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王氏名乡望族---南安金坑(原创九)

2018-07-06 07:26:29来源：世界王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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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史海勾沉

●王审邽、王延彬父子治泉功绩 王审邽（858—904年），字次都，河南光州固始人。是秦名将王翦的后代，琅琊王氏士族。公元885年扶母与兄王潮、弟王审知率义军入闽后，唐·乾宁元年（894年）权泉州刺史，三年（896年）实授，天祐元年（904年）二月卒于任，政绩显著。累封工、兵、户三部尚书授威武军节度副使，晋开国侯，卒谥武肃王。王审邽生四子：王延彬、王延桢、王延美、王延武。王审邽墓位于泉州市区东郊凤山之麓，又名“皇绩山”，系泉州市人民政府文物保护单位。
王延彬（886-930），字表文，系“开闽三王”（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中武肃王王审邽长子，唐光启二年(886年)生于泉州。王审邽主政泉州时，王延彬即协助其父处理政务。天祐元年(904年)王审邽逝世，闽王王审知命王延彬代理泉州刺史，第三年实授，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加金紫光禄大夫，转右仆射，封琅琊郡开国男，不久转司空，加云麾将军。乾化二年(912年)授特进阶加检校太保，进封开国伯。乾化五年诏加检校太傅开国侯。长兴元年（930年）王延彬逝世，葬南安县霞美云台山。
唐末至五代，国家处于政治分裂、军阀割据大动荡时期。王氏三兄弟在割据格局的缝隙中打造出“闽国”(福建)一片和平安定的乐土，史称“开闽三王”。唐末，三王参加王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光启元年（885年）随军渡江南下。入闽后，王审邽协助兄王潮治理泉州七年，任泉州刺史达12年。王审邽治泉期间，“居郡十二载，勤劬为牧，俭约爱民，童蒙诱掖，学校兴举，制度维新，足食足兵”;“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兴义学，创子城，罢役宽征，保境息民，泉人德之”。王审邽勤政爱民，自奉俭朴，轻徭薄赋，重视农桑，疏江治港，招引外商，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经济。流民回籍者，借给牛犁，以供耕耘；为修庐舍，让其安居。又革新制度，兴办义学；奖励生产，不失农时，年年丰收，足食足兵，社会安定。设招贤院，广纳名儒硕士，发展文教事业,政绩显著。
王审邽去世后，其子王延彬两度出任泉州刺史，前后长达20年，为王氏治泉中时间最久的。他尽心尽力执行父辈的治政方略，励精图治，礼贤下士，崇佛兴寺，发展生产，奖励通商，发展海上贸易，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的崛起作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其留下的胜迹和影响，在泉州海丝文化遗产中留下一笔浓墨重彩。

王审邽、王延彬父子主政泉州期间主要政绩如下：

一、建招贤院，广纳八方人才。
连年战争使唐王朝一步步走向崩溃瓦解，为招揽礼待入闽避乱的唐故公卿文士，唐天复四年王延彬弱冠时，王审邽命其协助黄滔于泉州西郊南安县唐安乡修文里建招贤院，接纳一大批中原流亡人士。
泉州招贤院位于今泉州市鲤城北峰之招贤村。当时，中原战乱频仍，闽国偏处一隅，在三王的治理下，经济日渐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大批中原士族和文化名人为避乱而相继入闽来泉。为了招纳四方流寓泉州之名贤，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王审邽任泉州刺史后，即“遣延彬作招贤院礼之，振赋以财。如唐右省常侍李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韩偓、中书舍人王涤、右补阙崔道融、大司农王标、吏部郎中夏侯淑、司勋员外郎王拯、刑部员外郎杨戬等，皆束负免祸”。先后出入招贤院者有黄滔、徐寅、杨承休、翁承赞、归德懿、杨赞图、王倜等。招贤院设立后，泉州一时文人荟萃，蔚为海滨邹鲁。
招贤院地依大小二潘山，南临黄龙溪，一条古大道从北面穿过。院内筑有馆舍、亭轩、水榭等，与周围苍松翠竹相映成趣。王延彬主政泉州后，逐步完善招贤院规制，使其规模与条件不断得到提升。衣食住行无忧的文人名士在此处探讨学问，切磋文章，不少人在这里创作了大量佳篇。据不完全统计，仅诗歌一项作品即流传下来340余首。招贤院后废，现仅存村名“招贤村”及村头一口古井，村民称之为“招贤井”。至今在附近村中的现代建筑物中，仍可依稀寻见部分与招贤院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
招贤院担当着唐末宋初泉州理政的智囊团、书院重任，招徕了大批的文化名家，哺育闽中学子，它的垂范使泉州宋时书院渐渐兴起，自此闽中人士科举折桂不断。协助王延彬建招贤院的黄滔为兴化人，后来当威武军节度使推官，更被誉为“八闽文章初祖”。泉州与兴化分治后，晋江、莆田作为他们的首邑都以千名进士而入列全国文化名县。有些泉州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招贤院是闽南文化的根。

二、垦荒修堰，重视农业发展。
“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谓安莫安于闽越”。中原藩镇割据战乱不息的格局愈演愈烈，而中原士民闻三王德政纷纷入闽的序幕才刚刚开启。“王氏入闽，淮民随之”。三王入闽后寓兵于民，与百姓一起开荒种粮，抵制暴政，抗击匪乱，“化战壘为良畴，谕编氓于仁义”，泉州自此安定下来。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倡修水利，鼓励垦荒，流民还者假以牛犁，完其庐舍，终使五谷丰登，政通人和，民心安定，人口骤增。尤其大量随三王入闽的中原移民，也带来了各自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文化，融入当地而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从王氏入闽至北宋初年，泉州辖县就增设了德化、同安（今厦门）、桃林（永春）、清溪（安溪）。
王审邽“为人喜儒术，通《春秋》，善吏治。”他主政泉州12年，始终将儒家的仁政思想作为其施政取向。上任之后，他便把关注民生作为头等大事加以认真对待。他继续奉行大哥王潮治泉期间实行的“招怀离散”政策，遣人将背井离乡的泉州籍流民陆续召拢回乡，凡从外地返泉者均借给其耕牛及犁耙等农具，帮助和鼓励其到小溪场（今安溪县）、归德场（今德化县）等山区开垦梯田，重事农桑，发展经济。对房屋损坏不能栖身者，还协助他们修筑住宅，使之安居乐业。这些政策举措，体现了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泉州的农业生产，使这些原来荒芜的山区“一年襁负至，二年田莱辟，三年民用足”。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既保证了官需民用，又增加了地方的财税收入。
王延彬自幼耳濡目染父辈们礼贤下士、勤政爱民的风范，秉承父辈先前既定的政策，兴文重教，政通人和；并能省刑惜费，轻徭薄赋，鼓励农耕，着力发展农业生产，五谷岁岁丰登，百姓称道。位于晋江上源支流西溪流域的小溪场（即今泉州市安溪县），其“土之所者宜桑麻谷粟，民乐耕蚕”。位于木兰溪流域下游的莆田县也适宜发展桑麻。在王延彬的鼓励下，这些地方的桑麻种植一时呈兴盛之状。桑麻业的繁荣促进了布帛纺织手工业的恢复和成长。其中，尤以锦、绢、纱、绸之类的匹帛，成为泉州上贡与外销的一大优势产品。
泉州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种茶业的兴盛。王延彬执政期间，在泉州新建寺院20余座，使僧人数量大增。僧人坐禅、讲经、论道与饮茶提神并重，加之中原动乱，来泉州的文人一时络绎不绝，致使饮茶人数日趋增多，泉州茶文化随即形成。饮茶之风的兴盛又推动了陶瓷茶具生产的发展，其时泉州以制造青瓷为主。当时的泉州古窑址，迄今已发现数十处。王延彬为促进瓷器外销，曾派其部属李文兴前往安海湾北岸建瓷窑，所制成品，即就近装船外销。
产于越南占城的占城稻，一般认为是五代时期由海上贸易传至福建的。所以宋初江淮大旱、大中年间才能“遣使至福建取种三万斛至江淮，并教其种法”。占城稻的推广对宋代农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大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口上亿的国家。福建因而声名在外，大批中原人口纷纷入闽，人趋于利，物畅其流，宋元丰时福州、泉州入列全国八大望州。原产于印度的吉贝（棉花）也是唐末宋初引种至泉州的。

三、重视商贸，人称“招宝侍郎”。
王延彬尤其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忠实执行叔父王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尽去繁苛，纵其交易”的政策，在其任内“岁屡丰登，复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藉之为利，号‘招宝侍郎’”。不仅农业生产屡屡获得好收成，且因派发了许多船舶到海外贸易，一来解决了财政开支的问题，二来又让民众从中获利，因此赢得了如此充满爱戴和感恩之情的美称。更加让人惊叹的是，主政期间所派发的众多贸易船，居然无一失坠，均平安往返。说明此时泉州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已经有很大进步且臻于成熟，这无疑“泉州时代”到来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传说泉州聚宝街一带自五代始就已成货场。“异货禁物堆积如山”，“市井十洲人”。
约在天祐初年，为加强对海洋贸易的管理和保护，王延彬还在其衙门内设置了海路都指挥使和榷利苑使两个专任官吏。海路都指挥使主管保护海上航道的安全事宜，榷利苑使则负责主持海上贸易业的运作。为保境安民，王延彬曾多次修筑城墙。据《福建通志》载：“唐天祐间，权知军州事王延彬拓西城（延彬妹为西禅寺尼，故拓城包焉) 。……子城外濠环绕子城，广深丈许，城内有支沟配八卦方位，旧名‘八卦沟’。罗城外濠广六丈……二面通流潆回如带，独东北阻山……地高仰不通潮。”
唐末，由于藩镇割据，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停滞，海上交往也变为各个割据势力对外的单独贸易。因为有闽王政权的重视，有以舟当车善于航海的专业技术队伍，有海舟以“福船为最”的造船技术，使泉州、福州的海外交往迅速崛起。据《西山杂记》记载，名商林仁翰曾与王延彬请求闽王（王审知）在泉州增设榷货务的事。他后来寓居福州，闽王王延羲终被其说动。如此，则泉州在公元943年左右即已设立类似于后来市舶司的榷货务。
五代闽国是泉州海外交往的重要转折，它对泉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和关联性。机会难得，由于战乱，原来需要到广州、扬州报备的海外贸易，变化成可单独确定的贸易，闽王家族的出色表现使泉州成为一个可以与广州，福州匹敌的港埠，并在宋初引起朝廷的紧张和关注，终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设立主管海交的市舶司，泉州自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端起点。

四、修建寺院，促进佛教发展。
王审邽笃信释老之教，崇信为善纳福因果，在经济发展同时，舍财修建大量寺院著名的有如城西隅清果院，供租谷二十余石；金地院，在晋江兴贤里（今紫帽乡），有寺产田地六百余亩。乾宁四年（897年）十一月，王审邽重建开元寺，佛殿、钟楼、经楼落成。开元寺大殿正中供奉的是御赐佛像毗卢遮那佛，汉译大日如来，是佛教密宗的最高神抵。其两旁是王审邽修大殿时增塑的四尊大佛，依次为东方香积世界阿閦佛，南方欢喜世界是宝生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合称五方佛，也叫五智如来。还大力修建道路、桥梁，便利行旅，颂声载道。
王延彬亦崇信佛教，好谈佛理，礼敬僧人，尊泉州开元寺僧弘则为师。先后延请叔端、袭礼、文展、文超、省权、挺赞、道昭有等高僧来开元寺弘法传经。他舍田施财，大兴土木，在青阳山建法云寺，在州城北山建福先招庆寺，在城南建教忠寺，在南安县为高丽僧人元衲建福清寺（今属鲤城区北峰镇），在他妻子徐氏葬地凤凰山建凤凰寺，在开元寺四周建造20余处精舍寺院，迎纳名僧驻锡。他的妹妹出家西禅寺当尼姑，他特地扩建泉州罗城的西北部分，把西禅寺围在城内。他对每座寺院都拨给上好寺田供养僧尼，仅招庆、招福2寺就置田租10万余担。
据《南安金坑王氏族谱》记载，王延彬建招庆寺，置晋江下生院庄、惠安稳居庄、安溪便隔庄，田地年收租万余石入于本寺以赡僧众祈保禄俭。招福、招庆院或称奉先招庆院在清源山梅岩，相传王延彬曾为地广置田产，这些田产后来尽归承天寺，成就了承天寺泉南佛国的美誉。

五、会文聚友，兴建云台别馆。
王延彬自幼博览群书，多才多艺，能诗能赋，好谈佛理，又善歌舞。治泉时风调雨顺，岁屡丰登，官民富足，王延彬便于南安县云台山下建凤凰院，作为会文聚友、歌舞宴乐的地方。他时常与招贤院的文士游赏行乐，饮宴赋诗。他选用的乐伎都是北方人，北方的歌舞因此传来泉州。当时，泉州一派歌舞升平景象，“文物为十国之冠”。王延彬诗作《春日寓感》：“两衙前后讼堂清，软锦披袍拥鼻行。雨后绿苔侵履迹，春深红杏锁莺声。因携久酝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笋羹。也解为诗也为政，侬家何似谢宣城。”可见其公余惬意天地之一斑，以南齐诗人谢朓自比，“为诗也为政”，何等悠闲自在！此诗后来被收入《全唐诗》（卷七六三）。
根据史料记载，王延彬曾在云台山筑“别墅”，周围“广辟活壤，一望无际，置十里梅村”，建“万梅亭”，“围山筑塘，引泉为池”，时邀招贤馆中寓贤和泉郡名士来此赋诗酣饮。王延彬死后，妻子在其墓边筑云台寺守候，死后也葬于云台山。在云台山山坡，至今仍留下众多遗址和石构件，时而可见的夯土墙，直径约1米的别墅柱础，长1米多的旗杆石，保存完好的窑洞及取土烧制所需瓦片、陶瓷等遗物。
王延彬治泉期间所建招贤院、云台寺、云台别馆等均已荒废，但尚有部分寺庙仍存。其子孙数十万人、宗祠百余家，宗族兴旺，瓜瓞远绵，遍布海内外。每年祭祀气氛热烈、盛况空前，它承载的是王氏合族裔孙尊祖敬宗的孝心，延续的是泉州百姓对三王开发闽疆的敬意，蕴含的是开闽文化的魂灵。
王审邽、王延彬父子均卒于治泉职中。王审邽从886年三王攻占泉州后直至904年(47岁)去世，把人生最宝贵的20年留给泉州；而王延彬则生于泉州又卒于泉州，把一生都奉献给泉州。王审邽、王延彬父子共主政泉州三十多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这个时期，系三王入闽后王氏家族入主泉州数十年主要组成部分，是王氏治泉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辉煌时期，他们以及后来的留从效治泉，为兴盛于宋、元的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体现了泉州“海丝文化”开放包含、创新发展的重要内涵，成就了五代时期泉州的荣耀。回顾和探索王审邽、王延彬父子主政泉州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实，对于实现当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继续弘扬和发展泉州“海丝文化”，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摘自《第二届闽台王氏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作者：王国钧）

●菲律宾民族英雄罗曼·王彬
如果你是泉州人，那么在菲律宾，在马尼拉，只要你踏进王彬街，你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泉州南门兜；如果你是晋江人，你就更有一种置身于晋江“五店市”（青阳）的感觉。你看，从街前到街后，从街头到街尾，满目是闽南风格的建筑，满街的店铺，悬挂的都是汉字或是中英两种文字写成的商号，店铺卖的差不多尽是唐山货：茶叶陶瓷药材文具日用杂货……应有尽有，酒家里做有中国菜，小吃店里卖有地瓜粥、豆豉酱，你能说这里是异国他乡吗？还有人们见面时相互一句传统的温馨的闽南话：“你吃了吗？”使你听着就如同站在故乡家门口，而在街道与街尾，各矗立着一座雄伟的隘门。隘门上画凤雕龙，古香古色，其上各书着“中菲友谊门”与“亲善门”的镏金大字，置身于这条街上，你便会感受到中菲两国人民那种水乳交融的兄弟情谊。
“王彬街”是马尼拉的老城区，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是菲律宾的一处“华人区”。一个异邦的社区为什么号了一个“中国味”的街名？在这条街与罗沙榴街的交汇处，便屹立着那位其名被命为这条街名的罗曼·王彬的褐色的铜像。如今这位身着描笼大家乐土服（菲律宾民族服装），血管里同时奔流着中菲两个民族的热血，曾为菲律宾的独立解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正站在高高的像座上，无限欣慰地注视着熙熙攘攘穿行于这个社区里的亲密无间的菲人华人。
泉州南门外的清濛村，是闽南一代远近闻名的侨乡。这个村的乡亲出洋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那时候，由于天灾地祸，由于兵荒匪患，由于贫穷瘟疫，这个村便有一伙接一伙、一代接一代的村民们离乡背井泪别亲人，去了遥远的南洋寻找活路。18世纪初叶，罗曼·王彬的祖父王奕彬就是从晋江清濛村去了菲律宾谋生的。青年王奕彬到了菲律宾以后，便在马尼拉定居经商，做起蜡烛生意。在漫长的岁月里，曾有无数的晋江人穿过重重大海，投奔遥远的南洋，在那里落地生根，辛苦劳作，繁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山中国之于晋江番客是生母是摇篮血迹，而菲律宾之于晋江番客则应是养母奶娘了。王奕彬在马尼拉落下脚来，打拼了几年之后，生活终于稳定了下来。其时，一个善良的菲律宾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了他的妻子，并很快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身上同时有着中菲两种血统的男孩，按照唐山的传统，他取名叫王西门，按菲律宾的习惯，他又被取名为西门·王彬。这个西门·王彬便是名垂青史的罗曼·王彬的父亲了。西门·王彬成年之后，娶了华裔姑娘陈水仙（菲名Tan Ben Siang）为妻，陈水仙先后生了5个儿子。罗曼·王彬作为她的次子生于１８４７年２月２８日。因此，如果以数字方式来计算，罗曼·王彬应当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国人，百分之二十五的菲律宾人，这两个数字加起来，便是一个百分百让中菲两国人民都引为骄傲的罗曼·王彬。所以，罗曼·王彬是中菲两个民族母亲共同哺养起来的优秀儿子，是中菲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牢不可破的情谊的象征。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罗曼·王彬就在祖父王奕彬与父亲西门·王彬那里帮手料理商务。由于他的聪明勤奋，很快的就学到了一套经营方法。１８８２年，罗曼·王彬３５岁，这一年，他独立门户在马尼拉洲仔岸街斥资创建了“Ｅ·Ｌ·８２商店”，经营铁器、木匠用具、文化用品等。在他的商店里，他明码标价，货真价实，店铺里写着“铁价不二”的醒目大字。由于他的经营之道是顾客至上、恪守信誉、薄利多销，因而，“Ｅ·Ｌ·８２商店”常常顾客盈门，由此获得不少利益。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１８９８年，一场大火吞噬了洲仔岸街，罗曼·王彬的那座已具相当规模的“Ｅ·Ｌ·８２商店”也毁于一旦。其时，罗曼·王彬已踏过了50岁的门槛，在这个令人尴尬的年龄里遭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然而罗曼·王彬之所以是罗曼·王彬，那便是因为他身上继承了中菲两个民族共有的那种百折不挠的性格。他告别了一片废墟的洲仔岸街，在柯仑街又挂上了“Ｅ·Ｌ·８２商店”的招牌，在这条街上经营了13年，直到１９１１年后才迁至范仑那街。从此，便在这条街上长期挂起了“Ｅ·Ｌ·８２商店”的招牌。
作为商人，罗曼·王彬绝非奸商小人，他讲究商德，为人忠厚。因而，不管是在华人中或菲人中都有很高的声誉，由此，他在１８８３年被委为马尼拉岷仑洛区副区长，任期两年。
那时候，菲律宾尚未独立，来自欧罗巴的西班牙殖民者正残酷地压迫和剥削着菲律宾人民，而长期以来，菲律宾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殖民者的反抗。与菲律宾人民亲如手足的华人华裔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将菲律宾独立解放事业视为是自己的事业。罗曼·王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从19世纪后半叶起，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其时，许多革命知识分子如伦那兄弟、义礼洛、巴特洛示、林合、沙拉吴沙、费艺罗亚、传勿礼治等，时常向罗曼·王彬宣传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已融入菲律宾社会的罗曼·王彬，对于菲律宾的深重灾难深表同情，对于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的宣传，表示极大的理解和支持。他将自己的商店作为革命党人长期活动场所，更以大量的资金和物资赞助革命党人，在多年的菲律宾抗击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中，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后，当菲律宾又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他仍一如既往地参与菲律宾人民的反美独立斗争。他曾因此多次被殖民统治当局逮捕，投入牢狱。然而，在狱中，他不屈不挠；出狱后，他无怨无悔，始终不渝为菲律宾的独立解放而斗争。在菲律宾抗击西班牙与美国殖民者的斗争史上，罗曼·王彬留下了光辉的史迹，他是一位菲律宾民族独立解放的坚强斗士。
罗曼·王彬在作为一名爱国的革命者与企业家的同时，又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慈善家。进入中年后，他已是马尼拉著名的巨富，然而他自奉清苦，生活朴素，他甚至不穿西装革履，只穿地方土服。但对社会，尤其对扶贫救危等社会慈善事业，他急公好义，乐善好施，倾囊相助，从不推诿，从不吝惜，因此深得菲律宾人民和菲华社会的拥戴，并被公推为菲律宾军人及战争难民救济协会会长。他积极参与菲律宾保护幼童协会的工作。菲律宾建立总商会时，他是创始人之一，并被选为总会长。菲律宾建立工会后，他被聘为首任司库（财政）。菲律宾著名作家卫洛慕（Vilanor）对罗曼·王彬作出崇高的评价：“他热爱祖国（菲律宾——本文作者注），贡献大量金钱，支持两次革命（反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者——本文作者注），和平恢复时，他仍以同样的努力，对于每一爱国工作，均给予宝贵的精神及物质支持。”
这样的一位优秀人物，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还会作出许多有益于中菲两国人民的好事。然而，他只活到了６５岁。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因积劳成疾，罗曼·王彬不幸逝世了。
古往今来，一个曾为民族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毕竟不会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不管他活着或死去。在罗曼·王彬去世3年之后，１９１５年，马尼拉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沙其里司街（SAcritia）易名为“王彬街”，以纪念罗曼·王彬这位中菲两国人民共同哺育的优秀儿子。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１９７３年，菲律宾国家观光部、马尼拉市政府及菲华商联总会共同协议，在王彬街一带建设华人区，并在此树立罗曼·王彬铜像。１９７４年８月，王彬街上的罗曼·王彬纪念碑破土动工；１９７５年２月，罗曼·王彬纪念碑建成，深褐色的罗曼·王彬铜像屹立其上。同时建成的还有王彬街上的亲善门和中菲友谊门。２月１０日，菲律宾国家观光部长亚斯比拉夫人主持了揭幕典礼，当日，马尼拉市市长墨牙省夫妇、菲华商联总会、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王彬家族后裔及菲中各界人士数以万计参加了这一盛典。
如今，罗曼·王彬生活过的19世纪、20世纪都已过去，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历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英勇的菲律宾人民与当地华侨华裔前仆后继的长期斗争，菲律宾终于从殖民者的统治下解放独立了。罗曼·王彬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但他可以含笑九泉之下了——因为他曾经为这个神圣的目标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１９７５年５月１７日，中断了多年的中菲两国邦交又恢复了，这更可告慰于冥冥中的罗曼·王彬。“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中菲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树——我深信它是浇灌着这两个民族共同的鲜血生长起来的，它必然不惧历史的风霜雨雪而永葆青春；我深信，不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数十万已融入菲律宾的晋江人，在挚爱自己的生身母亲唐山故国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同时，也将以同样的浓烈深情热爱自己的奶娘养母——菲律宾！——正如罗曼·王彬。
(摘自《晋江市政协网》文史资料，作者：曾昆洛)

●金坑地区革命斗争片段
金坑地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胜利乡（含紫星、霞茂、西庄、内㝋、田址等）。金坑地区的革命斗争先后在中共厦门市委（后为中心市委）、中共晋南特支（后为晋南县委）、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和中共晋南同县工委的领导下进行，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金坑人民走过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坚持英勇顽强的革命斗争，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卓越贡献，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下洋村、和铺村、紫星村被上级政府评为“革命老区基点村”。
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共中央提出“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8年秋。朱德同志率领中央红军进入永春，我党发动了“惠安暴动”，建立安、南、永、德革命根据地，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在全国著名侨乡，闽南政治文化中心——泉州点燃革命烈火，配合全省各地的斗争，是地下党的中心任务。金坑地处晋南交汇处，属丘陵地带，人烟稠密，西北靠紫帽山、乌石山、梅花岭，东南与晋江、官桥连接，是开展革命斗争的理想地方。 1931年，中共泉州特别支部书记粘文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金坑开山小学任教，在金坑石蛇四房祖厝王台起家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粘文华在金坑地区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宣传革命道理，传播革命火种，发展了一批地下革命力量，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他们是：石蛇王台起、五塔岩吴阔姑、虎头岭王西姑、王振目、许秀丝、大夫第张啊土、白堀后王鼎秧、下茂吴其仁等人。当时石蛇村的洪碧玉也是一个积极的地下革命工作者，主抓梅岭区妇女工作。中共晋南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彭德清也经常到官桥、金坑一带指导革命工作。地下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反捐税、配合官桥梅岭游击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散发张贴革命传单，破坏敌人交通及通信联络。
1933年秋，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派唐言福和李德在内㝋、田址主持召开中共晋南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晋南县委。会议期间，金坑地下党有力地配合梅岭区党组织做好安全保卫、后勤及通讯联络等工作，从而确保会议安全进行，圆满结束。
1934年5月，泉州特支并入晋南县委，产生新的领导班子，使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广大边界地区连成一片，更加有力地推动了晋南游击斗争的发展，形成了以梅花岭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1934年，是中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艰苦的日子，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开始长征。福建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共晋南县委组建晋南游击队，队长尤大斧，晋南游击队主动武装出击，破坏敌人运输及通信线路，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地霸、土豪劣绅等反动分子，袭击国民党征粮队，解救因抗粮被捕的群众，大振革命声威。晋南游击队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和仇恨，组织了二、三百人分两次围剿游击队驻地岭兜乡，游击队损失惨重，大队长尤大斧光荣牺牲。1935年10月由张尚守继任大队长，和晋南县委张德怡带领游击队转移到金坑地区活动，金坑地下党发动革命群众，迎接游击队，为游击队提供食宿、救助伤病员、传递情报。1936年，经过休生养息的晋南游击队转战顶南安及安溪一带，由于受到当地反动民团重兵包围袭击，张尚守在战斗中牺牲，大部分队员被捕或牺牲，幸存者都分散转入隐蔽斗争，革命处于低潮。
(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逼使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又起着重大的历史作用。
1938年5月，厦门、金门沦陷，日寇飞机、军舰不断入侵东南沿海集镇，进行狂轰滥炸，形势险恶，泉州成了抗日前线。发动群众、掌握武装、夺取领导权，是党组织在抗日战争中的紧迫任务，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李刚等领导经常到官桥、梅岭、金坑、树兜、浮桥、紫帽一带，召集地下党骨干力量，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其时，国民党当局也感到厦门沦陷、闽南危急，应发动民众建立地方武装，以备将来辅助正规军作战。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想法一致，为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10月，由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发起通过晋江树兜乡联保主任蒋报捷，南安深坑联保主任王鼎倡等人出面邀请了晋江、南安22个乡的联保主任、及抗日爱国人士代表28人，在南安金坑后林墟联保主任办公室举行联席会议，共商抗日大计。会议由李刚主持，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晋江分会慰劳股干事共产党员辜文钊和刚从南洋回国的原中共晋南特支书记粘文华参加会议。会议就晋南沿海处于战争的局势，如何发动群众参加抗日一事经过商讨。一致认为，厦、金沦陷，泉州危急，务必立即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保家卫国，随时准备抵御日寇入侵。决定成立“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以乡联保单位成立大队，下设中队、小队，男青年组织战斗队，立即进行军事训练，老年人组织后备队，妇女组织救护队。会议决定蒋坤灿为游击司令，下辖组建在泉州新门外的第一团，由蒋以起任团长，一担日军入侵，即以金坑、岭兜一带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成立政治部和文宣队，推选粘文华为政治部主任，并决定成立后勤部，蒋报捷为后勤部总指挥，负责筹粮、筹款、购置枪支弹药，设粮库在金坑六角亭顶新厝王仙游大厝内，陈正宗负责财务工作。会议通过《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章程》，发表了《抗日救国保乡宣言》。会后，在金坑、梅花岭、官桥、树兜、紫帽一带，很快组织了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到二千多人枪，极大地推动了泉州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金坑地区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可谓全民皆兵，学校成立抗日宣传队，奔赴各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演出抗日歌剧，散发抗日传单，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掀起了群众性抗日救国热潮。凡18岁——45岁男性公民都参加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投入战斗。1940年夏，日寇侵入永宁深沪湾，采用“三光政策”，制造“永宁惨案”，在此危急形势下，金坑人民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不分男女老少，全民出动，参与毁公路、拆桥梁，挖战壕，筑工事等工作，筹粮筹款支援前线，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充分显示了金坑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及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各地党组织响应上级恢复、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爱国游击战争的口号。时任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和晋南同边区工委书记朱义斌经常到官桥地区指挥革命斗争，派傅维葵、张尚楚、张克昌负责官桥地区的工作，恢复岭兜、榕桥、金坑、三吴等地党组织及老党员王振亩、吴声良等人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大批新生革命力量。当时金坑涌现了一批地下革命工作者：下洋村的王振亩、王家辉父子二人都是晋南同游击队队员，他们跟随游击队转战各地，为人民立下不少战功。1950年春节回家乡办事，被国民党白云纵队特务围攻，父子双双遇害，后被评为革命烈士，其英雄事迹曾于1959年在福州举办的“福建省建国十周年公安英雄事迹展览会”作过专刊展览。石蛇村的王成来，1946年开始参加地下革命斗争，是胜利乡武工队员，曾参加傅维葵、朱义斌领导的攻打国民党政府苏安粮仓的战斗，参加在前埔阻击泉州国民党军队进犯梅花岭根据地的战斗，还参加了1949年8月24日官桥阻击战。被反动当局多次追捕，扬言要抓他去活埋。他1949年刚解放即担任松溪村（今下洋行政村）村长，1950年担任下洋乡（后为下洋公社）农会主席，1951年担任下洋乡乡长，参加土改、镇反、剿匪运动，受到上级多次嘉奖。六角亭村的王台兵，利用牛贩身份及牛灶平台，为地下党筹集经费，为革命作出很大贡献。东星旧圩村王金膜，以开理发店为掩护，把理发店作为地下党联络点，接待来往同志。和铺村的王鼎贞，为内㝋山虎祠堂（红军洞）的游击队送粮送物，提供情报。席里村的王锦著冒着生命危险，勇闯匪巢，擒拿白云纵队匪首，为革命立下战功，被评为“剿匪模范”。席里村“白皮红心”的保长王台连，利用保长身份，暗中积极参加地下革命工作。席里村的王天津，自1946年起就积极投身地下革命斗争。还有下洋村的王振仇、吴旺，龙头桥的洪南......等等，他们在当时都积极参加地下革命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金坑地下党组织遵循上级关于“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税，开展求生存斗争，分头筹粮、搞枪、支持梅岭区、胜利乡组建游击队、武工队，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晋、南、同游击大队及区、乡武工队，镇压了反动恶霸王压等一批反动分子，狠刹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积极配合上级做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分化瓦解工作，1949年8月，经过金坑地下党组织的努力工作，在我党统一战线感召下，伪南安县参议员兼胜利乡乡长王鼎倡反正投诚，让我党和平接受伪乡公所，金坑宣告解放。
金坑地区的革命先辈们，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无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有的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他们大都辞世而去，有部分人在临终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农民。但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他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不屈不饶的革命斗志，将永远激励着金坑年轻一代，努力奋斗拼搏，创建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王明钦搜集整理）

●后林圩的变迁
金坑东星村第一村民小组所在地村落名叫“后林”，也叫“旧圩”。因为“旧圩”和“牛圩”闽南话读音相似，所以也有人把“旧圩”说成“牛圩”，其实是错误的。
后林就是旧圩，旧圩也就是后林，它们指的是同一个村落。为什么同一个村落有两个名字，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呢？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早在清朝时期，后林（当时还不叫这个地名）王氏的开基祖钟崇公事业有成之后就开始寻找土地，建造祖厝（俗称大厝）。因当时“大厝”后面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所以人们把该村落叫做“后林”。后林地处晋南交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加上金坑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后林便逐渐形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农贸市场，俗称“后林圩”。市场中货物齐全，门类较多。什么布店、药店、诊所、粿炊店、干味店、棺材店、客店……甚至连妓院都有。繁荣兴旺的后林圩闻名遐迩，吸引着晋南两县，五湖四海的客商前来经商贸易。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演变，后林圩的各种店铺和生意逐渐转移到邻村的六角亭和后林埔。后林圩的生意日渐萧条，直至全部消失。到解放以后，整个后林圩的生意完全被六角亭新市场所代替。这样，新的圩场在六角亭诞生了，而后林则被称为“旧圩”。在今天后林（旧圩）的土地庙旁边还立着一方《本圩公约章程》的石碑。碑上镌刻着有关维护市场秩序，买卖公平，禁止短斤少两、欺行霸市的条文。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现碑上文字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但它有力地证明，金坑最早最大的农贸市场就是后林圩。
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窄，六角亭市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六角亭的农贸市场及政府经营的供销合作社又陆续迁往交通方便、空间广阔的下洋埔。但不论是本金坑的客商，或者是外地的客商要来下洋埔购物或从事其他活动，仍然习惯地说“去后林”，就是本后林人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后，六角亭又在该村公路两边建立一个农贸市场，于原来的下洋埔市场连成一体，成为上下市场。人们仍然把它们叫做“后林”。就连南安至官桥的“8”路客运班车也把下洋埔和六角亭市场叫做“后林”。可见后林圩的名气有多大，影响有多广！
原来的后林圩，真正的后林圩早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破旧残存的店铺门面和笔画苍劲的“泰兴药室”商号仿佛还在诉说着“后林圩”当年的辉煌和繁荣。
(作者：王志文）

●龙泉市的兴衰
东星村于前埔村交接（晋南交接）处有座小山叫“家山”。山顶上现存一个古寨遗址叫“家山寨”。相传此寨是宋代杨家将在此安营扎寨。家山的北面属东星地域，东星人称之为“黑干（黑色酒瓶）山”。山坡下埋藏着不计其数的黑色酒瓶。记得1970年邱前公路重修时，将这些酒瓶挖出来作为铺路基的石子。
在黑干山周边的地域，东星人称之为龙泉格。相传在宋代时期，这里有口井叫龙泉井。泉水清冽甘甜，用这口井里的水酿出来的酒甘醇可口。名声一出，于是四面八方的酿酒人都纷纷赶来，从事酿酒生意，逐渐形成一个以酒为业的市场。
龙泉格向西方向100米就是松溪（现名“下洋溪”），宋代时期可供帆船行驶，船从泉州溜石湾逆流而上，经七里连江、坝头溪、梅溪，然后到松溪，至霞美镇的沃柄，沃柄原名叫沃企（闽南语，意思是难上）。这条水运路线也是海丝的起点。松溪的西边是前埔村沟边自然村，现存一个古窑址叫金交椅宋代古窑址。它被泉州市确认为海丝文化的遗址。松溪的东边是下洋村龙洋自然村。这次龙洋村建厝挖地基时挖到古窑址，申报南安市，来勘察确认为宋代古窑址，由于资金缺乏，无法加予保护，只得放弃。龙泉酒盛酒瓶就是从这里的龙窑烧制提供的。龙桥村西边的溪边岸上发现有巨大的石板，板上钉大铁钉。这就龙泉酒装船的码头。龙泉酒就是从这里装船运到各地销售。
相传龙泉酒的酿造，有一位手艺高超的师傅叫陈雨。经他酿的龙泉酒该为珍品，因此价格最高。从此陈雨财源广进，生意越做越大。陈雨深知单有钱不行，因此特顾名师来教其子陈连财。陈连财从小聪慧，学业有成，连中三元。当时，若村中有人中状元，该村就改为市。因为陈连财中状元，所以就将龙泉格改为龙泉市。
龙泉市的陈雨，丁、财、贵三项齐全，名声大振。但好景不长，由于妒忌，有几个人联名上告官府，诬告他不但造假酒，而且偷漏税。官府将陈雨抓进监狱。陈雨之妻感到十分冤枉，雇人写申诉书，但因状文一字之差，“无”字写作“有”字。不打自招，结果罪名成立，定罪入狱。陈雨之妻多次到官府伸冤无果。陈雨之妻感到冤屈，白布染成黑布，于是她拿起酿酒用的黑掛，手拿木棍，爬上家山顶的一块大石上，面向苍天，一边敲打黑掛，一边哭诉冤枉。突然，乌云翻滚，雷声大作。“轰隆”一响，将此大石劈为两半。后来，龙泉市的人就叫此石为“哭杯石”。
陈连财得知此事，立即赶回家，准备申诉，但到半路就被强盗抢劫。头被强盗砍下，丢到别处。状元的随从落荒而逃，回家禀报其妻。家人及亲堂将陈连财的尸体运回，但欠头壳。由于陈雨的家底厚实，叫人打造一个金头壳。族人将其厚葬。
由于陈雨被禁监狱，头手师傅的手艺失传。龙泉酒的质量下降，产品积压。龙泉酒逐渐退出市场。过了一段时间，龙泉市因患瘟疫，死人无数。活的人赶紧搬出别处。龙泉市便成一个荒芜人烟的空市。
（作者：王国轩）

●金坑基督教
大约在一百二十年前的清朝末期，基督教开始传入我们的家乡金坑。让当时一些因遭受苦难，四处求神拜佛，却仍然走投无路的乡亲看到了曙光，找到了希望。于是金坑许多村落开始有人陆续抛弃世俗观念，接受耶稣做救主，成为基督徒。
据说，信徒们最初的聚会点设在后林圩的一家店铺里。后来金坑的基督徒又相继前往前店礼拜堂、官桥礼拜堂或磁灶礼拜堂参加聚会，聆听福音。为了赶时间，不耽误听道，信徒们必须起大早，三、四点起床吃饭，再携带干粮步行到上述礼拜堂参加聚会，其中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民国时期，随着金坑基督徒人数的不断增加，信徒们迫切需要在本金坑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聚会点，以满足大家就近聚会的要求，除去信徒们奔波劳顿之苦。经过商议，由和铺村王鼎钞先生、王鼎俊先生、王鼎坝先生以及下洋村的王彼得先生等共同负责，在席里小集市购买三间店面以及若干附加建筑，又经过几次翻修和整顿，成为金坑基督教会信徒们永久性的聚会点。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
一九五八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屡次开展政治运动。特别是在“破旧立新，反对封建迷信”思潮的影响下，宗教场所或遭受破坏，或改为他用，信徒也停止宗教活动。宗教人士有的被遣散，有的被关押，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金坑教会席里聚会点被当时的官桥公社相继改为碾米厂、榨油厂和制糖厂。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重新落实宗教政策，允许宗教信徒开展合法的宗教活动。和铺村王金聘先生、王振玉先生为了讨回被占用的席里聚会点，自费数十次到南安及泉州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申诉，强烈要求归还原属金坑教会的聚会场地，以便让金坑的基督徒重新开展宗教活动。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南安县人民政府正式发文，批准设立基督教金坑礼拜堂，并开展合法的宗教活动。有关单位也同意归还被占用多年的聚会点的建筑及土地。在王金聘、王振玉、王主生等人的带领下，信徒们边聚会，边整理场地，又同时筹集资金。一九九五年又购置一部分土地，连同原聚会点的土地共四百七十多平方米，准备建筑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礼拜堂。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泉州市宗教事务局批准金坑基督教会在原席里聚会点建筑礼拜堂。
为了筹集建堂资金，王振玉、王家宗、王金矿、黄小凡等四处奔波，历尽艰辛，终于筹集到人民币五十万元（其中惠安杨集团奉献二十万元，和铺村王振往奉献十四万元）。
二○○○年金坑礼拜堂主楼开始动工，二○○二年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金坑教会的信徒已从最早的十几个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个、上千个。教会的实力也大大增强。二○一二年及二○一三年，金坑教会又在主堂后面购置土地二百四十平方米，建成一座四层的综合楼，为教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金坑基督教会主要向广大信徒传讲上帝的救世福音，教导信徒爱国爱教、遵纪守法、孝敬长辈、扶弱济困、奉献社会……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树立良好的基督徒形象，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作者：王志文）
主编:王国钧副主编:王家利（未完待续）
(编者声明: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私自引用、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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