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字椿年，号子怀。清道光壬辰年进士。先后任户部、工部、吏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监察御史等职。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唯一的一位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发行钞票而岀名的理财家，同时也是徽商杰出的代言人。其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和货币政策思想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留有《王侍郎奏议》10卷。他的老家在安徽歙县杞梓里。祖父王槐康，是乾隆年间有名的大茶商，父亲王应矩善于经商赚了好些钱，热心桑梓公益事业。他是王仲舒之后裔。

     王茂荫生于嘉庆三年(1798)，青年时期勤奋读书，但几次考举人都没考上。他原以为仕途无望乃弃儒从贾。道光十年，32岁的王茂荫离家北上通州经营“森盛茶庄”。岂知此后数年，先中举人又考取进士，从此30余年的京宧生涯，直到1865年去世。

     王茂荫有浓厚的重商思想，他曾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说：“必得商贾流通，百货云集，方足以安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轻商观念严重，商人处在社会下层，当官的很少为商人说话。身为京官的王茂荫却是商界的忠实代言人。1840年他闲居家乡期间，亲见商贾财产被夺，于是，他在一篇奏稿中反映说，歙邑十室九商，商必外出，家中惟存老弱，地方棍徒往往借端生事，敲诈勒索。他呼吁地方政府抚恤商民。为揭露贪官污吏，王茂荫在北京直接上疏咸丰，其中最岀名的有这样两个奏折：一是《论徽州续捐局扰害折》，一是《论徽州练局积弊折》。还有一次，王茂荫接到家信，得知昱岭关有匪徒拦路抢劫商人钱物，于是便上疏咸丰，请求咸丰下令地方政府把潜藏在这个地方的土匪全部肃清。

     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扬州，是四方商人云集之地，其中又以徽商势力为最。咸丰三年，清政府为筹措军饷，批准了江苏布政使雷以诚的奏请，在长江南北各设一“捐局”，对来往商贩课以1％的捐税，并首先在仙女镇(今江都县)设局。可是，到了次年，扬州以下三四百里之内已有10余局拦江而设，敛行商客，假公济私，商民怨声载道。王茂荫对此非常愤恨，他给咸丰呈递奏折，指出：“局愈多，民愈困，弊愈滋。”主张将多设的捐局裁撤。这显然是保护商民利益之举。

     王茂荫为商人请命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是他在户部右侍郎任内一再上疏咸丰，主张将清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王茂荫是清朝第一个主张发行钞币的，但他主张发行的钞币可以兑现，而且是限额发行的。可是，清政府后来发行的则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而且无限制的滥发，结果在流通中受阻，信用扫地，被商民讥为“吵票”。据有关史料记载，咸丰三年，“官票”刚刚岀笼，寓居北京的徽商拿着“官票”去缴税，税吏坚持要现银而不收“官票”，导致各地商帮起哄。为此，王茂荫坚决主张纸币官票兑现，于咸丰四年三月初五日再次上疏《再议钞法折》，主张用兑现办法挽回信用。结果被咸丰指斥为“专利商贾，不问国事”，并解除了他的官职。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那件事情。

     王茂荫任京官前后达30年，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一直没有携眷属随任，在京城里，一人独居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闻名。

     王茂荫虽然被解除了官职，但他作为一个难得的清官在晚年常说：“我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亩；我以德名留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本人无需什么，两袖清风足矣。”

     王茂荫基于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从实际岀发，对政府发行具有纸币性质“官票”的运作流通过程，作了极周全的应对考虑，希望力避负面影响，确实是一位具有经济头脑的务实派官员，他卓越的经济识见，虽不为当权者釆纳，但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却有显要的地位；不说超前，至少在同时代人中是岀类拔萃的。他的贷币改革思想，深察民情的作风，敢于冒犯龙颜的骨气，为官清廉的人格，确实难能可贵。

                                                    王义林       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