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从童养媳到钢铁战士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每当听到“长征组歌”中的这首“过雪山草地”时，总会令人热泪盈眶。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人，也会从中感受到长征的艰难险阻，而笔者见到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就是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红军女战士。
她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 她50岁时学文化、70岁时开始练书法、写诗歌、习绘画；她76岁时重返草地，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 她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健在的老战友。她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百岁女红军。
北京的一座普通寓所里，在王定国带着浓烈四川口音的讲述中，我走进了这位红军女战士不平凡的人生。
从童养媳到红军独立营营长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2年出生于四川营山。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老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全家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饿死了，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钱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王定国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在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
父亲死后，15岁的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了童养媳。
王定国没有遵循大多数山里妹子嫁人、生子的命运轨迹。1931年春，她幸运地认识了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人。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经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有个卖布的，叫杨克明。后来王定国知道他是地下党员。那时，以卖布做掩护的杨克明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听起来叫人心里发痒，恨不得跑出去看看。”王定国老人说，“杨克明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张静波也经常来我们家。我们家的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来抓他们，他们就可以从这个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避开追捕。我家当时就是一个地下交通站。后来我到了延安，看到了油印机，才知道了它的作用。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我家就有油印机，杨克明、张静波等人就是用它来宣传革命道理，那台油印机当时就藏在我家的地窖里。”
在杨克明的影响和鼓励下，王定国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走上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程。
1933年，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许世友率红九军打到了营山，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王定国担任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后来成立了妇女独立营，一共有400多人，王定国担任了独立营营长。并于1935年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歌声伴随她走完了长征路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从“前进剧社”被调到了另外一个新剧团，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
歌剧、话剧、歌舞、双簧，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成了鼓舞军心的武器。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长征途中的气候非常恶劣，老人说，“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那里山势高，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等爬到半山腰时就突然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再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
让王定国记得更多的却是苦中的快乐。她风趣地说：“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他骑在马上给我们钓鱼。把鱼钓上来后，他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就这样边走边钓。然后放点盐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吃得很香。煮饭的班长姓蒲，经常背着一口大锅，从后面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当时确实很艰苦，但大家很乐观。”
“剧团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征途中又累又困。让现在的人难以相信，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由于过度劳累，有时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马上睡死过去了，醒来一看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定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1936年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遭遇。剧团战士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苦战一天后终于弹尽粮绝，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当场被俘。误以为占领了红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住的多是孩子和妇女后，大骂上当。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当年被俘的情景时，王定国老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还要扩大剧团。王定国便和战友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起来。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共救出了2000多名战友。现在只要一提起王定国，不少西路老红军心里都非常感激。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还有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便和伍修权等老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此，那些被叫做“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我做了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王定国说。
针线“缝”出的革命伴侣
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老人回忆，在阿坝的卓克基，“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洗衣服，一位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搞了一点羊毛，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缝成一件羊毛衣。’我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我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老远远地招呼我，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他还给我介绍了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说这样可以御寒。”等他们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老只记得起这个姑娘姓王，王定国对于这位长征中的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朝夕相处中，王定国与谢觉哉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
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位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在王定国的叙述中，三句不离“谢老”。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爱人更是导师。回忆与谢老的结合，王定国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腻语言，但两人的感情却很深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任内务部部长。王定国任内务部党组秘书、谢老秘书、机要科科长。1959年，经组织决定，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定国随后也调到法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
1963年5月，谢老患脑血栓。在他发病不久，他的秘书也生病了。为了照顾好谢老，王定国学会了打针、化验、按摩、护理等专业技能。在她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谢老卧床8年，没有生过褥疮。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同志“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谢老从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70多年很少间断过。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一直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思来想去，最后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
在1978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的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定国骄傲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小儿子亚旭是母亲的贴身秘书。翻开一本老照片集，亚旭指着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说，中间的就是谢家次子、著名导演谢飞。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吹”出的梅花栩栩如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实际上，王定国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她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学校要求学员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只能用脑子硬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我向全班宣讲土地法，还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学文化”触动王定国的还是谢老。“我和谢老结婚的时候，还是识字不多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等着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简简单单的几份报纸，我竟然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老自己取回了报纸。他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怎么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说自己不识字，认不准是什么报纸。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定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学，让人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家的顽强毅力。
耄耋之年重走长征路
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向王老建议：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0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还与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等人，发起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到全国各地视察，几年下来，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在她摆满了书画作品的客厅里，王定国为我展开了一幅三米长的画卷。这幅题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作于1996年10月，那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而作。画面上，山色苍茫，红旗翻卷，千帆齐发，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有徐向前、林月琴等4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王定国告诉我，“1996年是我创作上的高峰，我创作了很多幅画，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但我内心有激情，特别是对创作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很有感情。”
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人到会祝贺。她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 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深情礼赞。那一幅幅画中：江水翻腾、乌云密布，炮火激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拼死攻击的气势磅礴的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充满激情地说：“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用画写出来，留给后人。”是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他们都走了……”老人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生命一个个离去了，一些散落在记忆中的历史片断，可能成为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她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曾与伍修权同志一起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 她50岁时学文化、70岁时开始练书法、写诗歌、习绘画；她76岁时重返草地，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 她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健在的老战友。她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百岁女红军。
北京的一座普通寓所里，在王定国带着浓烈四川口音的讲述中，我走进了这位红军女战士不平凡的人生。
从童养媳到红军独立营营长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2年出生于四川营山。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四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老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全家没有田地，没有房子。唯一的栖身之所，是一个借别人的一面山墙搭起的茅棚。妹妹活活饿死了，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钱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
王定国不得不早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还在六七岁的时候，她就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说是推磨，实际上是把磨上的横棍捆在肚子上，用整个身子推着磨盘转，同时也防止困倦了摔倒。因为推磨一般是在晚上，从天黑推到月照东墙。”
父亲死后，15岁的王定国被送到一户姓李的人家当了童养媳。
王定国没有遵循大多数山里妹子嫁人、生子的命运轨迹。1931年春，她幸运地认识了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张静波等一批地下党人。
那时，川东地下党来到营山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会。王定国的两个舅舅经常带一些朋友来王定国家里开会。那个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而负责放哨的王定国和母亲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们是好人”。
舅舅的朋友中有个卖布的，叫杨克明。后来王定国知道他是地下党员。那时，以卖布做掩护的杨克明给王定国讲了不少外面的新鲜事儿：山那边小孩子上学不要钱，重庆的女娃儿不包脚等等。“听起来叫人心里发痒，恨不得跑出去看看。”王定国老人说，“杨克明对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张静波也经常来我们家。我们家的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来抓他们，他们就可以从这个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避开追捕。我家当时就是一个地下交通站。后来我到了延安，看到了油印机，才知道了它的作用。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当时我家就有油印机，杨克明、张静波等人就是用它来宣传革命道理，那台油印机当时就藏在我家的地窖里。”
在杨克明的影响和鼓励下，王定国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走上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程。
1933年，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许世友率红九军打到了营山，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王定国担任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后来成立了妇女独立营，一共有400多人，王定国担任了独立营营长。并于1935年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歌声伴随她走完了长征路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从“前进剧社”被调到了另外一个新剧团，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工作。
歌剧、话剧、歌舞、双簧，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成了鼓舞军心的武器。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是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的，那么，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长征途中的气候非常恶劣，老人说，“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那里山势高，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等爬到半山腰时就突然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再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
让王定国记得更多的却是苦中的快乐。她风趣地说：“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他骑在马上给我们钓鱼。把鱼钓上来后，他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就这样边走边钓。然后放点盐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吃得很香。煮饭的班长姓蒲，经常背着一口大锅，从后面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当时确实很艰苦，但大家很乐观。”
“剧团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征途中又累又困。让现在的人难以相信，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由于过度劳累，有时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马上睡死过去了，醒来一看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定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的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1936年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遭遇。剧团战士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苦战一天后终于弹尽粮绝，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当场被俘。误以为占领了红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住的多是孩子和妇女后，大骂上当。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当年被俘的情景时，王定国老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还要扩大剧团。王定国便和战友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起来。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共救出了2000多名战友。现在只要一提起王定国，不少西路老红军心里都非常感激。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还有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便和伍修权等老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此，那些被叫做“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我做了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王定国说。
针线“缝”出的革命伴侣
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老人回忆，在阿坝的卓克基，“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洗衣服，一位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搞了一点羊毛，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缝成一件羊毛衣。’我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我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老远远地招呼我，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他还给我介绍了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说这样可以御寒。”等他们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老只记得起这个姑娘姓王，王定国对于这位长征中的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朝夕相处中，王定国与谢觉哉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
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老只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为“八办”留住了这位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在王定国的叙述中，三句不离“谢老”。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爱人更是导师。回忆与谢老的结合，王定国虽然没有更多的细腻语言，但两人的感情却很深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任内务部部长。王定国任内务部党组秘书、谢老秘书、机要科科长。1959年，经组织决定，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定国随后也调到法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
1963年5月，谢老患脑血栓。在他发病不久，他的秘书也生病了。为了照顾好谢老，王定国学会了打针、化验、按摩、护理等专业技能。在她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谢老卧床8年，没有生过褥疮。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同志“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谢老从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70多年很少间断过。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一直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思来想去，最后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
在1978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的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定国骄傲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小儿子亚旭是母亲的贴身秘书。翻开一本老照片集，亚旭指着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说，中间的就是谢家次子、著名导演谢飞。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吹”出的梅花栩栩如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实际上，王定国没有上过一天正规的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她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学校要求学员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只能用脑子硬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我向全班宣讲土地法，还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学文化”触动王定国的还是谢老。“我和谢老结婚的时候，还是识字不多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等着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简简单单的几份报纸，我竟然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老自己取回了报纸。他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怎么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说自己不识字，认不准是什么报纸。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定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学，让人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家的顽强毅力。
耄耋之年重走长征路
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向王老建议：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0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还与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等人，发起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到全国各地视察，几年下来，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在她摆满了书画作品的客厅里，王定国为我展开了一幅三米长的画卷。这幅题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作于1996年10月，那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而作。画面上，山色苍茫，红旗翻卷，千帆齐发，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有徐向前、林月琴等4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王定国告诉我，“1996年是我创作上的高峰，我创作了很多幅画，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但我内心有激情，特别是对创作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很有感情。”
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人到会祝贺。她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 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的深情礼赞。那一幅幅画中：江水翻腾、乌云密布，炮火激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拼死攻击的气势磅礴的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充满激情地说：“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用画写出来，留给后人。”是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魅力！
“他们都走了……”老人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生命一个个离去了，一些散落在记忆中的历史片断，可能成为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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