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庆、史庭泉二位先生约我为《嵊州书法》写篇文章，我感到实在惭愧。我虽然稚年学过一段时间的正书，但到后来老师要我临摹中正体，我越写越觉得笔划拘谨，放不开，便不学了，直到现在，我写的还是“自家体”。不过，由于书法艺术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七大文化底蕴之一，我也曾因此读过《法书要录》、《张怀瓘书论》、《书概》等理论著作，还有机会读到嵊州市童剑超先生送我的《王羲之研究》期刊，也就有了一些感想，就想利用这次约稿的机会把它写出来，希望有助于书法艺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我觉得在王羲之书法研究中，过去侧重于他的书法艺术成就，而很少对他是怎样取得书法艺术成就的探讨。这从继往开来上说，加强对后者的研究，即加强剡中山水与王羲之和王羲之对事业契而不舍精神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虽然王羲之自幼得其父传授笔法，所谓“语以大纲，即有所悟”，还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但史料表明：王羲之的书法，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得以成功。在此之前，他从多才多艺的堂叔王廙学习，王廙说他“书画过目便能”，意谓王羲之善于模仿。这个时期的王羲之，虽得诸体之法，但仅似而已。征西将军庾翼，书法也很好。一天见了王羲之给庾亮的信后，高兴地给王写信说：“吾昔日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观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在这里只说王临摹伯英的书法很像，把王羲之视为汉魏书法家张伯英再世。这种以临摹为能事的书法，严格地说叫“奴书”，不是书法。而王羲之却沾沾自喜地说“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可见他有一个很长时期满足于临摹。所以梁代虞龢在《论书表》里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暮年，乃造其极。”就是说，王羲之书法艺术，到他晚年，才登峰造极。这是一个书法家们都知道的事实，需要讨论的是：为何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到晚年才登峰造极？我认为这里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二个：

        一、师法自然：从中国书法史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中，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的、巍然卓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和王羲之。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里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钟、王二人的共同点是都遵循着一条审美法则——师法自然，从大自然中寻找启迪、汲取大自然神韵。不同点是：一个面对的是北国大漠，一个面对的是江南风光。

        钟繇(公元151年－230年)，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他对他的儿子钟会说过：我精思学书三十年，每见大自然万物，则探索其形象而书之。而我们知道他一直负责西面的军事防务，他能够见到和“探索其形象而书之”的是粗犷的“大自然万物”，因而他领悟到的是“力”，所谓 “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表现力，笔力雄健、强劲气势，为钟繇笔法之精髓。　

        到了西晋倾覆，永嘉南渡之后，大批北方士族逃奔南方各地避难，其中大部分定居在江南最富庶、也最秀丽的会稽和会稽辖下的剡县。对此，东晋元帝（公元317—322年在位）对会稽太守刘恢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把会稽比作秦之咸阳，汉都长安，这是对当时盛况的概括和集中。而唐人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记载的竺道潜、支道林等十八高僧和王羲之、戴逵、孙绰等十八名士或游弋或栖止此地，则是记录了这个时期的英贤智士荟萃剡中的情况，王羲之是其中最为显赫者之一。

        王羲之(321年—379年，或303年—361年)，初住会稽国之山阴，晚年隐居剡县。他面对的不是粗犷风沙，不是广漠孤烟；不是巨海怒涛，不是蜀山萧森。这里的水，是温润明秀，澄碧明净，纡徐潺缓；这里的山是苍翠深蔚，云遮雾绕，宁静秀美，或杏花春雨，或淡烟疏柳，或莺飞草长，或渔歌晚唱，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宁静的精神天地。于是他们的心灵便与这样的山水融为一体，便是很自然的事了。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里还发为议论云：“盖人与山相得于一时也。”此议论说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人与山水在感情上的交融。

        王羲之对于山水之美，有一种明快而又极富情韵的感受力。他眼中的山水，充满情思韵味，充满生机，有无穷的自然趣味，这在他的著名的《兰亭序》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兰亭序》不像两汉士人那样壮伟而方正，不像建安士人那样慷慨悲凉，也不像西晋士人窭样那样世俗。而是轻轻写来，不见斧痕。“茂林修竹”，“飞流激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潇洒风流地追求着一个宁静的精神天地，在山光水色中享受着自然美的赐爰：描绘着静谧、高雅、飘逸、从容的人生图画，表达着这样的的人生意趣和人生境界！

        正是王羲之与钟繇的审美对象的不同，造就了王羲之与钟繇的书法艺术的差异，钟繇传给他儿子钟会的用笔法是强调“力”，王羲之则在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里总结一生的经验时说的是：秋露春条、轻霄朝阳、飞在雪舞、到松卧谷、万岁枯藤、长天排云等的江南自然景象。江南自然万物成了阐明书理的术语，并归纳出书要“发人意气”的要旨。就是说，书法要体现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没有创造。而个性之得，在于各人对云来雾去的种种变幻的不同理解和在书法上的表现。

        由上可见，加强对“师法自然”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二、执着追求：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事业上所表现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令人吃惊的。史载王羲之患有羊癫病。而据我的钩稽，王羲之晚年可谓百疴在身。《全晋文》辑录有王羲之的许多《杂贴》（即书信），几乎贴贴都说到他身体不佳。其中专门讲自己有病的，就有101贴，健康的仅6贴。两数相加，健康的只占总数的5.6%。《杂贴》反映出他患有多种疾病：“胸中恶”、“胸中淡闷”、“心痛”、“屋翳”并放射到“胛痛”，有时连坐在轿上也痛不可支，说明他有心脏病；“畏寒”、“怕热”、“不耐潮湿”、“霖雨转剧”、冬夏病多、全身“乏力”、“睡眠勿勿”、“肿”、“胁肿”、“肮胳拘痛、挽抑不得”、“腹痛”、“呕吐”，消化不良，不能吃干肉、干果，数盒米要吃三天，甚至连米饭也不能吃而改吃麦面，表明湿邪侵体，肝肾、脾、胃均有疾病。这些《杂贴》多为他五十岁左右之作，因此可知，如果他是一个见坟落泪的人，那么，他顶多只能写一手好字，而不可能登上书法圣坛了。

        然而，王羲之毕竟清鉴骨鲠。他以衰弱之躯，渡过长江，北游名山，观摩了李斯、曹喜的篆书；在许昌，细揣钟繇、梁鹄的隶书；在洛阳，审察蔡邕石经三体书；在从兄处品味了张昶华岳碑，始知专一于卫夫人书而不究其书法深旨，乃“徒费年月耳”！于是他优化诸碑，博采众长，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永和四年（公元348年），他写了《书论》，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他说：只有达书法之源，才有所成就。否则，“学不该赡，闻见又寡”，即使终身笔刀砚城，也是“虚费精力”的。这是他以诸碑为师的一次大飞跃。

        后来，永和九年（353），王羲之51岁。这个年龄，本来是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但一身疾病的他已感到“日月易得，还期非远”的风烛残年了。这年三月三日，他与名流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41人，在浙江省绍兴县西南的兰亭修禊，写下了当时就大播人口的《兰亭集序》。这篇《序》，历来被人们看作是羲之悲凉心境的写照。其实，那里面透露的思想情绪，正是对人生、意义的积极追求和把握。《序》说：“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挽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把它译成现代语，就是：有的人得意的时候，自己就很是满足了。何曾知道老就要到来，到那时想做一点事情，已经疲倦。情意跟着事物的变化，感慨便生出来了。从前的所谓快活，刹那间已成为过去的事迹。到了这时候还不能醒悟。《序》又说：古人兴感，常在文字里头悲悼叹息，但我知道，把死与生、寿与夭看做是一样的说法，是虚无荒诞的论调。人是一定要死的，因此，应该抓紧生活。这是《序》的基调，它反映的是时间紧迫感，而不是人生破碎感。过了两年，他果然辞去了官职、摆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去追求书法的真善美了。

        王羲之所患的疾病，本来是不适应高山雾露潮湿的气候的，他也自我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为了书法上的再次飞跃，在学习众碑的基础上，追求自己的书法艺术而屡屡邀集好友登山涉水，去发现自然之美，还在近千米高的山上，筑起了“迥出万物表”、“云绕三级楼”的书楼，来领略霏雨烟露、白云苍波的千变万化的神态和它与书法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自己的书法，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园转流利的“飘若云，矫若惊龙”的风格，在书法史上，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位。

        王羲之这种执着追求事业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

        如上所述，书法艺术与大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大自然的美，则是由人发现的。因此，在书法艺术研究中，除了对用笔、结体和章法等研究外，应当追本溯源，把书法艺术与大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书法艺术所必备的重要要素予以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