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文化纵横谈
1、祠堂热的兴起
祠堂是中国家族社会的产物，当然也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结晶。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宗法社会的解体，祠堂的功能与作用逐渐消退。尤其是暴风骤雨般的现代中国革命，完全消解了祠堂的宗法文化形象。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文革”及“破四旧”浪潮，彻底让祠堂退出了社会视野。
改革开放启动，之后即出现传统文化复苏的萌芽。文物鉴赏、古籍整理、史迹保护、民间节会等纷至沓来，全社会开始重视个人或宗族的祭祖活动。从外部因素看，境外港澳台和东南亚各国华人圈，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由于历史原因，境外华人居住区域和港澳台，保留了较多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比如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华人，就成立了很多姓氏的宗亲会，比较有名的有谢、黄、陈、林等姓氏。与此同时，在华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还建了一些典型意义上的中国祠堂。
大 陆全面开放后，港澳台的文字文化，东南亚华人的宗亲文化，开始进入内地并与寻根访祖活动结合。这种进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行推开，当然，很大程度上是与探亲、投资、经商并行的，他们把大陆熟悉的宗族血缘、姓氏祠堂的传统带回来了。这样的情况促进了内地祠堂文化的兴起，苏醒了人们对姓氏、宗亲、修谱的意识。1982年叶剑英发表致台湾蒋经国的公开信，提出国共进行新一轮的合作与谈判。此际统一呼声高倡，中华传统得到进一步重视。之后即举办了体现大陆和台湾两岸意愿的中华人文始祖的祭奠活动。两岸共同祭拜黄帝，在世界华人圈内影响很大，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伟大祖先引起了广泛共鸣。由此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公祭黄帝逐年进行，成为弘扬和凝聚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焦点。
国家层面倡导的祭祖文化，促动了地方谱牒、史志和祠堂文化兴盛，逐步形成风气。次序上，这个风气从对外开放的前沿广东、福建、浙江开始，然后向江西、安徽、两湖等地蔓延。很多地方是政府修志，民间修谱。接着是个别或局部的修建祠堂。此时，极左思想的束缚被突破。对于率先进行的宗族修谱活动，从社会政治层面的不予认可，到后来的不予干预并默认以至鼓励，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逐步接受的过程。祠堂的修建也是这样。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很多地方采取了与时俱进的灵活办法，以文化活动中心或群众娱乐中心的名义修建祠堂。进入新世纪，各地各姓氏的祠堂建设更加公开化、程序化、多样化，互为影响，互相促进，表现出淡化宗族性，强化文化性的趋势。大凡有一点能力的姓族都会修家谱、建祠堂，我估计在座的各位，在老家或祖居地都能看到新建和恢复的祠堂。
随着新世纪的降临，为呼应新的时代要求，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这就是在不远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八大之后，这个口号引领下的新的思想目标形成，并与习大大提出的新颖生动的中国梦的表述结合，体现了新的形势条件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重要一点就是必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已经是全民的共识。必须弄清楚的是，这个优秀传统文化，说的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祠堂文化开始升温，各地各姓积极修家谱、建祠堂，集聚了社会各界、各阶层的热心人士。同时，各种姓氏的宗亲会普遍成立。比如刘氏宗亲会，最早是1994年在河南驻马店召开，后来开成了两岸合作、世界刘氏参加的世界刘氏宗亲大会，2014年就在台湾苗栗县举办。此举以及其他姓氏宗亲会类似活动的召开，对推动台湾两岸的文化一致与和平统一，有着积极意义和进步价值。这些年宜春也陆续成立了袁、易、彭、胡、邹等各姓氏的宗亲联谊组织，文化性、联谊性、商务性交错有之，都在修缮家谱、重修祠堂的主要事情上，开展了一些活动。
2、祠堂的缘起与作用
古老的中华文明中，祠堂的雏形或原型出现很早，起码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跨度，可以上溯到夏商周即三代以上。原始部落时期，先民就有敬祭天地图腾的习俗。进入有文字记录的的王国时期后，各个朝代均开始建庙，祭祀天地日月祖宗。受此影响，处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也开始建家庙祭祀祖宗先人。当然，历来建庙都有规制，如周代天子可以建七座庙，诸侯贵族则一般只允许建一至五座。天子七座庙祭七代祖宗，诸侯贵族则只能祭一代至五代祖宗。后来此种风气往下推移，逐步影响到了民间。
西汉以孝治天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规定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死后，后代子孙要守墓三年。其时选择官员普遍从孝子中推举，叫做“举孝廉”作为选贤任能的一个主要来源。三年守墓，不是件容易事，贫穷人家只能搭个茅草棚住在墓边，有钱人家却可以盖个房子住在那里，这样才可以坚持守三年，否则就不能说是守墓。这些房子古代就叫“墓庐”，也就是后世祠堂的雏形了。在这些墓庐里，可以摆上案桌和祖宗牌位，在清明冬至或其他相关时间，献上供品甚至摆酒进行祭祀。由于逐渐形成一些礼仪规矩或禁忌，空间加大，设施增多，千年以往形成后世真正的祠堂。
唐宋之际，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理学。理学大师朱熹认为要落实理学，就必须对老百姓进行礼仪教育，就必须建祠堂。为此，他创立了祭礼制度，规定每个姓氏都要建祠堂。这些祭礼制度，内容很多，包括祭祀有什么程序，什么人可以参加，多大年纪的人参加，都有要求。当然，也有一些歧视性的东西，比如对妇女的排斥，对他们认为犯了道德戒律的人的排斥，不让进祠堂。此举一改隋唐之前只有贵族、望族建宗祠的做法。到明清时期，祠堂的修建就完全在民间推开了，中国祠堂文化进入鼎盛时期。
那么，充分发展并至全面成熟后的祠堂，主要有哪些作用或功能呢？
我想，最重要的根本功能，也就是第一功能，即祭祀，祭谁呢？祭祖宗先贤。可以说，祠堂就是为祭祀本族的祖先修建。因此，祠堂的规制、建筑、结构，都要体现这个特点。比如祠堂设有寝堂置放祖宗的灵位，有享堂接受子孙后人的祭供，祠堂里挂满光宗耀祖的匾额、对联、画像等等。每年都有全族动员的祭祀活动，有冬祭、春祭等。比如宜丰天宝古村刘氏祠堂，就充分体现了古代祠堂的上述特征，殿堂森严，匾联丰富，规制宏大，当年盛大气象可见一斑。
第二个功能应该是宗族管理。无论族大族小，每个姓族的管理中心都在祠堂。祠堂不仅是族中祭祀的重要场所，也是族中大事议决的中心。处理宗亲纠葛、邻里纠纷，惩罚偷盗淫乱伤害的族人，对族人进行训诫诲教，以及婚丧寿喜、功名科考的大事，也都在祠堂进行。对宗族事务的处理，多以尊亲重考、不违国法为准则，以此形成乡规民约，甚至形成家法。族长的权威与祠堂的威严同时滋生，是族中事务至高无上的裁决者，也是统治阶级乡村管理的自然延伸。
第三个功能是教育。祠堂的教育作用，一方面是指宗族权威长辈通过祠堂举行的祭祀活动，通过族中大小事务的裁决，也通过对嫡长、辈分、功名的地位确定，通过族规戒律、家法乡约的训诫，让族人知书识礼、修心养性，成为忠孝节义的信徒。另一方面，祠堂的教育功能还指在祠堂内设馆授学，办私塾收童蒙。祠堂还有公田，其收益用来救济、资助族中贫寒学子，奖励有志青年才俊，也算是家族的智力投资。
第四个功能是文化活动。主要是围绕年会节庆、族人的婚寿功名、先贤纪念、朝廷颁敕等，举办各类庆祝活动，有演大戏的，有舞龙舞狮的，有摆大宴的，各种盛会不一而足。此类活动均在祠堂进行，有的祠堂建有戏台戏楼，或依附祠堂进行，比如人数多、规模大的活动，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就要放到祠堂外面来。
3、祠堂命运的浮沉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全部历史看，祠堂作为中华古老传统的特殊产物，其兴起与衰落的轨迹，基本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兴衰裂变，尤其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兴衰裂变同步。祠堂命运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典型农业社会被西方的现代工业国家所压迫、摧残，中国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值得关注。
第一个就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不断战败和不断丧失主权的恶性危机，受尽西方列强的欺辱，国土面积急剧缩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正如胡适概括的“五鬼闹中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个鬼祸害中国。谁是五个鬼的祸首，那肯定是封建王朝和西方列强。比如我们江西，就有“五口通商”后丧失主权的租界的出现。英国人在九江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租借了一二百亩地作为其主权区域，并对该区域内的居民进行野蛮驱赶和房屋强拆。这样的屈辱在中国各地比比皆是，人民感到极度绝望，归结于朝廷腐败，军队无能，文化衰朽。在这样的刺激下，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了，口号就是打倒孔家店，反对儒家传统。激烈的主张要取消中国文字，汉字要拉丁化，不读中国书，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祠堂存在的政治文化基础被彻底动摇，思想批判，政治瓦解，经济削弱接踵而来，不可抗阻。
第二个背景就是急风骤雨式的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的对象，就是毛主席说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但从思想理论上来看，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剥削者和压迫者，建立没有私有制的新型社会。其方法则是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用血与火来再造人民的新政权。这场轰轰烈烈的共产主义革命，创建了一个新中国。一切旧的社会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都被彻底否定，包括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
暴力革命是摧毁性的，在摧毁封建主义地主阶级的宗法势力的同时，也摧毁了其附属物祠堂及文化形态。宗祠活动基本全部停止，乡绅势力完全被打倒。1949年建国后，极左思想掀起的“文革”破四旧的活动，基本摧毁了所有的庙宇祠堂，从此祠堂在文化功能上不复存在。极端的无神论又主导了对整个传统文化形态的否定，毁灭性地剪除了富含深邃哲思的儒释道思想。
从当时的整个社会看，因为不存在神鬼的问题，祭拜祖先的节日可以不要，祭祀祖先的祠堂也就更不需要了。从此代表封建传统的宗族祠堂便无人敢提，也无人再提，众皆噤若寒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祠堂的功能、作用、文化形象丧失殆尽。在物质形态上，反封建传统和革命风暴更为激烈的中国北方，祠堂及一切附属物基本消失。从我们宜春情况看，祠堂也所剩不多。即便留下了一些，也全部移作他用，有的作仓库，有的用来办学，或者干脆分给村民居住，成为大杂院。更有甚者，有的祠堂改成了牛栏、猪圈。
祠堂命运的兴衰浮沉，在这一历史时期是相当惨淡并令人感叹的。
4、祠堂的文化前瞻
当今，传统文化热已经形成，很多姓氏的宗亲会已经成立或正在酝酿成立，修族谱建祠堂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但是，从整体看，祠堂修建仍处于低水平，呈现自发性、民间性和不规范的特点。
2016年夏，习大大的“七一讲话”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的主旨就是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7年1月，中央又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思想价值。
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仍然需要我们结合实际，正确的研究判断，以便实施操作，不出纰漏。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积极有为。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世界各地已经建了不少孔子学院，近年来国内也兴起了国学院热，民间修缮建祠堂的文化活动也已推开，但基本都是民间自发行为。政府尚没有明确意向进行规范指导，一般性的登记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实际情况是，参与修谱建祠堂的热心人士已遍及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和经济背景的人员都有。此事应放到文化战略高度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从历史看，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谱建祠堂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下祠堂的修建多为求形似，重展示，成为社区文化娱乐和婚庆升学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成为宗亲联谊、缮修家谱和经济往来的中心。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但中华文化的复兴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都在关注自己的文化、宗族、血源，关注祖国也即祖宗旧地的繁荣前景。这种爱国情感与文化情怀是不可遏止的，必然促使我们站到一个崭新的位置上来研判祠堂的时代作用。显而易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城乡构架、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道德观念，人口大范围流动引起的宗族姓氏的流变，广大农村尤其是内陆地区的一些乡村，甚至出现十室九空的情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祠堂还有没有向心力，历史价值又能挖掘多少，其作用又在哪里，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同时又都是新的课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重要支撑，一个是书院即书堂，另一个就是祠堂。中国祠堂相当于西方基督教的教堂。在教堂中，神职人员向教众灌输教义，宣讲上帝的思想，颁布道德戒律，通过心灵与情感的洗礼，来纯净灵魂树立信仰，从而促生教众的人生价值感、奋发进取精神和竞争冒险的意识。显然，教堂的重要功能是对信徒进行道德和信仰教育。中国祠堂与此类似，也有同样的价值目的，所信奉和使用的只是祖宗先贤及哲学思想。在这些方面，西方教堂的做法仍然值得当今正在重新复建的中国祠堂学习借鉴。
因此，祠堂的文化建设，应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也就是要在对祖先的崇敬、祭祀、效仿的复兴定位中，把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新的思想、道德、信仰、风俗、文明输入进去，从而进入人们的心灵，使之确立、坚固，与时俱进。发扬传统，还要创新传统。应研究使用更有效的方法、更简便实用的礼仪程序、更得当得力的人选（比如族长或村长），把新的思想理念变为实践效果。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倍加重视引进和落实新的高屋建瓴的思想理念，推进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习大大提出了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其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都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应该大力吸收。因之，重要的事情是，既要从物质形态上，更要在思想形态上来修建祠堂。进而强化人民的信仰教育，洗新民族精神，从根本上确立民族自信。如此，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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