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向郭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

      《人民政协报》作者：于继增，原题：《一场非同寻常的学术论辩》

“王谢”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谢安伯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东晋时期住在南京乌衣巷的这两姓望族。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王羲之写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智永“所写的稿本”。

史籍记载，智永是王氏后裔，隋代出家禅师，他潜心研究先祖“二王”书法三十多年，深得其笔意，亦成书家。智永无嗣，将王氏传家宝《兰亭序》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唐太宗设法从辨才手中得到了《兰亭序》真迹，并将其殉葬于自己的坟墓昭陵。从此《兰亭序》真本就变得杳如黄鹤，扑朔迷离。

南宋诗人姜夔首先对世传《兰亭序》是否真本发出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何为不及《兰亭》？”清代学者李文田、包世臣、赵之谦也认为，“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郭沫若赞同李文田等人的说法，认为所谓真本葬入昭陵等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小说”；但他承认这些记载有“部分真实”，即《兰亭序》的关键人物智永，智永才是《兰亭序》的作者和书者，而“现存王羲之的其他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

对郭沫若的观点最早做出反应的，是1965年7月初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东方雨文章《〈兰亭〉趣味》。接着内地学者、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不啻在帖学上作了一个大翻身”，真乃“惊心动魄之论”。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驳斥和推翻了从姜夔、李文田到郭沫若的“未见说”和“依托说”。他认为，兰亭笔意与王谢墓石书体迥异，正表现了魏晋时多种书体并存的历史事实，在两晋已变隶入正行字体变革时代，不可要求羲之作兰亭重新字字做隶书，但《兰亭序》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之笔意，“郭先生拟《神龙》于智永，不识另有何种秘义？”高二适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高二适将这篇指名道姓的“驳议”文章寄给《光明日报》，结果“以退稿处之”。于是高二适再次求助于忘年交章士钊。此前这篇文稿曾经章指点过。高二适原名锡璜，江苏东台人，1931年北平研究院国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其书法被称赞为“天下一高”。高二适二三十年代曾热心为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投稿，他们成为至交。后来经章士钊举荐，高二适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7月14日高二适将文稿又寄给章士钊，希望通过老友得到毛泽东的出面支持：“鄙稿倘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公表，亦当今至要之图也（个人报国之忱在此）。”此前他在与章的通信中也表示过自己的想法：“夫已民为当今国士天下士而厚诬古人，蔑视来者至于此极，适真创巨痛深之思。兹此只能为公道之。此事如付公表，适恃不会遭到敌阵，可为书林中人伸一口气……”章士钊很理解他这个“小友”此刻的心情，于是将高二适的文章手稿转呈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此籍叩

政绥

章士钊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图：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来源：人民政协报）

毛泽东一生喜欢《兰亭序》，并时常背诵和临摹。他曾对保健医生韩桂馨说：“《兰亭序》是王氏的传家宝，唐太宗十分喜爱，除令人临摹外，真品已被唐太宗带到昭陵的地下去看喽！”——看来毛泽东也觉得世传《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但他喜欢这个绝世珍品与它是不是“真品”似乎无关。两天后他给章士钊回复一信：

行严先生：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敬颂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希望展开争论，但这场“笔墨官司”毕竟有些特殊，就同时给郭沫若写了封信：

郭老：

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几千字的影印手稿也在第7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

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短短半年时间，在《光明日报》、《文物》杂志等全国报刊上发表了争鸣文章有几十篇之多。除郭沫若的《〈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等文外，还有大量支持郭文观点的如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的文章；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有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发表在《文汇报》、《学术月刊》上的文章。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和郭沫若相熟，他们经常探讨书法和考古，郭当时对《兰亭序》的看法和他后来写的文章大不相同，商承祚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改变自己的观点？”

郭沫若虽然说过“欢迎大家讨论”，但对高二适首先“发难”很有些看法，他曾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我只是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写的，并不想什么书法革命，也不否定王羲之的地位，想不到文章一出，四面八方都骚动……高文也的确太不成话了。我从来不写什么指正之类的客套文字，为了高二适，我只好‘变节’了。”他除了亲自撰文反驳外，还通过文艺理论家阿英（钱杏村）告诉启功：“郭老叫你写一篇文章，响应郭老的观点。”启功便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交给郭沫若审阅，郭立即送《光明日报》发表。还有的人不了解底细或碍于情面保持了沉默。陈叔通曾鼓励沈尹默参加论辩，沈回信说：“郭文自相矛盾之处颇多……郭公对此忽尔兴发，写此弘文，实不可解也。”

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他曾将当时的江苏省委秘书长寄给他的“王谢”墓志出土拓片送给郭沫若，让他写文章；高二适的“驳议”发表后，又亲自整理出五条史料，提供给郭沫若作为反驳立论的重要依据。因此郭在反驳文章中提到“康生同志就文献作了仔细的探索”，“这见解非常犀利”，并将自己的文章初稿送给康生审阅，康生8月17日回信说：“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他还向郭通报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难的。然后我又将您的两篇文章的大意简要地告诉他，又将找到的孙衍星（清代经学家－－笔者注）的材料也告诉了他。他说如果确实，倒是有用的。最后我说等郭老文章改好，可以送给主席看看。看样子他是愿意看的。”郭得知这些情况后，当天就把《〈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篇文章的清样送给毛泽东，毛8月20日看完后回信说：“8月17日信及大作两篇清样均已收读。文章极好。特别是找出赵之谦骂皇帝的一段有力。看来，过分崇拜帝王将相者在现在还不乏其人……”康生不仅沟通上层信息，还指示下属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北京写的几篇他都不满意，特别是对北图研究员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到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徐当时是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权威。徐森玉等人认为支持郭老容易，驳倒高二适难，为了“交差”，写了一篇“绕圈子”的文章《〈兰亭序〉真伪的我见》，既支持郭老又避开和高二适的辩论。康生仅在《光明日报》上组织发表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

高二适对这些“运作”无从知晓，只是认为“郭先生的友人，震慑于'填补'二字之说，接着便认'兰亭是由于依托'。”这些文章“文过饰非，不肯明辨是非”。但他看重上海徐森玉的文章，后来他在一封信中说：“忆前驳徐森玉兰亭文，全用《世说》注为佐证，惜爨下翁（章士钊）未能及时送出；而中枢'文革'之运动起，今更恐难于提出矣。”

随着这年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持续半年的兰亭论辩才告一段落。可是六年后，郭沫若又在1972年第2期《文物》上发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认为残卷“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似乎又找到“新的证据”，称：1965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以大量篇幅驳斥章士钊的“非伪说”－－因为章老在刚出版的《柳文指要·柳子厚之于兰亭》里提出：“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决非“拘执新出土二石为职志，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所能否定的。而此时章已92岁高龄，就请南京的高二适代写反驳文章。高撰《〈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并于1973年元旦作了一首诗《寄孤桐（章士钊）老，告予代作兰亭论文》，谈到“论文楚语兔千毫，新解推离始命骚”。这篇“再驳议”的论文，因章士钊赴香港治病并于1973年7月逝世，没能发表出来。

1973年3月文物出版社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按立论不同，分成上下两编。上编是郭沫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文章15篇；下编则仅有章士钊、高二适和商承祚的寥寥3篇。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后来郑重先生在一篇文章里回忆，当年他去南京看望高二适，高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当世矢的，被人唾骂。”高二适先生于1977年3月15日在南京病逝。

“文革”中流行贴政治标签。但一个千古之谜是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和“唯心”来作结论的，更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来解决。尽管这场论辩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毕竟走过不寻常的历程。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大家能够较宽松地各抒己见，这已非常难得；同时树立了一种勇于坚持真理、敢于挑战权威的可贵精神，更是一段令人感动的书坛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