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的几次人口大迁移,看看自己根脉接在哪?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中国人口分布状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它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永嘉之乱:时间:西晋末年
永嘉指西晋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西晋惠帝时,朝廷腐败,发生八王之乱。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於离石(今属山西省),国号汉(后来的前赵)。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其子刘聪继立。次年四月其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在今河南省鹿邑县),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史称“衣冠南渡”。大量的侨州、侨郡在国都建康周围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一般认为,现代客家人的始祖,大多是来自于此时期汉人大规模南迁入闽的中原人。(一般认为,闽南人的始祖是唐以后迁去福建的)
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时期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由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同中央政权争夺统治权的战争,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因为唐玄宗晚年不管朝政引起。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此后中原地区陷入了长达百年的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相对和平的南方再次成为中原居民逃避战火的首选之地。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由襄州沿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
靖康之乱 :发生在北宋末年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因而得名。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关于这次逃亡,很多明清小说、戏曲中都有记载。累计南下移民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 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大量北方移民,其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最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次移民活动,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影响巨大的“客家人”族群。金入主中原不久,蒙古崛起,继续南下侵占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河南十室九空,成了历史上人口最少的时期。
明朝大移民:发生在明朝初年
明朝大移民是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朝政府先后数次从山西的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中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移民。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但是,此时的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了战争的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为了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
明王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决定从山西移民填充华北平原,其中移民河南93万人,移民山东121万人,移民河北41万人。今天河南、河北、山东有很多人都以洪洞大槐树为祖居地的,这不仅是人们的代代口口相传,也见之于家谱、史册。仅豫西地区,从大槐树的移民后裔就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古代中原的汉族人一大半在这时已经南迁。而今天的中原人有三分之一都是当时晋南移民的后裔。明初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对于当时的明王朝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出现了江西填湖广事件,在洪武年间(早期)湖北地区的174万总人口(不包括施州地区的少数民数人口)中,土著人口占43%,移民人口占57%。根据各府的移民原籍作一统计,在湖北的98万移民人口中, 江西籍移民约为69万,占总人口的70%。
湖广填四川:发生在清朝时期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张献忠入川,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更大开杀戒;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成都全城只剩下7万人,一些州县原有人口只剩下10%或20%。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湖广是个大地理概念,包括两湖、两广、江西、福建等南方省份。在一个世纪内,四川接纳移民达600多万人。当代四川人口中 80%以上的家庭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后裔,总数达六、七千万人之巨,在成都,这个比例更高,达95%以上。 如朱德在《我的母亲》中介绍,祖先就是湖广填四川时广东迁移过来的,陈毅、聂荣臻的先祖来自湖南,吴玉章、郭沫若的先祖来自福建,刘伯承、罗瑞卿的先祖来自湖北,邓小平的回籍祖来自广东等。
粤、闽下南洋:发生于清朝时期
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从明末清初开始的,到清朝末年达到高潮。到1905年,海外华侨总数已达700万人。直至近代几次革命低潮时期,都有逃避政治迫害的中国人移居东南亚。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据统计,印尼两亿人口中,约一千万是华人;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六百万;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二千万,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新加坡三百多万人,华人多达90%,是海外华人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
走西口:发生于明朝至民国初年
西口,狭义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包括山西杀虎口;陕西府谷口;河北独石口。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指长城北的口外。走出山西杀虎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
闯关东:发生在清末,民国时期
“闯关东”是中国近代向东北移民的略称,闯关的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人为多,而其中又以山东人为最。山东又以胶东最多,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关东之要“闯”,清王朝把东北作为龙兴之地,是不准汉族迁入的。明朝末年的汉族人,要么逃回关内,要么变为满族了。还因为随着日、俄对东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第三,因为内地曾发生了光绪3年、民国18年、民国31年三次大灾荒,内地居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逃荒到东北,以投靠亲友,并可开种荒地。
民国时期历年进入关东地区的人数多寡不一,但至少也在20万人以上,而超过百万人的年份有4年。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各超过1,000万。可以说,今天东北超过8成人的祖先,都是那个时期的移民。大连在闯关东浪潮中拥有其特殊性:一是人口组成得到极大的改变,其程度在东北的各城市中是数一数二的。闯关东之前,大连人口仅20万人左右,而闯关东之后,大连人口增加了几倍。二是山东后裔的比例及其高,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的东北城市,截止到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山东人后裔的比例约占大连总人口的60%以上。三是大连是在闯关东之后,大连口音终于成熟起来,明代时大连就属于辽东山东府管辖。大连话又称为胶辽官话,或者莱语。[13] 这是自古辽东大连和烟威两地本是同根,以聚集地的形式居住和工作,因此而形成的特征语言。
四是大连文化的形成,例如饮食文化,大连菜是完全基于鲁菜中胶东菜系的基础上,结合东北菜和福建海西(当时有少数闽人也移民至大连)菜系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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