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
图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左二）正在和学生讨论实验。本报记者 杜 芳摄
“国际上但凡谈到细胞凋亡，王晓东都是无可争议的学界泰斗，我们是读着晓东·王的教科书研究生命科学的”
对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而言，王晓东是“神一般”的存在。绝大多数人在没有进入生科所之前，就知道了这位科学家的鼎鼎大名和传奇经历。
记者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王晓东，虽为著名科学家，他却并没有很重的学者气息，一身轻松自在的装扮，个子不高却很显精神，双目炯炯、声音洪亮。
这位出生于武汉、生长于河南的“60后”，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28岁获美国得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博士学位。41岁就被评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新中国赴美留学生中入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第一人。回国后又入选“千人计划”、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有幸听过王晓东老师的讲座，那时候就很崇拜他。出国留学后，研究生教科书《分子细胞生物学》里面细胞凋亡的章节就是他写的。只要研究细胞凋亡，没有人不知道王晓东，我也因此报考了他的实验室，而生科所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都是慕他的名而来。”王晓东实验室的博士后樊炜亮说。
王晓东专攻的是人体细胞凋亡研究，这是一项探索生命机理的科学。“举个简单的例子，秋天的叶子之所以会自动脱落就是因为叶柄和树枝之间的细胞凋零了，人的手掌之所以会长出五指状而不是生就一张蹼，也是指头之间无用的细胞自动凋零的结果。多亏了细胞凋零，人才不会长成一团。”王晓东打趣道。在他看来，凋亡是细胞的一种特殊生理功能，对人体正常发育和清除损伤细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但如此，凋亡的缺陷也是肿瘤发生的关键步骤。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王晓东领导的实验室发现了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其作用机理。根据这些研究成果，王晓东还研发出针对肿瘤细胞凋亡的新型试验性肿瘤治疗药物，给尽快解决目前中国多发的、无药可治的肿瘤问题带来了希望。
2011年王晓东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创立百济神州公司，专注于抗肿瘤创新药物的研发，他要让科学研究与应用在此落地生根。公司目前有3个拥有全球专利的小分子药物在国外进行临床一期试验，结果令人鼓舞。在本月内还会有另外一个革命性的肿瘤创新药物进入临床试验。
“打破禁锢原创的所有枷锁，一切以科学作为最终的价值研判”
“中国人口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但是对现代生活的原创性贡献却寥寥无几，科学含量低。”每念及此，王晓东总觉得自己这一代人有责任为中国的原创性突破做点什么。
2003年开始，王晓东的构想开始落地北京。在王晓东牵头筹备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起来，被誉为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与别的科研院所不同，熟知国外科学研究体制的王晓东，一开始就把国际上先进的理念、做法应用到“试验田”里，无论管理体制、考核标准还是科研氛围都与国际接轨。
这里有最轻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科研人员完全不用为申请项目耗费大量的精力，每个PI每年200万运营经费，配套完善的实验平台完全开放，项目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没有任何所谓职称等级的硬性考核。
“当外面的科研人员绞尽脑汁地发各种论文评职称时，生科所的科学家们正脚踏实地地进行着科学实验。别人都好奇，为什么生科所能发那么多高质量的论文，实际上我们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只是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做科研，原创性的东西就会被激发得淋漓尽致。”王晓东说。到目前为止，研究所独立发表文章257篇，平均SCI为11.19。包括9篇《SCIENCE》、14篇《NATURE》、8篇《CELL》，这在国内外相同领域研究机构中处于领先地位。
2013年，王晓东支持下的“李文辉实验室”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乙型肝炎病毒在肝脏上的受体，这突破了困扰国际医学领域几十年的难题，为进一步寻求乙肝药物治疗手段提供可能，这是中国原创科研发现。但是有谁知道，在这项研究进行的五年里，李文辉只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要在传统的科研院所，这是无法想象的，大概第一年评职称都过不了。但在生科所，这丝毫没有影响李文辉的项目经费及各项其他保障，大家也没有质疑他的科研能力。”王晓东说。
“发表论文的数量一直是成果评价的一个普适标准。但我始终认为，衡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应该看他是不是带动了一个领域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于科学的进步。”王晓东说。
王晓东给团队提出的唯一标准，是要有国际领先的原创发现。所有工作满5年的PI的科研成果都将被匿名发给国际上该领域知名的研究人员进行评估。而生科所招人时也有类似的严苛条件，应聘接受率只有百分之五。
王晓东已经在这块试验田上耕耘十载。十年来，王晓东一直秉持着一颗科学至上的初心。科研不是为了获奖，而是要真正为人类了解自然、了解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科研不可为繁杂所扰，只有沉得下心来、耐得住寂寞才能做真正的科学研究。
“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再年轻的科学家也可以比权威做得更好”
在生科所，虽然王晓东是一所之长，但没有人把这个头衔当回事，同事们都直呼其晓东·王。
“生科所没有论资排辈，王晓东为这里营造了一种平等对话、自由思辨的科研文化。不是说研究的时间长、获奖多就是权威，任何一个科学家，哪怕是刚进来的不知名的研究员，都可以比所谓的权威做得更好，获得更大的成就。”生科所资深研究员邵峰说。
“王晓东不干涉我们的项目，也不催我们出成果。但是他每周都要开例会进行学术研讨，哪怕再忙也要调整置换出时间来参会。”樊炜亮说。例会上，王晓东听研究者们谈工作进展，谈项目想法，大家为一个实验结果展开激烈辩论也是常有的事。王晓东甚至对科研报告中每一个结果、标记的细微不足都要一一指出纠正。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严谨的，容不得一点瑕疵。”
王晓东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特异功能”，每当有人陷入科学的谜团无法自拔不知何处去的时候，王晓东总能凭借他的科学积累慧眼识珠，为科研人员指明方向。“我刚进生科所的时候准备做一个实验，本来想研究细胞坏死被哪些基因所调控，因此做了一个基因文库筛选，这个筛选过程花了20万元，3个人早出晚归无休假耗时半年，却并没有发现新的能参与细胞坏死的基因，当时压力极大，心情非常低落，我甚至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放弃科研转行做别的。”樊炜亮说。
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却得到一个失败的实验，王晓东不但不怪樊炜亮，反而“心很大”地安慰起他来，“科研失败太正常了，何况你才初出茅庐”。另一方面，王晓东拿着实验报告看了又看，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个好的研究课题，并鼓励樊炜亮朝着这个方向尝试。如今樊炜亮已经就此课题研究三年，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阴差阳错，“王晓东愣是从一个失败的废墟中挖出一个珍宝。”
尽管在科研的道路上充满激情，但是科研之外的王晓东却一片云淡风轻。他不看电视，没有微博，早上跑步几千米，晚上饱览群书。他不与同行圈子打得火热，每年最多只参加两场国际学术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对他和他所创建的科研改革试验田，一些人或许不理解、不认同，但是他总是不去做过多争论，只低调地坚守着，继续他的科学，继续着他的改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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