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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该抱持温情与敬意

2015-03-26 09:33:13来源: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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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弟子规》,似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讨论一次。这一次被讨论,是因为有网友直接把《弟子规》称作“精神雾霾”,这是继“封建糟粕”、“大毒草”之后送给《弟子规》的新标签。说实话,在最多五六年以前,我都没听说过这本启蒙读物,只是在这几年,伴随着国学热的余威,这本书才爆得大名,甚至是国学启蒙必读的经典。

《弟子规》成书很晚,据说是康熙年间的秀才李毓秀所作,而且在此后的几百年里,也并没有成为比较流行的启蒙读物,起码跟《百家姓》《三字经》《唐诗三百首》《增广贤文》这类启蒙读物相比,它毫无名气。这让我不乏恶意地揣摩,《弟子规》的走红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案例,相比于上古的国学经典,它够简单;相比于前面所说的启蒙读物,它够新鲜;更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从内容上来讲,教导小孩子守规矩是学校和家长乐见其成的。李毓秀泉下有知,不知对自己的作品突然间就火了作何感想。

梳理关于《弟子规》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大概可以归为四类,两类赞成,两类反对。第一种赞成的声音就是最主流的声音,把《弟子规》看做是国学启蒙的经典,支持这个观点的包括很多家长、学校,那些开国学班的就不用说了,《弟子规》就是饭碗。而引发《弟子规》巨大批评的,恰恰就是这种赞成的声音。首先是那些教授、推广《弟子规》的人,为了盈利,极力把这本书推到了一个过分的高度,这给这本书的学习蒙上了一层功利主义色彩,让人们感觉这是在消费国学。同时,那些支持孩子学习《弟子规》的学校、家长们,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循规蹈矩的意图太明显,这把《弟子规》推向了人格独立的对立面,变成了糟粕、毒草、精神雾霾。

于是乎,反对的声音就纷至沓来。我前面说了,反对的声音分成两种,其中一种来自国学支持者,在他们看来,对《弟子规》的推广招致了舆论对整个国学的抨击,这是无妄之灾,因为《弟子规》的观点并不代表国学的精神。比如青岛国学学会副会长张轶西说:“《弟子规》规诫太多。‘完全权威’教育压抑了孩子的独立思维和思辨能力。教育最忌讳灵魂的压迫,《弟子规》属于国学的识字教材。不少学校教育有误区,他们认为学生不易训诫,希望通过推广《弟子规》里的训条让他们听话。我一直把国学当作教育解放的利器,而不是束缚大脑的钝器。”而另一种反对的声音则直指书中的“封建糟粕”。的确《弟子规》里面罗列了很多纲常伦理的观念,并通过训诫的方式要求学生去遵守。这是很多持现代文明立场的人所难以接受的。说句实话,我对《弟子规》最初也是持这样的观点的。但时间长了,这种声音正在形成另一种偏激,似乎不把《弟子规》干掉绝对不罢休。这感觉类似于方舟子那种强硬的“鹰派科普”。

   当事情走向极端之后,就会引发反思。很重要的一个反思就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我们是不是真的读过这本书。力挺《弟子规》的学者邵建就特别强调了这本书的精华部分,一些普适的观念和道理,放到今天仍然是不过时的。而且,这么一本启蒙小书,也承担不起“封建糟粕”的盛名,读一读不会把孩子变成奴才。相反,它也可能会把孩子塑造为一个谦谦君子,关键看你是怎样去阅读。

进一步的反驳来自于学者杨早,他的观点很明确:谁爱读谁读,但你不能强迫我的孩子去读。他引用了一个家长的观点:“我是一个妈妈,如果一种食品99%是营养物质,1%是有害物质,肠胃健全的成年人对这物质不吸收,儿童未知,那么对不起,这东西绝对上不了我孩子的餐桌。《弟子规》同理,搞不明白有什么好辩解的。”

以上就是关于《弟子规》的讨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我当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简单讲就是一个意见和一个建议。意见当然就是批评了,我赞同杨早的看法,反对那种对《弟子规》强制性的推广,尤其是来自公立学校和教育部门层面的。无论这本书的内容如何,强行推广都是对家长自由选择权的一种侵犯。而对支持的家长来说,如今找地方学习这本书再容易不过了。

而我的一点建议则在于,如果我们认为这本书是有价值的,我们该如何学习这本书呢?我觉得仅仅停留在支持或反对的层面是不合适的。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去解释这本书,告诉孩子为什么该读或为什么不该读,或哪些该读哪些不该读。换句话说,《弟子规》需要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要结合这个时代对它进行因革损益。而理想的状态是,话语权的掌握者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弟子规》,而读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去挑选他认为适合的版本。

其实我们不妨把《弟子规》当做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它所遭遇的争论恰恰是传统文化所经历的。当我们把国学称作“封建糟粕”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国学禁锢人的思想、觉得国学教育是一种奴才教育的时候,这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思想的禁锢?在我看来,任何学说本身都不可能造成对思想的禁锢,对思想禁锢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只允许一种观念传播。当传统社会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无论这学说是对是错,这都是一种思想禁锢。而在现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禁锢思想、奴才教育,国学对此早已无能为力了。而我们好像也不该因为其过去的作用而对它全盘否定吧。

民国的时候,当鲁迅、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主张“砸烂孔家店”时,国学大师钱穆提出了“不合时宜”的看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国史大纲》序言中提出了极具争议的“对待历史的四条信念”,其中第三条最值得我们共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本报评论员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