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橇偾?游宦侨商聚清河

 

　　谭洪安

 

　　临清城西北十里的卫运河东岸，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城标”——临清舍利宝塔。这座鲁运河名塔初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塔身九层，61米高，历时九年完成，至今有约四百年历史，是山东境内硕果仅存的一座明塔。

 

　　在舍利宝塔第六层内，嵌有碑刻一方，记载了徽州府歙县籍布商王道济“捐资独力完工”，捐造该层塔身的事迹，碑上还列有其妻、妾、子女及父母共20多人的名号。由此可以推想，王氏应是世居临清、家大业大的布行巨贾。

 

　　客籍商人在一个地方经营获利后，慷慨解囊赞助当地的“形象工程”建设，实为古今通例。王道济能在宝塔内高调留名，至少可说明他及他所属的徽帮，在明代临清商界的江湖地位。

 

 

　　临清因临近古清河而得名。

 

　　明代文人流传下来的记述有云，“临清以聚贾获名”，又称“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当然，十分之九只是极言其多，不能视为确切的比例。

 

　　据临清地方史志所载，客籍商人中既有来自南方的徽州商人、江浙商人和南京商人，也有来自山陕（山西和陕西）、辽东、河南、直隶及山东省内的济宁、青州、登州、莱州诸府的商人，其中又以徽商、晋商及江浙商人为数最多、资本最厚。反倒是“土人列肆屈指可数”，本地商人能成气候的没几个。

 

　　明代中期以后，借助徽州山区丰富的土特产贸易起步的徽商，涉足山陕商人一度垄断的两淮盐业，以南运河重镇扬州为据点，迅速扩张，逐渐与后两家成鼎足三分之势。临清既为南北漕运枢纽，地理上又较为接近两淮盐业产区，徽商沿运河北上，汇集临清从事食盐及米粮贸易，是顺理成章之事。

 

　　临清又是明代华北最大的纺织品贸易中心，每年经销的布匹有一二百万匹，连隔海相望的辽东布商亦从临清转贩花布。据万历三十年的记录，临清城内有绸缎店32家，布店73家，杂货店41家以上，而这些纺织品及日用杂货，大多产自江南和华南一带，来自南方的徽商参与经营贩卖，理所当然。

 

　　徽州布商王道济，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有利市场环境下，如鱼得水，赚得盆满钵满的。

 

　　明代中后期著名文学家归有光（其名篇《项脊轩志》曾编入现行中学教科书）为一位李姓徽商所写的墓志铭中说：“嘉定南翔，大聚也，多歙贾，（李）君遂居焉，亦时时贾临清，往来江淮间，间岁还歙，然率以嘉定为其家。”现为上海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的南翔，是明代江南产布重镇，李姓商人日常来往南翔、临清经商，多半也应以布业为主。

 

　　当时国内市场上有“临清布”之说，其实此布非临清自产，而是指经临清销往西北各地的江南布。时人有笔记称，一家在芜湖经营染店的徽商，每年所染“临清布”就达数万匹，可见徽商经营临清布业规模之大。至于临清市场上盐、粮、竹木、瓷器及银钱、典当等徽商擅长的行业，他们的资本渗透之深，就更不用多讲了。

 

 

　　还有两大标志性事件，可佐证以徽帮为首的客籍商人，在明代以来的临清市场上人数之众多。

 

　　其一是前面已提及的“徽商占籍”之事。原来传统科举制度，跟今天的高考制度类似，严格要求士子必须在原籍考试，而各地考取的名额又有一定数量限制。但商人逐利，四海为家，商人的子弟往往也要随父兄四处迁徙，徽商又是极重视文化教育和获取功名的“儒商”，极希望随迁子弟能“就地高考”，不必长途跋涉，往返家乡。

 

　　这样一来，有能力的徽商就大洒金钱，疏通地方官府教育主管部门，甘犯“冒籍之禁”，办假户口或冒名顶替，让子弟参加考试。“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说的就是这回事。据说有一次某位上级派来的巡查官员，决心革除此弊，驱逐不合资格的考生，严查之下，居然出现了有些临清徽商家庭中，祖父辈早已得山东本地州县推荐应举，而子孙反而不许考试的可笑现象。

 

　　有时候朝廷会体恤商人苦衷，额外开恩，增加可异地高考的“商籍”名额，但僧多粥少，常常引起不同商帮之间的你争我夺。比如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与山陕商人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两府爆发过激烈的“商籍之争”，一直到清康熙时朝廷调整政策，纷争才逐渐平息，前后扰攘数十年。在临清虽然未见到类似事件的史料，但民间不同商帮的“商籍”冲突，相信也难以避免。

 

　　另一件事，是临清有专为徽州、江苏商人所设义冢两处，占地30余亩，供客死临清的两地商人寄放棺木或丧葬之用，其他籍贯者不得擅用。

 

　　埋骨乡梓，落叶归根，是传统中国文化中最重视的观念之一。徽、苏义冢之设立，固然说明徽州、江苏等南方商人在临清经营日久，生齿日繁，生老病死，人情之常，逝者一时未能返乡入土为安，也有个暂时栖息的场所。此外，也有可能是不同商家财力各异，未必都有能力将亲人遗骨远送返乡，或因居住临清日久，事业生计都在此，早已习惯本地生活，干脆视他乡为故乡了。

 

　　总而言之，仅从科举与丧葬这两件看似与营商无关，却是中国人传统生活中的大事来看，明清时期游宦侨商汇聚临清的盛况，是可以想象的。

 

 

　　如前所述，徽商、江浙商、山陕商及辽东商等，应是明中后期以来临清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商帮。具体来说，他们各自主营的行业又有所不同。

 

　　徽商在布业及盐粮等行业上的强大势力毋庸赘言。绸布业，江浙商人经营也较为集中。明成化年间，临清的苏州、南翔、信义三地布商合而为行，后来生意鼎盛时，每年进布百万匹以上。据说当时一家布店，每出手一锭银子必画一朱点为记，每年共要用掉二三十斤朱粉，可见其流水额之巨大。山陕、辽东布商因北方军需甚急，边境互市需量甚大，也多从临清购布匹绸缎北运。

 

　　茶叶业，以晋商资本最为集中。明清两代，西北通行茶马贸易，后来茶叶又经外蒙古远销俄罗斯，皆为晋商垄断。临清由于水陆运输便利，又不受传统产茶地引额（即政府规定的销售配额）限制，只需纳茶税即可贩运，故成为茶商由产地销往西北的一条重要通道。极盛之时，在临清卫运河西岸，晋商设有大小数十家专为边茶转运服务的茶店货栈。

 

　　盐业，除徽商外，天津商人及山东省内商人也有参与，因临清之盐，多来自天津长芦及山东沿海的利津等盐场。但销盐利润实在丰厚，南来北往的各地商人，还有不少官府权贵，也多借漕船夹带私盐，朝廷屡禁不止。

 

　　粮食是临清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虽价廉粗重，但交易量大，吸引的总资本额为数可观，几乎所有在临清经营的商帮，都要从中分一杯羹。

 

　　渡海而来临清的辽东商人，明代最多。他们从东北贩来贵重的皮毛、药材及各种土产，回程则多带辽东前线急用的军需品及边境互市的布匹绸缎、铁锅等。

 

　　还有一类特殊的“商人”，即经常沿运河往返的大批漕军。明代至清前期，政府每年都役使数十万漕军运送数以百万石计的粮食北上京师及边镇。这些兵丁长途奔波，饷银却极低，故官方允许他们利用漕船搭运一定数量的免税私人货物，多为土产、松杉板及篙竹等，沿途贩卖，以补贴生计。漕船停泊临清运河码头期间，这些漕军都会上岸买货卖货。而总计近万艘漕船空载南返之日，又可揽载商货，变为客货商船，照旧免税，其利润可想而知。

 

　　到了清道光年间，海运取代漕运，漕运水手大批失业，这批不是商人的商人，自此生活无着，只有流落江湖。而孕育于漕帮中的清帮，最终却成了推翻大清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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