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领袖王国兴

白沙起义时，王国兴使用过的火药枪和牛角号。

位于琼中的白沙起义纪念园。为纪念黎族领袖王国兴带领黎族苗族人民白沙起义而建。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摄
　 

　　编者按：40年前的1975年，海南黎族领袖王国兴离开了他一生所眷恋的红土地；40年后的2015年，经过数年精心筹划创作的现代琼剧《王国兴》开启了首演。

　　在琼崖革命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伟大征程中，王国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黎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那段难忘历程，无疑是漫卷华章中值得浓墨重抒的笔墨。

　　在黎族领袖王国兴逝世40周年之际，海南周刊推出特别报道，从党史专家、家人、身边人的不同角度看王国兴的人生：血泪、追寻、坚毅、温情，以及矢志不渝地相信党，相信为黎族人民寻求幸福之路最终将得以实现的坚定信仰，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们奋进向前。

　　海拔1867米的五指山，五峰如指，似银笋玉柱耸立在宝岛海南的中央。它是传说中黎族的发源地，更是海南岛的象征。72年前，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压迫，黎族领袖王国兴带领黎族人民发动“白沙起义”，开启了寻求自由解放之路。王国兴历经千辛万苦找寻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曾对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只有王国兴一人。”

　　我省王学萍、邢诒孔等多位文史专家在评价王国兴其人时认为，王国兴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他一生都坚信党的领导，矢志不渝地永远跟党走。即便在发动起义失败时，他也认定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他高瞻远瞩、坚定不移寻找共产党，在王国兴身上，体现了为民族自由解放和为人民幸福安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

　　1949年，王国兴当选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他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深情地说：“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前途光明灿烂。”海南岛解放后，他当选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后又任自治州州长。发展教育、改善交通，自治州村村寨寨布满了他的足迹。

　　烽火琼中

　　不堪压迫黎族头人发动起义

　　1894年，王国兴出生于海南岛白沙县红毛峒番响村，其父是一位世袭峒长、大总管。1935年9月，国民党“抚黎局”以“抗丁抗税”的罪名将其父逮捕入狱。3年后，王国兴父母双亡。按黎族社会习惯，本应由王国兴接任父亲的峒长职务，但国民党却委派他人继任红毛乡乡长，还诬陷王国兴“反叛”，王国兴被迫逃入深山达1年之久。

　　1939年，日寇的铁蹄踏入海南岛，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龟缩于五指山区，加紧鱼肉黎族苗族群众，横征暴敛。王国兴作为黎族百姓心目中的头人此时挺身而出，决心带领黎族同胞拿起武器反抗。大家一致推选王国兴为全县起义总指挥。王国兴说：“为解救乡亲们，为报仇雪恨，大家同生共死，杀尽‘国贼’，绝不背叛！”

　　“王国兴从黎族头人到起义总指挥是一个很不寻常的转折。”与王国兴有深入接触了解的作家中元秀曾评价：在黎族人民遭到空前灾难之时，王国兴怀着对人民群众无比深厚的感情，为解救民族苦难，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率众起义，以简陋的原始武器抗击全副武装的敌人。他的行动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1943年8月12日凌晨，“白沙起义”发起，王国兴率领起义军攻打感恩、昌江、乐东、崖县等县府。26日，白沙起义达到高潮，仅白沙县直接参加战斗的黎胞就有3万人，国民党胆战心惊，仓皇溃逃。但一个月后，国民党重新集结兵力血腥镇压白沙起义。起义群众四处与敌周旋，但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失败。王国兴率领一支队伍撤退到靠山的村子，伐木制造障碍，血拼3天3夜，弹尽粮绝。

　　“王国兴率领起义军撤回到山高林密的鹦哥岭，他们在山上吃野菜、吃野果。而国民党严密封锁，致使他们断绝了同山下的联系，不久陷入绝境。”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诒孔说，“在如此困难时刻，起义军中曾有人动摇，也有个别人当了叛徒，甚至有人建议王国兴去找日本人，但王国兴坚定地拒绝。他没有放弃，没有想着做‘山大王’，而是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这非常不易！”

　　红霞引路

　　历尽千辛寻找共产党

　　王国兴在汉区当挑夫时曾听说过红军独立队又打日本仔又打“国贼”很厉害。他还想起父亲去世前曾对他说过：“世上只有红军是不会欺负黎人的。”王国兴对起义军说：“我们海南岛也有红军的，找红军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王国兴多次派出自己的代表四处寻找共产党，代表们秘密潜下鹦哥岭，专门选择没有道路、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深山悬崖行走，最终找到了琼崖抗日独立队。代表们一见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时，哭着说：“总队长啊，快救救我们黎人呀！”

　　“我们也正在找你们！”冯白驹随即派出武装工作组前往鹦哥岭援助起义队伍。王国兴一见面就抱住武工组队员，泪如雨下：“父母军来了！我们黎人日盼夜思，终于盼来了。”1个月后，黎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黎委”）成立并进驻黎区。根据民委的建议，王国兴将分散在各个山头上的起义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成立指挥部，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隐蔽斗争。

　　1944年12月，王国兴来到已改编为琼崖独立纵队的驻地澄迈县六芹山，见到琼崖特委书记、纵队司令员冯白驹。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经日，按照黎族的风俗习惯饮血酒。冯白驹指示王国兴潜回白沙，成立“白保乐”人民解放团，并任命他为团长。

　　邢诒孔对此评价，王国兴与冯白驹的这次会面具有“世纪意义”，开启了黎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干革命，永远跟着共产党的新纪元，开启了黎汉人民团结的新时代。为我党、我军贯彻党中央开辟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送上了一把“金钥匙”。甚至可以说，王国兴与冯白驹的会面，让我们党和军队进入五指山搭上了“快车”，加速了建设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步伐。

　　支援革命

　　为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1946年3月，国民党分五路进攻白沙等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五指山地区各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王国兴走村进寨，一家家发动群众支援革命，他对黎族老百姓说，“过去日本鬼子杀黎人，国贼害黎人，黎人牛马不如。今天共产党来了救黎人。黎人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活路啊！”

　　王国兴对革命始终坚信不疑，先后建立了猛进队、英勇队、区常备队、乡常备班、村后备队等武装，共5000余人，配合琼崖纵队主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至1948年6月，解放了白沙、保亭、乐东3县全境，建立了拥有30余万人口的五指山区中心根据地。对于王国兴在创建五指山根据地的作用，冯白驹后来回忆说：“当年如果没有王国兴的支持，我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邢诒孔也指出，王国兴主动找党干革命，为加速解放战争以及整个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五指山根据地的建立，结束了琼崖我党我军长期没有稳定稳固的大后方的历史。

　　邢诒孔说，长期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鸡蚀米，客吃黎”的观念根深蒂固，一些新开辟地区的群众不了解共产党，纷纷逃进深山。王国兴向山里喊话：“这是我王国兴请来的队伍！”躲藏在山里的黎族老百姓听了，跑出来迎接红军。

　　勤政岁月

　　自始至终与共产党“一条心”

　　1949年夏，王国兴受党中央之邀，到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王国兴激动地说：“过去的统治者把少数民族当做奴隶，今天共产党让我们少数民族讨论国家大事。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才能前途光明灿烂！”

　　开国大典上，王国兴随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当看到解放军队伍大踏步走过时，他满怀豪情地说：“你看，我们人民解放军多威武呀！海南一定会很快解放的！”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王国兴回到白沙。白沙县政府隆重举行数万群众大会，王国兴激动地说：“黎族、苗族同胞们，我们人民自己的国家成立了，中国人站起来了。过去反动派不把我们当人看，今天解放了，我们黎族苗族人民也站起来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了！”

　　1952年，王国兴当选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1955年，自治区改称自治州，王国兴任州长。同样在自治州做过州长的王学萍说，主政自治州期间，王国兴加强民族团结，同各族干部群众打成一片。“王国兴身上有发展教育的育才精神，1952年，王国兴前往北京找周恩来总理提出办学校、开公路，派医生看病人，得到了总理的重视。”

　　王学萍动情地说，在国家大力反腐倡廉的当下，宣传王国兴的清廉精神也很有必要。“作为州长，王国兴吃穿住行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做派，朴素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解放后，政府才给他建了一栋瓦房。”1974年，王学萍曾拜访王国兴，已80岁高龄的王国兴对王学萍说：“你们要听党的话。”

　　王学萍说，王国兴从始至终与党“一条心”，在“文革”期间，王国兴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即便在他弥留之际，他对儿女们所说的，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党和人民。“你们一定要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黎族人民的解放，你们要相信党，要团结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

王刚回忆父亲王国兴：
人生清贫如洗 内心富有胜金
 

1973年的王国兴。

王国兴之子王刚在追忆往事。 杜颖 摄

　   斯人已去，幽思长存。

　　2015年清明时节，回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番响村老家的68岁的王刚，在老伴的搀扶下走进白沙起义纪念园，深深追思一位故去40年的老人——黎族领袖王国兴。故者与追思者是父子，但却又彼此从不说“软话”，拗了一辈子。曾经年少时，王刚甚至还狠狠责怨过王国兴，“为什么你为黎族人奉献那么多，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家人付出多一点？”

　　王国兴一生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1975年1月，他的生命归去在自己最眷恋的这片红土地上，临终前他对子女的嘱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要相信党，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除了一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他没有为儿女留下任何称得上值钱的财产。

　　40年后，当岁月的风雨再度激荡回忆的心门，王国兴最终留在子女心中的不是“白沙起义”著名历史事件中的英雄，却已是人世烟火中一位普普通通流露真情的老父亲。

　　尊师重教的黎族领袖

　　时光的指针拨回历史的长河。

　　白沙起义5年后的1948年，王国兴的二儿子王刚出生在琼中牙寒（共建）村，彼时的琼中地区已属于解放区，是人们眼中支持海南岛走向解放的“革命老区”。不久，王刚被他的“大妈妈”（王国兴先后有两位妻子）带回番响村抚养，一直到8岁。

　　在王刚儿时的印象中，他对父亲的样貌几乎全无记忆，王国兴在海南岛解放后于1952年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后1955年自治区改自治州后任州长，他和王刚的亲生母亲王爱英生活在通什（今五指山市），并没有将王刚带在身边。

　　令王刚记忆尤深的当时老家的模样：到解放初期，村子里几乎剩不到20户人家，大部分家庭都在日军侵琼和国民党压榨民众到处拉壮丁的时期逃难到黎母山、湾岭地区去了，农村破败的景象，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给童年的王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无疑地，这印记也曾深深烙在父亲的眼睛里，烫伤过他的心，我想这是他在任州长后日以继夜操劳，并用自己的家当对无数老百姓施以援手，视黎族人民为父母的原因吧！”王刚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1956年的一天，王爱英坐在家里流泪意外让王国兴撞见了，“你哭什么？”王国兴问妻子。王爱英说，“快8年了，见不到儿，想他想得流泪。”

　　王国兴没有接话，王刚年纪小却留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当父亲的怎会不心疼？没过多久，王国兴就让人到番响村接王刚，王刚记得很清楚，“那天，大人们把我放在箩筐里，轮着挑担子把我挑到通什，十几里的土路，我就这样一路颠到了父亲身边。”

　　母亲见了王刚喜出望外，但父亲却面无喜色，反而对他管教得异常严厉。王刚依稀记得，在与父亲每天生活在一起的短短一年时间里，父亲很是严肃，平时少有生活上的嘘寒问暖，但对他的学习成绩却十分关心，严厉万分。

　　一个学期结束，回到家里，王国兴第一句话马上就会问王刚，“考试怎么样，及不及格？拿老师评语来！”

　　王刚就蹭着步子从布袋子掏出成绩单双手递给父亲，嗫嗫地说，“不及格的少，但分不高”。

　　“70分，才考这么点分！”王国兴很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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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多年，王刚才懂得，父亲对子女教育的严格是有缘由的。只念过2年私塾的王国兴很小就走出家门卖苦力，对读书有着深切的渴望；而战争年代国民党在中部山区抓壮丁，王国兴的父亲、世袭峒长王政和为保护黎家人被抓走，是许许多多农民砸锅卖铁凑光洋才救出了峒长，为此，后来也成为峒长的王国兴对农民有着深深的感情，让黎族人尤其是青年人有书念、有更多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他一辈子立志要达成的心愿，这心愿之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子女。

　　“父亲的严格教育现在想来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王刚说。

　　任自治州州长后的王国兴，大力推行民族教育，兴办中小学院校，并向中央提出发展黎族地区教育的思路，在通什建立自治州中学和自治州师范学校，保送一大批自治州黎族青少年赴中南民族学院深造，鼓励引进一批广东省大学生南下海南任教。

　　王国兴兴办的学堂，密布于偏远山村各处，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在让广大黎族人民受益，在琼中县牙寒、罗解等地区的小学校都是王国兴的心血凝结。这也影响了后来的王刚，在1990年代任通什市市长期间，王国兴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理念得以一脉相承。

　　遭遇“凄风苦雨”的高官

　　1956年，与父亲相聚尚不到1年时间的王刚离开通什到海口读书，直到1965年才转学回到自治州中学。少年依然很调皮，想要零食或一些喜欢的东西时开口向父亲要，得到的总是“棍棒炖肉”，免不了挨揍，王国兴严厉极了，不让孩子有分文的零花钱，尽管当时王国兴的工资几乎已算是全自治州干部中最高的。

　　然而王刚亲眼看到，父亲对自己狠心，却对总来找州长的老百姓和家乡乡亲慷慨万般。“哪户农民家中有困难了，父亲总要施以援手，有乡亲来找他说家里的房子倒了，父亲可以一次拿出200块钱给农民，让人家回去盖新房；谁家的孩子要结婚，来找父亲，父亲总要主动塞上一二十块，他说我们黎家孩子结婚，以后日子不容易，要给点钱备用；甚至，我见过没钱买米买盐的乡亲来家里，父亲直接把自己的口粮和盐巴给了人家……”王刚回忆当时感慨万千。

　　乡亲们不忘王国兴的好，借钱时纷纷给王国兴家里留下了借条，后来“文革”时期王国兴被“抄家”，“革命派”在他家里翻出了一大摞的借条借单，无言以对，因为这些借条能够保存完好，是因为王国兴从没有让一位乡亲还过钱，而即便是后来在王家遭遇灾祸极为困难的时期，王国兴也始终不让子女谈及借条和还钱的事。

　　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没过多久，“文革”袭来。王刚记得，1968年的一天，县里借口让王国兴去县城开会，手拿毛主席语录的王国兴被就地关押。王刚说，“后来组织允许他的弟弟去探望父亲，看到父亲的惨状，回来向我们描述时，家人泪如雨下。”

　　然而，王国兴在狱中并没有抱怨，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支撑了此后多年的牢狱生活。

　　因为父亲有“罪”，王刚和家人也相继受到了牵累。同一年，知青“上山下乡”，王刚在学校里连“下乡”的资格也没有，他委屈地找到校领导问求原因，得到的答复是“最大的走资派的后代只能去改造！”于是，20岁的他被放到琼中灰草、里寨两大水库去干苦力，挑担子、筑水坝，尽管读完了高中却没能获得文凭。

　　1969年，番响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缺民办教师，想在“老三届”中招一名有文化的高中生任教，期间，学校发现了一位在湾岭改造的青年写的一篇心得文章《浅谈劳动改造中的收获》，这让学校的领导眼前一亮，感叹说：“这娃娃有水平的哦！”这个青年就是王刚。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大队先后讨论了3次最终才得以通过。于是，1970年夏天，王刚从一个被改造的青年变成了一位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

　　同一年9月，王国兴从关押改为监护劳动。

　　一生没有留下像样遗产的父亲

　　4月5日傍晚，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番响村王国兴的老家时，王刚坐在自家屋前的小板凳上望着门口等我们来，身后的老屋墙壁斑驳，已有35个年头。

　　他一直遵循父亲的朴素教诲，过着简朴的生活。

　　1974年，王国兴的“监护”令被解除。晚年的王国兴带着王刚的大女儿在海口生活，而王刚就一直留在山里，从民办教师做到村小校长，后来又进入琼中县和通什市机关工作。当教师时，王刚每到假期就来海口老省委宿舍区看望父亲，但他心里总是跟父亲怄着一口气。那时，王国兴每天从早上8点钟起床开始就埋头写回忆录，他要把没有文字的黎话翻译成大段大段的海南话的文字，有时一些词汇又不大好翻译，老人急得很，在旁的王刚就插话说 ，“阿爸，你看这，应该写成‘不知道’，可不是‘没知道’！”老父亲就生气，“你懂啥！”

　　不一会儿，老父亲又回头问：“到底错了多少？”王刚回答：“错的多了！”父子俩都是一副倔脾气。

　　偶尔问起王刚的工作，王国兴的语气也不大像对孩子的问话：“你最近有没有犯错误？”

　　从没沾过父亲荣光的王刚一听这问话，脾气也看涨，干脆拗着性子不告诉父亲他的近况。老父亲急了，王刚怄气说，“谁叫你一直留我在农村！”

　　日子在倔强与执拗中度过，尽管如此，王国兴还是关心小儿子的生活，背后托朋友打听，当听说王刚凭自己的本事当上村小的校长，他由衷地高兴。

　　在多年后忆起那段日子，王刚眼圈红了，骂声中的父子情让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孩子最终懂得：父亲的不苟言笑和对自己的异常严苛，是深爱自己的父母亲对子女人生的另一种磨砺，在这磨砺中，饱含着是深情和爱。

　　1974年，身体感到不适的王国兴请求组织安排能够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和奋战过的地方再走一走；1975年1月，王国兴病危，王刚赶到海口，他记得弥留之际的父亲依然告诫子女的话语是“我们是劳动人民，要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要做官就要做一个爱民如子、平易近人、受老百姓爱戴的好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黎族人民的解放，要相信党，努力工作，把自治州建设好。”……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内心所流露的最真挚的情感依然是党和人民的。”念着父亲，王刚流下了热泪。

　　王国兴最终没有给他的子女们留下一件像样的、值钱的财产，他的一生清贫如洗；然而，他留给一个时代的精神财富，却又让他富有胜金。

　　这，就是王国兴。

“儿子”冯子平追忆王国兴——
不怕打仗怕当官

王国兴同志在工作。

王国兴参加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证。 海南日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冯子平参加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的联络秘书证。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蔚林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声声高呼中，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交织汇聚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这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万军民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证了开国大典举行的庄严时刻。

　　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王国兴久久凝视欢腾的人海，一会儿情不自禁地赞美：“人民解放军可真威武！”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似的向站在身边的“儿子”冯子平询问：“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海南什么时候能解放？”

　　转眼间，66年光阴如水流逝。时年还只是个19岁年轻小伙的冯子平已然年过古稀，可那一天、那一年所发生的事还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如同他的“父亲”王国兴，这40年来一直活在他的心里。

　　认“父子”代表黎民上京赴会

　　一个是领导白沙黎族人民武装起义，又配合琼崖纵队开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黎族领袖；一个是刚刚从出生地泰国回乡参加琼崖纵队，又任新华社琼崖分社记者的归国华侨，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被同样炙热的报国之志牵引到一起，结成了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交。

　　1949年6月28日，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电报发到了时任中央琼崖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冯白驹将军手中。电报中说：“黎民中能否派一名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立即开报姓名建立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

　　经几位区党委领导研究决定，曾领导黎族人民武装起义，又曾任白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王国兴成为代表黎族人民赴京参会的最佳人选。此决定也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批复同意。但问题是，王国兴没有出过远门，更重要的是除了黎话和简单的海南话之外，并不懂得说普通话，需得有人贴身陪同上京，担起秘书、翻译和保卫的职责。

　　这个重任落到了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烈士的侄子——冯子平的肩头。“刚开始我有许多顾虑，首先是没有去过北平，不认识路；其次我不会说黎话，怕难与和王国兴沟通。”但是，这些顾虑在冯子平与王国兴见面的第一天就打消了。眼前这个憨厚的黎族汉子不仅同意了与冯子平在路上为伪装身份而互以父子相称的提议，并且二话不说接受了冯子平为其改起的假名“冯夙吉”，喜笑颜开地连声叫好：“出门就是要讲吉利嘛！”

　　那年，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在革命根据地之外行动，极有可能被国民党官兵发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圈套惹来杀身之祸。王国兴与冯子平只得在交通员和卫兵的引领下日伏夜行，由五指山步行到临高头咀码头乘船横渡琼州海峡，抵达雷州半岛后又从香港途经台湾海峡到达青岛，最终换乘汽车抵达北京时，已经在路上消耗了一个半月。

　　“这一路上，除了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王国兴还克服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他其实是坐不惯船的，途中曾对我说‘昏头昏脑，不大舒服’。又比如，为了掩盖身份佯装出国旅居，平时爱抽烟的他也忍着一个多月没有抽。”冯子平回忆，顺利到达北京后，王国兴曾问他要过烟抽，但找来一包香烟，却不合他胃口。

　　“我不吃这种烟，只吃水竹筒烟。”王国兴比划着告诉他，水竹筒烟是由一根约80公分长的竹筒安上烟嘴做成的，一小团烟丝塞进烟嘴里点燃，抽起来竹筒里的水咕噜咕噜响。第二天，冯子平又找来一个银质的手持烟筒，还买回了一大团烟丝，他记得，“王国兴拿着烟筒一抽，听见烟筒里的水也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就忙大吸一口，高兴得不得了。”

　　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

　　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到了北京，冯子平与王国兴几乎都是一天24小时呆在一起。在如此远离家乡的陌生地方，不会写字也不会说普通话的王国兴仿佛也失了几分曾经叱咤沙场的英气，对冯子平颇为依赖——

　　办理新政协会议代表证时，申请表是冯子平代填的；准备大会发言时，发言稿也是冯子平代写的。“会前好几天，我就把大会安排发言的事对他说了，但他一直摆手拒绝，‘大家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冯子平只好耐心劝说，“你代表黎族来开会，也要代表黎族人民发言，否则回去了怎么交代？”

　　于是冯子平按王国兴的意思拟了初稿，又读给他听。“做得。”听罢，王国兴说。但又有新的担忧，“我又不懂讲国语，怎样上台呢？”

　　到了发言那天，人们看到，这“两父子”一前一后地上了台。先是王国兴用黎语讲了几句，后是冯子平以洪亮的声音翻译：“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了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

　　掌声雷动中，王国兴与冯子平相视一笑。这一笑不仅包含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还隐含着只有两人知道的小秘密——原来，王国兴背不下文绉绉的发言稿，但不识字的他看着稿念也不成。于是，冯子平给支了个招：“你就用黎语把前两段说个大概，反正参会代表都听不懂，后面的就交给我好好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

　　丰富的斗争经验、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参会发言的出色表现，王国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参会几天以来，他一直为此“想不通”。参观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回到住地，他又对冯子平提出请求：“你再帮我向上级反映，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

　　始终劝说无果的冯子平只得找来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党组干事会干事的杨静仁。“杨静仁一进门便对他双手作揖：‘恭喜恭喜，你的当选是你的光荣，也是黎族人民的光荣！’王国兴回答说：‘叫别人做好不好？’”冯子平笑着回忆，杨静仁立刻不容置疑地握住王国兴的手说，“中央相信你，你就当，怕什么？”又放松笑着补充一句，“人家要钱都买不到这个官，让你当你却不肯，真是不可思议。要为人民服务嘛，好好干！”

　　直到听见“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一连几日郁郁寡欢想着“辞官”的王国兴才终于不再拒绝。

　　别忘了你还有个哥哥

　　新政协会议结束后，冯子平并没有护送王国兴返回海南。因为会议后期，他得知新闻学校在北京开班培养新闻人才，本就身为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的他很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留在北京深造。

　　原以为王国兴不会同意，没想到鼓起勇气提出后，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笑呵呵地说：‘这是学习的大好机会，你安心学习，等海南解放了再回来！’”时隔多年，冯子平忆起此事仍颇为动容，“多好的领导啊，这不是把我当成秘书，而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

　　这个“儿子”从未忘记“父亲”的恩情。后来，“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时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的王国兴亦未能幸免于难，遭受残酷迫害甚至被关押挨打受辱。这场浩劫过去，王国兴虽重获自由，但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上门去看他。他坐在小厅，还和从前一样手拿着水竹筒烟，手捻烟丝塞进烟嘴，一口一口地抽，倒也乐在其中。”冯子平说，见他来访，王国兴放下烟筒起身与他握手，开口便带着豁达：“老冯，不死又见面了。”

　　这“父子俩”之所以后来改口互称“老王”、“老冯”，是因为王国兴曾告诉冯子平，按黎族的习惯，这样称呼比“父子”、“同志”还要亲。

　　王国兴送上清茶，说了一句：“老冯，你也吃过不少苦，是理解我的。”低头沉思好一会儿，才又像个小学生一般小心地问：“你说，共产党还肯要我吗？”

　　看着王国兴身上穿着的粗布衣裳，冯子平一阵心酸，抬高音量：“你是黎族人民的领袖，是最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你放心，共产党不会忘记你，一定还会要你的！”

　　患难更见真情。1975年1月9日黄昏，王国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冯子平未能见其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但他听闻，王国兴病危时，曾给其子王家贤留下遗嘱：“你还有一个哥哥叫冯子平，你要记住他……”

　　这就是黎族人的耿直秉性——认定一个人的好，就一辈子与他相交。这份鱼水交融的“父子情”，将一个黎族家庭与一个汉族家庭永远地维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