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一生走在长征路上
这是一位耄耋老人：她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曾与伍修权一起救助西路红军流散人员；她50岁时学文化、70岁时开始练书法、写诗歌、习绘画；她曾在76岁高龄时重返草地，为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出谋划策；她曾在94岁高龄时重走长征路，探望健在的老战友。她就是百岁女红军王定国。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每当听到这首“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时，笔者总会热泪盈眶。没有经历过长征的人，也会从中感受到长征的艰难险阻，而著名社会活动家、“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的夫人王定国，就是这样一位亲身经历过长征至今仍健在的红军女战士。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2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到兰州、上延安、进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秘书等职。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人生足迹，向我们展示了从一位红军指战员到一位饱受战火洗礼和艰苦卓绝岁月磨砺的坚强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
北京的一座普通寓所里，王定国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向笔者讲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让我走近了她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歌声伴她走过长征路
王定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许世友率红九军打到了营山，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王定国担任了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后来成立妇女独立营，一共有400多人，王定国担任了独立营营长。并于1935年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又被调到了剧团工作，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王老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啦啦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歌剧、话剧、歌舞、双簧，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成为鼓舞军心的武器。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定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而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那里山势高，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等爬到半山腰时就突然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再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王老说。
虽然长征途中气候非常恶劣，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却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坚持为同志们加油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我们站在冰天雪地中当啦啦队，在行军的队伍中前后不停地奔跑，高唱自己编的《红军长征歌》，鼓励战士们奋勇登山。”
草地行军同样永生难忘。“我那个时候体重最多50公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坑里就陷下去了。”
让王定国记得更多的却是苦中的快乐。她风趣地说：“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他骑在马上给我们钓鱼。把鱼钓上来后，他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就这样边走边钓。然后放点盐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吃得很香。煮饭的班长姓蒲，经常背着一口大锅，从后面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当时确实很艰苦，但大家很乐观。”
过草地时，她知道要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来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团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征途中又累又困。现在的人难以相信，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由于过度劳累，有时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接到命令原地休息，人一坐下就马上睡死过去了，醒来一看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时，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觉，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死活都说不准了，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定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她所在的“前进剧团”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遭遇。剧团战士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苦战一天后终于弹尽粮绝，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当场被俘。误以为占领了红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住的多是孩子和妇女后，大骂上当。“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当年被俘的情景时，王定国老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还要扩大剧团。王定国便和战友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起来。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救出了2000多名战友。现在只要一提起王定国，不少西路军老战士都非常感激。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还有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便和伍修权等老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此，那些被称作“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我做了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王定国说。
王定国（左四）1937年在兰州“八办”时的照片
针线“缝”出的革命伴侣
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老人回忆，在阿坝的卓克基，“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洗衣服，一位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搞了一点羊毛，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缝成一件羊毛衣。’我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我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老远远地招呼我，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他还给我介绍了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说这样可以御寒。”等他们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老只记得起这个姑娘姓王，王定国对于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朝夕相处中，王定国与谢觉哉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
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兰州“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在王定国的叙述中，三句不离“谢老”。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爱人更是导师。回忆与谢老的结合，王定国只说“这是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没有更多的细腻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任内务部部长。王定国任内务部党组秘书、谢老秘书、机要科科长。1959年，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定国随后也调到最高法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
1963年5月，谢老患脑血栓。在他发病不久，为了照顾好谢老，王定国学会了打针、化验、按摩、护理等专业技能。在她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谢老卧床8年，没有生过褥疮。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同志“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王定国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谢老从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期间十几年很少间断。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一直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思来想去，最后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
在1978年后的6年时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的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定国骄傲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小儿子谢亚旭是母亲的贴身秘书。翻开一本老照片集，谢亚旭指着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说，中间的就是著名导演谢飞。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实际上，王定国一天也没有正规地上过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她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要求学员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只能用脑子硬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我向全班宣讲土地法，还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学文化”触动王定国的还是谢老。“我和谢老结婚的时候，还是识字不多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等着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简简单单的几份报纸，我竟然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老自己取回了报纸。他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怎么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说自己不识字，认不准是什么报纸。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定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学，让人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家的顽强毅力。
耄耋之年重走长征路
1994年春节，王定国老人在她81岁生日之际作了小诗《八十抒怀》。王老说，作为老红军、老党员，她只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党和同志们却给了她无上的荣誉，她被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的优秀共产党员。对此，她的内心颇感不安，只有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表达十之一二。
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提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0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还与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等人，发起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几年下来，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在她摆满了书画作品的客厅里，王定国为我展开了一幅三米长的画卷。这幅题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作于1996年10月，那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而作的。画面上，山色苍茫，红旗翻卷，千帆齐发，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有徐向前、林月琴等4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1996年是我创作上的高峰，我创作了很多幅画，我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但我内心有激情，特别是对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很有感情。”王定国告诉笔者。
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到会祝贺。她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对抗战岁月的深情礼赞。那幅“强渡嘉陵江”，江水翻腾、乌云密布，炮火激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对岸拼死攻击的气势磅礴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充满激情地说：“这是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红军战士当年强渡嘉陵江的场面。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画写出来，留给后人。”是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震撼。此情此景，非老红军亲历者莫及！
“他们都走了……”老人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生命一个个离去了，那些散落在记忆中的历史，可能成为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1912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参加长征，曾三过雪山草地，到兰州、上延安、进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家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秘书等职。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她的人生足迹，向我们展示了从一位红军指战员到一位饱受战火洗礼和艰苦卓绝岁月磨砺的坚强共产党人的成长历程。
北京的一座普通寓所里，王定国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向笔者讲述了自己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让我走近了她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歌声伴她走过长征路
王定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许世友率红九军打到了营山，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王定国担任了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后来成立妇女独立营，一共有400多人，王定国担任了独立营营长。并于1935年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爱唱爱跳的王定国又被调到了剧团工作，主要负责服装、化妆等。王老这样讲述她的宣传队：“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啦啦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歌剧、话剧、歌舞、双簧，剧团丰富多彩的演出形式成为鼓舞军心的武器。长征路是异常艰苦的，剧团、宣传队要比别人多走几乎一倍的长征路。部队行军时，剧团必定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举世无双的中国长征，红军靠一双脚板走了两万五千里，而宣传队员可能要走更多的路程了。
“我记得仓德山是我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那里山势高，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等爬到半山腰时就突然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再爬到山顶时，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同刀割。”王老说。
虽然长征途中气候非常恶劣，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却始终不忘自己的职责，坚持为同志们加油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我们站在冰天雪地中当啦啦队，在行军的队伍中前后不停地奔跑，高唱自己编的《红军长征歌》，鼓励战士们奋勇登山。”
草地行军同样永生难忘。“我那个时候体重最多50公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坑里就陷下去了。”
让王定国记得更多的却是苦中的快乐。她风趣地说：“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他骑在马上给我们钓鱼。把鱼钓上来后，他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就这样边走边钓。然后放点盐在锅里煮一煮，大家吃得很香。煮饭的班长姓蒲，经常背着一口大锅，从后面只能看到他的两条腿。当时确实很艰苦，但大家很乐观。”
过草地时，她知道要不停地赶路，因为停下来就可能意味着死亡。“剧团里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长征途中又累又困。现在的人难以相信，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由于过度劳累，有时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接到命令原地休息，人一坐下就马上睡死过去了，醒来一看队伍已经无影无踪。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
长征路上，王定国一直非常幸运，她熬过了饥饿，躲过了敌人的子弹，走过了随时可能吞噬人生命的草地。但是就在1936年，她身上留下了永久性的创伤。当时，他们要翻越的雪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在雪山顶上，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那里。近年来，有人采访王老，问到她长征期间“丢”了个脚趾时，她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的：“在雪山上，晚上睡觉，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冻掉了嘛！”作为一个年轻的红军女战士，她没有为自己的这根脚趾掉一滴眼泪。问她伤心不伤心，她回答说：“死活都说不准了，再说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服，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王定国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
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胜利大会师。王定国没有想到的是，艰苦的征途并未结束。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她所在的“前进剧团”随部队西征，向河西走廊挺进。
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遭遇。剧团战士们抢占了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苦战一天后终于弹尽粮绝，剧团负责人大部分牺牲，余下30多人当场被俘。误以为占领了红九军军部的敌人发现抓住的多是孩子和妇女后，大骂上当。“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当年被俘的情景时，王定国老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幸运的是，疯狂屠杀、活埋红军战俘的马步芳认为“剧团有用，留着不杀”，强迫红军战士为他们唱歌跳舞，并且提出还要扩大剧团。王定国便和战友趁机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掩护起来。
西安事变后，王定国在地下党的营救下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她随即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参加营救失散战友的工作，救出了2000多名战友。现在只要一提起王定国，不少西路军老战士都非常感激。
1983年，王定国重访甘肃，了解到还有一批滞留在甘肃、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生活困难的情况后，便和伍修权等老同志一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向中央写了调查报告和建议，对解决西路军老战士的生活待遇等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此，那些被称作“红军流落人员”的老人，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称呼——红军西路军老战士。“我做了件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王定国说。
针线“缝”出的革命伴侣
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谢觉哉。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次见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老人回忆，在阿坝的卓克基，“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山坡下洗衣服，一位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搞了一点羊毛，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缝成一件羊毛衣。’我答应缝好明天给他送去，老同志自我介绍说：‘我叫谢觉哉，就住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我去送衣服的时候，谢老远远地招呼我，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他还给我介绍了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说这样可以御寒。”等他们再次相逢，时任兰州“八办”党代表的谢老只记得起这个姑娘姓王，王定国对于这位长征中的最年长者倒是记得清清楚楚。
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朝夕相处中，王定国与谢觉哉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
缝“羊毛衣”的棉线，成了结连理的红线。一个是长征途中年龄第二大、学富五车的革命家，一个是没有文化、风华正茂的红军女战士，能成为紧紧相依的革命伴侣，还有赖于时任兰州“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彭加伦留住了这个干练的女干部，还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劝说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就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老身边工作。在王定国的叙述中，三句不离“谢老”。比她年长30多岁的谢老，是爱人更是导师。回忆与谢老的结合，王定国只说“这是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没有更多的细腻语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任内务部部长。王定国任内务部党组秘书、谢老秘书、机要科科长。1959年，谢老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定国随后也调到最高法院，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兼司法行政处副处长。
1963年5月，谢老患脑血栓。在他发病不久，为了照顾好谢老，王定国学会了打针、化验、按摩、护理等专业技能。在她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谢老卧床8年，没有生过褥疮。
1971年6月15日，谢老与世长辞。按照胡耀邦同志“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
王定国深知这些资料的重要。谢老从14岁开始记日记，一直到晚年卧床不起，期间十几年很少间断。早期的日记大多遗失了，1919年以来所写的日记谢老一直精心保存着，有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也有延安时期自造的马兰纸。“文革”中，担心日记被抄，谢老和王定国思来想去，最后把日记严严实实地藏在了沙发里。1969年的一天，被诬为“叛徒”的王定国结束40多天的囚禁生活，回到家里，推开门，看到的是已经瘫痪几年的谢老躺在沙发上，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几十本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日记……
在1978年后的6年时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500万字的历史文献。能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王定国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这个红色家庭里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王定国骄傲地说，孩子们都很争气，有的还获得了国际大奖。小儿子谢亚旭是母亲的贴身秘书。翻开一本老照片集，谢亚旭指着一张四个孩子一溜排开的照片说，中间的就是著名导演谢飞。
王定国酷爱书画。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老人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她最爱画的是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则是用嘴巴吹出来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她最爱写的字是“红军万岁”。
实际上，王定国一天也没有正规地上过学。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是在70年前。1934年1月，她和区苏维埃政府的16名女同志被送到巴中苏维埃学校学习，要求学员能记住、能讲，最后要进行实习演讲才算通过考试。“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识字啊，只能用脑子硬记下来。考试的时候我向全班宣讲土地法，还得了第二名！”
真正用“学文化”触动王定国的还是谢老。“我和谢老结婚的时候，还是识字不多的文盲。一天晚上，谢老等着赶写一篇文章，要我到外屋把《民国日报》《西北日报》找给他。简简单单的几份报纸，我竟然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老自己取回了报纸。他问我，‘定国，今天怎么啦，怎么连报纸都拿不对？’我低着头说自己不识字，认不准是什么报纸。从那时起，谢老就每天挤出时间教我识字、学文化。”
从无数平仄有致的诗句到自传《后乐先忧斯世事》的出版，从别有韵味的“王体”书法到一树一木皆可入景的水墨画，王定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自学，让人看到的是一位革命家的顽强毅力。
耄耋之年重走长征路
1994年春节，王定国老人在她81岁生日之际作了小诗《八十抒怀》。王老说，作为老红军、老党员，她只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党和同志们却给了她无上的荣誉，她被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的优秀共产党员。对此，她的内心颇感不安，只有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表达十之一二。
2003年，小儿子谢亚旭提出：为了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想让母亲“重走长征路”。这个建议令王定国非常高兴，对怎样重走长征路，王老自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看看红军遗址，看看健在战友，看看老区百姓”。在儿女们的一致支持下，2004年6月，王老到达四川省天全县，这是她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红军烈士陵园时，王定国听说县里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生气了，她大喊：“我是红军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泸定县的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九旬的王定国老人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100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这哪像一位90岁高龄、负过战伤、30年前又做过大手术的老人？
夕阳未必逊晨曦。晚年的王定国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参与发起的“中国老年文物学会”，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的“山海关长城研究会”，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许多专题电视片，促进了对长城的宣传、保护；她还与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等人，发起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到全国各地考察调研，几年下来，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
在她摆满了书画作品的客厅里，王定国为我展开了一幅三米长的画卷。这幅题为《强渡嘉陵江》的水墨画作于1996年10月，那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而作的。画面上，山色苍茫，红旗翻卷，千帆齐发，下端空白处密密麻麻留有徐向前、林月琴等40多位长征亲历者的签名。“1996年是我创作上的高峰，我创作了很多幅画，我虽然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但我内心有激情，特别是对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很有感情。”王定国告诉笔者。
2008年5月3日，“老红军王定国书画展新闻发布会暨《王定国书画集》首发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为书画展题词：“丹青难书是精神”。200多位老红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属、著名书画家等到会祝贺。她的绘画作品《雄鸡一唱天下白》及《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腊子口》《八年抗战忆延安》《红军西进歌》等，是老人对红军、对长征、对抗战岁月的深情礼赞。那幅“强渡嘉陵江”，江水翻腾、乌云密布，炮火激起了数道冲天水柱；冒着枪林弹雨，红军战士们划着木船向对岸拼死攻击的气势磅礴画面，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战士英勇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她充满激情地说：“这是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红军战士当年强渡嘉陵江的场面。我要把过去和现在能记起来的事情，用笔画写出来，留给后人。”是高超的绘画技巧和亲历者饱蘸激情的笔墨完美的结合，使得这一幅幅作品，有了动人心魄的震撼。此情此景，非老红军亲历者莫及！
“他们都走了……”老人平静地说。是啊，走过长征岁月的生命一个个离去了，那些散落在记忆中的历史，可能成为永远无法破译的密码。
最新推荐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
祠堂，很多人都知道，在南方是很常见的，它主要用于祭祀祖先 [详细内容]
- ·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之大在全国极为罕见，
- · 他是湖北“王姓”最长寿的开国将军，打仗不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王永志院士逝世，
- · 恭祝全世界王氏宗亲网友端午节安康
- · 金门第十一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散记
- · 浙江百姓家谱研究会考察梅溪状元故里
- · 太子晋·王子乔与中华王氏始祖寻根
- · 余王共脉：一段坚守与回归的传奇
- · 贺泰国海南王氏宗亲会四十五周年庆典
- · 新城王氏溯源·“诸城之初家庄”确有其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