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上）
作者简介：
李贵录，男，汉族，1960年12月生于河北井陉，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现任韶关学院人事处副处长、研究员。兼任韶关市历史学会秘书长、韶关学院岭南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目 录
序一张其凡
序二常建华
引言宋代家族史研究的现状
开篇北宋三槐王氏世系考
第一章 三槐王氏的崛起
第二章 声名彰显
第一节第二代的王懿、王旭
第二节王旦——家族的辉煌
第三章家声不坠
第一节名相之子、甘守澹泊的王雍
第二节名扬庆历的王素
第三节饶有风骨的王质
第四节著书立说有王巩
第五节帝寄心膂有王靖
第六节第三、四代的其他优秀成员
第四章率有显誉
第一节王震事迹考述
第二节经历坎坷的王古
第三节千古冤案说王伦
第四节第五、六代的其他人物
第五章 三槐王氏艺文征略
第六章三槐王氏的家族生活
第一节 “文正遗训”
第二节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与关系
第三节北宋三槐王氏的门风
第七章王氏姻亲考
第一节王祜与其儿孙辈的姻亲关系
第二节第四代以后的姻亲关系
第三节王氏与范氏、吕氏的姻亲关系
第四节王氏与韩氏、苏氏、张氏的姻亲关系
结语三槐王氏在北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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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宋代家族史研究的现状
一、家族基本概念及其发展
家族或称宗族，这个作为具有东方，尤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虽然不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政权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辅助组织，其由家族产生的族权，也就成了国家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有系统的作用于某一方的权力。
家族的出现，最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它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的子孙，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为纽带，数代同居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汉代解释家族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这只是说出了家族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作用，并不是家族定义的全部内涵。
在奴隶制时代，政权组织与族权组织，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建立了系统的宗法组织，大而化之，则推衍扩大为国家制度。这一形式，至西周时，臻于完善，天子是国家的领袖，也是家族的“大宗”。宗族关系已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
秦汉继续战国的封建政策，使奴隶制的宗族关系解体。但统治者看到宗法血缘关系同样可以为地主阶级服务，所以，建立起新的宗族关系。东汉以后，便逐渐形成新的强大的宗族势力。到魏晋时期，他们凭借“九品中正制”而控制了仕途，不断取得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形成门阀世族，一直延续到唐代。虽然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度，抑制了门阀世族的发展，使之逐渐丧失了活力，但它仍然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唐朝还是大有市场，这从大量的唐人传奇故事，可以得到印证。唐太宗时编《氏族志》，起初仍以博陵崔氏为第一，而列皇族为第三等。直到唐末农民战争和五代战乱的冲击，旧的门阀世族才退出历史舞台。五代时，已经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宋代更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旧大家如著名的崔、卢、李、郑等，已“绝无闻人”。明朝归有光就曾云：“魏晋而降，区区综核百氏，以门第官人，虽卑姓杂谱，皆藏于有司，而谱牒特盛。迄于李唐，皆相崇重。五季衰乱，荡然无复有存者矣。”
谱牒荡然，说明了世族地主利用谱牒选官和选择婚姻的双重职能已经丧失，即旧宗族的消亡。但这也同时给社会带来一种茫然的情绪，孝悌、忠义等伦理观念弱化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将成画饼，而官僚地主阶级关心的使自己的子孙常享富贵的梦想，也必将落空。这对整个封建统治都是极为不利的。北宋张载已经注意到这点：“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为能大而保国，小而保家，宋代士大夫开始了宗族制度的重建工作。但是，时代已发生了变化，不可能再恢复已经死亡的制度，只能根据现实情况做出修改。
宋代的宗族制度的特点，主要是“敬宗收族”。这句话出自《礼记·大传》：“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就是利用血缘的关系，宣扬血亲相爱、亲属团聚的观念，以达到团结亲族、避免涣散的目的。宋代的理学家重提这个口号，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宋代新的宗族制度。
宋代与前朝已有很大的不同，不可能再按张载提出的：“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因为族权与君权合而为一的宗法制度早已消亡，嫡长子的继承制也在科举制兴起后变为不可能，家族中有影响的人物，不是因其年长，而主要是因为官职显达或富有财力。所以，张载说的办法太脱离现实，不具有可操作性。宋代敬宗收族的办法，主要是一些士人在发达以后，拿出资金来，建祠堂、置族田。建祠堂即所谓敬宗，置族田即所谓收族，一从精神上，一从物质上，团聚家族，然后再修族谱，达到聚族而居，使家族绵延不绝，逐渐庞大。反过来，以家族为依托，使士人在当地的影响也会扩大，利于自身的发展。
也正因为科举选官的鼎盛，士人人仕的路途已拓宽，所以官僚地主的产生以及变化都是非常大的。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可以荫补子弟为宦，经济上有减免某些税役的特权，刑事上可减免一些刑罚，但依托家世、世代为官的特权却是大大减少了，其经济地位也无法久远地保持而呈现出大起大落、盛衰无常的特点。宋人就曾说：“俗言‘三世仕宦，方会著衣吃饭。余谓三世仕宦，子孙必是奢侈享用之极，……惟口体是供，无德以将之，其衰必矣。”这是宋代地主与前代世族的最大区别。
三槐王氏的崛起，就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而这个家族能够在整个北宋时期保持兴盛，主要不是依靠政治的特权，而依然依靠的是科举一一家族中每代都有中进士做官的人。因此，三槐王氏家族的研究，具有典型的意义。
二、宋代家族史的研究现状
关于宋代家族史的研究，目前在史学界开始受到重视，并出现了一批成果。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其第七章，则专论宋代的家族制度。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包含了宋代的内容。而他的另一部著作《宋明家族制度史论》，则对宋以后的家族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涉及累世同居的大家族及明清家族的防卫体系、南方家族的械斗内地的村落结构与祭祀和习俗、宋以后的内地民间的婚姻习惯、近代家谱的撰修等，内容丰富，但并非专论宋代。王善军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则填补了对宋代家族史研究的空白。他论述了宋代宗族的组织，诸如家族谱牒、公产义学、宗祧继承以及家族法规和宗族的缉私等，并分析了宋代重要宗族的类型，他认为，族权统治巩固了封建政权、神权和夫权的统治；宗族组织对儒教的巩固和普及，使封建的统治理论霸占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从而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和新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宗族观念不仅加重了人们的封建等级观念，而且也加重了人们的宗法财产关系的观念，对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自由竞争观念、民主参与观念以及个人平等财产权观念等都是一种阻碍力量，在客观上保护了封建自然经济。
对宋代家族的个案研究，也已有了一定的成果，据笔者所见，主要有：
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析》、黄宽重《宋代四明袁氏家族研究》、漆侠《宋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衣川强《宋代の名族——河南吕氏の場合》、王章伟《宋代河南吕氏家族研究》、柳立言《宋初一个武将家族的兴起一一真定曹氏》、许怀林《陆九渊家族及其家规述评》、孔东《宋代东莱吕氏之族望及贡献》”、许怀林《‘‘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许怀林《《郑氏规范>剖析》、葛绍欧《宋代无锡尤氏家族事迹考》、曾枣庄《苏氏姻亲考》、王章伟《宋代士族婚姻研究一一以河南吕氏家族为例》、青山定雄《宋代における北官僚の的婚姻关系》、陶晋生《北宋几个家族间的婚姻关系》、陶晋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11、伊原弘《宋代明州における官户の婚姻关系》、伊原弘《宋代婺州における官户の婚姻关系》、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等等。
从以上的个案研究情况来看，尚有不足：一是成果数量还不够多。虽然研究文章涉及的家族较多，但真正系统而全面研究一个家族及其影响的文章数量却很少。且因宋代特殊的历史原因，一般的家族，很难维持三代以上的繁华，家族史的研究，也就只能就这几代展开，其先人及后人，则只有付之阙如。二是偏重于世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大家族的家规和家法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所占比重最大。所幸的是，这种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能够根据史料分析，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三、关于三槐王氏的研究
1．研究方法
家族史的研究，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一般把它归属于社会史的范畴。把家族说成是一个小社会则可，毕竟与真正的现实社会还有很大的不同。大家族的族长的权力，也仅限于对家族成员道德行为的规范上。所以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可以作很好的借鉴，但直接用来研究家族史，则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作为一种范式，社会史的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宏观性的指导原则。而在具体的研究上，还是离不开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如考证、推理、演绎、归纳等。
2．宋代的史料
对三槐王氏家族的重视，可以说从宋代就开始了。宋朝是一个崇奉文教的社会，重文轻武，三槐王氏家族的光耀，正是这种国家政策和社会风气铸造出来的。王氏代有闻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有不少士大夫为之写碑志或墓志，文人笔记中，也有不少篇幅，记叙三槐王氏家族的遗闻轶事。
首先是当代史家为之修史立传，按宋朝的规定，每位皇帝去世后，由继任者为之修《实录》，当朝重要的辅臣如已去世，则要在《实录》中为之立传，《国史》因之。按照资格，三槐王氏当有不少人应获此殊荣，如王祜、王旦、王素、王伦等，但宋朝的实录和国史绝大部分都已不存，故属于这部分的三槐氏诸传都未能流传下来。现在所能见到的宋代所作的三槐王氏的传记资料只有几种：曾巩《隆平集》(王旦)；王称《东都事略》(王枯、王旦、王雍、王质、王素、王巩)；朱熹《宋朝名臣言行录》 (分五朝和三朝，王旦、王质、王素)；罗从愿《豫章集》中有《王旦》一篇。这些篇幅不长的传记，为后世研究三槐王氏提供了最原始的资料，同时也对传主作了代表宋朝人的评价。还有王素为其父王旦所撰《文正王公遗事》一卷，黄震《古今纪要》卷一七，对王祜、王旦、王素、王质有简短的介绍，足资参考。
其次是家族本身所修家谱和立碑。宋人为敬宗收族之需要及士大夫的特别提倡，一般家族都修有家谱，三槐王氏自不例外。从清人王国栋《王氏宗谱》转载的《序》中，司马光的一篇云：“予生晚而不识魏公父子(王旦、王素)，与懿敏公(王素)之子巩，同契宦游，因属予序其谱，光喜而敬书。”但宋代的王氏家谱没有能流传下来，现存的《王氏宗谱》和《王氏通谱》，都是清朝三槐王氏后人编修的。而且是另起炉灶，不是宋代族谱的续修。碑、墓志资料，则是家族成员与当时的士大夫交游，请他们为父辈撰写的，今有部分保存下来。如：
王旦、王素、王质、王元、王伦的《神道碑》，王素、王质、王克的《墓志铭》和王雍的《墓表》，王质的《行状》，王伦的《庙碑》(二篇)，王旦的岳州平江县《祠堂记》（二篇）以及徐自明《宰辅编年录》中关于王旦、王伦的资料等十余篇，记载了三槐王氏家族中若干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政治业绩、为人处世及品格、婚姻、子孙等情况，成为后世研究这些家族人物的珍贵文献资料。
第三是当时的文人笔记中记载的家族成员的遗闻轶事。三槐王氏崛起迅速，从宋初的王祜起，第二代王旦即为宰相，第三代王质、王素又并为名臣，这样的家族自然惹人羡慕和注目，成为了喜欢著述的宋代文人写笔记的好素材。传诸后世的，有司马光《涑水记闻》，周辉《清波杂志》，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王锤《默记》，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沈括《梦溪笔谈》，僧文莹《湘山野录》及《续录》、《玉湖清话》，魏泰《东轩笔录》，吴处厚《青箱杂记》，范镇《东斋记事》，绍伯温《邵氏闻见录》，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叶梦得《石林燕语》，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王巩《闻见近录》、《甲申杂记》、《清虚杂著补缺》，朱弁《曲洧旧闻》，李元纲《厚德录》，苏辙《龙川别志》，吴曾《|能改斋漫录》，张邦基《墨庄漫录》，陆游《老学庵笔记》，曾敏行《独醒杂志》，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李心传《旧闻证误》，王明清《挥麈录》、《玉照新志》，僧普济《五灯会元》，佚名《锦绣万花谷》、《大宋宣和遗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等。这些书中，或多或少都有三槐王氏家族成员的事迹记载。虽然这些记载有些可能得自于传闻，但其史料价值也是绝不容忽视的。这些记载，一方面弥补了正史及碑传的缺漏，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物的神秘性和趣味性。
3．后世所录三槐王氏的史料
元末由脱脱主编的《宋史》，泱泱近五百卷，在二十四史中独占鳌头。其中为三槐王氏的重要成员王祜、王旦、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震、王伦等九人立传，材料远较《隆乎集》、《东都事略》详细，成为研究三槐王氏最集中、最基本的史料。《宋史》虽成书于元代，但材料来源于宋代国史，故其记载可视为宋代史料。
明清时期的史著，对三槐王氏家族的成员，也有不少记载，有些史料或可补《宋史》之不足。如明代柯维骐《宋史新编》，即为王旦、王素、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立传，王洙《史质》亦记有王祜、王旦、王素、王巩、王靖、王震、王伦诸人的事迹，钱士升《南宋书》，则为两宋之交的王伦立有详细的传记。廖道南《楚记》则记载王氏家族中王旦、王质这两个到过两湖做官的人的事迹；清人的一些著作，仍有关于三槐王氏的史料，这些史料有可能是转述前人的东西，但其所引书，今已不可知。陆心源《宋史翼》编叙王巩、王古的史料，在诸史乘中最称完备；陆氏另一著作《元祐党人传》，对王巩与王古亦有比较详尽的记载；王昶《金石萃编》，有《元祐党籍碑姓名考》，对王巩与王古的事迹亦有介绍；成书于清代的《宋元学案》(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著)以及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论及有关三槐王氏成员王旦、王雍、王素、王质、王端、王轸、王巩、王靖、王元、王古等，讨论了他们的学术传承、流派及成就。厉鹗《宋诗纪事》及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则搜录了三槐王氏家族部分成员的诗作，并有简单的生平介绍，包括王祜、王旦、王雍、王素、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等；近人丁传靖《宋人遗事汇编》，记叙有王祜、王旦、王素、王巩、王毅、王伦的一些言行，虽多引自旧史，但亦有汇集、保存史料之功。今人曾枣庄、刘琳揖《全宋文》，收有王祜、王旦、王轸、王素、王质、王端、王克、王恪之文。傅璇琮等辑《全宋诗》，另收有王氏子弟王轸、王毖诗各一首。
4．研究资料介绍
三槐王氏现存的宋代资料还是比较可观的，现笔者分门别类，作一介绍，以期引起同道的注意，使对三槐王氏的研究更加深入。
A．墓、碑、行状、表、传记类。
现存三槐王氏家族的墓、碑行状与传记等资料多出于当时名家或后世名史学家之手，是研究王氏最集中、最翔实、最可信的资料。当时名家的墓志、碑记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对其家族的世系传承、墓主事迹以及家族历史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现列如下：
(1)欧阳修《太尉文正王公(旦)神道碑铭》，《欧阳修全集》卷二二；
(2)苏舜钦《两浙转运使司封郎中王公（壅）墓表》，《苏学士集》卷一五；
(3)张方平《王公(素)神道碑铭》，《乐全集》卷三七；
(4)王珪《王懿敏公(素)墓志铭》，《华阳集》卷五八；
(5)苏舜钦《王公(质)行状》，《苏学士集》卷一六；
(6)范仲淹《王公(质)墓志铭》，《范文正集》卷一三；
(7)欧阳修《王公(质)神道碑铭》，《欧阳修全集》卷二一；
(8)沈括《王君(克)墓志铭》，《长兴集》卷一七；
(9)晁补之《王君(元)墓志铭》，鸡肋集》卷六七；
(10)楼钥《节愍王公(伦)神道碑》，《攻愧集》卷九五；
(11)袁燮《王节愍公(伦)庙碑》，《挈斋集》卷二二；
(12)楼钥《王节愍公(伦)忠肃庙碑》，《攻愧集》卷六○；
(13)曾巩《隆平集》卷四《王旦传》；
(14)王称《东都事略》卷三。《王祜传》、卷四。之《王旦、王雍、王素、王质、王巩传》；
(15)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二之四《王旦》、卷九之八《王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三《王素》；
(16)脱脱《宋史》卷二六九《王祜、王旭、王质传》；
(17)脱脱《宋史》卷三二。《王素、王巩、王震、王靖传》；
(18)脱脱《宋史》卷三七一《王伦传》；
(19)脱脱《金史》卷七九《王伦传》；
(20)陆心源《宋史翼》卷五《王古传》、．卷二六《王巩传》。
B．制、诰、诏、敕类。
三槐王氏世有出仕者，作为一个官僚世家，当然有不少朝廷所颁发的制诰诏敕，反映家族成员在宦途上的升迁、降黜。这虽多与政绩有关，但有时却是政局变幻的反映。现存文献资料中，这类文件保存尚多，简介如下：
(1)《王旦拜集贤相制》，《宋大诏令集》卷五一，亦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三；
(2)《王旦进宫制》，《宋大诏令集》卷五九；
(3)《王旦拜太尉兼侍中制》，《宋大诏令集》卷五九；
(4)《王旦加恩每三五日一起居人中书制》，《宋大诏令集》卷五九；
(5)《王旦罢相拜太尉制》，《宋大诏令集》卷六五；
(6)《令王旦撰太祖太宗谥议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九；
(7)《遣王旦等告祭诸陵诏》，《宋大诏令集》卷一四三；
(8)《王旦等上新修国史付史馆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五○；
(9)《令朝修史主旦自京至兖州省察官吏访求民隐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七七；
(10)《令奉上宝册使王旦所过察风俗诏》，《宋大诏令集》卷一七七；
(11)《左藏库副使充岢岚军使王懿转官制》，郑獬《郧溪集》卷六；
(12)《度支员外郎判国子监王旭可尚书司封员外郎余如故制》，卷一；
(13)《王旦男大理评事雍可光禄寺丞制》，夏竦《文庄集》卷二；
(14)《龙图阁直学士兵部郎中泾原路经略使王素可谏议大夫制》，刘敞《公是集》卷三○；
(15)《澶州观使王素可检校司徒青州观察使加食邑制》，韩维《南阳集》卷一八；
(16)《利州路运使兵部员外郎王轸可工部中制》，宋庠《元宪集》卷二二；
(17)《王巩可权知宿州制》，刘攽《彭城集》卷二一；
(18)《王巩通判扬州制》，苏辙《栾城集》卷二八；
(19)《太祝王靖可大理评事制》，宋庠《元宪集》卷二O；
(20)《王古落职制》，《宋大诏令集》卷二O七；
(21)《王古可工部郎中制》，苏辙《栾城集》卷二七；
(22)《王古可吏部员外郎制》，苏辙《栾城集》卷二九；
(23)《秘阁校理试秘书少监王古可起居郎制》，吕陶《净德集》卷八；
(24)《大理寺丞王古可通知郎提举京东西路常平事制》，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三；
(25)《王震可大理寺丞制》，胡宿《文忠集》卷一二；
(26)《王震追复朝请郎制》，邹浩{道乡集》卷一六；
(27)《王震转翰林书艺局直长充待制制》，邹浩《道乡集》卷一六；
(28)《朝奉郎充龙图阁待制王震可朝散郎制》，刘敛《彭城集》卷二O；
(29)《龙图阁待制知河中府王震可知郑州制》，刘敛《彭城集》卷二一；
(30)《知南京王震可知荆南制》，刘敛《彭城集》卷二二；
(31)《修职郎王伦改朝奉郎充大金通问使制》，汪藻《浮溪集》卷一O；
(32)《王伦特转朝奉大夫除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诰》，王洋《东牟集》卷七；
(33)《王伦除同签书枢密院事迎请梓宫太后交割地界使制》，刘一止《苕溪集》卷三五，亦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五。
C．碑、记、序、赞等。
宋时已有人为三槐王氏(主要是王旦、王伦)建祠庙纪念，后人留下一些碑记文字。同时王氏的人物画像，也有人写真赞。王氏后人(宋代)整理前人文集，也有同时代的士大夫为之作序，以及与一些文人交往留下的文字，都成为我们研究三槐王氏重要的资料。苏辙曾推荐王巩为官，王巩落职，苏辙受人攻击，曾有《举王巩乞外任札子五首》，是了解朝中党争
的重要史料，一并附之（依所记人物次序）。
(1)《三槐堂铭并序》，苏轼《苏轼文集》卷一九；
(2)《送王旦序》，王禹偶《小畜集》卷一九；
(3)《王氏济美集序》，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五四；
(4)《宋岳州平江县王文正公碑》，孔武仲、平仲、文仲《清江三孔集》卷一七；
(5)《宋岳州平江县王文正公祠堂记》，《清江三孔集》卷一四；
(6)《平江县王文正公祠堂记》，叶适《水心文集》卷一O；
(7)《题南庙王太尉礼神文》，吴澄《吴文正集》卷三一；
(8)《王文正公像赞》，《南宋文范》卷三六；
(9)《祭舅氏文》，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五；
(10)《祭王端明尚书文》，张方平《乐全集》卷三五；
(11)《王仲仪真赞并序》，苏轼《苏辙文集》卷二一；
(12)《双庙记》，刘敞《公是集》卷三六；
(13)《蔡州新建学记》，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七；
(14)《寿州西园重修诸亭录》，宋祁《景文集·附佚》；
(15)《祭陕府王待制文》，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一O；
(16)《王定国诗集序》，苏轼《苏轼文集》卷一O；
(17)《王定国文集序》，黄庭坚《豫章集》卷一六；
(18)《题清虚居士真草四诗》，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一五：
(19)《举王巩乞外任札子五首》，苏辙《栾城集．后集》卷一六：
(20)《王定国真赞》，苏轼《苏轼文集》卷二一；
(21)《王定国注{论语)序》，秦观《淮海集》卷三九；
(22)《王氏清虚堂记》，苏辙《栾城集》卷二四；
(23)《送王规方叔序》，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三；
(24)《元丰怀遇集后序》，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五二；
(25)《送外弟王靖序》，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一三；
(26)《跋王枢密答司马忠潔公帖》，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三；
(27)《跋节愍王公行实》，李昴英《文溪存稿》卷四；
(28)《王节愍公伦覆谥议》，楼钥《攻愧集》卷四九。
D．方志、族谱类。
由于三槐王氏成员曾在各地任官，故现存不少方志中有王氏的记载。这些记载有些地方牵强附会的多，而且大都简略，所以在运用上还需要做一些鉴别工作，但它毕竟保存了三槐王氏成员就任地方官的大量信息，对我们的研究****价值，不可忽视。
(1)(明)王琛《正德莘县志》卷六；
(2)(明)唐锦《正德大名府志》卷六；
(3)(清)《顺治光州志》卷七；
(4)(明)《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三、卷三六：
(5)(明)《弘治岳州府志》卷五；《隆庆岳州府志》卷三、卷一三；
(6)(明)《蓬州志》卷八；
(7)(明)《成化中都志》卷六；
(8)(明)《嘉靖濮州志》卷七；
(9)(明)《万历通州志》卷一、卷六；
(10)(明)《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六、卷七；
(11)(明)王鳌《正德姑苏志》卷三九；
(12)(明)盛仪《嘉靖惟扬志》卷一九；
(13)(明)严嵩《正德袁州府志》卷三、卷六，《嘉靖袁州府志》卷三、卷四、卷六；
(14)(明)《正德颍州志》卷四，《嘉靖颍州志》卷三、卷一四；
(15)(明)《万历严州府志》卷一四；
(16)(明)《万历黄岩志》卷四；
(17)(明)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卷四；
(18)(明)《弘治衢州府志》卷一O；
(19)(明)黄佐《广东通志》卷四七；
(20)(清)《光绪浙江通志》卷二九；
(21)(明)《嘉靖河间府志》卷一三、卷六；
(22)(民国)曹允源《民国吴县志》卷四一；
(2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二、卷四九、卷六八、卷六九、卷八五、卷八七；
(24)(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九；
(25)(清)王国栋《王氏宗谱·三槐王氏》；
(26)(清)王庸敬《王氏通谱·三槐王氏》。
5．研究现状
三槐王氏家族，崛起于北宋之初，代有人才，入南宋，仍有不少优秀子弟。其余绪直至明清，产生过不少官僚、文人、学者。至今还有大量的后人定居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是宋代少见的大家族之一。但至今研究者不多，成果也寥寥。王剑英先生曾应泰国三槐王氏的后人要求，写了一篇简短的介绍性的文章《三槐王氏考》，发表在1985年第10期的《学林漫录》上；王育济先生在《中华名门望族》关于王姓大家族的研究中，涉及到三槐王氏(第六章，页188—250，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主要介绍了王祜、王旦、王素、王质、王巩、王伦六人；王善军近有《宋代三槐王氏家族的仕宦婚姻与文化成就》一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其他虽有部分文章提到这个家族的若干成员，那都是在论述宋代相权、监察制度及世族的婚姻状况、婚姻制度时才涉及的，并非专门论述三槐王氏。旅曰学者王瑞来先生，作有《“平世之良相”王旦一一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二》，对王旦的生平事迹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由于作者是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且为题目所限，故对三槐王氏家族的研究着墨不多。
这样一个大家族，基本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笔者把三槐王氏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同时，考虑到这个家族的绝大部分成员，还没有被史学界关注和研究，本文重心放于对家族中优秀人才进行个案的分析，介绍他们的成就和对国家及家族的贡献。由于篇幅与时间所限，仅以整个北宋为上下限，南宋以后三槐王氏家族的研究，则只有俟诸异日。
开篇 北宋三槐王氏世系考
三槐王氏，是北宋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家族的崛起，得益于科举制度为他们开创的人仕之途。而这一家族能够保持长盛不衰，也是因为家族成员中不断地有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能恪守家训，不坠门风，为官时能有所作为。通过科举而人仕，从此在仕途升腾而至显宦，从而形成世家大族，又通过科举考试而维系世家大族之地位，这正是宋代一些大家族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兴盛的原因。与唐代以前的大家族，仅依靠门阀地位，即能保持家族荣耀而长期享有政治、经济特权，是截然不同的。
一、王氏姓源
王氏的姓源比较复杂，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曾对王氏的姓源有记叙：
王氏，天子之裔也。所出不一，有姬姓之王，有妫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虏姓之王。
若琅琊、太原之王，則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予宗恭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若京兆、河间之王，则曰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毕万封魏，后分晋为诸侯，至王假为秦所灭，子孙分散，时人号曰“王家”。或言魏至昭王彤，生无忌，封信陵君。信陵君生间忧，间忧生卑子。秦灭魏，卑子逃于泰山，汉高帝召为中涓，封兰陵侯，时人以其王族也，谓之“王家”。此皆姬姓之王也。
出于北海、陈留者，则曰舜之后也。其先，齐诸田为秦所灭，齐人号为“王家”。此妫氏之王也。
出于汲郡者，则曰王子比干之后，此子姓之王也。
出于河南者，则为可类氏；出于冯翊者，则为钳耳族；出于营州者，本高丽；出于安东者，本阿布思。此皆虏姓之王也。
以其所出既多，故王氏之族最为蕃盛云。
三槐王氏的来源，不甚明了。他们称为姬姓之王子晋的后人，而他们的直系祖先，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槐王氏的后人、清代的王国栋修《王氏宗谱》云：“在远祖，则宗周太子晋，二十三世汉谏大夫吉，为临沂之祖。……至晋丞相始兴文献公导为江左之祖，十一传至唐石泉文贞公方庆，为咸阳之祖。石泉至黎阳(王言)又九世矣，盖三槐王氏为石泉之后无疑。这是以东晋王导为祖先了。清代另一三槐王氏的后人王庸敬则云：“言，唐相抟四子……因父抟遭蓝田驿之祸，言遂占籍魏州之莘亭县。”唐魏州，五代、宋以后称大名府；莘亭县置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旋并人莘县，在莘县北十三里，今属山东聊城市。江支)则以隋文中子王通为始祖。《太原王氏皋桥支谱》收嘉庆十三年(1808年)渔溪公《太原王氏宗谱序》：“王氏系出周灵王太子，传至隋为文中子，至宋为文正公（王旦）。”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充分的史料根据。尤其以王言为唐王抟之后，更为无据。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王氏世谱》所载赵孟頫《宋兵部侍郎许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王言之父名王乾，而非宰相王抟。王乾大概只是个普通平民，故赵孟頫只记载其名，而未说他任何官职。很可能这一支王氏系下层百姓，通过科举制度，才有了上升的机遇，并最终成为宋代的名门望族。
也正因此，《广韵》在“王”字原注下广列郡望云：“出太原、琅邪，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北海、陈留，齐王田和之后；东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后；天水、水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者，殷王子比干为纣所害，子孙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共二十一望。”三槐王氏不在记载的王姓二十一郡望之列。合理的解释就是，“三槐”是以堂号见称，而非以地望命名。
二、三槐王氏之兴
现在可以考知的三槐王氏的始祖是王言大约生活于唐朝后期到五代时期，曾经做过滑州黎阳令。妻子姚氏，后被追封为鲁国夫人。这样一个位处官僚底层的人，自然在五代的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王氏宗谱·三槐王氏》（以下简称《宗谱》）中记载：“其先太原人，世居渭南，唐季占籍魏郡，家大名之莘亭，生唐懿宗咸通十年己丑(869年)，仕唐为滑州黎阳令。卒后唐明宗长兴元年庚寅(930年)，年六十三(应为六十二)。合葬山东东昌府莘县城东北二里群贤堡。”如果不是他的后代有出息，追封他为许国公的话，恐怕没有人会知道在多如恒河沙数的历史人物中，还有这么一个人。
姚氏生子王彻，后唐“同光初举进士第一”，官至左拾遗。也因后世子孙的缘故，被迫封为鲁国公。王彻的妻子是田氏。他的官职虽然比父亲要高，但现存五代的史书上，仍然没有为他留一席之地。只在《宗谱》中记载道：“字伯通。生唐昭宗景福元年壬子(892年)九月初二日，以文行著名，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状元及第。授校书郎，直史官(引者按：‘官’当为‘馆’)，历右拾遗。卒后晋高祖天福七年壬寅(942年)正月二十日，年五十一。合葬莘县群贤堡。……配田氏，追封沂国夫人，子二：祜、祉。”
以上这两个人的情况，从《宋史》中王彻的儿子王祜及其孙王旦的传记里也可看到一些，只是太过简略了。王溥(五代会要》记载：同光三年(925年)，取进士四人：王彻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马端临也云：“后唐庄宗同光三年，敕今年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试，升王彻、桑维翰居魁亚，降符蒙正第四。今后礼部所试，委中书门下子细详覆奏闻。”所谓“同光初举进士第一”的史实，据此可知是确实的。同光三年进士第二名，评语是“差无纰缪，稍有词华”的桑维翰，后晋时任宰相，是五代名臣之一。而“体物可嘉，属词甚妙”的状元王彻，却只官至左拾遗，其反差之大，也只能感慨人生无常。
三、三槐王氏的第一代
三槐王氏的第一代，当推王祜，他生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经后晋、后汉、后周人北宋，卒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冬，年六十四。后因其子贵显，被追封为晋国公。
三槐王氏的发迹，是由王祜肇其端的。王祜，《宋史》有传。三槐王氏之所以得名，也是因为王祜的所为。他曾在庭院中，亲手种植下三棵槐树，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
以“三槐”喻“三公”，出自《周礼·秋官·朝十》：“朝十，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注》：“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王祜深信自己积有阴德，后代子孙必有位至三公者。在宋代，三公是宰相的加官，故王祜是暗示其子孙必为宰相的。后其子王旦果然成为宰相，实现了他发达家族的愿望，也为家族赢得了“三槐王氏”的名字。不过，宋人称之为“三槐王氏”，还有其他原因，就是与比王旦稍后任宰相，同是山东人的王曾的“青州王氏”以及王景彝的“太子巷王氏”相区别。
王祜先后有两位妻子：任氏与边氏，这两个家庭的情况已不可考。边家在宋初有两个人很有名，一是边归谠，一是边光范，二人均系五代人宋的大臣。不知边氏是否与之有关。
至于王祜的弟弟王祉，也只是《宗谱》有记载：“字景安，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壬辰(932年)十月十六日生，晋天福末举进士，不第。宋建隆初，举茂才，授河南陆海州(今汝州)教授，卒真宗咸平五年壬寅(1002年)三月，年七十一。葬莘县东北群贤堡。”“配田氏，赠博平郡君。子献。”这一支，严格讲，应算做三槐王氏的旁支，与三槐王氏的关系不大。其后代，在下文中就不叙及了。
四、三槐王氏的第二代
三槐王氏的第二代，包括王祜三子：
长子王懿，字文德，曾举进士，知袁州。
次子王旦，字子明，官至宰相，是将三槐王氏发扬光大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娶赵氏，岳父是太宗时曾做过枢密副使的赵昌言。《宋史》及宋人撰述与笔记多有记述。
第三子王旭，字仲明，以荫出仕，官至兵部郎中、知应天府，卒年六十八。《宗谱》．云：“配虞氏，赠会稽郡君。”
王旦，《宋史》自有传。王懿、王旭，无专传，俱附见于父亲王祜的传里。
五、三槐王氏的第三代
三槐王氏的第三代，包括王懿二子、王旦三子、王旭四子，共计九人。
1．王懿有“二子，睦、淳(谅)。”长子王睦，《宋史》亦无传，只在其祖父的传后云：“懿子睦……能其官。”王称记载：“兄子睦，欲举进士，旦曰：'吾常以太盛为惧，岂可与寒士争进。'”《宗谱》对这两个儿子的记载还详细一些：睦，“字盂和，生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正月初二日。少好学，饱饫经史。欲举进士，叔父文正公曰……（如前所言），公遂隐居不出，因号‘乐隐’。文潞公荐于朝，真宗悯然嘉之，补将作监主簿，调华阴尉。居官廉洁。终太子中书舍人。卒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癸亥三月初二日，年三十九。”“配周氏，户部尚书年之女。”
王淳(谅)，“字仲睦。生宋太宗端拱二年（９８９年）已丑二月初一日。荫补太庙斋郎，调河南司法参军。历水部郎中。卒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庚申十月十二日，年三十二。赠工部侍郎。”“配李氏，赠陇西郡君。”
2．王旦有三子。长曰雍，生于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年），王祜逝世于前一年，未能看到这个孙子。王雍字子肃，官至两浙转运按察使。卒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年五十八。
正史无传，只在其父传后云：“雍，国子博士。”其事迹主要见于其甥苏舜钦的《两浙路转运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与《东都事略》”。王雍先后有两位夫人，" "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后吕氏，即文靖许国公(吕夷简)之女也”。
次子名叫王冲，仅在其父传中云‘‘左赞善大夫”。《宗谱》云：“字仲和，生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戊子二月十八日。祥符元年(1008年)举进士。调元城令。迁将作监主簿。历司农丞、赞善大夫。卒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己巳三月初十日，年四十二。配沈氏，光禄少卿继宗之女，封太康县君。
三子王素，字仲仪，生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他是三槐堂第三代中的佼佼者，算得上是箕裘不坠、能恪守祖业了。在《宋史》中另有传。王珪为他作《墓志铭》，张方子为他作《神道碑》。王素前后娶三妇：“李氏，礼部尚书维之女，同安郡夫人；又滕氏，给事中涉之女，安康郡夫人；又张氏，太傅士逊之女，永嘉郡夫人。”
3．王旭有四子，长曰王质，’字子野，生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卒于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与其堂兄王雍卒于同一年。其事迹在《宋史》中附其祖《王祜传》。苏舜钦为他作《王公行状》，范仲淹为他作《墓志铭》，欧阳修为他作《神道碑铭》，对他的生乎记述应是很详细了。妻周氏，是礼部侍郎周起之女。
次子王徽，据司马光记载：王旦死，“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补太常寺太祝，徽秘书省校书郎’’。《宗谱》则记载较详：“字道损。生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癸卯十月十七日。荫补著作佐郎，累迁司门郎中，以尚书职方郎中，出守边藩。民怀吏畏。时岁饥，捐俸赈恤，劳苦成疾。治平元年（1064年)甲辰十一月初八日卒于官，年六十二。赠银青光禄大夫。配向氏，赠河南郡君。”宋代荫补官吏，无补“著作佐郎”老此当是后人误记。
三子王诲。只有《宗谱》有记载：“字信仁。生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甲辰闰九月初二日。天圣五年（1027年），登王尧臣榜进士。调泾州长原尉。丁父忧，服除，补京兆鄂县主簿，权领狱掾，知蓝田县，历比部郎中。卒审宗熙宁十年(1077年)丁巳十月初一日，年七十四。配李氏，封长春县君。”
四子王端，史册对其事迹记述非常简略：“力学勤官十余年，未出州县。子野当迁官，拜章乞召试，遂赐进士出身。”王端前后也是两位夫人，“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后夫人李氏，华原郡君。” 《宗谱》云：“字信臣，号太冲。生宋真景德四年(1007年)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移恩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博士，历龙图阁待制，以秘书监致仕。享寿封至通议大夫。绍圣四年(1097年)丁丑四月十一日，无疾终。享年九十一。”
六、三槐王氏的第四代
三槐王氏第四代，包括王睦二子、王谅三子、王雍二子、王冲三子、王素九子、王质三子、王徽四子、王端二子，共计二十八人。
1．王睦之子，只在《宗谱》中有记载，云：“妾生二子：贤、宣。”
王贤，“字应征，生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辛丑四月，博通经史，孝友称焉。卒嘉祐元年(1056年)丙申闰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六。配范氏”。
王宣，“字启贤。生祥符二年(1009年)己酉九月二十八日。弱冠举秀才，范文正公荐于朝，不起，乐居邱园。卒嘉祐二年(1057年)丁酉七月十一日，年四十九。合兆先茔。配贾氏”。
2．王谅(淳)有“子三人，颐、克、鲁”。
王颐，“字养正，宋虞部郎中，合兆先茔。配麻氏，继李氏，皆封县君”。
王克，字希仁。据沈括《王君墓志铭》记载：“赠工部侍郎谅之子。”而《宗谱》以为“王淳”，看来是因字形相近而致误。当以沈括《墓志铭》所记为确。 “荫补太庙斋郎，历调(开)封府太康尉、庐州慎县主簿、扬州江都令。母忧去，丧除，起监镇戎军拆博务。迁大理丞，知蕲州鼓城县事，移泉之晋江，还监富国仓，累迁水部员外郎”。因宰相推荐他有武略，“改内园使，都监泾原路兵马”，后“权知仪州，又知丹州，迁东作坊使，知隰州以卒。是时熙宁十年(1077年)二月乙未。君之年五十有四”。“夫人张氏，封金华县君。”
王鲁，“字文叔，宋池州司法参军，历都曹员外郎。配冯氏，封令人”。
3．王雍有二子：“恰，大理丞；整，太常守太祝。”《宋会要辑稿》 作“王恪”，是。《宗谱》：“字广渊，以荫补将作监主簿，历司门郎中。配向氏，丞相文简公敏中之孙，龙图阁直学士传式女，封汴梁郡君。”
王整，“秘书省校书郎，为辽奉贺使。配赵氏，慕宪王元佐之孙，筠州团练使安陆侯宗讷女”。
4．王冲，“子三：庆、吉、靖。”
王庆，《宗谱》记载：“字进叔，少有志节，荫补西头供奉，召除南海部刺史。庆历初，赵元昊反，韩魏公安抚泾原，副总管任福将兵，公为前锋。福恃勇蹈伏，公力战而死。上闻，深悼之，赠武胜军节度副使，赐祭葬。传略见《宋史·任福传》。配周氏，赠晋平郡君。”《宋史》卷三二五《任福传》，亦提到“西头供奉官王庆……亦战没”，当是此人。
王吉，“字利叔，少负器识，有声江表。举茂才，为鄂县主簿，迁眉州彭山令，通判荣州，边守河东。召以殿中丞知台州。卒于官”。“配阎氏，赠万年县君。”
王靖，字詹叔，“未龀而官，十岁而孤，资性粹愿，不群戏弄。好学少言，若有所负”。“自力于学，好讲切天下利害。”以祖荫补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阆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台。擢利州路转运判官，提点陕西刑狱，徙知河东长子县，有政绩。迁开封府推官。徙广南转运使。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广州。人为度支副使。卒年五十八。“配李氏。赠渤海郡君。”
5．王素有九子，“厚，将作监主簿，早世；固，大理评事；坚，光禄寺丞；巩、本、硕，大理评事；凝，秘书省正字：常、奧，将作监主簿”。
王厚，“字裕国，生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己巳八月口日。嘉祐六年(1061年)登王俊民榜进士及第。终将作监主簿，早世”。“配张氏，文定公方平之侄女，矢志守贞。”
王固，“字持国，宋承事郎。因守祖茔，世居开封府之旧宅。以曾孙女为后，封太原郡公，加封楚国公。配赵氏，追封楚国夫人”。
王坚，“字许国，居官廉介守法。终朝散郎，赠朝散大夫。配夏氏，郑国文庄公竦之孙，枢密直学士安期之女。赠建阳郡君”。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居士。在王素的这些儿子中，最为著名。其生年，据陆游云，王巩与神宗同生于戊子年，即庆历八年(1048年)。至于《宗谱》：“生于皇枯二年(1050年)庚寅十月二十七日”，当误。其卒年，则《宗谱》云：‘‘政和七年(1117年)丁酉十二月初一日。”王巩特为苏轼兄弟所激赏。官终宗正丞。事迹附见《宋史·王素传》及《东都事略》。在家族中，他留下的著述最多，有《闻见记录》、《随手杂录》、《甲申杂记》等。其妻张氏，据王巩为张方平所作的《张公行状》：“三女，……次适右朝奉郎王巩，端明殿学士、工部尚书素之子。”
王本，“字安国。宋奉直大夫。配李氏，太尉璋之女。赠硕人”。
王硕，“字镇国，宋朝散郎。配刘氏。秘书监几之女”。
王凝，“字宁国。生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乙未十月初一日。以荫补试授秘书正字，调广陵主簿。元祐中入为国子监直讲，改秘书郎。卒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癸巳三月初五日，年五十九。配陈氏，丞相英国公执中之孙，国子博士世儒之女，封令人”。
王常，“字治国，生宋嘉祐五年(1060年)庚子二月十三日。通直郎。知济州临邑县。卒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癸巳四月十三日，年五十四。配孙氏，左谏议大夫赐之女。赠令人”。
王奧，“字道国，生宋嘉祐八年(1063年)癸卯九月二十五日。荫补太庙斋郎，教授荆州。四迁至朝请大夫。卒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甲辰七月十八日，年六十二。配李氏，丞相防之元孙，赠巨鹿郡君”。苏轼的文章中提到过，云：“文正之孙、懿敏(王素谥号)之子奧。”
6．王质，“生子男三人，曰毖，将作监主簿；曰规，前明州奉化县主簿；日复，太庙室长”。
王毖，“字柢德，生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戊午九月十七日，康定初，以明经登第，除将作监主簿，迁大理评事，历光禄寺丞。卒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乙卯十月十八日，年五十七”。其夫人李氏，张耒在《李夫人墓志铭》中说：王毖于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娶李防曾孙女。哲宗时，曾以大理寺丞通判夔州，卒于官。
王规，字方叔，苏舜钦有《送王规方叔序》，略叙及其人。《宗谱》云：“生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庚申七月十一日。少属文，名闻江表。荫补太庙斋郎。庆历初，召试学士院，除太子舍人，调明州奉化县主簿，权领狱掾。丁父忧，服除，改太常主簿，终大理评事。卒至和二年(1055年)乙未四月初三日，年三十六。”“配赵氏，封令人。”至于正德《莘县志》云王质有八子，“长居厚，大理评事，早卒；次承裕，尚书屯田员外郎；宣礼，赞善大夫；崇让，著作佐郎；明远、祗德，皆大理评事；几道、传正，皆太常寺太祝”。不知何据，而其名皆似字，不取。
王复，“字宣礼。生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壬戌正月十三日。恩补太庙室长。皇祐元年(1049年)，登冯京榜进士，除太子中允，迁著作佐郎，出知江宁府。改威胜军节度判官，历赞善大夫、太常寺丞。卒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己卯十二月十九日，年七十八。合兆先茔。太常博士叶涛志其墓。配周氏，封汝南郡君”。叶涛之文已不存。
7．王徽，“子四，蒙、黯、朴、直”。四人只有《宗谱》卷二有介绍。
王蒙，“字伯正，宋朝奉郎。配李氏，丞相迪孙，工部尚书、太子太保柬之女，封令人”。
王黯，“字直彦，宋景祐二年(1035年)十月初三日生。宋元丰五年(1082年)，黄裳榜进士第。试漕台，调怀宁教授，累迁殿中丞，历虞部郎中。元符中，以朝请大夫知广州。崇宁初，诏籍元祐党人宗族毋得官京师，遂徙居陈之宛邱。政和二年(1112年)壬辰卒，年七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他先后有三位妻子，赵氏、宋氏、陈氏。
王朴，“字材原，明经，不仕”。
王直，“字清臣。宋嘉祐六年(1061年)弱冠登王俊民榜进士，授承事郎，知天台县，遂家焉。历尚书兵部员外郎”。“配刘氏，封令人。”
8．王诲，“子四，慤、隐、愈、康。妾生一子，令”。五子皆见《宗谱》卷二。
王慤，“字崇让，宋举孝廉，为荆州教授，除将作监主簿，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出知济州。终蜀州汉原令。配张氏，封清河郡君”。
王隐，“字明远。以荫补开封府功曹参军，调万泉县主簿，终大理评事，卒年二十九。配陈氏”。
王令，“字传正，宋太常寺主簿。调桐庐尉，遂家焉”
王愈，“字希文，宋元祐中为国子监直讲，知武安县，迁昭庆军节度推官。宣和间知信州。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守镇江，命公为副，扼兀术于竹墩镇。遂家湖州菱湖镇，历官尚书屯田员外郎，葬湖州。配许氏，封高阳郡君”。
王康，字承裕，“恩补淄川主簿，遂家焉。卒年七十二”。“配郑氏，赠荥阳郡君。”
9．王端有二子，晁补之为其子王元作《墓志铭》云：“初，君爱其弟大理丞忖，忖之亡，窆近仙源，卜者日：不利于君。君曰：我且死，不可以远吾弟。卒不改。”王元，字舜弼，生于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官至朝请郎、知泽州，卒于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年六十九。正史无传，平事迹见晁补之所撰《王君墓志铭》。王元“娶赵氏，仙源县君；再娶晁氏，寿昌县君”。赵氏祖父赵安仁，真宗朝曾为参知政事；晁氏之父晁仲衍，****文士，都很有名。
王忖，“仲谋，宋承务郎，知蓝田县。累迁侍御史，终大理丞”。“配胡氏，赠硕人。”
七、三槐王氏的第五代
三槐王氏第五代，家族盛大，子孙众多，可考知者：王贤一子，王宣二子，王颐二子，王克四子，王鲁一子，王恪三子。王庆二子，王吉二子，王靖二子，王固五子，王坚四子，王巩四子，王本二子，王硕三子，王凝一子，王常二子，王奥三子，王毖一子，王复三子，王蒙一子，王黯一子，王朴二子，王直四子，王祐二子，王愈四子，王康一子，王元六子，共计六十八人。
1．王贤，“子一，奂”。“字文光，生天圣四年(1026年)丙寅，早世。配宣氏。”
2．王宣，“子二，臣、相”。
王臣，“字国辅，以外荫补太庙斋郎，除平海州安溪尉，历平海州判官，遂家焉”。原文下注：“平海州今属福建泉州。”
王相，“宇佐国，生天圣九年(1031年)辛未十月初七日。卒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乙卯三月十一日，年四十五。合兆先茔，配周氏”。
3．王颐，“子二，白、向”。
王白，“字仲采，少以文才知名，第进士。元丰间为检正官，尝自谓一世豪士，用未究其才也。惜乎早世。配李氏，继张氏”。
王向，“早世不仕，配邵氏”。
4．王克，“子男四人，震，太常寺奉礼郎，检正中书刑房公事；需、霖、霭，未仕”。
王震，字子发，《宋史》附见《王素传》。“以父任，试铨优等，赐及第；上诸路学制，神宗称其才，以习学中书刑房公事，遂为检正；预修条例，加馆阁校勘，检正孔目吏房。”元丰定官职后，王震“从辅臣执笔入记上语，面授尚书右司员外郎”。“进起居舍人，使行西边，还为中书舍人。”元祐初，迁给事中，以龙图阁待制知蔡州，历五郡。绍圣元年(1094年)，王震“复为给事中，权吏部尚书，拜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绍圣二年，因得罪权贵，十月“二十五日，知开封府王震，落龙图阁直学士，降授朝散郎、知岳州”。绍圣二年卒，年五十。朝廷追复其朝请郎职任。
王需，“字子正，宋奉议郎，居蜀未归。配杨氏”。
王霖，“早世”。
王霭，“字子会，宋宣德郎。配张氏，继曹氏，待制调女”。
5．王鲁，“子一，雩”。“更名普，字子周，配独孤氏。”
6．王恪，“子三，实、潜、益”。
王实，“字伯华，宋大理评事，配陈氏”。
王潜，“字仲昭，宋天章阁待制。终朝议大夫。配吕氏，封陈留郡君”。
王益，“字子欲。弱冠能文，欧阳文忠公雅重之。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寅榜进士，调开封尉，迁陕州防御判官，授通直郎，历兵部郎中”。
7．王庆，“子二，显、顼”。
王显，“字以登。宋明道二年(1033年)十月初八生。荫补仁武校尉。司马温公守洛，辟为河15t主簿，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二十五日卒，年二十七”。“配李氏，……继陈氏，夫死，不食三日，伏棺而绝”。
王顼，“景祐元年(1034年)生。皇祐五年(1053年)登进士。忠武军节度判官，历右司员外郎。崇宁三年(1104年)卒，年七十一。配吕氏，封安康郡君”。
8．王吉，“子二，德、范”。
王德，“字君宏，举进士，历官左拾遗。配周氏，封嘉兴郡君”。
王范，“字君模。举进士，为苏州府推官，被长官所害。配朱氏”。
9．王靖，“子二，古、耆”。
王古，字敏仲，《宋史》附见《王素传》，另外《宋史翼》对王古的记载更为详细，说他曾官户部侍郎，因与蔡京不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又贬为衢州别驾。史册对他评价很高：“名臣之后，出将使指，人造省闱，秘府之校文，卿寺之副贰，率有显誉，久而益彰。”
王耆，“字后老，宋右军巡案判官。配贾氏，丞相文元公昌朝孙女，封令人”。
10．王厚，无子，以弟王巩之子王奇为嗣。王奇，字“守钧，生宋嘉枯三年(1058年)戊戌十二月初八日。校书郎。调青田尉，三迁至太常少卿，出知魏县，有惠政。卒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壬辰九月十一日，年五十五。配金氏，赠元城县君。继曾氏，赠金华县君”。然以王巩生于戊子年(1048年)计，则与王奇父子相差只有十岁，《宗谱》所记似有误。
11．王固，“子五，立、文、襄、育、齐”。
王立，“字与叔，宋齐州录事参军，以孙女为后，加封齐国公。配蔡氏，追封齐国夫人”。
王文，“早卒”。
王襄，字赞仲，赘南阳宋氏，居邓州。进士。崇宁二年(1103年)，以军器监主簿言事称旨，擢库部员外郎，改光禄少卿，显谟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出知杭州、海州、应天府、郓州、颍州、永兴军，更名宓。大观三年(1109年)，使高丽，还对称旨，诏赐名襄吏部尚书，拜同知枢密院事。罢知毫州。起为资政殿学士、知淮宁府。降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王育，“字仲民，宋迪功郎，配赵氏”。
王齐，“字全道”。
12．王坚，“子四，祐、提、禧、祉”。四子俱见《宗谱》卷一。
王祐，“字吉老，兄弟四人咸以女弟为燕王夫人，奏名次补右选殿直。历官吏部侍郎，知长沙府”。
王提，“字全老，宋秉义郎”。
王禧，“字福老，宋过江后为武翼郎、温州钤辖，配赵氏”。
王祉，“字德老。宋修武郎。配赵氏”。
13．王巩，张氏生王时、王由，副氏生王奇，妾生王皋。
王时，“字叔永，号尚夫。生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癸丑正月初八日。元符中举茂才，谏议大夫任伯雨表请为宣教郎。卒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丁未七月十一日，年五十五”。“配宋氏。“继配上官氏，龙图阁待制均之女。”
王由，“字季长，宋迪功郎，住湖北，配赵氏”。《墨庄漫录》云：“都尉王诜为王定国画《烟江叠嶂图》，东坡作诗，所谓‘江上愁心千叠山’者。定国死，其子由以画货与高邮富人茅生，以献章献，或云禁中。”
王皋，“字子高，生元祐四年(1089年)己巳八月十一日。政和初，叙录世荫，补修武郎，为修武校尉，迁武略将军。靖康末，造斥(原缺数字)拒叛贼张邦昌，屡遭困辱。后扈隆裕太后驾，从南行，累立大功，加辅国将军，拜殿帅，进太尉，予世职。忤权贵，遂致仕。隐居姑苏之荻扁，为无锡县三沙王氏之始。卒绍兴二十九年(1059年)己卯二月初八日，年七十一，诏赠柱国太傅”。“配周氏，封汝南郡君。”
王巩还有两个儿子，在王巩贬谪、监宾州盐酒税时，“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
14．王本，“子二，觉、觌”。
王觉，“字先民，宋通直郎，配李氏，谭之女，封令人”。
王觌，“字表民”。二人俱见《宗谱》卷一。
15．王硕，“子三，度、序、席”。
王度，“字节夫，宋将士郎，配赵氏，丹阳郡王从节之孙，彭城郡公世延之女”。
王序，“字循老，宋迪功郎，配潘氏，继田氏”。
王席，“早世”。三人俱见《宗谱》卷一。
16．王凝，“子一，鼎”。
王鼎，“字巽明。生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庚戌十二月二十日。授武翼郎，历明威将军、武经大夫，卒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庚戌二月初一日，年六十一。配赵氏，荣国公仲突之女，赠天水郡君；继李氏，赠安康郡君”。
17．王常，“子二，著、存”。按：《宗谱》卷一，把王著与王范的事 迹混而为一。二人之子亦同名云、霖，事迹亦相同。已不可考知孰为伪者，只有两存。
王存，字建中。主要事迹在南宋。
18．王奥，“子三，开、椿、粢”。
王开，“字深甫，宋迪功郎，历监察御史。配黄氏，赠令人”。
王椿，“字材老，宋宣教郎，知睦州，配杨氏”。
王棄，“字材卿，早卒”。三者俱见《宗谱》卷一。
19．王毖，“子一，约”。王约，“字子礼，修谨好学，介然有守，虽势 位不能夺其志。以宣教郎，知长葛县。配杜氏，丞相祁公衍孙女，太常博士沂女。继苏氏，门下侍郎辙女，皆赠令人”。
20．王规，无后。苏舜钦说他：“不饮酒，不茹荤，无嗣，不再娶。
21．王复，“子三，恺、忱、糙”。皆见《宗谱》卷二。
王恺，“字材叔，宋秘书省校书郎，提举湖南学校。配丞相魏公琦女，封昌黎县君”。韩琦与王质同辈，王恺为王质之孙，不应娶韩琦女，拟是“孙女”之误。
王忱，“字思诚，宋第进士。配张氏”。
王慥，“字子颜，早游太学，为文有风格，时出新奇以动人，博士叶涛奇其才，名重一时，惜乎早世不第。”
22．王蒙，“子男一，问”。王问事迹不祥。
23．王黯，“子一，讷”。王讷，“字木臣，一字直臣。宋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初五日生。宋武学博士，改宛邱文学，授承直郎，知广安军。靖康元年(1126年）丙午卒，年六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配陈氏，赠太宁县君；继冯氏，赠宜兴县君；继陈氏，赠吴兴郡君”。
24．王朴，“子二，易、恕”。王易，“字光远，用族兄少师公恩，移补朝散郎。配史氏，宗范女”。王恕，不详。
25．王直，“子四，芝、芹、莘、蓆”。事迹不详。
26．王慤，“子二，迪、逢”。事迹不详。
27．王隐、王令后代不详。王愈四子，名“逈、选、道、造”。事迹不详。
28．王康，“子一，复”。王复“字景仁。宋乡贡进士”“以龙图阁学士知徐州。”建炎三年(1129年），金军破城，不肯降，骂贼，与子王倚及全家百余口皆被杀。赠资政殿学士，谥壮节。
29．王元有六子，“曰毅，朝散郎；曰坦，将作监主簿；曰发、曰通、曰觳、曰毂。坦、通皆早世，而毅号能吏。……发、觳、毂皆举进士自立”。
王毅，“字任仲，宋朝散郎。政和间，上疏论蔡京罪，乞正典刑。因是得罪。配李氏，赠庆国夫人”。在宋徽崇宁中为朝散郎。事迹只见于南宋王明清的《玉照新志》”。
王坦、王通，“皆早世”。
王发，“配张氏”。王觳，“字晋仲，配张氏”。王毂，“字安仲，配张氏”。事迹皆不详。
王忖，“子三，传、颂、颢”。三人事迹皆不详。
八、三槐王氏的第六代及其后人
三槐王氏第六代及其后人，大多已入北宋末到南宋初，且沉于下僚，或有不仕者。只有王毅之子王伦，官至签书枢密院事，是南宋初年著名的外交家。其余可考知者有：
1．王奂，“子一，让”。王让，“字逊之，生宋至和元年(1054年)甲午十月初七日。早孤，性至孝，庐墓三年。元祐初，诏旌其闾。卒宣和四年(1122年)壬寅十二月十七日，年六十九”。“配单氏。子一，始。”
王始，“字初若，号全复，温恭尚义，族推宗子。吕祉撰《会宗堂记》以志其事。早卒，赠承直郎。配陆氏，守贞教子，赠令人。子一，道成”。道成入南宋，不录。
2．王相，“子一，僖”。王僖，“字靖之，生治平元年（1064年)甲辰二月初一日。元丰八年(1085年)登焦蹈榜进士。调荥阳尉，历监察御史，奉使贺辽，不辱君命，迁又司员外郎，知涪州，有惠政，民爱其仁，遂留家焉。崇祀名宦。配郑氏，赠荥阳县君。子二，延、建”。兄弟二人生平无考。只知王延“字永寿，生于元丰六年(1083年)癸未闰六月二十一日，国子生，崇宁四年(1105年)乙酉七月以疾归，卒于道，年二十三”。二人皆居涪州，开王氏四川涪州派。
3．王白“子一，盛”。王盛，字衍叔，余不祥。
4．王向，“子一，辰”。王辰，“字德政，少孤。举茂才，为荻道主簿，监石门酒税，迁建康军节度判官，浙西防遏使，行参军事。建炎戊申，杭州第三将下卒陈通叛，越州守翟师，朝廷以节制付浙西提刑周格。格辟辰为参谋，行次江郎山。遇贼被害。葬萧山清霖湖。配邵氏，子一慎”。王慎，入南宋，不录。
5．王震，“子五，豪、杰、仰、伸、倜”。五字皆见《宗谱》卷一。
王豪，字伯兴，早世。
王杰，“字仲兴，生熙宁三年(1070年)庚戌。初任大名府监仓，徽宗召对，赐进士出身，擢尚书仓部员外郎，拜起居舍人，假给事中、充大辽接伴使。以承务郎知襄阳府。入为光禄司农卿，知沂、蔡、陕三州，兴仁、隆德二府，移知河中，未至任卒于泗州，时建炎元年(1027年)丁未八月也，年五十八。赠朝请大夫。配孙氏，龙图阁直学士览女，赠乐安郡君。继陆氏，户部侍郎师闵女，赠嘉兴郡君。子二，衡、徤”。二子入南宋，不录。
王仰，“字仲高，生熙宁七年(1074年)甲寅，徽宗朝为尚书祠、金二部员外郎、知永兴军提刑狱，忤童贯，谪监英州竹溪场银冶税。南渡后，复知池、宣二州，终朝议大夫信．绍兴六年(1136年)丙辰八月二十三日，卒于吴兴，年六十三。葬湖州，赠太中大夫(原朝奉大夫)，睢阳蔡向志其墓。有诗集五卷。有传。配阎氏，直龙图阁令女，赠硕人；继唐氏，参知政(事)质肃公介之孙，之问女，赠淑人。子二，律、从”。二子人南宋，不录。
王伸，“字仲来，以奉议郎迁通直郎。初，少师公卒于谪官，封还遗奏，当得恩而未及。久之，朝廷褒赠，始以致仕任子法补官。建炎初，监密州酒税，兵乱遇祸。配张氏，子二：循、复”。二子人南宋，不录。
王倜，“字仲傥，以恩补承务郎，早世”。
6．王需，“子一，倬”。王倬，“字仲回，配赵氏，宗室仲绶女。今其子孙在蜀。同出于秘丞服属近者，此一房而已”。
7．王霭，“子四，何、仪、信、佐”。其中，王何、王仪曾同举茂才登第。四子事迹不详。
8．王实，其子王持，“字秉之，宋朝散大夫。配李氏，封饶阳县君。子二，纲、绩”。二子事迹不详。
9．王潜，“子五，宪、愆、应、态、志”。王宪，字希甫，奉议郎，配梅氏，封宣城县君；王态，从政郎；王应，修职郎，配赵氏，安定郡王令峙女，子一，过(王过人南宋，不录)；王态，字希声。余无考。
10．显，“子二，甫、申”。王甫守父庐墓，家河阳(今河南孟县)。王申，“字应辰，少孤，博通文史。司马温公辟为掌书记，除永兴主簿，授通直郎”。
11．王顼，子露，无考。
12．王德，“子二，澄、清”。王澄，“字惟源，配张氏，子二”。名不可考，事迹亦不详。
王清，“字公明，宋阎门引进，为洛苑使，迁观察判官，历河南节度观察副使，卒于军，赠太师，谥威定，敕葬上元县钟山。配包氏，赠建康郡君。子十，瑛、瓒、珮、玥、瑶、珊、璖、琏、挡、琪”。十子皆人南宋。
13．王范，“子二，沄、霖”。王沄，“一谱作云，字惟瞻。父被仇家陷死于狱，击鼓登闻，事得白。扶柩归葬，终身不仕。配石氏，子二，世儒、世彦”。二子人南宋，不录。
14．王霖，“字惟泽。配蒋氏，子一”。其子，不知何名，事迹亦不详。
15．王古，“子一，诚”。王诚，“字明甫。纯素和厚有古人风。待幼贱与钧，礼遇僮使极于宽恕，历官朝散大夫，西京留台。配韩氏，宗师女。封南阳郡君；继孙氏，枢密使威敏公沔孙女。赠会稽郡君。子三，邈．迈、迥”。三子事迹不详，且入南宋，不录。
16．王耆，“子二，沂、请”。王诉，“字仲悦。宋宣和间，以朝散大夫知阳武县。配贾氏，文元公曾孙女，封获鹿县君。子一，迢”。王迢人南宋，不录。
王请，“字仲智，宋修武郎。子一，逖”。王逖在北宋曾为太常少卿。后入南宋。
17．王奇，“子二，通、作”。王通，“字静夫。生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己未三月初一日。举茂才，为太学博士、通判澶州，兼判西京勾院事。四迁至朝议大夫，赠紫金鱼袋。卒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己亥，年四十一。赠光禄少卿。配严氏，赠余姚县君；继边氏，封陈留郡君。子二，道、随”。二子虽皆生于北宋，然主要生活于南宋，不录。《宗谱》云：“王這登政和二年(1112年)莫俦榜进士，除秘书郎，历龙图阁直学士，扈高宗南渡’’云云，不可尽信。按王奇生于元丰二年，至政和二年，只有三十三岁，而其子中进士，计年当在二十岁左右，就算古人早婚，也不可能有如许大的儿子。
王作，“字仲连，宋尚书屯田员外郎”。其余不可知。
18．王立，“子三，藻、蕴、庄”。王藻，“字彬叟。以旧贯大名府进士发解第一。历官德州刺史。以女为后，封宋国公。见《宋史》。配李氏，封越国夫人。子一，冑”。王冑事迹不详。
按：《宋史》：“徽宗显恭王皇后，开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归于端邸，封顺国夫人。徽宗即位，册为皇后。生钦宗及崇国公主。后性恭俭，郑、王二妃方亢宠，后待之均平。巨阉妄意迎合，诬以暗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狱止。后见帝’未尝一语辄及，帝幡然怜之。大观二年(1108年)崩，年二十五。谥曰静和，葬裕陵之次。绍兴中，始附徽宗庙室，改上今谥云。”
王蕴，“字德夫，宋许州节度使，见《宋史》。子一，嗣”。王嗣不详。今本《宋史》不见有王蕴的传记。
王庄，早卒，无后。
19．王提，有子名晟，事迹不详。
20．王禧，有子名通，“字惟肖。宋迪功郎”。余不详。
21．王祉，“子二，似、傢”。王似，“字绍祖，宋迪功郎，泉州司理参军。南渡居信州铅山县。配俞氏，子一，遇”。王遇入南宋，不录。《宗谱》又引《宋史》，云绍兴：年(1132年)，以王似为川陕宣抚副使，朝廷疑张浚杀赵哲、曲端为无辜，任刘子羽、吴蚧为非，是乃以似为副使。则把两个同名之人合为一人，不知是否有据。
王傢，“字绍宗，宋差充殿司干办公事。配孔氏，子二，斌、口(原缺)”。二子入南宋。
22．王时，宋氏一子，颜；上官氏三子，华、熙、然。并见《宗谱》卷一。
王颜，“字东辉，少颖悟，为宗正公所钟爱，不幸微疾早逝”。“公配傅氏，夫死守节，无子，养侄惇为嗣”。王惇入南宋，不录。
王华，“字邦辉，生元祐八年(1093年)癸酉三月初三日。温恭尚义。屡以秀才荐举，为国子学录，流寓颍上”。后入南宋。“配冯氏，子二，惇、性”；“继蔡氏，子二，度、志”。四子皆入南宋。且以惇继王颜，志继王然。
王熙，不知何字。“太常博士。”后南渡定居。
王然，“字季辉。生元符二年(1099年)己卯闰九月初七日。明经贡，授迪功郎，历朝奉大夫”。后南渡。卒于孝宗时期。‘‘配胡氏，赠硕人，无出，继兄华四子志为嗣。妾生一子，学之。”王志、王学之，生北宋末年，主要生活于南宋。
23．王由，“子一，谟”。王谟，“字彦诚，宋迪功郎，住湖北。配赵氏，子三”。三子不知名，其事迹亦不可考。
24．王皋，“子三，易、铎、允”。三子皆生北宋末，主要生活于南宋。不录。
25．王觉，“子三，肇、准、中”。只知肇字德初，准字平叔，俱为迪功郎。余不可考。
26．王度，“子一，彖”。王彖，“字子义，宋从政郎，配赵氏，子二，瑜、遵”。瑜、遵人南宋，不录。
27．王鼎，“子三，观、履、央”。
王观，“字正仲，生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丁卯九月初五日，从政郎，知广陵，历屯田员外郎，卒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戊辰三月初八日，年六十二。配赵氏。三子，适、迥、逾”。三子皆人南宋。
王履，“字坦仲，宋通直郎，配富氏”。
王央，“字和仲”。三兄弟皆以卦象命名。俱见《宗谱》卷一。
28．王著，事迹与二子皆见“王范”条。
29．王开，“子三，潼、汴、淇”。三子中只知王汴“字巨川，宋承节郎。配冯氏，子一，会”。余不详。
30．王椿，“子二，惊、倚”。惊字子强。余不详。
31．王约，“子二，临、升”。亦以卦名。升“字子固，配苏氏”。余不详。
32．王忱，“子一，济”。王济，“字子舟。宋宣和六年(1124年)登沈晦榜进士第。终陕县丞。配宋氏”。子嗣不详。
33．王讷，“子二，俣、伶”。
王俣，“子硕夫，宋政和二年(1112年)登莫俦榜进士第。调叶县主簿，累迁太学博士，擢监察御史，以亲老归省。会金人所口口，得脱，扈驾南渡。除吏部员外郎。历两浙转运副使，权户部侍郎。忤秦桧，以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降集英殿修撰，免归余姚。家居十八年。秦桧死，起知名州。丙子(1056年)，召行在，除户部侍郎，权工部尚书。权工部尚书。复以敷文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绍兴二十七年(1057年）丁丑八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二。赠正议大夫，谥文穆”。“配黄氏，朝奉大夫浦城好信(谦)女，封令人；继宋氏曾孙女，封令人，加封郡君。子五，远、达、逨、逵、连。”皆人南宋。王俣事迹亦见《咸淳临安志》。
王伶，“字乐夫，宋遗恩补朝奉郎，重和元年（1118年）省元。为太常博士。南渡居山阴，历都官员外郎、知婺州。拜秘书丞，右光禄大夫，致仕，卒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丙子，年六十九。葬会稽。配沈氏，封吴兴郡君。子二，迈、过”。二子人南宋。
34．王易，“子二，几、颐”。二子见《宗谱》卷二。
王几，“字微仲，宋迪功郎，终通直郎。居蜀，其后世次未详”。
王颐，“初为迪功郎，居蜀以后未详”。
35．王迪，“子四，浚、衍、术、衡”。四子见《宗谱》卷二。
王浚，“字清夫，宋文林郎。子三，玙、玿、瓌”。三子入南宋。
王衍，“字进之。子一，踌”。余不详。
王术，“字择之。子二，琮、璃”。余不详。
王衡，“子一，琳”。
36．“王逢，“子二，凤、麟”。王风、王麟事迹不详。
37．王毅，“子七，伟、俣、仔、伋、价、伦、份”。王伟坚不详。俣、仔、伋、价、份俱见《宗谱》卷二。
王俣，“字德翁，生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甲寅；终从事郎”。“配孙氏，汾丁女，赠令人，子二，逊、晚。”二子入南宋。
王仔，“字柬叔。宋遗恩补迪功郎”。
王觳，“写吗L之，宋遗恩补迪功郎”。“子一，遵。”王遵入南宋。
王价，“字仲藩。配赵氏”。
王伦，王明清云：“三槐王氏之裔，祖端，父毅。”李心传正其误云：“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孙。旭官至兵部郎中，子端官至通议大夫，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元子毅，崇宁中为朝散郎。
王伦字正道，生于神宗元丰八年(1084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官至佥书枢密院事。是南北宋之交著名的外交家，同时也是民族英雄。他最后是被金人绞死的。《宋史》有传。三槐王氏到他这一代，已是北宋的最后一代了。王伦“娶陈氏，封安康郡夫人”。
王伦有“二子，述，朝请郎、通判光州军州事，赠奉直大夫；逸，朝请大夫，主管华州云台观”。及若干孙子，子、孙皆入南宋。
王份，“字仲文，宋遗恩补朝奉郎。三迁至驾部员外郎。子一，近”。王近入南宋。
38．王发，“子三，溥、博、傅”。三子事迹不详。
王觳，子阶、陛；王毂，子倚，字中立，事迹不详。
王颂，“子三，缄、谠、评”。王缄，字通老，字通老，迪功郎。余不详。
从王祜开始，才传五代，三槐王氏已发展为百余人的大家族。
第一章 三槐王氏的崛起
三槐王氏以人居莘县的王言为第一代，或称始祖。其前世来历如何，其说不一，此后家族的奋斗、发展脉络则非常清晰。王言虽为黎阳令，但史籍无名。其子王彻，状元及第，但王彻虽有文才，却无官运，仕止左拾遗，在五代的史书上，也未能占有一席之地。可他毕竟为三槐王氏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
直到第三代，王彻之子王祜，家族才得到了发展的良机。这固然因为王祜本人所具备的才能和品格，同时，宋朝的统一，战乱的勘定，也是家族发展的契机。王祜抓住了这个时机，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又在无意中保护了宋太宗的岳父符彦卿，给太宗留下了深刻印象。太宗即位后，王祜被重用。他虽受卢多逊排挤，但最终回朝任要职。他在首都开封建立家宅，成为三槐王氏的真正创始人。下面就重点介绍一下王祜的事迹。
一、生平与仕宦
王祜，字景叔，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生于五代后唐的同光二年(924年)，卒于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年六十四。史言其“少笃志词学，性倜傥而俊”。他引起别人注目，是在后晋天福年间(936—944)，以书见宰相桑维翰，桑维翰称誉其文“藻丽，由是名闻京师”。那时的王祜，还不到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大好时光。
桑维翰与王祜的父亲王彻是同光三年同榜进士。是年取进士四人：王彻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桑维翰后来官至宰相，还是五代乱世有名的宰相。而王彻的官位，只做到左拾遗。桑维翰对王祜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的奖掖，恐怕多少也有一些对王彻这个同年的情感在里边。
但是史书却没有记载王祜在何时中过进士，只说在被桑维翰欣赏之后，“邺帅杜重威辟为观察支使”。五代后汉初，朝旨欲杜重威移镇睢阳，杜重威“反侧不自安”，叛于邺城。王祜曾劝杜重威不要反汉，但杜重威不听。
杜重威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契丹挥军攻后晋，杜重威“潜遣腹心诣契丹牙帐，邀求重赏。契丹主绐之曰：‘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威喜，遂定降计”。“会久雪，官无所给，士卒冻馁，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骂之。”后晋亡，后汉建立，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负中国，内常疑惧。及移镇制下，复拒而不受”，竟以邺城叛。最后被后汉大军围困，食竭力尽之下，又复降汉，“为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掷瓦砾诟之”。
司马光评价后汉高祖刘智远复纳杜重威，认为杜重威罪大而赦之，是刑罚失当，加上杀幽州无辜，诱张琏而诛之，合三者是为“非仁”、“非信”、“非刑”。“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把这三者与国家的兴盛衰亡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在这件事情上，刘智远的处置，的确是存在重大的失误。对这样一个人人痛恨的人，不加任何惩处，反而继续让他享受高官厚禄，不能不让忠义之士寒心，也失掉了军心、民心。
杜重威罪大恶极，所罚却轻，而王祜却因此被贬沁州司马参军，甚至乡曲之人也认为他与杜重威一样。他作书给这些人进行解释：“贻乡友以见志，辞气俊迈，人多称之。”
后周建立后，王祜曾任魏县、南乐二令。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王祜有了新的任命，为监察御史，移知光州。
建隆四年(963年)，时任礼部员外郎的王祜，“权知贡举，合格进士李肃已下六人”。
同年六月，王祜知魏县。但王祜此任显然时间不长，因为紧接着，他就“以用兵岭表，徙知襄州”。此后每当用兵岭表，即徙王祜知荆湖之州。乾德三年(965年)，知制诰。
乾德四年(966年)二月二十二日，王祜复知贡举，奏言：“进士诸科合格者一十五人。帝恐其遗才，复令于不中选人内取其优长者，第而升之。”
乾德六年(968年)三月，王祜再知贡举。这次却闹出一点小风波，原因是王祜所取的进士中有陶邴，陶邴的父亲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太祖怀疑这次选举不实，说：“闻谷不能训子，安有登进士第者。”为此下诏云：“取士之道，责实为先。今岁辟礼闱，明悬科级，贤良之选，务在得人。世禄之家，尤宜笃学。如闻缙绅之内，朋比相容，论才苟爽于无私，擢第即成于滥进。自今应诸色举人，内有父兄骨肉食禄者，委礼部贡院于奏名之时，并列具开析，当议更与复试，贵于公道无所屈焉。”
乾德六年(968年)三月，王祜再知贡举。这次却闹出一点小风波，原因是王祜所取的进士中有陶邴，陶邴的父亲是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太祖怀疑这次选举不实，说：“闻谷不能训子，安有登进士第者。”为此下诏云：“取士之道，责实为先。今岁辟礼闱，明悬科级，贤良之选，务在得人。世禄之家，尤宜笃学。如闻缙绅之内，朋比相容，论才苟爽于无私，擢第即成于滥进。自今应诸色举人，内有父兄骨肉食禄者，委礼部贡院于奏名之时，并列具开析，当议更与复试，贵于公道无所屈焉。”
同年，王祜加集贤殿修撰转户部员外郎。
开宝二年(969年)二月，赵匡胤征讨太原，以知制诰王祜知潞州，转运军需。
同年八月，王祜以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的身份权知大名府，以接替镇守大名十余年的符彦卿。符彦卿当时是天雄军节度使，史书说他：“委政于牙校刘思遇，思遇贪而黠，招权黩货，军府久不治，于是始议择官代之。”太祖有意处置这个拥有重兵的实力派。王祜以全家百保符彦卿无罪。
开宝三年(970年)，太祖赵匡胤欲用兵岭表，以王祜“知潭州”。山岭南南汉政权平定后，王祜被召还，“摄判吏部铨”，参知政事卢多逊“素恶祐不比己，遂出祐为镇国军行军司马”。
太祖死，太宗即位，太平兴国初(976年)，移知河中府。入为左司员外郎；拜中书舍人、充史馆修撰。
雍熙二年(985年)，知开封府。次年十月，以病罢。太宗很赏识他，特拜兵部侍郎。此命下达后一个多月，王祜就去世了。
二、手创三槐堂
王祜平生事迹，以保符彦卿最为著名。《宋史。王祜传》记载比较简略：“会符彦卿镇大名，颇不治，太祖以祜代之，俾察彦卿动静，谓曰：‘此卿故乡，所谓昼锦者也。’祜以百口明彦卿无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彦卿由是获免。故世谓祜有阴德。”
邵伯温记载云：“王晋公祐(案：当为祜)，事太祖为知制诰。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还，与卿王溥官职。’时溥为相也。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太宗之妇翁夫人之父，有飞语闻于上。祐(祜)往别太宗于晋邸，太宗却左右，欲与之言，祐(祜)径趋出。枯(祜)至魏，得彦卿家僮二人挟势恣横，以便宜决配而已。及还朝，太祖问曰：‘汝能保符彦卿无异意乎?’祐(祜)曰：‘臣与符彦卿家各百口，愿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长。愿陛下以为戒。’帝怒其语直，贬护国军行军司马，华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谓辅臣日：‘王祐(祜)文章之外，别有清节，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初祐(祜)赴贬时，亲宾送于都门外，谓祐(祜)曰：‘意公作王溥官职矣。’祐(祜)笑曰：‘某不做，儿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祜)素知其必贵，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谓之‘三槐王氏’。”
邵伯温所记舛误甚多，南宋李心传正其误云：“按《国史》，开宝二年二月，以知制诰王祜知潞州。七月，魏帅符中令彦卿移镇风翔。八月，王公自潞州移守魏。此时王祁公罢相已六年，晋公实自上党徙魏，不应云‘奉使还，与卿王溥官职也’。符令传云，行至河南，以在告满百El免。明年，李庄武继勋镇大名，即魏州，晋公移襄州、潭州，代还，知吏部选事。六年，坐忤参知，此时卢多逊(引者按：此五字原书为小字，为‘参知’之说明，意为此时是卢多逊任参知)，贬华州司马。不应云‘自魏州使还即贬也’。晋公本传，太平兴国三年，自华州起知河中府。六年，召为左司员外郎。八年，迁中书舍人。雍熙三年，知开封府。四年，以病罢为兵部侍郎。据此，则晋公自华阴再起恰十年。邵谓‘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见而薨’者，谬误尤甚。”
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亦记载此事云：“太祖与符彦卿有旧，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余年。有告谋叛者，亟徙之风翔，而以王晋公枯(枯)为代，且委以密访其事。戒曰：‘得女，吾当以赵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径使上道。枯(祜)到，祭知其妄，数月无所闻。驿召面问，因力为辩曰：‘臣请以百口之’保太祖不乐，徙祐(祜)知襄州，彦卿竟亦无他。枯(祜)后创居第于曹门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虽不为赵普。月世子孙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为太保。欧阳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载此语，而《国史》本传不书。余尝亲见其家子弟言之。”
邵伯温以为王祜因符彦卿事被贬华州，李心传已驳正。叶梦得谓因此而徙知襄州，也不正确。王祜知襄州，在荆州高氏、湖南马氏未平定之时。此时当为徙知潭州，为平定岭南刘氏政权做准备。
至于出贬华州，《宋史．王祜传》云：“时左司员外郎侯陟自扬州还，复判铨，祜判门下省。陟所注拟，祜多驳正。卢多逊与陟善，陟因诉之，多逊素恶祜不比己，遂出拓为镇国军行军司马。”
《东都事略》则云：王祜知吏部选事，“卢多逊与宰相赵普相倾，多逊欲祜协力挤普。一日，祜以唐宇文融排张说事示之，多逊不悦，至是多逊参知政事，乃黜为镇国军司马”。
总之，宋太祖让王枯搜寻符彦卿的劣迹，这可能基于对拥有兵权的武将的猜忌。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就有“杯酒释兵权”的举措。但到此时，武将的兵权已遠渐削夺，加之宋朝政权已稳固，武将再行谋叛的可能不大。况且，太祖为防范后周有实力的将领重演“陈桥兵变”的游戏，对像符彦卿这样的先朝功臣，根本不予重用，使他们没有南征北伐以建立新功业的机会。所以，对符彦卿的处置，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为了削弱其弟晋王赵光义的势力。符彦卿是赵光义的岳父，整治符彦卿，不仅是直接打击晋王，而且也让其他朝臣对晋王失去信心，抑制其皇位继承人的野心。王祜以全家百口保符彦卿“无罪”，太祖在无法找到借口的情况下也只好不了了之。当然，这件事也说明太祖对待文臣还是比较宽厚的，其心胸也非忮刻者可比。而王祜也因此认为自己积了阴德，“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
史书认为王祜所积的阴德，除了这件事外，还有他不依附卢多逊倾陷赵普。故《宋史·王祜传》后的论赞曰：“祜以百口明符彦卿无他志，且言以猜忌杀无辜者享国不长，因以杜太祖之他疑，又却卢多逊之倾赵普，以至被黜，仁者有后，宜乎子旦为宋元臣焉。”
王祜是在哪一年在开封建造了自己的宅院，并在其中栽种下了三槐，已不可考。建造宅院与种植三槐可能并不是同一时间。但手植三槐的传说流传广远，以至于这一支王氏以三槐命名，在中国王姓二十一望之外，别立宗派，成为王氏重要的一支，王祜也因此成为这一支派真正的开山之祖。
三、喜才重士
王祜生平才德兼著，很得君王赏识，太祖往往把他用在最需要人才、最关键的地方。太祖欲平荆州、湖南，首先用他知襄州。湖南平定，要用兵岭南，又用王祜知潭州。这些任命，是因为王祜善于做军队的后勤工作。他于开宝二年（969年）知潞州，便是因太祖征太原，“诸州饷馈集上党城中，车承塞路，上闻之，将以稽留罪转运使。赵普曰：‘六师方至，而转运使以获罪闻，敌必谓储峙不充，有以窥我矣。非威远之道也。俾能治剧者，往莅其州足矣’” 王枯到仕后，果然“馈饷无乏。路亦无壅”。
王祜一生，喜奖掖后进，喜与有清节的官员交往，在这方面保存了不少史料。毕士安在真宗朝曾为宰相，他在还没有发迹时，“凡交游无党援，唯王祐、吕端见引重，王旦、寇准、杨亿相友善。王禹偶、陈彭年皆门人也”。
王嗣宗为太祖开宝八年(975年）进士第一（状元），史书称其“少力学自奋，游京师，以文谒王祜，颇见优待”。
杨徽之是北宋初名臣，“纯厚清介”，“寡谐于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
柳开是北宋初著名的古文大家。在未成名前，“尚气自任，不顾小节 ”。“王祐知大名，开以文贽，大蒙赏激。”
李建中为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幼好学……侍母居洛阳，聚学以自给。携文游京师，为王祐所延誉”。
李渎是北宋初洛阳隐士，“淳澹好古，博览经史”。“王祐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
王祜曾数次“知贡举”，掌握选录进士的权力，他利用机会，“多拔擢寒俊，毕士安、柴成务皆其所取也”。
以上这些人，无论幽显，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比较好的品格。通过这些也使我们了解了王祜的为人与品质。
王祜在当时还颇有行义之名。 《宋史．柳开传》云：柳开“性倜傥重义。在大名，尝过酒肆饮，有士人在旁，辞貌稍异，开询其名，则至自京师，以贫不克葬其亲，闻王祜笃义，将丐之”。最后，柳开倾囊相助，打发了此人。这件事虽然是柳开行义，但王祜有如此重名，以至士人千里求援，则他平日慷慨好义可知。
王枯在生前就已受到同时代人的敬重。李至在太宗朝官至参知政事。“赋《五君咏》，为(徐)铉及李防、石熙载、王祐、李穆作也。”王祜位不及宰辅，却让位高权重的人景慕，这是他平日涵养品德修为的结果。
四、小结
王祜所处的时代，正是五代后期到宋初，天下由大乱逐渐走向安定有序的时候。北宋初，一切政治制度正在创立和逐步完善，统一战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王祜的仕宦之迹，也说明了这个时代的变革。
王祜在建隆四年(963年)知魏县。这次任命，同时有四个人，颇有些特殊性。因为，知馆陶县的奚屿为大理正，王祜与知永济县的杨应梦同为监察御史，知临清县的于继征为屯田员外郎。诏曰：“河朔右地，魏为大名，分治剧邑，常用能吏。近多旷败之政，殊昧抚绥之方，致逋吾民，以失常赋。思慎釐于县务，特选士于朝行，断自朕心，以重其事。”这开创了宋代朝臣知县事的先例，这是宋初为改善地方吏治做出的重要改革，同时也是宋代官员“官、职、差遣”互相分离的最早的具体史实。
地方知县由朝官出任，直接由皇帝任命，这有利于地方事权收归中央，极大地抑制了唐末以来地方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五代乱离，改朝换代，都是由握有军权的将领完成的，赵匡胤虽然采用手段，收缴了节度使的兵权，但并未从制度上保证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如果知县、知州仍然在节度使的掌握中，朝廷不能随意调动，则即使收缴了兵权，也难保后代不出地方军事首领建成国中之国。地方治民之官直接衔朝命、带京职，则是地方官对朝廷负责，否则就可能随时被撤换，保证了朝廷政令的贯彻和执行，从而使地方实力派失去盘踞一方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是与财权也收归中央同时进行的。王祜以朝官出知魏县，正是宋初努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表现。
他数度出知地方州郡，也反映了宋初统一战争，不仅需要善于治理地方的能吏，在紧邻战争后方，还需要有搞好军事运输、做好后勤工作的干员。王祜的才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最重要的是，由于王祜保护了符彦卿，等于以身家性命做赌注，去为儿子铺就前程。同时，他广泛的交游，对人才的爱护，虽出于天性，却为儿子王旦编制成了一张非常有用的、颇为宽大的关系网，他拔擢的寒俊士人，如毕士安，后为宰相；王嗣宗状元及第；柳开、杨徽之、李建中进士及第，四亦为名臣。这些人后来都与其子王旦同殿为臣，对王旦的仕途通达不可能不起作用，因无直接的证据，只能略之。
总之，王祜不仅文学水平较高，诗文受当时的文人推许。同时，他以百口明符彦卿不反，不党同卢多逊倾陷赵普’品德也非一般人可及。宜乎太宗称许他文章清节兼著，这应是对王祜的最高评价了。
第二章 声名彰显
第一节 第二代的王懿、王旭
王祜所种善因，由他的三个儿子收获善果了。王祜三子分别是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
王懿，字文德，在《宋史．王祐传》后，有简短的介绍，说他“励志为学，举进士，尝知袁州，有政绩”。其生卒年、举进士年及事迹，据《宗谱》：“生后周世宗显德元年甲寅(954年)九月初七日，厉(励)志为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上亲试举人，登吕蒙正榜进士，赐及第，历秘书丞。至道初知袁州，有惠政。卒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1002年)八月十八日，年四十九。赠兵部侍郎，合葬河南开封府大边村。翰林学士钱若水志其墓。”“配李氏，赠陇西郡君。”钱若水之《墓志铭》，在今天所见到的宋代典籍中未曾看到。
王懿以秘书丞知袁州，时在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时州多水灾，懿疏李渠以备之，民歌之曰：‘李渠塞，王君开，四民惠利绝火灾。’未几召还”。
王懿去世时，只有四十九岁，宋真宗即位才五年，’其弟王旦尚未大用，这不仅影响了他本人才能的发挥，也使三槐王氏家族失去了一个可能使家族获得更高声誉的人才。
相比之下，王祜季子王旭的成就要大得多。王旭，字仲明，其生卒年，《宋史》不载，据《宗谱》记载：“生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庚申六月二十日……天圣五年(1027年)丁卯十月初一日卒于官。”其事迹附见于《宋史·王祐传》后。
王旭并非由科举出身，而是因父亲的关系，荫补太祝，曾知缑氏县与雍丘县。在缑氏县时，由于邻邑县令多贪，对比之下，百姓自然觉得王旭的清廉难能可贵了，故作歌谣赞颂他云：“永宁三攫，缑氏一镰。”
真宗即位，他已做到殿中丞。后由于其兄王旦为相，为了避嫌，不任职事，只在家中做管家。王矩荐其“才堪治剧”，真宗想重用他，于是对王旦讲：“前代弟兄同居要地者多矣，朝廷任才，岂以卿故屈之邪?”授京府推官。王旦为弟固辞，改判南曹。这件事，两宋之交的江少虞记载较详细：“上宣谕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宰属邑，有廉干之称，可委以繁使。’公对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议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并处贵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滞其才。’公曰：‘今省府乃士人要职，若于平进迁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弟陛下知名，望他日出于宸衷，且乞一闲局。’遂判吏部南曹。公归，喜语弟曰：‘上知尔之才，必有任使。’而终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铨管人引对，上见公弟，赐与绯鱼。公因对叙感，上曰：‘不知尚著绿，朕失照管。’”后由判国子监，出知颍州。
王旭知颍州，据王辟之记载，是在大中祥符初(1008年)。并云：“因岁饥，出库钱贷民，约蚕熟一千输一缣。其后，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于天下，于岁首给之，谓之和买绢，或曰预买，始于旭也。”他在这个位子上是有政绩的。王旦死，皇帝追念王旦之功，“擢其弟度支员外郎旭为司封员外郎。”此后，王旭“皺历中外，卓有政绩，由兵部郎中出知应天府。卒，年六十八”。他去世后，朝廷“赠户部尚书，累赠太尉兵部尚书，合葬开封府大边村”。
其出知应天府，据今人李之亮考证，在真宗天禧元年至三年(1017-1019)，并非卒于知应天府任上。另据近人吴廷燮考：在仁宗天圣九年至十年(1031-1032)，“旭知荆南。旦弟”。与《宗谱》所云：王旭卒于天圣五年相矛盾。据苏舜钦《王公(质)行状》记载：王质于天圣五年丁父忧。则《宗谱》不误。吴廷燮所记不知何据。
《宋史》称赞王旭：“严于治内，恕以接物，尤笃友谊。”这个评价虽然好，但只表述了他的品格，于其才能与政绩却未提及。
第二节 王旦——家族的辉煌
与其一兄一弟相比，王旦的光辉几乎遮盖了一切，如曰之与灯烛之光。如果说其父王祜奠定了三槐王氏的根基，那么，王旦就是把这个大厦建造完成的人。
一、初试啼声
王旦，字子明，生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957年)。据说，他自小就表现出一种不凡的气质，其孙王巩记载：“先晋公之谪华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诣陈希夷，希夷不出户而接之，坐久语，忽问曰：‘更有子乎?’晋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门，希夷出门迎，顾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顾伯祖曰：‘进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王祜贬谪华州，是在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时王旦十七岁，其风骨已令人如此惊叹。甚至更有记载说：“公幼时，尝见天门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乘间问之，公曰：‘要待死后，墓志上写，吾不知。’此言虽云拒之，亦可见实尝有是事矣。”不过，这两个故事的真伪却难以查考，与其说是夸耀王旦的不平凡，毋宁说是造作舆论，让人相信王旦的前程不可限量，起到先声夺人的作用。更大的可能是他身居高位后，后人附会以至
神化他。而其父王祜，对这个儿子倒是另眼相看，期望很高。当别人为他未能致身宰辅而叹息时，他却很自信地回答：“祜不做，儿子二郎必做。”
王旦于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这一榜，被人称为“龙榜”，出宰相四人(李沆、寇准、王旦、向敏中)及一大批名臣。
王旦中进士后，即除授岳州府平江县。对他的到来，仍然有神奇的传说：“官舍旧有物怪凭戾，前后令居多不宁。旦将至前一夕，守吏闻群鬼啸呼云：相君至矣，当避去。自是遂绝无影响。”
在平江县，王旦有不俗的表现，显示了他的政治潜力。也是在此地，他结识了时任两湖转运使的赵昌言。赵昌言“喜推奖后进……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见，识其远大，以女妻之”，成为赵昌言的女婿，这对王旦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前文笔者曾论及王旦之父王祜，已经为王旦织就了一张颇大的关系网，特别是保护了太宗岳父符彦卿，使太宗一直感念。现在，王旦既是名臣之后，又成了现任高官的乘龙快婿，加上他本人的品学与才干，自然更易得人青眼。
赵昌言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进士，早王旦一期。赵昌言颇为太宗所赏识，淳化四年(993年)官至参知政事。且太平兴国三年一榜进士，是宋初最早结党的同年党，颇喜攻讦，王旦为此榜赵昌言之婿，减却了许多麻烦。
王旦在知县任满后，升任监潭州银场。知潭州何承矩很器重他。《宋史．何承矩传》云：“典长沙日，李沆、王旦为佐，承矩厚待之，以为有公辅器。”他推荐王旦入朝为著作佐郎，参与著名的大型类书《文苑英华》的编修。端拱中(988—989)，“通判郑州事，月余，徙濠州”，出知蓬州。王旦在郑州的时间虽短，也有章奏，向朝廷建言，“请天下置常平仓以抑兼并”。这两年中，王旦先后丧父、丧母，但皇帝不许他终丧，都“追出供职”或“诏复故任”了。
淳化初(990年)，“王禹偶荐旦才，任转运使。驿召人京，命试，直史馆”。第二年就拜右正言、知制诰。从这个履历看，他在地方任职的时间不长，此后也再未出知过地方州郡。
他在京任职期间，得到不少人的赏识。史载：“钱若水有人伦鉴，见旦曰：‘真宰相器也。’与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耸壑，栋梁之材，贵不可涯，非吾所及’。”王旦的同年、最早显达的李沆，是真宗前期极为信任的宰相，后世也有很好的口碑。他对王旦也十分赏识，“推重为远大之器”。另一同年张咏也说：“深沉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而此科状元苏易简，对王旦也期许很深，“太宗一日问苏易简：‘卿看两制，谁当大用?’苏公云：‘臣见同年王某，有器识，远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朝中公卿已经把他看做未来宰相的当然人选。
淳化四年，同判吏部流内铨、知考课院。“会妻父赵昌言参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诰中书属官，引唐独孤郁避权德舆故事，固求解职，上嘉而许之，以礼部郎中充集贤院修撰，掌铨课如故。”第二年，赵昌言罢参知政事，太宗于当日就迫不及待地恢复了王旦知制诰的官职，并且“令复班在知制诰之首”。到太宗逝世前，王旦已官至兵部郎中。
二、简在帝心
至道三年(997年)，太宗病逝，真宗即位。此时，形势对王旦极为有利。一方面，有策立之勋的顾命大臣宰相吕端，与王旦之父王祜是好友。另一方面，真宗初立，急需马上建立自己的班子。潜邸旧属李沆、李至、毕士安，都得到提拔重用。李沆与王旦系同年，且颇重视王旦；李至对旦父王祜，更是推崇，曾作《五君吟》以颂美之。毕士安亦曾受王祜之恩，加上时任同知枢密院事的向敏中，也是王旦同年。对这样一群人所重视的人才，皇帝当然不会疏忽。故真宗即位不久，王旦就被‘‘除中书舍人，数月，召人翰林为学士，寻知审官院，兼同进银台司”。
咸平三年(1000年)二月，王旦权知贡举，就拜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其实，在王旦任翰林学士后，真宗已经加深了对王旦的了解，史载：“旦为翰林学士，尝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与朕治平天下，此人也。”钱若水在被罢枢密副使时，真宗曾在苑中召见他，“问谁可大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真宗曰：‘吾故已知之矣”一。所以这次任命，在真宗而言，是久有此心，不过在等待一个空缺而已，而且还将有更重要的使命加给他。果然，第二年，王旦就由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迁工部侍郎、参知政事。
景德元年(1004年)七月，契丹军队大举南下，真宗最信任的宰相李沆刚刚去世，朝中大臣意见不一。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请幸成都”。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请真宗御驾亲征，并说：“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釁鼓。”宰相毕士安也支持寇准。真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御驾亲征”，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
由于辽军统帅顺国王挞览，被宋军的床子弩射杀，辽军锐气大折，有向宋求和意。真宗也有厌兵之意，一方面身处危地，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有可能真宗担心朝中出现意外情况，即“内患”，影响皇位的稳固。与辽谈判的结果：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王旦在这一军事行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皇帝出征，留皇弟雍王元份为东京留守，雍王病重，真宗“诏旦权东京留守司事，乘传而归，听以便宜从事”。王旦要求宣召寇准．“准至，旦奏曰：‘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日：‘立皇太子’”一。这实际是在双方未分胜负的情况下。让真宗交代后事，即万一有意外，不至于手忙脚乱。王旦秘密回京后，“直人禁中，下令甚严，使人不得传播”。这样做，无非是免得真宗在京的其他兄弟生出非分之想，便于稳定政局。他做得很成功，连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已提前回京，“及驾还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闻后有驺诃声，惊视之。乃旦也”。
王旦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谨慎小心，尤其是不张扬的性格，消弭了可能出现的混乱，颇合真宗的心意。因此景德三年二月戊戌(二十五日)，寇准罢相的当天，王旦就被拜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制词对王旦大加夸赞：“作朕股肱，斯为辅相，询求谠议，精擢宝臣，允符审象之求，乃降即真之命。……五行钟秀，四气均和，有华国之文，负经邦之业，言皆中礼，动不违仁。顷由近密之司，陟预钧衡之列，尽规纳诲，克慕前修，正色直躬，聿隆时望，居然国器，简在朕心。俾正位于中枢，且升荣于起部，同底于道。”王旦终于位极人臣，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宰相生涯，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一直到死。任相时间之长，在北宋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得君之深
王旦从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宰辅大臣起，一直到病逝，整十八年，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军事、外交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能深得君心，而又能使群臣信服，使真宗朝的政治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并为后世所赞叹、羡慕，王旦居功们至伟。在谈到宋初政治时，往往说一祖二宗，宋朝的各项制度的完备并垂之后世子孙，实完成于真宗朝。而王旦在制度建设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翻检史册，我们很难发现王旦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更无足以耸动人心的大功劳。对待真宗，也从未有直言极谏、慷慨激昂的行为，也没有惩处腐败、大义凛然的举止。但他的作用却是无人能替代的。他对整个真宗朝的政治，是在一种潜移默化中，显示出了如水滴石穿一样的韧劲，把中央政府带进一个在和平岁月里有序、有效运转的时期。这也许比建立惊天动地的大功业更难，更需要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
王旦之得君，首先在于他对真宗的尊敬、对同僚的和蔼，他不对皇帝疾言厉色，即使认为皇帝错了的时候，他既能坚持己见，又能以和婉的态度，改变皇帝的决定。而他的决定，又往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他能处处突现君主的重要，归功于皇帝，就使得皇帝对王旦越来越信任。而王旦对于这种信任，却是更加谨小慎微，决不滥用。而且在同事面前，也从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王旦被任命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特被手诏，采察河北、京东两路公言，当官有才者十余人，皆降诏奖谕。有以问公曰：‘为元宰，将命出使，而所举不一，恩止得诏奖，无乃轻耶?’公曰：‘既荐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于己矣，此人臣之大嫌也’”。这就把奖赏大臣的权力放在皇帝手里，使入主自觉握有赏罚决断之权柄。他的做法可以与寇准做一比较。真宗就曾对王旦说：“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任，庶得终吉也。”《宋史·寇准传》载：真宗说得更为直白：“寇准多许人官，以为己恩。”这当然是王旦要引以为戒的。
其次是他的公正无私。王旦曾说：“中书当言者惟进贤退不肖。”寇准也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可见这是当时宰相们的共识。至于是否真的能进贤退不肖，或者“贤”与“不肖”以何为标准，恐怕要因人而异了。宋代虽说是君主独裁，但官员的任命，须宰相副署，宰相还是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的。王旦就说：“盖除授差使，大小悉秉圣旨，进熟画可，始降诏命。”这就是说，首先要有宰相提出人选，由皇帝认可。或由皇帝提名，与宰相们商量。总之，要帝、相取得一致意见，才可任免。大部分情况下，是皇帝更多地听取宰相的意见。所以，宰相如果滥用其权力，完全可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王旦在人才的选用上，虽然大权在握，却并不独断，也从未滥用。他用人的原则是：“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苟贤且材矣，必久其官。而众以为宜某职然后迁。”
第三是他的有谤不较。这一点，特别体现了王旦宽广的胸怀，即使对他素所厌恶的人，也能保持这种豁达大度。据记载：“上出喜雨诗示二府，聚看于上前，公袖归，因谕同列曰：‘上诗有一字误，宜进入改却。’王冀公钦若曰：‘此亦无害。’钦若沮而阴有奏陈。翌日?上怒谓公曰：‘昨日朕诗有误写字，卿等皆见，何不奏来?’公再拜谢曰：‘昨日得诗，未暇再阅，有失奏陈，不胜惶惧。’诸公皆再拜，独枢密马公知节不拜，且言曰：‘公欲奏白，而钦若沮之。’又曰：‘王某略不自辨，真宰相器也。’上顾笑而抚谕之。”寇准就曾几次在背后搞鬼，但王旦从不与之计较，临终反而推 荐寇准接替自己做宰相。故欧阳修称其：“人有谤公于上者，公辄引咎，未尝自辨。”
第四是他的知人善任。如知盛度“不愿处繁剧”，不愿权知开封府；以任中正接替张咏知成都；以李及接替曹玮知秦州。这些都是为宋人所熟知而备受称道的事。王旦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其有心。司马光记载：“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坐，无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正是有了认真的调查、详细的询问、仔细的观察，才使他建立了自己的“人才档案”。
此外就是王旦对突如其来的外交事务的明敏的决断。这些事务往往是比较棘手的，而王旦却处理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尤其让真宗叹服。有三件事，虽算不上大事，却关乎朝廷声誉：
一是，“赵德明上表，矫以民饥，乞粮数百万。上以其奏示辅臣，众皆怒曰：‘德明方纳款而敢渝誓约，妄有干请，乞降诏责之。’公从容进曰：‘未曾将却物去，何责之有?’上曰：‘卿意如何?’对曰：‘臣欲降一手诏与德明，言尔土灾饥，朝廷抚御远方，固当赈救。然极边刍粟，屯戍者众，自要支持。已敕在京积刍粟百万，令德明白遣众飞輓。’上喜曰：‘此真庙算也。’诸公皆曰：‘王某之言，臣等皆思虑不至。’德明受诏，望阙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合如此。”
二是，“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上以示公，公曰：‘东封甚近，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当以微物而轻之也。’乃于岁给物内各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后永不为例。”
三是，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契丹征伐高丽，事先通知了宋朝。真宗怕高丽向己请兵，“上谓王旦等曰：‘契丹伐高丽，万一高丽穷蹙，或归于我，或来乞师，何以处之?’旦曰：‘当顾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丽贡奉，累数岁不一至。’上曰：‘然。可谕登州侍其旭，如高丽有使来乞师，即语以累年贡奉不入，不敢以达于朝廷；如有归投者，第存 抚之，不须以闻’”。王旦以此启发皇帝，使皇帝自己做出决定，更为高明。
在内政上，王旦有时也能在比较紧急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抉择，使真宗能摆脱困境。对张耆的任命便是一例。“张徐公耆任马军都帅，被诏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而谋欲为变。有密以闻，上召二府议之，公曰：‘若罪张耆，今后帅臣何以御众?捕之则都邑之下，或至惊扰，尤为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张耆在枢府，臣以未曾历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谋者自安矣。’乃进耆为枢密副使，诸帅递迁，谋者果定。”这件事给皇帝以很深的印象，向其他辅臣夸赞说：“王某善镇大事，真宰相也。”以上这些都是王旦能够长期得到君主倚重的原因。
由于王旦处世有道，故能长得君王信任。吴处厚曾说：“世传真宗任旦为相，常倚以决事。故欧阳少师撰旦《神道碑铭》日：‘国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为著龟。’公虽荷真宗眷委之重，每慎密远权以自防，故君臣之间，略无纤隙可窥。”
三、王旦的政治理念
宋初一祖二宗，基本统治思想是杂儒家与黄老而用之。由于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人民希望安定，社会经济需要恢复，士大夫阶层也渴望结束混乱。时代的需求是黄老思想得以流行的社会基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便在思想界一枝独秀。然而，经历战乱之后，黄老学说“与民休息，静以致治，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就特别适合新建立的统一政权恢复经济和社会安定的需要。所以，西汉初年如此，北宋初七十年亦如此。
宋初七十年，在政治上是休养生息的时期，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就没有新东西，只是提倡黄老思想，力求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所以，施政的黄老色彩很浓。赵匡胤征战天下，无法“无为”，却赐主张“无为无欲”的真定龙兴观道士苏澄隐“颐素先生”的称号。太宗赵光义(炅)亦曾训导其子：“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欲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欲不扰民，莫若镇之以清净。”太宗晚年，吕端拜相，制词有“思尧舜以致君，无使其不及；体黄老而行化，用致乎无为”之语。
真宗从小就受到黄老思想的熏陶，而他所用的宰相，又多信奉黄老思想，故在政治上，仍是黄老之治。真宗自己就宣称：“清净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
从表面看，似乎这三位皇帝对黄老之术情有独钟，事实上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非单纯是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所以，君臣一体，宰相也以“无为”治理天下。宋初的赵普，据说就在视事的阎中放置两个大瓦壶，中外所上表疏，他不想实行的，都投入壶中，满了就全部烧掉。南宋黄震认为，赵普这样做，“使小人生事之徒不得逞，可谓得大臣体’’。王旦生平最佩服的宰相、同年李沆，仍然延续了这种作风，“凡封章建议务更张，喜激昂辈，摇鼓捭阖，公悉屏之，谓所亲曰：‘无以报国，聊用以安黎庶尔”一。李沆常说：“吾居政府，然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厉害，一切报罢，聊以此补国尔。”他认为：“今国家防制纤悉，密若凝脂，苟或徇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实多。陆象先曰‘庸人扰正’，正所谓也。俭人苟一时之进，岂念于民邪?”王旦的另一个同年张咏，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知升州时，上《谢加阶封表》中也说：“饮冰励节，体国为心，孰求静治之方，少助无为之化。”可见以清净无为治理天下，是当时宰相及大臣的共识，王旦也是如此，“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
因此，王旦不喜标新立异的士人，苏辙记载张方平的话：“国朝自真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说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谚曰：‘水到鱼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以此术驭下。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当仁不让于师赋’，时贾边、李迪皆有名场屋，及奏名，而边、迪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迪以落韵，过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王文正议：落韵失于不详审耳，若舍注疏而立导论，不可辄许，恐从今士子放荡，无所准的。遂收迪而黜边。”
史书记载有几则王旦“务行故事”的故事:
一则：石普知许州，不法，人，不明典宪，恐恃薄劾有生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乃命知杂御史吕夷简于奉先院，俟普按问。普至，以其状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狱具，议者以谓：不屈国法而保全功臣，真国体也。
一则：公动守典故，为仆射时，出迎奉圣像大礼使、兖州朝修使，凡有御筵，皆令叙官。时知南京马元方，任枢密直学士，为员外郎、监商州税，戚维为正官，在马元方上；京东转运使李湘为虞部员外郎、提点刑狱，滕陟为度支员外郎，令在李湘上。
一则：薛简肃公天禧初为江淮发运司，辞公，公但云：东南民利竭矣。薛退谓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一则：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辞曰旦求救，“旦：‘朝廷榷利至矣。’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识者曰：‘此运使识大体’”。
一则：宦者刘承规(珪)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以语旦曰：“承规(珪)待此以瞑目。，’旦执以为不可，日：“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如果就此认为王旦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那就错了。只不过他生性谨慎，主张应循序渐进，要经过缜密的调查，不能说改就改。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六月，“监察御史张廓卜言：‘天下旷土甚多，望依唐宇文融条约，差官检括。’帝日：‘此事未可遽行。然人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王旦日：‘田赋不均，诚如进旨。但须渐谋改定，或命近臣专司之，委其择人，且自一州一县条约之，则民不扰，其事集矣’”。王旦的办法虽然较缓，但老成持重，很稳健。
王旦在另一个政治理念方面，则与寇准一样，竭力保持北方士大夫的政治地位。中国自南北朝开始，江南经济得到了开发，到唐末五代时，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已经可以并驾于北方。朱弁曾记载晁以道的话说：“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才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气，蜿蜒磅礴，真能为国产英俊也。”这种发展，影响了北方文化中心，特别是在政治上独享政权的局面。以王旦与寇准为中心的北方官僚集团，为了保持北方的文化和政治的优势，对南方士人集团，采取了尽量压制、排挤的做法。在这方面，寇准表现得更加露骨些，不似王旦的婉转和讲究策略。
当时在朝中比较有影响的南方官僚是王钦若(临江人，今属江西)、丁谓(苏州人)。无论在官位的晋升，还是日常政事的处理，处处都能体现出这种排挤。
据记载：“上(真宗)欲命王冀公(钦若)作相，公(王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乞且在枢密，两府任用亦均。臣 见祖宗朝未尝使南方人当国，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敢沮抑人，此示公议也。’上遂止，后公罢，冀公作相，出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相。’”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亦有记载，而叙真宗直云：“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意乎?”所谓“南人不可作相”的话，据北宋中后期的邵伯温记载是：“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所谓石刻的记载不见于正史，亦不见于其他史册或笔记。而王素记载其父王旦的事迹时，恐尚未闻此语，只是照实说，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因南方统一较晚，加上北宋王朝继承于后周，许多开国大臣与将领也来自于后周，太祖、太宗时代，南方人未能当国，也就不奇怪了。王旦这样说，只不过为阻挡南方人为宰相，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至于朱弁说：“邵先生名雍，字尧夫，传易学，尤精于数，居洛中。昭陵(仁宗)末年，闻鸟声，惊曰：‘此越鸟也，孰为而来哉?’因以易占之，谓人曰：‘后二十年，有一南方人作宰相，自此苍生无宁岁，君等志之。”显然是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造此不根之言，自不待论。
丁谓更是遭王、寇二人狙击。王素记载：“丁谓参与大政。每议事，强于昔日。公家其难制，一日语丁曰：‘参政近来似横，岂非欲作相耶?某多病，恳辞未免，以待漏院凡有诉理，一一应答，气羸稍难。’乃告上，乞用丁谓了待漏院事。丁谓悚息再拜。”这其实是以退为进，让丁谓知道：你想夺权，我岂不知。丁谓自然就会惶恐不堪了。在这之前，他就曾对杨亿评价丁谓：“才则才矣，语道则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
而寇准对丁谓就更不客气了，寇准为宰相，丁谓参知政事，“尝会食于中书，有羹污准须，谓与拂之，准曰：‘君为参预大臣，而与官长拂须耶?’谓顾左右，大愧恨之。”后来丁谓倾陷寇准，种因于此。
当然，《宋史》对王钦若、丁谓的评价很差，他二人加上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当时被称为“五鬼”。是把他们都看做奸邪一路。宋人的大部分笔记，也对他们颇多微词。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中间，可能与他们急于进用，以改变和提高南方士人的地位有关。但他们并非全凭一己之才干，对国家屡建功勋而升迁，而是采取迎合皇上，使用小伎俩取胜。司马光记载：“钦若为人阴险多诈，善以巧谲中人，人莫之悟。与王旦同为相，翰林学士李宗谔有时名，旦善视之。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以告钦若，曰：‘善。’旦曰：‘当以白上。’宗谔家素贫，禄廪不足以给婚嫁，旦前后资借之，凡千余缗，钦若知之。故事，参知政事中谢日，所赐物近三千缗。钦若因密奏：‘宗谔负王旦私钱，不能偿。旦欲引宗谔参知政事，得赐物以偿己债，非为国择贤也。’明日，旦果以宗谔名荐于上，上作色不许。”这是王钦若留给人奸邪的很重要口实。更重要的是，二人除善于迎合皇帝外，未见有何政绩，再加上为人方面的不足，被士大夫目为佞臣，是不足为奇的，且是正论了。而且，王钦若在澶渊之战时有南迁避敌之议，丁谓则有赞助真宗天书封祀之举，对国家与社会有大害，今日看来，亦非正臣。
寇准不仅反对南人参与中枢政权，而且对南方人考中进士，亦力予攻击。他曾反对晏殊中进：萧贯（临江人，今属江西)当中状元，他又反对，说：“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结果，萧贯被换，他一句话表达了振奋的心情：“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在真宗时期，由于从开国之初，留下的多用北方人的惯性，南方士人还很难与北方对抗，但已对北方士人的传统地位和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形成有力的挑战，这就是寇准不想南人为状元的背景。
这种争斗，在真宗朝，北方士人集团尚占优势，到仁宗时，已经势均力敌。神宗时王安石为相，南人大占上风。到南宋时期，宰相之任，南方人已占绝大多数。表明南方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已超过北方，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占据了重要或者主要的地位。陆游的话，可说有总结的作用：“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
其实在王旦欣赏的人才中，也有南方人，如盛度。他对人事的安排，也多是重其才品。如果真有不可原谅的过失，王旦处置起来，即使是同年，也毫不手软。边肃是王旦的同年，因赃滥受到处分，长时间投闲。王旦的另一同年向敏中向王旦求情说：“边同年责已久，迁复可乎?”“旦曰：‘为近臣坐赃，岂得更升进耶?’敏中语数及之，旦曰：‘非于同年无情，公若欲用之，须旦死可也。”
王旦与寇准的同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宋一代，同年之间的相处之道。大都能互相呼应，互相荐引。朋党之论时有发生，但君子之群与小人之党，自古难辨，只有后世，站在超脱的立场，回头看这段历史，才能大体明了。总的说来，王旦与寇准，还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的朋党关系，也就不受后人非议，反而成为了君子之交的典范。
四、王旦与天书封祀
真宗时期，在政治上一件很大的闹剧是“天书封祀”。任何研究真宗朝政治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一问题，尤其是王旦，作为宰相，是整个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那么，王旦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呢?
“天书封祀”的起源，史载与“澶渊之盟”有关。寇准虽因澶州之役获胜，皇帝亦待之厚。但却遭致被他责备过的王钦若的嫉恨。王钦若，“一日，从容言于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且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真宗愀然不乐曰：‘为之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耻。’上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之祸，吾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惟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海内，夸示夷狄。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稀世绝伦之事，然后可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矣。’上久之乃可”。当时王旦是宰相，真宗知道王旦不会同意这么做，所以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心，帝“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旦，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之，旦黾勉而从。然上意犹未决，莫适与筹之者。他日，晚幸秘阁，惟杜镐方直宿。上骤问之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如何事耶?’镐老儒，不测上旨，谩应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其意适与上意会，上由此意决。遂召王旦饮酒于内中，欢甚，赐以樽酒曰：‘此酒****，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乃珠子也。由是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寇准因王钦若的谗言而被罢相，王旦为相，直到两年后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真宗才又提起这档子事’说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有神人降临到他的寝宫，告诉他：“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篇，勿泄天机”此后各地献符瑞的纷至沓来。真宗封禅结束后’意犹未尽，又西祀汾阴，访华山，玩洛阳，甚至听了一些人的话，想把首都也迁至洛阳。若不是种放的劝谏，恐怕他还没有那么快回转。
王旦在整个活动中，都是重要的人物。封禅泰山、祀汾阴，他是大礼使，一直跟从在真宗的左右。对于王旦的作为，后人非议去多。苏辙评价：“王旦为相，材有过人者，然至此不能力争，议者少之。盖旦为人类冯道，皆伟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于乱世，生死之际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能以正自终，与道何异。”李焘在记叙王旦去世时，也说了与此相似的话。南宋黄震也说：王旦“纳万物?大度包荒之功，天下阴受其赐多矣。使不作天书，斯岂不诚大臣钦’?《宋史·王旦传》著名的论赞也说：王旦“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
其实，王旦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扮演这个小丑角色的。封禅泰山，他受命撰《封祀坛颂》，加兵部尚书；祀汾阴，又奉诏撰《祠坛颂》，这回进秩，他却坚决不再接受。玉昭清应宫成，“京师赐酷，旦以惨恤不赴会”，史称：“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王旦也知天书都是人为的，若传之后世，肯定会使自己声名受累。所以当真宗与奉府大臣观看《符瑞别录》时，王旦却声明：“臣两为大祀使，奉符瑞者，一一非臣自睹，令堂吏取司天监邢中和状，称有此端。乞令编修官实录，臣奏不可漏落。”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虽为大礼使，却从未见过天书。
关于真宗为什么要东封、西祀，《宋史》的解释，就是上面的那些为了洗刷耻辱的话。这种解释最为简单，却没有揭示这一活动的深层的原因。吾师张其凡教授认为：“宋初七十年的黄老之说，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士大夫们务以恭谨静重为贤；其甚者，循默苟且，习成风俗，不以为非。”有识之士，都痛感有改革的必要。这样，黄老之术就行不通了，黄老思想不时行了。“宋真宗上演‘天书封祀’闹剧，‘以神道设教’，表明统治阶级需要并在寻求新的治国之道。，’之后，才有了士大夫向儒学的回归，寻找新的治国之道，才有了仁宗年间的学统四起、百花齐放的思想学术局面。这是从政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论述时代的需要，无疑是正确的。
从真宗本身来看问题，“天书封祀’’也有他的必然性。王瑞来先生在历数了真宗即位时所经历的险境后，认为：天书前面写有二十一字：“赵受命，兴于宋，付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其目，九九定。”天书的关键在于“付于恒”，即天意将大宋王朝的江山付与他真宗赵恒的。这就从宗教法理上解消了他人觊覦皇位的可能。因此说，天书闹剧不过是宋真宗借天意来强调其皇位正统性而已。
程应锣先生也表述了相同的意思，认为：“付与恒”是最重要的神示。天书的出现和一国君臣奉之如病狂的原因，不是一清二楚了么!真宗之所以这样做，岂非“斧声烛影”之后，皇位继承问题还有些波澜吗?
王旦深处局中，尤其是看了那天书的二十一字，当然知道其中的谜底，皇帝又事先向他“行贿”，以求堵住他的嘴，加上他
的性格，本来就是谨小慎微，不是那种慷慨激昂、犯颜直谏的臣子，所以，他在整个活动中，虽然一直都不快活，态度也不积极却也一直“奉陪到底”的立场，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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