父是曾任过参知政事的赵昌言。
赵昌言(1045—1009)，字仲谟，一作幼谟。汾州孝义（今山西汾阳)人。少有大志，文思甚敏，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累官枢密副使，迁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五，谥景肃。赵昌言强力尚气概，所至以威断立名，喜推奖后进。李沆判潭州(今湖南长沙)，昌言谓有公辅之量，表荐于朝。后李果为宰相。
他纳王旦为婿，是在他任两湖转运使时，“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他是看中了王旦的才干及其发展潜力。赵昌言之父赵叡，是太宗藩邸旧臣，其舅父是石熙载，曾官拜枢密使，他省试时的座师郭贽，曾任参知政事。故赵昌言在太宗朝仕途顺利。他对王旦与李沆的成长有帮助。而在真宗朝，由于政局变幻，李沆、王旦先后任宰相，也较好地保护了赵昌言。这是翁婿互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王旦四婿，皆有令名。长婿韩亿，次婿苏耆，三婿范令孙，四婿吕公弼。(见后)三婿范令孙，为五代后周及宋初宰相范质之孙。与范家联姻，固然因为范令孙是故相之后，但另外还有一番曲折。据王素记载：王旦“为岳州平江宰，赵公昌言时领漕湖外，见公，异之，欲以女妻。公曰：‘一当禀命于亲。’时先晋公在京师，方与范鲁公质家议亲事，见其书。曰：‘既来禀我，意必欲之。’遂可。以归，始闻范亲之说。公既贵，以女适范鲁公之孙全(令)孙，因语全（令）孙曰：‘此亲成吾先公之意矣。”当然，范令孙的才干，也最后是王旦考虑这场婚事的原因。王辟之云：“令孙有学行，登甲科，人以公辅器之，王魏公旦妻以息女。令孙常（尝）为《登览诗》曰：‘孤云不为雨，尽日却归山。’识者以谓不及进用之兆。令孙官止右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王旦是看中了他的才情，但一个人的发展，有时也取决于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机遇。范令孙的官职没有能达到王旦希望的高度，但不能说王旦的眼光有问题，专挑高门。宋代家族声誉的维持，已不能再仅仅依靠门第或者联姻了，主要还得家族中有才干的子弟出仕做官，不论他的官位是来源于科举，还是得自父兄之荫。
二、王素
王素先后有三位妻子：
１．李氏。礼部尚书维之女，同安郡夫人。李维是真宗初年宰相李沆之弟，字仲方。雍熙二年(985年)进士，为保信军节度推官。真宗初，献圣德诗，擢知集贤院。仁宗朝，历官陈州观察使。李维博学，少以文章知名，至老手不释书。景德以后，巡幸四方，典章文物，多所参定。尝预定《七经正义》，修《续通典》、《册府元龟》。性宽易，喜愠不见于色，奖掖后进。嗜酒善谐，好为诗。仁宗初，再迁为尚书左丞兼侍读学士；预修《真宗实录》，迁工部尚书，出知陈州卒，年七十一。李维及其兄李沆，与王旦都是同僚好友，王旦尤其敬重李沆，李沆也对王旦期许甚高。这样的关系结成婚姻，应是极自然的事情。王旦去世时，王素只有十一岁，那么，这场婚姻王旦也就不可能知道，那应是王素长大以后才议的婚事。李氏为王素生育二子：王厚、王固。
2．滕氏。给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滕涉是滕知白之子。幼年学于父执戚同文。天圣中，官谏议大夫、知青州。仕至给事中。他与王家的渊源，则不得而知。滕氏为王素生育四子：王坚、王巩、王本、王硕。
3．张氏。太傅张士逊之女，永嘉郡夫人。张士逊(964—1049)，字顺之。光化军阴城(今湖北襄阳光化县)人。淳化三年(992年)进士，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邓国公。曹利用在枢密，藉宠肆威，士逊居其间，无所可否，时人以“和鼓”目之。官至户部尚书。皇祐元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懿。张氏生育三子：王凝、王常、王奥。
王素娶张士逊之女时，官位已高，声誉甚隆。张家嫁女给已到中年的王素，肯定也考虑到了家族发展的需要。据《王氏宗谱》记载：王凝生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那么，张氏与王素的结合，应是在其父去世后。
王素有两个女儿，长嫁将作监丞李祥；次嫁文居中，是****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彦博与王素是同僚，也是好友。王珪《王懿敏公素墓志铭》说：“余与今参知政事冯公当世，少从公游，及公薨，余自次公生平所为作之铭，而当世为公书，既又枢密相文潞公，为篆公之铭，盖皆不待公子之所求。”王素通过自己的婚姻，与两位宰相之家联姻，又通过女儿，与宰相文彦博联姻，这种联姻，门第的考虑可能多过子才能的考虑，巩固与维系了三槐王氏的崇高门第。同时，他们的交游更是联姻主要的原因。联系到冯当世对王素之子王巩的欣赏种交游，同样有助于家族的地位和声誉的维系。
王素有时也会被姻亲所累。弘道辅与王素是姻家，“（王）素兄尝娶孔氏之族”，后来孔道辅推荐王素为侍御史，但孔道辅却没有对皇帝说清他与王素的姻亲关系，“既而，道辅以鞠狱依违，出郓州。帝怒其隐，故复出素焉”。王素被贬知宿州。不过，孔道辅直声满天下，虽然王素受其牵累贬职，但却无损名誉，反而对他的仕途有良好的影响。仁宗在庆历年间任王素为谏官，可说与此有关，所累反成所助。
王素的另一个姻亲阎询，却是受王素牵累而被贬。阎询与王素何亲，史未明言。王素知渭州，因私贩木材被贬知华州，“言事者又以谓公(王素)与监察御史里行阎询为联姻，方置劾时，不以其事闻”。结果王素再贬江州，而阎询也．被罢去‘‘御史里行”的职事。
三、王质
王质妻周氏，“封褒信县君”。其父是礼部侍郎周起。
周起，字万卿，淄州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咸平元年（998年）进士，除将作监丞，通判齐州。召还，直史馆，累擢知制诰，迁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历知河中府(今山西)、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天雄军、并州(今太原)。天禧元年（1017年)九月，拜同知枢密院事；三年十二月，迁枢密副使；四年九月，罢为户部侍郎、知青州，降太常少卿。仁宗即位，稍迁至礼部侍郎。年五十九卒。赠尚书，谥安惠。王安石称周起：“公奋白衣，数年遂知制诰，特为真宗所礼，禁中事大臣所不得闻者，往往为公道之。公亦慷慨为上言事无所挠。而其言秘，世莫得尽闻。东封还，公卿大夫皆献文章颂功德，公独上书进戒。及在枢府，进止侃侃，不以丁晋公方盛为之诎节，故为所逐。”
王质少年时期表现出的才干及王氏良好的家庭门第，是周氏选中这一嘉婿的原因，而周起在真宗年间，与王旦是同僚，对于他的家庭，应是非常了解的。周起在真宗末年进人中央，在枢密院任职达三年之久，这对王质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仁宗初年，丁谓失败后，周起有机会重人中央，但因身体的原因，未能实现这一目的，这对周氏家族是损失，对王质来说，失去了一个奧援，也是一种损失。
王质通过女儿，又与著名的范仲淹家联姻，婿范纯仁，官至宰相。(见后)
四、王冲
王冲之婿是李庠。据范纯仁《李水部(庠)墓志铭》云：“娶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孙，封万年县君，先君若干年而亡。”《王氏宗谱·三槐王氏》直云是王冲之婿。
李庠(1012—1076)，字彭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天圣六年荫补郊社斋郎，为万年主簿，历知蓝田县，调国子博士，迁水部员外郎，熙宁二年致仕，九年卒，年六十五。
五、王端
王端岳父为宰相李迪。李迪有女六人，其第三女，嫁“太常博士王端”。
李迪(971—1047)，字复古，其先赵郡人，后徙濮州（今山东濮州)。景德二年(1005年)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累官资政殿大学士，中书门下平章事。当章献太后临朝时，正色危言，时称贤相。庆历七年卒，年七十七。赠司空、侍中，谥文定。
王旦对李迪有恩。李迪当年参加科举的省试，曾因落韵被黜，还是王旦说：‘‘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恕。”这使李迪有机会参加殿试，****还中了状元。他的政治理念与王旦颇一致，故升迁较速。王旦死后，他与寇准一道，力抗丁谓，虽终被贬，却享贤名，刘后、仁宗朝再为相。史评：“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王）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
王端在天圣年间赐进士出身，此后仕途畅顺，与李迪为相不无关系。王氏与李氏的联姻，应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在李迪，也可稍报王旦提携之恩。
六、王淳
王淳通过娶妻，与司马光家族联姻。其妻司马氏，是司马里之女。司马里为名臣司马光堂兄，司马光作《司马府君墓志铭》云：女三人，“次适冯翊县尉王淳”。
司马里(998—1066)，字昭远，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第进士，为威胜军判官，改大理寺丞，以庞籍荐为鄘州通判。性廉静质直，所至有惠政。每罢官至京师，未尝有所谒。审官榜久阙，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后知乾州，迁太常少卿而卒。他们的婚姻并不长，司马氏就过早地去世了。王淳续娶李氏，封陇西郡君。司马光性醇厚，与三槐王氏一直保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曾称赞并推荐王巩，又曾重视王震，还曾应王巩之请，为宋代所修的王氏《家谱》作序(俱见前)。这种交往，虽然不一定全是因为婚姻关系，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对三槐王氏是极有帮助的。
以下是清人所修《王氏宗谱·三槐王氏》记载的姻亲关系，因无其他史料佐证，故姑做参考。
1．王枯。三槐王氏****代的王祜，其妻任氏和边氏的父母亲属都已不可考。
据《王氏宗谱》记载，王祜有一女，嫁与国子监丞杨光辅。杨光辅，密州安丘(今山东诸城)人，居马耆山，学者多从受经，州守王博文荐为太学助教。孙奭知兖州，又荐为太常寺奉礼郎、州学讲书。仁宗召至，命说《尚书》，时年七十余，光辅讲《无逸》一篇，论说明畅，帝悦，欲留为学官，固辞，以国子监丞老于家。杨光辅官职虽不高，但从学者众，在士大夫中影响不小。
杨光辅之子杨安国，在仁宗朝，担任经筵讲官，虽然史称“一以注疏为主，无他发明，引喻鄙俚，世或传以为笑”，却一居二十七年不替，以至《宋史》的作者就为之感慨道：“夫博习修洁之士，潜德隐行，不闻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岂非命哉!”其能久任，可能与王氏家族的姻亲关系有关。
2．王旭。据《王氏宗谱》记载，王旭有四女：长适太子中允石延年、次适路、三适赵、四适张侍郎子暹。
石延年(994—1041)，字曼卿，一字安仁。先世幽州人，其祖南走于宋城(今河南商丘)，遂家焉。以气节自豪，不务世事，为文劲健，诗尤工。累举进士不中，真宗时以为三班奉职，历大理寺丞。上书章献太后，请归政。久之，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尝进《备边策》，不报。已而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延年喜剧饮，尝与刘潜造王氏酒楼，对饮至夕无酒色，相揖而去，世疑为酒仙。康定二年二月四日卒。年四十八。欧阳修称赞他：“其视世事蔑若不足为，及听其施设之方，虽精思深虑不能过也。状貌伟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绳以法度，退而质其平生，趣舍大节无一悖于理者。”石延年官位不显，但才气横溢，名声很大，于三槐王氏也不无禆益。
3．王睦。王睦有三女，“长适枢密直学士李承之，次适兵部侍郎杜纯，三适兵部尚书孙路。”
李承之，宇奉世，宰相李迪子。其先赵郡人，徙濮州(今山东濮州)，性严重有忠节。英宗时官明州司法参军，郡守肮法，承之毅然力争。神宗命察访浙常平、农田、水利、差役事，还奏役书二十篇。又察访陕西，时郡县昧于奉法，敛羡余过制，承之悉裁正其数。熙宁初官枢密直学士，知青州，徙应天府，历河阳、陈、郓、扬州而卒。
杜纯(1032—1095)，字孝锡，累官兵部侍郎，绍圣二年九月卒，年六十四。晁补之《杜公行状》：“前夫人阎氏，先公二十六年卒，追封真宁县君；今夫人晁氏，安平县君。”则《王氏宗谱》所云似无据。
孙路，字正甫，开封人。第进士，累官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徽宗朝历知太原河南永兴军河中府卒。
按：据《王氏宗谱》载，王睦生于985年，距杜纯生已四十八年，时王睦去世已九年(王睦只活了三十九岁），即使其女为遗腹生，也已比杜纯大许多，况下还有一女嫁孙路。李承之生活于熙宁之后，孙路更至徽宗时，与杜纯相较不远，此记载肯定有误。此聊备一说。
4．王冲。《王氏宗谱》：“配沈氏，光禄少卿继宗之女。”
沈继宗(958—1012)，字世卿，太康(今河南太康）人。沈伦之子。沈伦在宋初曾参与灭蜀的战争，为太祖赏识，官至宰相。沈继宗以荫补西头供奉官，改水部员外郎，加朝散大夫，迁都官职方，知浚仪，转屯田郎中，出知单州。代归，命使京东，计度财赋。至道末，领淮南转运使。因疾，以将作少监致仕。东封岁，求扈从，复授职方郎中，改太府少卿，判吏部南曹，迁光禄少卿，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十五。他的另一个女儿是真宗妃子，仁宗时，封德妃，沈继宗因此被迫赠为兵部尚书。
沈继宗与王氏联姻时，王旦已官职高显。真宗东封后，继宗再被起用，相信王旦是出了力的。至于沈伦，为官清廉，名声很好，也无愧于三槐王氏。王冲的另一岳家，应是孔氏。上文曾提到王素与孔道辅的关系云：“素兄尝娶孔氏之族。”王素两兄：王雍的婚姻关系，因有其甥苏舜钦所作的《王雍墓表》而比较清楚，王冲的史料则较缺乏，其婚姻关系也仅有《王氏宗谱》有记载。那么，娶孔氏的，当是王冲，应无疑义。
5．王氏与贾家的世婚，据《王氏宗谱》：贾昌朝的孙女嫁与王靖次子王耆；曾孙女又嫁王耆长子王诉，也是世代联姻。
第二节 第四代以后的姻亲关系
三槐王氏第四代以后的姻亲，多据族谱而知，有些显而易见有傅会之嫌，故不再综述其姻亲亲属的官位。
一、王整
王整先后有两妻，前妻是赵宋宗室，即曾任筠州团练使、封为安陆侯的赵宗讷之女。赵宗讷(1009—1054)，字行敏，允成次子，由西头供奉官，历筠州团练使。至和元年卒，年四十六。赠安州观察使，追封安陆侯。王整娶的是他的第四女。王氏与****联姻不多，这是一例。宋代对****管理严格，****子弟皆不任职，或只任闲职，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在神宗“元丰改制”以后，宗室远属虽可任实职，但人数不多。王氏在元丰以前与之联姻，一般情况下，有损而无益。
王整的续妻是韩氏，韩亿前妻蒲氏第四女。(见后)
二、王毖
王毖(王质子)娶李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作《李夫人墓志铭》：“司空、赠尚书令、韩国公、谥文正讳防之曾孙，金部员外郎、赠礼部尚书讳宗谅之孙，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讳迈昭之子也。”她十八岁嫁与王毖，生子王约。王毖死于夔州通判任上，李氏携幼子护丧归京，倍历艰辛。她又教子成立，于王氏家族极有恩义。故张耒深赞其为人。
三、王巩
王巩婿刘跂，字斯立，东光人，元丰二年进士，官朝奉郎。其父为刘挚。绍圣间从父于贬所。徽宗立，诏反挚家属，以跂请也，挚得归葬。又诉文及甫之诬，遂贬及甫。跤能文章，人称学易先生。遭党事，为官拓落，家居避祸，政和末以寿终。有学易集八卷。其父刘挚，字莘老，“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不为利怵威诱。”仕至宰相，是神宗、哲宗时期的名臣。王氏得姻亲如此，亦足为家门之幸事。
四、王杰
王杰(王震子)之妻，据陆师闵妻《文安县子硕人范氏墓志铭》：“女四人：婿曰：……朝请郎、权发遣兴化军府王杰。”
陆师闵，以父任补官，熙宁末李稷提举成都路茶场，辟师闵共事，不三年，遂居稷职。茶祸被于秦蜀，苏辙论其六害，贬主东岳庙。久之，起蕲州，历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知河南永兴军，迁知延安府卒。
陆氏是余杭人，陆师闵之父陆诜(1022—1070)，字介夫，中进士第，官至龙图阁学士，知成都府。曾知延州，有御边之才。他与王素不错，仁宗曾对他说：“大抵边陲当安静，昨王素为朕言，惟朝廷与帅臣意如此；至如诸将，无不贪功生事者。卿谓何如?”陆诜回答：“素言是也。”他与王素的守边理论是一致的。
王、陆联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后来，王杰的女儿还嫁给了陆文曼。虽未记载陆文曼为谁之子，然极有可能是此陆家子孙。
另据《王氏宗谱》：王杰的前妻是孙氏，“龙图阁直学士览女，赠乐安郡君。”
孙览(1043—1101)，字传师，高邮(今江苏高邮)人。治平中举进士，知尉氏县。屯卒谋叛，驰往谕之，乱遂定。神宗壮其才，授司农主簿，迁户部侍郎，与蔡京论役法不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败夏人，遂城葭芦而还。策勋加枢密直学士。览为人刚直，议论多触执政，屡遭绌削，历知河南府、永兴军，徙成都，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五十九，有奏议传世。毕仲游《墓志铭》未云其女的情况。
五、其他
据《王氏宗谱》记载：王氏的婚姻范围很广，举凡当时有一定名望的家族，几乎都与他们有姻亲关系。虽然《王氏宗谱》所记颇多夸示，但王氏通过这一庞大的姻娅网，的确也使家族受益无穷。以下皆据《王氏宗谱》所记而书，因无他书佐证，聊备参考。
1．王恪。 《王氏宗谱》：“配向氏，丞相文简公敏中之孙，龙图阁直学士传式之女。”向敏中(949一1020)，字常之。与王恪祖父王旦同为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同殿为臣，关系很好。王旦去世后，曾为相多年。次子向传式，庆历二年，以工部郎中、直集贤院、知绍兴府。嘉祐四年(1059年)，侍读学士，仕至龙图阁直学士。 《王氏宗谱》：王恪“女三：长适枢密使文庄公高若讷子，次适吕嘉问，三适柴震。”
高若讷(997—1055)，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其行辈，与王恪之父王雍等，其子娶王恪女，一来行辈不等，二来，年龄似不相若，且连名字也未有，恐是误记。
吕嘉问见下；柴震不详。
2．王靖。《王氏宗谱》：“女三：长适丞相韩绛子宗师，次适丞相元献公晏殊子几道，三适户部侍郎、太子少傅孙拧。”
韩宗师，见下。
晏几道，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第七子。尝监颍昌许田镇，能文章，善持论，尤工乐府，有小山词，是宋代著名的词人。其父晏殊，官至宰相，亦是宋代****词人。
至于说孙拃(996—1064)，也是王靖的女婿，而且排在第三，是不可信。孙字梦得，初名贯，字道卿。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史》卷二九有传。其年龄长过王靖二十多岁。去世时，王靖的小女还未必成人。苏颂《太子太保孙公(扦)墓志铭》虽云其妻王氏，但却说是孙忭同郡大姓，则亦为川人，与三槐王氏无涉。这可能是《家谱》误，亦有可能是另有一同名同姓之人，而附会此一孙抃。
3．王坚。《王氏宗谱》：“配夏氏，郑国文庄公竦之孙、枢密直学士安期之女，赠建阳郡君。
夏安期，字清卿，夏竦子，以父任为将作监簿，迁京西转运使。累官龙图阁直学士，虽乘世资，颇以才自厉，然无学术而求人侍经筵，为世所讥。
夏安期之父夏竦，史称：“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但其才气，连王旦也颇称许。王素记载：王旦“为兖州朝修使，辟夏郑公为管记。一日，召郑公语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尽诚以事上，尽公以待士，以私以怨，未尝有毫发。每念祖、父兴立门第，心之所存，惟冀有后。幼子小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学士为吾育之。’郑公出为西帅，素别于顺天院，曰：‘先相有理命在竦，未能少副其意，实负愧也。’因道此说。素感涕交下，对郑公曰：‘闻公之言，如闻先人之训矣，敢不树立!王素为三子王坚娶夏氏，也可能基于这个原因。
《王氏宗谱》：王坚有七个女儿，“长适侍读吴安诗之子仰；次适太府卿刘忱之子爽；三适尚书右丞范纯礼之子正已；四适皇弟燕王赵俣”，以下刘大智、祝时敏、赵不佾，不祥。
吴安诗，字传正，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吴充长子，有贤行。以荫人官，元祐三年为礼部员外郎，擢右司谏，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改直集贤院，寻除中书舍人，以草辙罢知汝州诏制，不中帝意，降为起居舍人。绍圣四年，坐附会邪谋，责守濮州团练副使，连州安置，崇宁元年入党籍。其父吴充(1021—1080)。字冲卿，曾为宰相。至于吴仰，则无所知名。这门亲事，考虑门第的因素可能居多，是希望吴充能关照王门子弟。
刘忱，熙宁八年知邓州，官至直龙图阁。画山水师李成，笔特细秀。刘氏在北宋也是依靠科举起家的士大夫。刘忱父刘烨(968－1029)、祖刘温叟(909－971)，《宋史》有传，都很有名，而刘爽则未闻。这门亲事可能是看中刘氏大家族世代皆有闻人的特点。
范正己，见下。
赵俣，神宗第十子。靖康初授河东剑南四川节度使，累封燕王。靖康二年徽奉幸青城，与弟傯为徐秉哲逼送金营，北行至庆源境上，俣乏食卒，傯至韩州亦卒。这是王氏与著名的联姻，虽无益处，但亦可说明三槐王氏在当时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力的，这对巩固三槐王氏的社会地位，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4．王本。《王氏宗谱》：“配李氏，太尉璋之女。”
李璋，字公明。以章懿皇后恩，补三班借职，积官为天平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澶州。累迁武胜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复知郓、邓、郢州。卒赠太尉，谥良惠。他的父亲李用和(988－1050)，字审礼，是真宗妃李氏之弟。李氏生仁宗，被追封章懿太后。因仁宗“以太后不逮养，故外家褒宠特厚”。李用和以舅氏之尊，备受仁宗宠遇，但他“虽位列将相，能小心静默，推远权势”，士人的评价比较好。李用和生九子，李障是其长子，李用和去世时，李璋已为“眉州刺史兼防御使、领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李氏虽贵盛一时，然无文化底蕴，仁宗之后便无闻人。王素为五子娶李氏，可能有急于进用、扩大家族利益的目的。
5．王凝(王素七子)，娶陈氏，陈世儒之女。陈氏兴起于宋初，陈恕曾为三司使(计相)多年，是理财好手。其子陈执中(99l一1059)，仁宗朝宰相，备受宠遇。陈世儒是陈执中之子，官至国子博士。 “妻李与群婢杀世儒所生母，世儒与谋，皆弃市。”
6．王常(王素八子)，娶孙氏孙锡之女。孙锡(991—1068)，字昌龄，仕至尚书度支郎中。王安石只云：“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据孙锡妻《庄氏墓志铭》载：其三个已嫁女儿分别嫁傅、杨、丁，却无王家。不知王常娶第几女，抑或误记。
7．王奥(王素九子)，娶李氏，宋初名相李防曾孙女。
8．王应(王恪之孙、王潜之子)，娶宗室赵令峙之女。赵令畤(1061－1134)，字德麟，是太祖子德昭玄孙，特为苏轼所赏识，所交多元祐胜流，人元枯党籍。南渡后，官至同知行在大宗正事。绍兴四年卒。赵令時有文才，有《侯鲭录》八卷，采录故事诗话，颇为精湛。其继妻亦姓王，不知是否三槐王氏之女?
9．王震，配宋初名将潘美之元孙女。
10．王仰(王震之子)，为仁宗时名臣唐介之孙唐之问的女婿。
11．王古，继妻高氏，为高若讷女。
12．王诚(王古之子)，继妻孙氏，为孙沔之孙女。孙沔(996－1066)，字元规，会稽人。天禧三年(1019年)进士，跌宕自放，不守士节，然才猛过人。仕至观文殿学士，谥威敏。
13．王度(王素孙、王硕子)，娶赵氏，宗室赵世延女。赵世延(1022－1065)为德昭之曾孙，死后追封为彭城郡公。
14．王时(王巩之子)，娶上官氏。岳父上官均，字彦衡，邵武(今福建)人，举进士第二，仕至龙图阁待制。他在哲宗时，阻章惇专制，不从绍述之议，颇有正气。但又论苏辙、吕大防六罪，使之再贬，又受人非议。徽宗朝，人元枯党籍，夺职。基本上是个好官。
第三节 王氏与范氏、吕氏的姻亲关系
一、与范氏的联姻
范氏，吴郡(今苏州)人，本寒微，范仲淹始举进士，为大臣，光大其家族。范仲淹与王质交好，王质死，范仲淹为之作《墓志铭》，说王质有二女，“长适太常寺太祝范纯仁，次女尚幼”。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范仲淹在为王质作墓志铭时，王质次女还小，据《王氏宗谱》，这个小女后来嫁给了范仲淹的另一个儿子范纯礼。
范仲淹与王质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景枯三年(1036年)，王质为因冲撞宰相而被贬的范仲淹送行，曾为宋人津津乐道。（见前)范仲淹曾说：“余走尘土，时公一接如旧，以道义淡交者有年矣，结二姓之好，以亲仁人。余常期公以青云之器，大有立于国朝。”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不赴官，与父门下胡瑗、孙复、李觏游。范仲淹去世，方出仕，知襄城县，签书许州观察判官。英宗治平中，擢江东转运判官，召为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因论“濮议”，出知蔪州。历京西、陕西转运副使。神宗时召还，拜兵部员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河中府。左迁知和州。加直龙图阁、知庆州。哲宗元初(1086年)，进吏部尚书，数日，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用事，范纯仁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欲用之，因老病，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年七十五，谥“忠宣”。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曾云：“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范纯礼(1031－1106)，字彝叟，荫为秘书省正字，签书河南府判官。还朝，用为三司盐铁判官，以比部员外郎出知遂州，除户部郎中、京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人为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江淮发运使，进给事中。徽宗立，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拜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崇宁中，启元祐党禁，贬静江军节度副使，徐州安置。卒年七十六。
范氏，两兄弟，其父范仲淹曾评：“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皆足以光大范氏之门，而且也使三槐王氏添彩。
王质与范氏的交游，对三槐王氏极有利。范仲淹名满天下，南宋人甚至称之为“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富(弼)、韩(琦)皆不及”，“范文正杰出之才”，“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即使因他而造贬斥，不仅名不会受损，反而会赢得更高的荣耀。王质为之送行即如此。由于范仲淹对他的高度评价，相信在范氏当权的时候，对王质和王素是有帮助的。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拜参知政事，王素为谏官，王质也由荆湖北路转运使召为“同判吏部流内铨”，两兄弟同时拜为天章阁待制。虽然推荐王质的是富弼与韩琦，联系到他们与范仲淹的融洽关系与相同的政治理念，范仲淹在其中也是起了作用的。明显的事实是，庆历四年范仲淹“新政”失败，离开中央，出巡陕西，而王素此前已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王质此时出知陕州，朝中政敌是把他们与范仲淹看成“一伙”。一年以后，王质死在陕州，便是因朝中“小人起大狱，贤者皆贬废”，悲愤而卒。这贤者中，当然也包括范仲淹。
另据《王氏宗谱》：范纯礼之子范正己，复娶王素第三子王坚之女，范正己生平不详。
图1．王、范联姻图：
二、与吕氏的联姻
吕氏本山东莱州人，家族亦兴起于宋初。吕蒙正居洛阳，曾为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太宗、真宗朝三任宰相，死谥文穆。他与王旦为同僚。
其侄吕夷简，字坦夫，从祖上移居寿州，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他在仁宗朝官至同平章事，当国十多年，深得帝宠。死谥文靖。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有不凡的表现，王旦对他也是极为赏识的。范镇曾记述云：“王文正公(旦)之为相也，王沂公(曾)为知制诰，吕许公(夷简)为太常博士、知滨州，沂公尝见文正公，问：‘君识太常博士吕夷简否?’沂公曰：‘不识也。’他日复见，复问之，沂公曰：‘见朝士多称其才者。’凡三见三问，乃曰：‘此人异日当与公同秉国政。’是时，沂公既有名当世，颇以器业自许，中不能平，因曰：‘公识之耶?’曰：‘不识也。’‘然则何以知之?’曰：‘吾见其奏请尔。’沂公犹不信。强应曰：‘诺。’其后，丁晋公既败，沂公先在中书，而许公自知开封府除参知政事，二人卒同秉政。沂公乃为许公言之，问其当时奏请，乃不税农器等事也。”虽然此时王旦并不认识他，但已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旦临终前，“乃荐先祖文靖公(吕夷简)暨王沂公(曾)等二十余人布列于位，小人卒不能胜而成仁宗持盈之业”。
吕夷简后来与王旦联姻，王旦长子王雍，娶吕夷简之女，“始封东平县君，许公薨，进封安康郡君”。
王旦的女儿又嫁与吕夷简的儿子吕公弼，颇类姑嫂换婚。
吕公弼(1007－1073)，字宝臣，赐进士出身。仁宗时，权开封府，尝奏事退，帝目送之，谓宰相日：“公弼甚似其父。”英宗初，拜枢密副使，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减其廪，徙之淮南。公弼曰：“即使去本土，又削其廪，倘二十万众皆反侧，为之奈何?”韩绛议复肉刑，公弼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王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遂罢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俄判秦州。熙宁六年卒，谥惠穆。
吕公弼的前妻为扈氏，后娶王氏，封为清源郡夫人。
王、吕联姻，在吕家，即有报恩的成分，也可以攀王氏高门，而王家也是看中了吕家的根基与吕夷简的才能与发展。两家互相汲引，相信后来吕夷简为相，王旦的影响与推荐起了重要的作用。吕夷简本与范仲淹有过节，由于王、范联姻，****却能“一笑泯恩仇”，这种姻亲关系，也是原因之一。吕夷简致仕，范仲淹出巡陕西，则王氏兄弟便被调离朝廷，也反映了婚姻互助互损的特点。
王、吕的第二次联姻，是王雍之女嫁与吕公绰长子吕希杰。这种中表婚，可以使两家的关系更为紧密，显然，王、吕两家是藉此而建立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以便在政治、经济上相互扶持，从而维护和延续家族的地位与声名。
据《王氏宗谱》：王、吕的联姻还有两例，一是王恪有三女，“次适吕嘉问”。吕嘉问，字望之，以荫人官，熙宁初擢户部判官，党于王安石。绍圣中擢宝文阁待制，知开封府。专附章惇、蔡卞，多杀不辜，毀案牍以灭口。徽宗时屡暴其宿恶，安置郢州，然为蔡氏所右，不久辄起，以龙图阁学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赠资政殿学士。吕嘉问曾经窃琯弼论新法的奏稿给王安石看，吕公弼知道后，就把吕嘉问赶出了家门。吕家的人，称吕嘉问为“家贼”。甚至在《宋史》中，不得与吕氏同传，等于是开除了族籍。
吕氏世族甚大，少一个吕嘉问，当然算不上什么损失，但于家族名声有碍。研究吕氏家族婚姻的文章，便很少提到与吕氏联姻的王氏家族，还有这么一个女婿。家族的荣耀也帮不了他的忙，只有受他好处的王安石给了他一点安慰，在其母去世后，写了一篇祭文，说：“实生才子，我所叹誉”，“维子之故，具此俎壶”。
二是王震之女配吕舜问，然辈分不对。但宋代像这种情况，似乎并非就此一例。程琳子程嗣恭，娶吕公绰女，而吕公著之子吕希纯却娶了程琳另一：子程嗣弼的女儿。这辈分就有点乱了。王震与吕氏的婚姻，只有《王氏宗谱》有记载，是孤证，而吕、程的婚姻有记载。不过，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少之又少。
图2．王、吕联姻图
第四节 王氏与韩氏、苏氏、胀氏的姻亲关系
一、与韩氏的联姻
韩氏先世为真定灵寿人，后徙家开封之雍丘。韩氏兴起于韩亿这一代，其先世并无闻人，显然属于寒微的士人。
韩亿(972—1044)，字宗魏，咸平五年(1002年)进士，除大理评事，知亳州永城县。景德二年(1005年)，改大理寺丞，判陈州，移郓州、许州，迁殿中丞，改太常博士、知洋州。迁屯田员外郎、知相州。人为殿中侍御史，除河北转运使。天圣二年(1024年)，知青州。三年，判大理寺，迁工部郎中。四年，授龙图阁待制、充辽朝国信副使，改兵部郎中。授枢密直学士。明道元年(1033年)，拜谏议大夫，累迁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景祐四年(1036年)，拜参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应天府。庆历元年(1041年)，迁尚书左丞，二年，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卒，年七十三。谥忠宪，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许国公。
韩亿家境贫寒，邵伯温记载：“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未第时皆贫。同途赴试京师，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渴，更为仆。李先登第，授许州长社县主簿。赴官，自控妻驴，韩为负一箱。将至长社三十里，李谓韩曰：恐县吏来。箱中只有钱六百，以其半遗韩。相持大哭别去。”与王旦的相府门第相差太远，何况，韩亿已结过一次婚，前妻蒲氏，已去世。而他的年龄，也比王旦的长女大了十余岁。所以。当王旦相中韩亿做女婿时，家中成员，都以此为由，反对婚事，而王旦却坚持己见，认为韩亿前程远大，最终结成了这门亲事。
事实证明王旦的眼光是准确的，韩亿后来官位显赫，既使韩氏门楣光大，也使王氏跟着沾了光。韩亿虽有才，如果不是王旦本人以及其家族的影响，要想在仕途上那么顺利地成为时代的佼佼者，挤进人人盯着的“二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王旦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韩亿。江少虞记载：“公曾、李观察维、薛尚书映，一日谒公，公托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韩亿时在门下，见之。一日，以此启白公，公曰：‘韩郎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婿，相率而来，恐有所干于朝廷事。果不可，沮之无害。若可行，答以何辞?执政之大忌也。’
韩乃谢曰：‘非亿所知。’后果李文靖有所请。”
这种当面的教育，****使韩亿受益匪浅，对他熟悉官场的“游戏规则”有极大的帮助。在接受王旦教育的同时，他也接受了王旦的政治理念，对丁谓等人，也绝无好感，丁谓曾以韩亿代曹玮，想伺机挑起矛盾来找理由整他，由于韩亿的干练，才没给丁谓以可乘之机。韩亿由于出身贫寒，对子女要求极为严格，这对子女的成才是有利的。有记载日：“韩忠献(宪)公亿教子严肃，知亳州，第二舍人自京西悴谒告省觐，康公与右相及侄宗彦皆中甲抖归。公喜，置酒召僚属之亲厚者，俾诸子坐于隅。惟持国多深思，知必有义方之训，托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闻西京有疑狱奏谳者，其详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诃之，再问未能对，遂推案索杖大骂曰：‘汝食朝廷爵禄，悴贰一府，事无亘细，皆当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记，则细务可知。’必欲挞之，众宾力解方已。诸子股栗。家法之严如此，所以多贤子孙包也。”他的八个儿子，是为“纲、综、绛、绎、纬、缜、维、缅，多为闻人，绛、缜皆为宰相，维为门下侍郎，以比苟氏八龙”。
这八子与舅氏多有来往，在韩维的《南阳集》中，就保存了不少与王氏交游的文字，如王素、王靖、王徽(字道损)、王巩等。
王、韩的联姻，也是世代皆有，王雍之子王整，即娶韩亿前夫人蒲氏的第四女，时王整为太常寺太祝。
据《王氏宗谱》：王、韩还有两则联姻，一是韩绛之子韩宗师，娶王靖之女。韩宗师，字传道，以父任历州县，既登第，王安石荐为度支判官。累进集贤殿修撰，知河中府卒，韩宗师在神宗朝，数赐对，常弗忍去亲侧，屡辞官不拜，世以孝称之。
二是韩宗师的女儿，又嫁与王古之子王诚。两家亲上加亲，力图结成紧密的婚亲关系，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二、与苏氏的联姻
苏氏是四川盐泉(今四川绵阳)人，不过，《宋史》称他们为梓州铜山人，至于称他们为“武功”苏氏，则是因为苏姓的郡望在此地，并非其籍贯。
苏氏可追溯至唐末。由于黄巢起兵攻占了长安，不少北方人跟着唐僖宗逃到了四川，苏氏大约于此时人蜀，并在蜀政权中担任一些小官职。真正光耀苏氏门庭的是宋初的苏易简。
苏易简(958—996)，字太简，小名岷岷。才思敏瞻，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第一。以文章知名。累官翰林学士承旨，眷遇甚隆，太宗皇帝尝以轻绡飞白大书“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曾直禁中，以水试欹器，帝闻，命试之，易简奏曰：“器盈则覆，物盛则衰。愿陛下持盈守成，以固丕基。”历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移陈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赠礼部尚书，谥文宪，封许国公。苏易简性嗜酒，上尝戒约深切，且草书劝酒二章以赐，令对其母读之，然果以酒死。
苏易简与王旦是同科进士，又属政治上一致的好友，对王旦十分推崇。当太宗问苏易简，两制大臣，谁可以重用时，苏易简特别推荐了王旦。王旦对此十分感激，后来更把次女嫁与其子苏耆。当时，苏易简的母亲薛氏还在世，“每至，则公(王旦)出拜，叙同年之契。尝语薛氏曰：‘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乃报同年之知也”一。
王旦挑中苏耆做自己的东床快婿，固然有感激苏易简推荐之情，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苏耆是可造之材。苏耆“未冠，谒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归”。
苏耆(987－1035)，字国老，初以父任为宣节校尉，左千牛备身，俄加振武副尉。八岁，恩授通直郎、秘书省正字。即冠，赐及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充判官，改殿中丞，知开封县。除三司判官，转尚书祠部员外郎、知明州。后使契丹，归为京西转运使，迁工部郎中，景祐二年正月卒，年四十九。
这种婚姻，对苏氏来说，基本上是有利的。那时苏易简已死，家族虽已有光，但还谈不上盛大。苏易简生前急于进用，“罢参政，为礼部侍郎、知邓州，才逾壮岁，而其心郁悒，有不胜闲冷之叹。邓州有老僧，独处郊寺，苏赠诗曰：‘憔悴貳卿三十六，与师气味不争多。’又移书于旧友曰：‘退位菩萨难做。’竟不登强仕而卒”。这可能与光大家族的强烈愿望有关，而王氏则有可能助成这一梦想。据苏舜钦《父祖家传》：苏耆被“赐进士及第”，是由于王旦去世后，缘恩例，“外孙韩纲、苏舜元、范禧，并同学究出身”。
苏耆之后，是苏舜元、苏舜钦两兄弟，二人都很有名，黄庭坚曾称赞：“二苏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陆不足吞也！”可惜嗣续不振，后继乏人。而王氏与苏家的联姻，也仅此一例。
三、与张氏的联姻
王氏与张氏的联姻，主要是张方平，张方平的次女“适右朝奉郎王巩”。
张方平（1007—1091），字安道，其先世宋（今河南商丘）人，后徙扬州。举茂才异等，为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中贤良方正，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今浙江桐庐），迁太常丞，知谏院。权知开封府、拜翰林学士、领群牧使。擢礼部侍郎、知滑州，改户部侍郎，移镇西蜀，人为三司使，迁尚书左丞、知南京，又以工部尚书、知秦州。神宗时，拜宣徽北院使，检校太尉，判应天府。拜太子少师，以宣徽使致仕。卒谥文定。
王素与张方平既为姻家，关系又非常好，王素死后，张曾为其作《墓志铭》。二人之间，便多有回护。据张邦基记载：“张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陈风仪。后数年，王懿敏仲仪出守蜀，安道祝仲仪致书与之。仲仪至郡，呼风仪日：‘张尚书顷与汝留情乎?’风仪泣下。仲仪曰：‘亦尝遗尺牍?今且存否?’曰：‘迨今蓄之。’仲仪云：‘尚书有信至，汝可尽索旧帖，吾欲观之，不可隐也。’遂悉取呈，韬于锦囊甚密。仲仪谓曰：‘尚书以刚劲立朝，少与多仇，汝勿以此黩公。’乃取书付凤仪，并囊尽焚之。后语安道，张甚感之。王、张，姻家也。”王素以牺牲一个娼女的爱情，来成全张氏的名声，避免朝中政敌借此作为攻击的口实，这已不是官官相护，而是根本不理会一个下层女性的感受，是中国男权社会最恶劣的表现。不过也就此看出王、张交情匪浅。
张方子对王巩也十分喜爱，《却扫编》云：“张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尝不衣冠而食，尝暑月与其婿王巩同饭，命巩褫带而己，衫帽自如，巩顾见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诸生遭遇至此，一饭皆君赐也，享君之赐敢不敬乎?予自食某之食，虽衩衣无害也。’”
另据《王氏宗谱》：王素的长子王厚，娶张方子的侄女为妻。
王、张氏联姻，也只有这一辈。张方子与苏家一样，保持家族声势的时间，都只是一、二代，未能长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姻亲的选择，也不容忽视。
王氏的姻亲关系十分复杂，上面叙述的都是与王氏单线的联姻，实际上，婚姻往往是复线的，王氏之外，韩氏与苏氏、韩氏与吕氏，加之当时有名的家族安阳韩氏、鲁氏、晁氏、曾氏等，构成了一张极其庞大的婚姻网。在王旦、吕夷简时，就有记载说他们“内外姻族之盛，冠于当时”。在政坛上，姻亲关系是有利的保护伞，在北宋中后期，姻亲互相援引，布满朝廷，如孔道辅之荐王素位台官，韩氏兄弟当国时，“子弟姻娅，布满中外，朝之要官，多其亲党者”。范纯仁拜相之初，即用“妻族王古右司员外郎”。刘安世也曾对吕氏家族及其姻旧进行弹劾。虽然这并不会有什么结果。
当然，婚姻关系带来的不都是提携与保护，有时要避亲嫌，有时也会受到牵连，甚至有时会是无妄之灾。王章伟先生在《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以河南吕氏家族为例》一文中有论述。但对三槐王氏而言，姻亲关系带给他们的多是好处。
结语 三槐王氏在北宋
三槐王氏是宋代很有名的一个家族，其流风余韵，直至南、宋、元、明、清，许多王姓的优秀人才，都出于这一家族。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只以北宋为研究对象。
北宋不再重视自汉魏以来传统的门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视科举与官职，把这视为光宗耀祖的惟一途径，同时。也成为一般寒微士人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途径。因此，在宋代庭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以便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一个依靠科举取得政治权力，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士大夫集团。这个士大夫集团，也许没有辉煌的过去，却拥有现在一切让人们羡慕东西。三槐王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
三槐王氏崛起迅速，从一个小小的县令(王言)，到状元（王彻），官职虽然不很显达，却为家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的根基。王祜由于时代的特殊性，非由科举出身，但才气横溢，为时所重。从那时开始，就可以显现科举制度对三槐王氏家族带来的发达的机遇，同时看到，科举同年之间的那种关系(王祜的出仕，很大程度上，是桑维翰这个父亲的同年帮了忙)可以互相汲引，为了某种利益而结成朋党。
王祜的三个儿子都有成就，尤以王旦突出。其后代王素、王巩，也都有不凡的业绩。王旦之弟王旭，名气逊于乃兄，但其后人王质，以至王质弟王端的后人王伦，都是出色的人才，为三槐王氏争得了荣誉。
王祜在政治上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他既乏同年可以依靠，也无家族背景，他的婚姻关系也没有能帮到他什么忙。所幸他有两件事，为儿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是因处理符彦卿的事情，给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固然是他正直的品格的体现，却使王旦多了让太宗了解的机会。当然，这件事情也反映了北宋初年对武臣的猜忌、压制和太祖、太宗两兄弟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王祜晚年的际遇与王旦的发迹，就种因于此。二是王祜广泛的交游，提携了许多有能力却无机会的士人，这些人后来大都与王旦同殿为臣，自然对王旦提携捧扶。王旦的发达，与其独特的才能和静默的性格以及宽大的胸怀都有关系，但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王旦成为三槐王氏在北宋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不仅为三槐王氏树立了一座丰碑，也为北宋的政坛留下了一个君臣相得、不可企及的佳话。他对整个真宗朝，乃至仁宗朝最初二十年的政治风尚都有深刻的影响。他与其先后的宰相，在人才的选拔上，重视所谓的稳重、沉静，而反对锐气十足的、有改革理想的人，认为祖宗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不需要再进行改进，只要凛遵即可。这种观念，施之于真宗朝尚可，施之于后世，则有许多弊端。真宗时，距开国时间还不太远，一切制度跟时代还不脱节，轻于改作，会无法保持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王旦的“务行故事”有时代的背景，后世的君臣，盲目仿效，因循守旧，也正是真宗朝留下的传统。所以，对王旦在这方面的消极影响，也要有所认识，虽然这不是他本身的过错，而是后来者的误解。
王旦为三槐王氏留下了《遗训》，作为对子子孙孙的训诫，也作为家族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在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有益的东西．值得我们继承。
王旦开始重视婚姻关系对家族的影响，他选婿的标准，不是看他的家产或他的家世，偏重于对才能的要求，看中的是他将来的发展前景。他的四个女婿，都很有才气。但一个人的发展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才能，苏耆与范令孙未能在仕途上得到更大的机会，是他们个人综合素质和机遇的问题，不是王旦看走了眼。
韩氏与吕氏家族后来都与三槐王氏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家族地位的保持，起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北宋后期，韩、吕两家人才鼎盛，大量的人在朝为官，而王氏家族也有一些在朝为官者，但相比之下，是远为不及了。这些在朝者，肯定是会得到关照的，只是无史料佐证而已。
也有人对王旦的“婚姻不问阀阅”有疑问，认为三槐王氏的婚姻对象，大都是名门。这其实是对中国中古时代婚姻本质的误解。婚姻在任何时代，都是扩大家族利益和声望的手段。问不问“阀阅”也只是相对于唐代以前传统****门第和血统而言的。王旦选择韩亿作为长婿，则说明宋代重视的已不再是血统和身份，而是本人的才干和发展前途。范仲淹虽贵为参知政事，但家族在当时并非贵盛，只是声誉很好而已。王质与其联姻，是看重范仲淹的品格而非门第，从这一点说，婚姻重人品、重才干，是时代的进步。而不能以婚媾的对象后来成为高官或名人而说王氏并非“婚姻不问阀阅”。
三槐王氏从王素之后，就已有衰微之势，王素曾想通过推荐韩琦、富弼入相的方式，让他们汲引自己入二府，这是发扬家族光辉的惟一办法，可惜未能如愿。之后虽有王古仕至尚书，徽宗也曾有大用他的打算，但****不知什么原因，却不了了之。王巩、王靖又恰逢“熙丰变法”后政坛急剧动荡的时候，与王古一样，升沉不定、荣辱不等，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王伦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也算进了二府，但其影响并不大。
通过王伦的外交活动，可以了解南宋初年，朝廷对金的忍让与屈膝。尽管王伦做了极大的努力，由于南宋的不振，他的外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他在国家最危机、最需要做出牺牲的时候，勇挑重任，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最后，他以生命书写完了他著名的乐章，也无愧于宋廷，无愧于三槐王氏。他是三槐王氏在北宋的****一个、也是南宋第一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民族英雄。
目前欧美一些研究者认为，宋代地方官大多是荫补贵家子弟充任，科举出身者反而占少数。因此认为，宋代的科举制度对官僚集团并不十分重要，家族声望的维持，也并不取决于科举制。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宋代由荫补入仕的官僚远远超过科举出身而为官僚者的数目，这是事实。但同时也要看到，宋代是以官员职位的高低，决定荫补家族成员的人数和荫补官品的，而“荫补出身者成为高级官僚之路异常狭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迫活动于官场的底层”，官位得不到升迁，达不到一定的高度，也就不可能再对家族的其他子弟进行荫补，当然也就谈不上维持家族的地位了。所以，科举制仍然是最重要的保持家族长盛的手段。这也正是三槐王氏子弟虽然多以荫补人仕，但在进入仕途后，又有不少积极参与科举考试，取得进士身份，这就为跻身高级官僚的队伍积累了资本。
三槐王氏在北宋是出名的家族，但仅一王旦仕至宰相，比起东莱吕氏、安阳韩氏的几代多位“二府”人才以及晁氏、曾氏在文学和政坛的影响等，还颇有不足，这也许是至今少有研究者涉足的原因。但是，“三槐王氏”之名，远播后世，则又非上述家族所可比拟。宋代目录学家称王巩为“三槐王氏之裔”，说明在士大夫中，“三槐王氏”已是大名鼎鼎的家族了。笔者通过对这一家族的解剖，力图完整地了解宋代家族的兴衰与政治、婚姻的关系，加深对这一段历史的认识。
附一 征引书目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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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宋)晁补之《鸡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33．(宋)沈括《长兴集》，《四部丛刊三初编》本。
34．(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5．(宋)苏轼《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36．(宋)张耒《张耒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37．(明)王琛《正德莘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
3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9．(清)陆心源《宋史翼》，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40．(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41．(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2．(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3．(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宋元地方志丛书·七》，台北：大化书局，1980年版。
44． (宋)李心传《旧闻证误》，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45．(宋)楼钥《攻愧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6． (明)《万历黄岩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
47．(明)《弘治衢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48．(宋)佚名《锦绣万花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据明嘉靖刻本影印。
49．(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50．(宋)朱弁《曲洧旧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5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
52．(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53．(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54．(宋)王巩《清虚杂著补阙》，南宋王从辑，《知不足斋丛书》本。
55．(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6．(近)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57．(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58．(明) 《弘治岳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59．(明)《正德蓬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60．(明)廖道南《楚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杂史类》，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61．(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62．(宋)魏泰《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63．(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64．(宋)罗从愿《豫章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5．(宋)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左圭：百川学海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
66．(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67．(宋)文莹《玉壶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68．(宋)李攸《宋朝事实》，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69．(宋)黄震《黄氏曰抄》，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版。
70． (宋)僧文莹《湘山野录 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71．(宋)张咏《乖崖集》，张其凡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72．(宋)苏辙《龙川别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73．(宋)江休复《嘉祐杂志》，《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74．(宋)陆游《陆放翁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5版。
75． (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
76． (宋)宋庠《元宪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77． (宋)李宴《皇宋十朝纲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78．(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79．(明)赵锦修、张兖《嘉靖江阴县志)，《天一阁藏明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
80．(宋)夏竦《文庄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81．(清)厉鹗《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2．(明)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
83．(明)《万历通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版。
84．(宋)蔡襄《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85．(宋)石介《徂徕石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86．(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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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88．(宋)杨时《龟山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89．(明)王洙《史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版。
90．(明)《嘉靖濮州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
91．(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台北：中文出版社，1967版。
92．(宋)王巩《闻见近录》，《知不足斋丛书》，[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版。
93．(元)张伯英《西夏书事》，道光乙酉年镌，小岘山房藏板，北京隆福寺文奎堂影印，1935年。
94．(宋)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版。
95．(宋)李元纲《厚德录》，百川学海本，[日本]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
96．(明)王鳌《正德姑苏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97．(宋)黄震估雊要》，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版。
98．(宋)沈括《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99．(宋)苏辙《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0．(宋)刘敛《彭城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101．(宋)王巩《甲申杂记》，《知不足斋丛书》，[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版。
102．(清)王昶《金石萃编》，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103．(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104．(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05．(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06．(宋)秦观《淮海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7．(宋)黄庭坚《山谷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08．(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9．(明)黄佐《广东通志》，广州：广东地方史志办公室誊印，1997年。
110．(宋)余靖《武溪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1．(宋)吕陶《净德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112．(宋)邹浩《道乡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13．(宋)王锤《默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4．(宋)周必大《文忠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15．(宋)王安礼《王魏公集》，四库珍本。
116．(元)脱脱《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7．(清)《光绪浙江通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18．(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9．(宋)汪藻(浮溪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20．(宋)周辉《清波杂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21．(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博古斋影印本，1922年版。
122．(宋)王洋《东牟集》，《四库珍本初集》本。
123．(宋)赵鼎《忠正德文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24．(宋)刘一止《苕溪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25．(宋)袁燮《絮斋集》，清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聚珍本。
126．(宋)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27．(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128．(明)《嘉靖山东通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129．(明)钱士升《南宋书》，南沙席世臣扫叶山房，清嘉庆二年本。
130．(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1．(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
132．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3．(宋)洪遵《翰苑群书》，《知不足斋丛书》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版。
13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
135． (清)觉罗石麟《雍正山西通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6．(宋)阮阅《诗话总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7．(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38．(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9．(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40．傅璇琮等《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41．(宋)韩琦《安阳集》，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
142．(宋)高晦叟《珍席放谈》，《丛书集成初编》本。
143．(宋)范纯仁《范忠宣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44．(宋)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45．(宋)苏颂《苏魏公集》，台北：台北青友出版社，1960年版。
146．(宋)宋祁《景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147．(宋)毕仲游《西台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148．(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49．(清)陆心源《元祐党人传》，光绪十五年归安陆氏刊本。
150．(宋)曾肇《曲阜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51．(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
152．(宋)范镇《东斋记事》，北京：中华书局，1997你版。
153．(宋)王安礼《王魏公集》，《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54．(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四部备要》本。
155．(宋)徐度《却扫编》，学津讨原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1922年版。
156．(宋)刘安世《尽言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二、今人著述及论
1．《学林漫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程应繆《读宋史札记》，《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4．李之亮《宋两湖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5．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6．李之亮《宋京师及东西路大郡守臣易****》，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
7．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8．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王瑞来《“平世之良相”王旦一一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学系主编，2000年10月。
10．《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张秀平、罗秉良《邵晋涵与宋史研究》，《文史哲》，1999年第2期。
12．赵永春《论宋金关系的主流》，《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卷第1期，2001年。
13．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宋史研究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王章伟《宋代士族婚姻研究》，《新史学》，第4卷第3期，1993年9月。
15．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16．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7．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附二 参考今人著述及论文
1．王大良《中华姓氏通史．王姓》，北：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2．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研究》，《宋史研究集》，第5卷第1期，1994年辑。
3．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析》，《新史学》，第5卷第1 期，1994年3月。
4．王章伟《宋代士族婚姻研究》，《新史学》第4卷第3期，1993年9月。
5．王育济《历代王氏望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刁忠民《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版。
8．张其凡《宋初政治探研》，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张其凡《经世谋臣一一宋朝名相赵谱》，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2001年2月。
12．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13．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河南：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14．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5．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
16．毛元佑、雷家宏《宋帝列传·宋太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7．张其凡《宋帝列传·宋太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18．汪圣铎(宋帝列传·宋真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19．张邦炜《婚姻与社会一一宋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漆侠《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知困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1．唐兆梅《关于北宋“积弱”的几个问题的探讨》，《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22．王瑞来《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3．陈振《关于北宋前期的宰相制度》，《中州学刊》，1985年第6期。
24．张其凡《宋初中书事权初探》，《华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
25．唐兆梅《试论北宋的“祖宗家法”》，《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工期。
26． 曹海科《试论北宋初年的法制与吏制》，《兰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27．金诤《论宋代文官政治》，《文史知识》，1990年第５期。
28．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9．姜锡东《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
30．宋鸿《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31．毛元佑《宋初文武臣僚处世态度之心理分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2．董健桥《略论宋初学术思想的演变》，《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33．王瑞来《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１期。
34．张其凡《试论宋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工期。
35．郑强胜《宋初的用人政策及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
36．贺圣迪《宋太祖太宗的文化建树》，《上海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37．唐兆梅《略论宋初的黄老思想》，《中州学科》，1991年第1期。
38．李华瑞《宋初统治思想略论》，《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
39． 一边《清廉宰相王旦》，《陕西审计》，1996年第l期。
40．得馨《漫谈王旦与寇准》，《陕西审计》，2001年第4期。
41．仝晰纲、迟少丽《宋真宗东封西祀浅论》，《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
42． 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四川师大学报》，1994年第6期。
43．黄长椿《王钦若与道教》，《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44．李立《宋朝与高丽的外交关系》，《城市研究》，1995年第5期。
45．冯千山《宋代祠禄与宫观》，《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3期。
46．刁忠民《北宋前三朝台谏制度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47．赵民乐《宋选举制的若干问题探索》，《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001年第6期。
48．李卫东《欧阳修谏议思想浅论》，《华东交通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49．李华瑞《宋初黄老思想三题》，《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50．诸葛忆兵《洛蜀党争辨析》，《南京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51．李华瑞《宋代建元与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2．张其凡《论宋太宗朝的科举取士》，《中州学刊》，1997年第2期。
53．石涛《宋代的御用道教》，《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4．汪俊《略论宋代文化的地域特征》，《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5．陈峰《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
56．章权才《宋初经学的守旧与革新》，《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57．石静《略论北宋的科举改革》，《南通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58．张其凡《冯元一一博学多识的一代大儒》，《暨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59．杨倩描《论北宋前期“南强北弱”文化格局产生的原因》，《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60．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61．赵云旗《论北宋中叶改革“三冗三费”的得失》，《学术季刊》，1999年2期。
62．贺圣迪《北宋诸帝的重儒活动》，《上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63．王新年《略论寇准》，《船山学刊》，1999年第2期。
64．陈峰、张瑾《吕夷简与北宋中叶的政风》，《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65．丁俊屏(北宋时期“南人”与“北人”地位的转化》，《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66．傅礼白《北宋审官院与宰相的人事权》，《山东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67．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暨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68．王智勇《论宋真宗朝的“五鬼”》，《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69．姜建忠(北宋真宗朝的造神迷信活动及其影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2期。
70．白文固(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探索》，《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71．虞云国《试论宋代对台谏系统的监控》，《史林》，1997年第3期。
72．刁忠民《论北宋天禧至元丰间之台谏制度》，《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73．沈松勤《北宋台谏制度与党争》，《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74．杨丙安《伊洛诸子与两宋士风》，《中州学刊》，1988年第2期。
75．顾全芳《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76．陈植锷《宋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77．张大任《蔡襄与庆历新政》，《福建论坛》，1987年第６期。
78．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l期。
79．任崇岳《论“元祐党人案”》，《中州学刊》，第1期。
80．蒙培元《范仲淹的哲学与理学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81．李华瑞《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82．王曾瑜《北宋晚期政治简论》，《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83．刘宇国《宋初学术的文化整合倾向》，《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工期。
84．刘复生《宋仁宗时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中州学刊》，1993年第4期。
85．郭学信《范仲淹与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聊城师院学报》，1997年第l期。
86．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骣＞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大陆杂志》，第17卷，第11期。
87．周道济《宋代宰相名称与其实权之研究》，《大陆杂志》，第17卷，第12期。
88．侯绍文《党人碑》，《大陆杂志》，第８卷，第１期
89．程光裕《澶渊之盟与天书》（上、下），《大陆杂志》第22卷，第6、7期。
90．蒋复璁《宋真宗与澶渊之盟》(上、续、末)，《大陆杂志》，第22卷，第8、9、10期。
91．程光裕《北宋台谏之争与濮议》，《大陆杂志》，第23卷，第8期。
92．蒋复璁《宋太宗晋邸幕府考》，《大陆杂志》，第30卷，第3期。
93．王善军《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后记
攻读博士，是我求学生涯中最为辛苦的三年，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本书可以算作三年来的一个总结。
2000年，考入暨南大学，师从张其凡先生研究宋史，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张先生对学生要求极严，不仅要完成课堂学习和指定的作业，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张先生指定的史学著作，写出令人满意的读书笔记。这对于像我这样基础较差的学生，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我也只有咬牙坚持并最终完成了任务。记得我的****篇文章，就是按张先生的要求，以陈援庵老先生的史源学方法写出的。由于搜集了大量史料，后来写成了《“曲端冤狱”与南宋陕西的陷失》，发表在《南开学报》上。
在选定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原来的设想，是写韶关地方的人物余靖。余靖在北宋庆历年间曾任谏官，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后更出知地方，历官尚书右丞、工部尚书。是岭南自唐代张九龄之后第二个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但****还是放弃了。放弃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同学李治安建言，就这一人物作博士论文，分量不够。****还是听从导师的良言，选择了三槐王氏家族。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
这本书如果对学术界还有点用，那首先得感谢我的导师张其凡先生。从史料的搜集到论文的布局，我都得到张先生的悉心指点。我每完成一篇，张先生都认真阅读，仔细修改，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北京师范大学的游彪教授，曾详细阅读了我的论文，对我文中的错误一一指正。我与游先生素不相识，仅仅凭一个电话，就让他如此费心。我于心存感激之余，对游先生的人品、学问更是佩服。
自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学问尚浅，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我期待着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 2003年12月28日
——完——
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
出版社：齐鲁书社 第1版（2004年1月1日）
丛书名：文史哲博士文丛
平装：290页
正文语种：中文
开本：32
ISBN：7533312880
阅读 7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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