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开国战将的另类传奇
1952年10月14日，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为了扭转败局，发起了“强大的金化攻势”。其计划为：首先攻占志愿军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进而夺取五圣山地区，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正在整个战线上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并借以试探志愿军防御的稳定性。他们还认为，突破中线后，东可接应从元山港登陆的部队，西可攻取平康，居高临下，乘胜推进，从而根本改变整个朝鲜战局。
“联合国军”把目标瞄准了上甘岭。开始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大打。据“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后来回忆，他们想出其不意，夺取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五圣山的支撑点，只要用两个营的兵力五天就可以达成目的。
10月12日，“联合国军”集中了300多门大炮、数百架飞机，连续实施了两天的火力突击。炮弹和炸弹像狂风暴雨一样倾泻，阵地上一人多深的交通沟被炸得无影无踪，坚硬的岩石变成了黑色的粉末。敌指挥官从望远镜里所见而得出的结论是：“上甘岭上不可能再有生物存在！”
这一突如其来的大动作，使时任3兵团司令员的王近山将军大吃一惊。满脸尘土的王近山从前沿观察回来后，立即召集了紧急作战会议。
这是一次极见王近山将军军事指挥才能的会议。
当时的态势严峻而紧张，将军做出的反应不但准确无误，而且迅速而果断。
首先王近山判断，敌夺我五圣山企图已很明显。他要求把作战指挥的重点放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这两个前沿要点上，坚定不移地将防御方向确定于上甘岭地区。
如何防御？王近山提出实行“添油战术”，即部队轮番上阵，量敌增兵，边补边打，边打边补。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视人员伤亡情况及时增补；一切战术手段不要形成规律。后来的实践证明，“添油战术”这一创造性战法，在上甘岭战役的特定条件下是完全正确和切实可行的。
“添油战术”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油”可添，王近山将军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估计，上甘岭这一仗将越打越大，将是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残酷决战，因此每个部队都要少摆多囤，各级要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用在关键时刻。上甘岭战斗一开始，王近山就电令12军34师100团、106团、35师103团集结待命，作为关键时候使用的战役预备队。
王近山将军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要准备有较大的伤亡。每一个战士要准备当班长、排长，甚至还要准备当连长、营长。在上甘岭战斗过程中果然不出将军所料，先上去的战士仅十几天就当上了连长，因为伤亡太大，非他莫属。
不到1米高的焦黑树身上竟嵌着158块弹片
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上甘岭由局部战斗发展为战役规模的生死大战。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战场最小、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争。3.7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双方陆续投入作战兵力共达10万人。
“联合国军”先后参加进去的部队有美第7师、美空降187团（欠一个营）和南朝鲜第2师、第9师共11个团及2个营，并补充新兵9000余人，另有18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300余门，坦克170余辆，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6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投入作战总兵力4万人。双方伤亡总数为36000人。我军为11000余人，“联合国军”为25000余人，也就是说，在上甘岭上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9700人伤亡。
任何浓墨重彩都无法再现当年上甘岭上惊心动魄的战争奇观。阵地上树桩累累，弹片削断了所有树干。巨石被炸成了灰，脚下松软，一脚下去，就像陷进积雪中，拔出来很吃力。进攻，后退；冲锋，再冲锋；反击，再反击；尸体如山丘，鲜血如溪水。王万成（电影《英雄儿女》王成原型）拉响爆破筒，黄继光用胸膛堵枪口……
笔者曾到参加过上甘岭战斗的某空降师（原15军部队）采访，在军史陈列室里见到一段可以作为上甘岭战役见证的树身。这段不到1米高的焦黑树身上弹洞密密麻麻，如同蜂巢，有人数过上面竟嵌着158块弹片。部队回国时，士兵们无意中把它搬到车上当凳子坐，结果为我们保存了一段血与火的历史见证。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
一次，王近山将军到前沿视察，见某部某连长正巧从上甘岭下来，准备带部队“添油”。
王近山将军严肃地问：“怎么不叫通讯员来带部队？”
连长回答：“通讯员牺牲了。”
将军又问：“其他人呢？”
连长哽咽了：“全连只剩下我一个了。”
“你们营还有多少人？”
“不到三分之一。”
王近山将军挥挥手：“去吧，去吧。”
当连长要带增援部队出发时，将军突然对参谋说：“叫连长留下，派其他人带队。”将军喃喃自语：“这个连就这么一个种了，就这么一个种了！”
参谋看到，他流泪了。
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使用兵力、火力之密集，反复争夺之频繁，战斗之残酷、激烈，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我15军、12军等部队以11000人伤亡的代价顽强抗击敌军营以上兵力的冲击25次、营以下兵力的冲击650余次，歼灭敌人25000人，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同时，我军进行了数十次反击，最终守住了阵地，使“联合国军”不能前进一步。
王近山将军一生中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就是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以后这位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战将不但告别了他的军事生涯，也告别了他的政治生涯。
执意与结发夫人离婚，一代战将被调往农场务农
1969年7月的一天，深夜一点，“火炉”南京，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的夫妇。男的一只手拎着一只旧牛皮箱，另一只手拎着三只老母鸡；女的双手抱着孩子，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地瓜、玉米等杂粮。
这对夫妇一下火车，便对眼前的情景愣住了：三位军职干部早已站在月台上躬身迎候。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
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摆了两桌丰盛的宴席，为这对夫妇接风洗尘。
这对夫妇就是曾经在战争年代威名显赫的战将王近山将军和他的爱人。
5年前，王近山将军不顾领导和战友的劝阻，执意与结发夫人离婚，后来与一位比他小10多岁的保姆结为伉俪。当然，事情的经过与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
将军的个人目的达到了，但他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被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职（相当于由中将衔降为大校衔）。
从此，将军的名字消失了，他被调往河南一个农场默默务农。
历史没有忘记一切有功于人民的人。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战争年代有几个人很能打仗，现在日子很不好过，建议主席过问一下。”
毛主席微笑着问：“谁？”
许世友说：“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他们虽然有错，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工作。”
毛主席答应得很干脆：“行啊，请恩来同志处理一下。不过，你们哪个军区要他们？”
“我要！”许世友自告奋勇。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王近山同志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于是便有了后来7月深夜令王近山将军终生难忘的那一幕情景。
1978年5月，中南海，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夕。一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同志逝世的悼词，摊开在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那宽大而明亮的写字台上。
5月10日，王近山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去世。消息传来，邓小平指示说：“王近山有很大的战功，他的后事一定要办好，悼词我要看！”
王近山的悼词上历任职务为：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而最后职务则是军级—军区副参谋长。这虽是事实，但又显然不妥。邓小平看到这里，沉思片刻，提起笔来把“副参谋长”四个字圈去，用遒劲的字体写上“顾问”两个大字。
次日，中央军委补发了任命通知，任命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丧事按大军区领导待遇办理。
199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出版了《回忆王近山文集》。邓小平题写了书名—“一代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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