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像

后人心目中的苏东坡。

    苏轼与王安石作为北宋政坛上势不两立的政治宿敌，其实在私交上并无遗憾。王安石罢相后，退居金陵，东坡自黄州贬所复出，特地路过金陵，登门拜谒，促膝畅怀，全无隔膜。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下狱时，王安石与张、范二人当时在政治上也严重对立，但据说王安石并不因此落井下石，而是对朝廷发出“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的质询，为东坡的获救伸出援手。君子相处之道，如此可为经典。

    然而，细检二人的平生遭际，又让人每有幸与不幸的慨叹。

政治宿敌 命运迥异

    王安石平生仕途顺畅，平步青云，最终位级人臣，官至宰相，并成为历史上最得皇帝宠信的权臣之一，副相曾公亮曾对人说“上与安石如一人”。安石生前所获得的殊荣与封爵有宋一代无人能比，而死后的“哀荣”也无人能及，被配享神宗庙堂，又配食孔子的文宣王庙。生被封舒国公，死被追封为舒王。但在他晚年被封为舒国公时，他写过一首诗：“桐乡山远复川长，紫翠连城碧满隍。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封舒国公》三首之一）这里所说的“桐乡”指的是王安石31岁时任通判的舒州。王安石曾在舒州当过三年的通判，晚年被封为“舒国公”的荣耀之日，假如真有功德于其民，本应有“实至名归”的圆满之感，为何竟发出“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的浩叹呢？

    原来，王安石在舒州三年，并没有做过更多的值得群众怀念的好事，可以说是为政乏善可陈。三年后他调任京官，一直到推行新法，天下民怨沸腾，而他又不知尤悔，自然是怪那里的人们不领情了。因为，他爱桐乡的情怀倒是很真切的。他在被封舒国公的谢恩表中称“唯兹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做官与游玩的结果使他非常赞美舒州山水景色，认为这里是最好的读书养性之处，故至今当地还有“王安石读书处遗址”的石碑一块。但也就仅此石碑而已，当年的“舒王台”早已灰飞烟灭，无复旧观。

相比之下，再看一看东坡的经历。

    虽然东坡并不因为政见不同而视王安石其人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但他却因为反对王的变法吃尽了苦头乃至差点丧命。他通过北宋朝廷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制举）之后，因为政见与王不合，王安石处处阻挠神宗欲重用他的意愿。所以，此后的十六、七年间，东坡辗转于地方官任上，像杭州救灾、密州治匪、徐州抗洪那样突出的政绩，执政者也似乎视而不见，反而听任小人诬陷，制造“乌台诗案”，将其置之死地。最后，因为神宗的干预，东坡免于一死。于是后世都把“圣主怜才”的美誉归结到宋神宗的头上，其实，早在“乌台诗案”之前，王安石在一次与宋神宗的谈话中，把东坡比喻为不听话的“恶马”，力劝神宗说：“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才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扑使其贴服，乃可用。”（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这段话很少为学者所关注，现在看来，神宗不过是听从了王安石的建议，狠狠地“修理”苏轼，让他“贴服听话”而已。在王安石的心里，东坡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不能让他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必须罢黜他、整治他。

 一生坎坷无怨尤

    就在王安石被荣封舒国公，退居钟山，安享钟鸣鼎食的权贵生活时，东坡却被王安石党羽百般诬陷，被捕下狱，惨遭拷打折辱，以致当时与他同在监狱、仅隔一墙的苏颂有诗云：“遥怜北户吴兴守（即东坡），诟辱通宵不忍闻。”其后，被贬逐至黄州，过着“躬耕自食”的穷困生活。然而他以“罪臣”之身，与当地百姓浑同如一，休戚与共，竭尽所能为百姓办力所能及的好事。尤其在他了解到当地有溺婴陋习时，当即与知州朱寿昌商议，立下赏罚条例，禁止溺婴，并与当地人士成立“育儿会”，资助那些因贫困不能养育子女的人家。仅这一项，不知救活多少条幼弱的生命。所以，当他离开黄州之后，直至晚年，也不会像王安石那样，担心“今日桐乡谁爱我”？而黄州人却永远自发地怀念这位被北宋朝廷窜逐的“罪臣”，并且还留下东坡赤壁这样的千古名胜，使舒州残存的“王安石读书处遗址”相形见绌。今日的黄州，随处可见东坡遗泽，更有自古流传的诗句：“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江上不惊鸥。”永远纪念着这位伟大文学家的卓越文才与亲民作风。他与王安石不同，始终视自己为民众之一员，离开黄州时有诗“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所以“回望东坡，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见《梁溪漫志》卷四），而王则始终视自己为朝廷命官，计较的是舒州人对他这位父母官的评价，以至于抱怨“今日桐乡谁爱我”。

    东坡被贬惠州，同样以民众中一员自处。他曾对表兄程正辅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以这样的立场与态度，他积极为惠州人民办好事，筑桥修路，修缮军营，引蒲涧水入广州城等，像这样的事项，涉及政务，须冒一定的政治风险，实非“罪臣”所宜，然东坡全然不顾，勇毅直行。所以今日的惠州也处处可见东坡遗泽。整个惠州西湖，仿佛就是颂扬东坡的一首诗。

    惠州之后，东坡又被贬儋州，此时王安石已经去世多年，但东坡对于他的变法主张仍持坚决反对态度。他在儋州写有《论商鞅》一文，借商鞅批判王安石“不加赋而上用足”的为皇帝敛财的所谓“变法”，痛斥这样的“变法”不过是巧立名目，偷偷掠夺民众的财利罢了。他还以历史的教训指出：这种聚敛民财的所谓“变法”，运用于社会，可使国家灭亡、人民受摧残；使一个个的皇朝亡国灭种！为什么有的帝王对于这样的危险结局视而不见，总是喜欢采取商鞅式的治国方略呢？东坡指出，是因为那些帝王总是以国家、人民的利益必须服从于个人的意志，一切以满足一己之私为上。这无异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强烈声讨。可见两人的严重分歧正在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东坡主张变法应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王安石却认为“笼天下财货，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见《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公然主张为皇帝敛财。有鉴于此，王安石之所以受宠于宋神宗，享尽尊荣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东坡作为王安石心目中的“恶马”，其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也就可想而知。可贵的是东坡始终没有改变他的民本立场，始终认为变法的首要目标在于富民，只有让人民有活路，才能最终达到强国的目的。但东坡被贬到儋州时，已经不能像在惠州那样依仗表兄程正辅的行政能量做一些更能改变民生的大事。他只好把他的有限的生命投入著述之中。他在儋州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种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书传》十三卷是到儋州后才开始写成的，至今仍为《四库全书》所收录，并认为是诠解《尚书》最好的一种。居儋期间，东坡除了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诗文遗产之外，就是致力于地方的教化，致力于改变土风陋习，亟盼这海外蛮荒之地早日承接中原文明的光辉。此外，教民种植、予民医药、治病活人等等，凡力所能及的，他都尽心尽力去践行。儋州人民也视他为一代文宗、良师益友。他生活在儋州人民中间，如鱼得水，甚至宣称“鴂舌尚可学，化为黎母民”，直到他遇赦北归时，更坦率地高呼：“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东坡一生从政与被逐，所到之处，从没有“今日桐乡谁爱我”之类的怨尤之辞，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游离于群众之外，他的心始终与群众相通，他就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这样的观念，从他一开始进入仕途，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在黄州贬所时，他的西蜀同乡范镇劝他在京都郊外卜居为邻，他是这样表白的：“许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浪于东坡之上，岂复能事公卿哉？”不愿与那些自视高贵的士大夫阶层混在一起，直至他晚年从儋州北归时，在广州也对谢民师表示：“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为此可以理解，他为何曾在除夕之夜面对被拘捕、被鞭打而不能回家过年的百姓会流下同情的泪水。（林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