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一王通公简介
文中子一王通公简介
王通（584——617），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卒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当他出生时，父亲为他算卦，得出“坤之师”，他的祖父认为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因此替他取名为通。
根据豫章王氏宗谱记载，其世系传承是:太子晋字子喬一宗敬公字荣生一森公字子成一彬公字灿然一昇公字起阳一昱公字子卓一颀公字节符一错公字石卿一贡公字尔进一瑜公字晓叔一息公字天运一恢公字德广一亢公字道吉一颐公字元纯一翦公字维張一贲公字典武一离公字文明一威公字玉文一立公字豫凡一臧公字聖善一邑公字寿南一揆公字瑞卿一白公字受采一章公字斐卿一崧公字秦膽，直传至26世的霸公。再下传至19代的王通公世系是:殷公字晋阳一亥公一岱公一卓公一述公一懋公一泓公一并公一杨公一寓公一罕公一秀公一元则一焕公一虬公一彦公一杰公一隆公，再就是45世的王通公。
从汉朝时王莽篡汉时隐居不仕的王霸，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为官、通达诗书者。如做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授乡里的王殷、著《春秋义统》的王述、以文学知名的王秀、博考经籍，著《时变论》，做过太仆及国子博士的王玄则，及著《五经决录》的王焕、著《政小论》的王彦等等。其父亲王隆，居家教授，门人多达千余人，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担任国子博士，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王通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长兄王度任芮城府君，大弟王凝仕唐至监察御史，次弟王绩则是初唐时相当独特的诗人，而后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则是王通的孙，而豫章王氏始祖王景肃公的祖父王勔公则是其长孙。还有个孙儿名王勮，都优于文学，勔、劇、勃三兄弟被称为王氏三珠树焉。
在这样的家庭中，经由耳濡目染，自然可以培养起对学问的兴趣志向，何况据说王通自幼即才智过人，在学习方面又有许多较旁人为便的优势。他曾经从东海李育学《书》，从会稽夏琠习《诗》，从族父仲华学《易》，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逐渐形成较佳的学问及品格。
在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得到文帝的看重，但因当朝公卿阻碍排挤，其志不能推行，遂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庭失去信心，而辞官返回故乡。
王通弃官归乡后，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等文教事业上去。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 ，以著述和教学来弘扬儒学作贡献。用了九年时间著成《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亦称王氏六经》等共80卷。前来求学受教者多达千余。门人当中，如河南董常、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较为著名，至后世有以为房玄龄、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
大业十三年，王通因病去世，其门人因《易经》中坤卦的《象传》有“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的著作有《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等，可惜至今日已经散失失传。王通处在乱亡相继而又局势稍稳的时候，所关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也以儒家自居，以圣人之道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但他对佛、老二家并不排斥，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方法，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把老庄、释迦与孔子对举，推佛陀为圣人，论政事崇尚无为之治，从中可见他所在时代的思潮与其自身对诸多思想的容纳程度。
在政治方面，王通提倡尊王贱霸、修德治民、民贵君轻，认为礼信仁义远重于孤虚诈力。有一回，楚公问他用兵方法，他回答说“行之以仁义”。他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设一个无为自然的社会，民众返璞归真，无争竞之心，所谓“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彰，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这与《老子》中所言何其相似。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王通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因此对仁义礼乐极其强调，认为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
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儒家主张，他认为大臣为了天下，可以废除昏君，举立明君。在政权方面，他承认遵华夏之道者为君，而不看重这个君王是否是异族人，如异族魏孝文帝，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帝王，所谓“乱离斯瘼，吾谁与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除此之外，他更要求国君必须广征民意，“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
王通的政治主张在当朝未被推行，可以想见的是，传统封建社会总要提出“民”的重要，但绝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民贵君轻”。然而有学者认为，虽无具体实例，但可以推断出李唐建国以后，其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制度创导、任贤纳谏的风度，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响。后人所载王通的及门弟子中有房玄龄诸人，这固然是刻意牵攀，但王通门人中当有至公辅者，老师的思想通过参与政治的学生，确实可以真正影响到现实政治。
在修身伦理方面，王通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极致，以君子为常人可企及之目标。他认为要成为君子，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行“恕道”。据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舒缓自然，平易近人，而对上以敬，对下以谦，自奉简朴而乐于助人，因此在乡里中能够行教化，引来许多虚心求学的门人，可见他对“君子”一词的阐释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在文学方面，王通极力反对当时的华丽轻艳、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风。他批评谢灵运、沈休文是小人，鲍照、江淹是狷者，谢庄、王融是“纤人”，徐陵、庾信是“夸人”，总之，除了文字“约以则”的顔延之、王俭等，当时有些名气的六朝文人，在他看来大多是小则丧身，大则乱国的不利人。他认为诗文在形式上应该精练畅达，典重含蓄，在内容上应该雅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这一看法虽不被时人所崇，却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唐代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运动，多以为起自陈子昂，但其渊源还可大大上推。可以说，隋朝李谔、王通对六朝文的攻击，对“文以载道”的提倡，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打下了思想觉醒的基础，为弘扬儒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洪顺）
王通（584——617），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卒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当他出生时，父亲为他算卦，得出“坤之师”，他的祖父认为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因此替他取名为通。
根据豫章王氏宗谱记载，其世系传承是:太子晋字子喬一宗敬公字荣生一森公字子成一彬公字灿然一昇公字起阳一昱公字子卓一颀公字节符一错公字石卿一贡公字尔进一瑜公字晓叔一息公字天运一恢公字德广一亢公字道吉一颐公字元纯一翦公字维張一贲公字典武一离公字文明一威公字玉文一立公字豫凡一臧公字聖善一邑公字寿南一揆公字瑞卿一白公字受采一章公字斐卿一崧公字秦膽，直传至26世的霸公。再下传至19代的王通公世系是:殷公字晋阳一亥公一岱公一卓公一述公一懋公一泓公一并公一杨公一寓公一罕公一秀公一元则一焕公一虬公一彦公一杰公一隆公，再就是45世的王通公。
从汉朝时王莽篡汉时隐居不仕的王霸，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为官、通达诗书者。如做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授乡里的王殷、著《春秋义统》的王述、以文学知名的王秀、博考经籍，著《时变论》，做过太仆及国子博士的王玄则，及著《五经决录》的王焕、著《政小论》的王彦等等。其父亲王隆，居家教授，门人多达千余人，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担任国子博士，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王通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长兄王度任芮城府君，大弟王凝仕唐至监察御史，次弟王绩则是初唐时相当独特的诗人，而后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则是王通的孙，而豫章王氏始祖王景肃公的祖父王勔公则是其长孙。还有个孙儿名王勮，都优于文学，勔、劇、勃三兄弟被称为王氏三珠树焉。
在这样的家庭中，经由耳濡目染，自然可以培养起对学问的兴趣志向，何况据说王通自幼即才智过人，在学习方面又有许多较旁人为便的优势。他曾经从东海李育学《书》，从会稽夏琠习《诗》，从族父仲华学《易》，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逐渐形成较佳的学问及品格。
在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主张“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运天下于指掌'。得到文帝的看重，但因当朝公卿阻碍排挤，其志不能推行，遂作《东征之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心情。此后虽被任命为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但不久便因对朝庭失去信心，而辞官返回故乡。
王通弃官归乡后，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只将兴王道之志付诸于续述《六经》等文教事业上去。决心以古代隐逸贤才为榜样 ，以著述和教学来弘扬儒学作贡献。用了九年时间著成《续诗》、《续书》、《礼论》、《乐经》、《易赞》、《元经》，《亦称王氏六经》等共80卷。前来求学受教者多达千余。门人当中，如河南董常、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较为著名，至后世有以为房玄龄、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
大业十三年，王通因病去世，其门人因《易经》中坤卦的《象传》有“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的著作有《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等，可惜至今日已经散失失传。王通处在乱亡相继而又局势稍稳的时候，所关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也以儒家自居，以圣人之道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但他对佛、老二家并不排斥，他明确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以积极的态度吸收佛、道思想方法，为儒学的改造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养料。把老庄、释迦与孔子对举，推佛陀为圣人，论政事崇尚无为之治，从中可见他所在时代的思潮与其自身对诸多思想的容纳程度。
在政治方面，王通提倡尊王贱霸、修德治民、民贵君轻，认为礼信仁义远重于孤虚诈力。有一回，楚公问他用兵方法，他回答说“行之以仁义”。他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设一个无为自然的社会，民众返璞归真，无争竞之心，所谓“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彰，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这与《老子》中所言何其相似。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王通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因此对仁义礼乐极其强调，认为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
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儒家主张，他认为大臣为了天下，可以废除昏君，举立明君。在政权方面，他承认遵华夏之道者为君，而不看重这个君王是否是异族人，如异族魏孝文帝，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帝王，所谓“乱离斯瘼，吾谁与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除此之外，他更要求国君必须广征民意，“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
王通的政治主张在当朝未被推行，可以想见的是，传统封建社会总要提出“民”的重要，但绝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民贵君轻”。然而有学者认为，虽无具体实例，但可以推断出李唐建国以后，其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制度创导、任贤纳谏的风度，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响。后人所载王通的及门弟子中有房玄龄诸人，这固然是刻意牵攀，但王通门人中当有至公辅者，老师的思想通过参与政治的学生，确实可以真正影响到现实政治。
在修身伦理方面，王通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极致，以君子为常人可企及之目标。他认为要成为君子，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行“恕道”。据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舒缓自然，平易近人，而对上以敬，对下以谦，自奉简朴而乐于助人，因此在乡里中能够行教化，引来许多虚心求学的门人，可见他对“君子”一词的阐释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在文学方面，王通极力反对当时的华丽轻艳、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风。他批评谢灵运、沈休文是小人，鲍照、江淹是狷者，谢庄、王融是“纤人”，徐陵、庾信是“夸人”，总之，除了文字“约以则”的顔延之、王俭等，当时有些名气的六朝文人，在他看来大多是小则丧身，大则乱国的不利人。他认为诗文在形式上应该精练畅达，典重含蓄，在内容上应该雅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这一看法虽不被时人所崇，却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唐代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运动，多以为起自陈子昂，但其渊源还可大大上推。可以说，隋朝李谔、王通对六朝文的攻击，对“文以载道”的提倡，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打下了思想觉醒的基础，为弘扬儒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王洪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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