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芜湖城的初步转型

    隋朝平定南朝陈后，废侨置于芜湖的襄垣县，使设县520多年，迁治190多年的芜湖县级别下降，直至500多年后的南唐时才重新设立芜湖县。不过作为城市的本身芜湖城却一直存在，当时的芜湖城是当涂县的一个军事重镇，南北通道，尤其是唐初在此设置军镇，其军事地位非常重要。

    隋唐时期，随着南方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统一，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统一时南方的经济已经超过北方的经济。大批江淮漕粮北运京师，其中就包括了芜湖地区在内。芜湖漕粮的运出，系沿江而下，由运河北上。漕运虽为官差，但对各地的商货流通，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运漕船可携地方物产，沿途贸易，回航时又可满载北方物产，沟通交流。至宋代，芜湖地区大力围垦沼泽、兴筑圩田。芜湖的湖泊面积收缩甚快。到了13世纪前后(元朝)，芜湖泊只残存下三个小湖，即天成湖(又名天圣湖)、易泰湖(又名南湖)和欧阳湖。而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粮食产量逐步提高，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在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冶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以作坊手工业生产的芜钢，即是著名的特产，曾闻名于国内历时数百年。其创始人濮七就是宋代从山东曲阜迁来的。

    宋代的商业承继了唐以来“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的基础，又进一步发展成为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米粮、食盐、木材、钢铁和多种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的物资集散地。芜湖完成了城市的初步转型，由一座军事重镇转变为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手工业、商业贸易中心。

    二、王敦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

    芜湖县在迁址鸡毛山以后，曾在东晋时期出现过王敦城，但是此城不是“城”，而是军事营垒。

    王敦（公元266－324年），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为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西晋末年，晋愍帝（西晋）被俘的消息传到建康（今南京）后，司马睿在王导和王敦的支持下先称晋王，第二年改称皇帝，史称晋元帝（东晋）。由于二王拥戴有功，王氏兄弟掌握了东晋朝廷内外的政治、军事大权。当时的东晋王朝有“王马共天下”的说法。东晋王朝稳定以后，司马睿想削弱王氏的势力，君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举兵于武昌，并且攻入建康，杀刁协、戴渊等人，自为丞相、都督中外军事、录尚书事，然后再回屯武昌，凭借武力，遥控朝政。在这种情况下，晋元帝司马睿于当年忧愤而死，长子司马绍继位，史称晋明帝。

    王敦起兵谋反后，因原驻地远在武昌，难以遥控朝政，他就举兵顺江东下先在芜湖登岸，然后进逼建康，并在今天的芜湖鸡毛山一带（今市二中附近）筑营垒，人称“王敦城”。

    根据明末清初的芜湖画家箫云从在《太平山水图》的《玩鞭春色之图》中的画面分析：“王敦城”是军事营垒，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在“王敦城”内还发生过“梦日”的故事。一天，晋明帝穿着平民服装，带着几个随从，乘着巴滇骏马，从南京来到鸡毛山下秘密地察看“王敦城”。当时王敦正在睡午觉，突然梦见红日绕城，顿时惊醒过来，正好此时有士兵入报，说有数人窥探军营，内有一人面貌十分威武。王敦听说，不禁跃身而起，大叫：“一定是黄须鲜卑奴（由于晋明帝的母亲是鲜卑族人，明帝外貌颇像母家，须色浅黄，王敦称他为“黄须鲜卑奴”）来探虚实，赶快去追赶，不要让他逃脱！”将士们马上出城追赶。此后又引出一段“玩鞭”的故事。

    北宋元丰七年（公元1085年），芜湖东门承天院的方丈蕴湘，根据“梦日”和“玩鞭”两个历史典故，分别在今天的市二中和北郊二十里铺附近，主持兴建了“梦日亭”和“玩鞭亭”。此就是芜湖八景之一的“玩鞭春色”的由来。

    三、规模较大的宋代芜湖城

    芜湖工商业经济的繁荣，为宋代建城工程准备了物质条件。芜湖县自迁址以来一直没有城廓。公元951年南唐重设芜湖县。后十年南唐为宋所灭，县治相沿未废。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把原属宣州管辖的芜湖县改属太平州管辖。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壮大了，筑城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宋城具体建于何年，无确实的记载。芜湖在南唐建县十年左右入北宋，今据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太平州芜湖县因无城垣，“编户三十五里”，说明此时芜湖城尚未建筑。但北宋诗人林和靖（公元967-1028年）有一首《过芜湖县城》诗描述县城的大致位置是“山掩县城当北起，渡冲官道向西流”。从林和靖的诗中，可以粗略推断芜湖城筑于11世纪初，其位置民国时《芜湖县志》说：“与今无甚出入，今北门外高城坂，东门外鼓楼岗等处，皆为故城遗址。”宋城规模较大，位于明城东部，大部分与明城重合，大约城北离神山不远，东南位于濮家店，西接今鱼市街的铁锁巷。

    南宋末年，芜湖经历了一次惨重的兵革之灾。县学宫被烧毁，许多房屋、建筑、寺庙都被付之一炬。昔日繁华的芜湖城，变成一片废墟瓦砾，就连“旧存城垒”也“悉毁于兵”。此后，战争的警报仍接连不断。公元1130年城垣被毁之后，到了淳熙中的庚子年(公元1180年)又再一次筑城，但城内的繁荣情况已大不如前。另外，从兴教寺的兴废，也可以了解到芜湖城的兴废情况。“兴教寺，旧名院。宋建炎间(即公元1130年前后)毁于兵燹。乾道初迁城西南隅，庚子年(公元1180年)筑城废。”

    元初社会一度安定，统治者也曾重视过农业生产。如发布《修陂塘诏》说：“农田水利犹人之血脉”，芜湖“地平而田腴，故有塘无陂”。“陂坏塘泄虽不病农而不可得也，及农隙而修治之非守与丞令责与！”不断兴修陂塘、发展生产已被规定为地方官的职责。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下，芜湖县城也很快恢复起来。县人口统计，不久就达到将近五万之多。

    元朝芜湖繁荣的状况被当时的人记录为“民之受廛而居者，如星联壑，聚舟车之多、货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与州郡埒。他弗能比也”。如此繁盛的城市在元末(公元1355年)“兵革游兴，县遘焚燹、废为荆榛瓦砾之墟。……遗黎仅存八十有三。岁收田赋为石仅一十有七。”县令也只好僦民居为公署。芜湖城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此后经“抚摩凋瘵、招来流离，垦其荒地，劝督树艺”五年之后也仅“籍其民一千五百余户，赋其粟六千五百有余石”。公元1362年虽然建立了县署，但是并无城垣。

    宋城几经毁灭，又在原址复兴的原因：是与元代泰定年间《浦侯去思碑记》说：“芜湖古鸠兹，今壮县。当南北之冲，邮传、商贾、舟车之所集”分不开。从皖南山区、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物资，都在这里集聚。历史上芜湖城虽然几经毁灭，但是其经济腹地的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挫折，其经济生活仍然活跃，这是芜湖城能一次又一次复兴崛起的原因。

    四、唐诗中的芜湖城

    芜湖自秦末汉初设县，至汉末300多年，发展不大。三国鼎立时，孙权迁都建邺（今南京），于是黄武初年（公元222－229年）迁芜湖县治于青弋江口，现在的鸡毛山一带高地，经营开发，以拱卫都城。此后芜湖城才得以很快地发展起来，到东晋时已成为临江重镇。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省芜湖入襄垣”，到南唐昇元年间（公元936－942年）中复置芜湖县，其间500余年，芜湖虽然被撤销县的建制，但城市本身依然存在，并且继续有着较大的发展。唐代人刘秩就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过芜湖》：“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荻林秋带雨，沙浦晚生潮。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相逢白头叟，击壤颂唐尧。”（注：《帝王世纪》：“帝尧之时，天下泰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岁老人击壤而歌。其辞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据明人王圻《三才图会》，“壤”为木制，“击壤”类似今日儿童击砖游戏。）

    刘秩在诗里，描述了唐代人心中的芜湖，虽然只是百里小县，但是自汉代起就作为王侯的采邑了。在秋里，芦荻如林，沙洲成片，自然景色萧瑟。可是芜湖近海临淮，交通方便；鱼盐粟麦物产富饶，经济繁荣，百姓安享太平盛世之乐。

    据载，汉代封芜湖侯的有3人，丹阳侯刘敢析封丹阳县，食邑芜湖；傅昌以嗣父昆阳侯俊爵徒封芜湖侯；齐王刘晃以罪贬为芜湖侯。

    唐代著名诗人杜牧，42岁（一说32岁）时赴任池州刺史，曾经过芜湖；48岁转任湖州刺史又路过芜湖时作《再过芜湖感旧十六韵》五言排律一首。其中也说：“讴谣人扑地，鸡犬树连天。紫风超如电，青襟散似烟。”

    杜牧诗与刘秩诗相互印证，说明唐代的芜湖，确实有过一段人烟稠密，歌舞升平时期，人们过着丰裕安乐的生活。      贺宿芜

    （图片由芜湖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