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至40年代末，王梅惠家族在福建省工商界辉煌显赫。它的成功与衰退，一直成为福州商界的谜。上世纪80代末，有人撰文探索王梅惠的致富之道，把他描述成囤积居奇的投机商。笔者根据史实，向读者真实客观地展现王梅惠的风雨历程。

　　少年志大勤奋好学

　　1887年，王梅惠出生于福州一户平民之家。祖父王锦铨在南台坞尾开设同成碗行，开始商业活动。传到其父王春榜，业务稍有进展，他把碗行移到中亭路商业黄金地段，又在三保双龙桥设“悦来”碗行，但由于竞争激烈，王家小碗行在汹涌澎湃的商潮中难以立足。少年王梅惠自幼聪明伶俐，善于思考。他认为工商业经营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要想站稳脚根，非下苦功探索不可。1899年，王梅惠13岁，他见亲戚赴日本做生意，就缠着父母亲让他跟去学习经销管理的知识和本领。父母同意他的请求，借了50元大洋，让王梅惠出了一趟东洋。
　　王梅惠出洋回来，又在父亲身边学做生意。从经营瓷器开始，他观察、揣摩、摸索商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待人接物、商务洽谈、报关发货等，他都精心琢磨，领悟其中的“道”和诀窍。为他日后在商界叱咤风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多种经营成功创业

　　王梅惠兄弟四人：老大王增祥，字梅仔；王梅惠是老二，名增祺；老三增禧，字梅藩；老四增祯，字贻惠。四兄弟合作经营，由王梅惠运筹帷幄，谋划省内外业务的拓展，充分显示出其非凡的身手和胆识。
　　王梅惠逐步拓宽业务范围，打破单一的瓷器经销模式，在经营木材、棉纱、粮油、百货的同时，注重开创轮船公司、码头、仓库配套产业，掌握运输、仓储的主动权，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辛亥革命后，王家企业开始发展，资金逐渐积累。1918年，四兄弟创办福州常安轮船公司，购置1890吨货轮“华安轮”航行于福州、上海、胶东半岛、天津、辽东等地，盈利后又在天津购买码头。生意兴隆，事业蒸蒸日上。
　　业务的拓宽和发展，亟需大量资金。王梅惠采取向钱庄贷款付息和分项合股筹资相结合的方法，加大企业发展力度。经过努力生意越做越大。王梅惠很重视商业信息的广泛收集和市场的快速反应。全国各地的大商埠、大码头，如上海、天津、青岛等，都有自家驻外的本庄或寄托其他商家在外埠设立的托庄，构建起庞大的商业信息情报网络，掌握全国各地市场行情。对全国各大商埠每天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使王梅惠坐镇福州，纵横驰骋，指挥若定。他看准了商机，调动足够的资金迅速组织货源，用自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或租用船只迅速运抵福州或把福建的土特产迅速运往全国各大商埠，以最快的速度投放市场。
　　王梅惠经营有道，使王家企业奇迹般地崛起。全盛时期拥有福州大桥头、中平路、中洲、吉祥街等商业繁华地段的大片房地产；在福州、天津、台湾基隆等地置有码头、仓库；在省内外同时开展木材业、粮油业、陶瓷业、土特产业、棉纱业、报关业、轮船航运和房地产业等业务，稳步经营，迅猛发展。
　　最重要的是，王梅惠在抗战期间，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把紧缺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对保障家乡人民的日常生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不畏强权抗击邪恶

　　抗战期间，陈仪主闽，虽在税收上横征暴敛，仍感财政困难，就实行统制交通、粮食专卖的制度，美其名为“公沽”，即由官方垄断贸易，成立官办的“贸易公司”、“运输公司”、“企业公司”，从生产、销售到运输，均由官商“统制”。造成市面物资、粮食紧缺，加上陈仪起用在上海因贪污被撤职惩办的徐学禹，在全省20多个县设“公沽局”，乘机贪污舞弊，贱买贵卖，中饱私囊，大发横财。粮食被官商垄断后，出现了全省性的粮荒，自杀及饿死者难以计数。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决定为民请命，于1940年返福建各地视察民情。所到之处，饿殍遍野，民怨沸腾。陈嘉庚多次致电陈仪，反对“公沽”政策。陈嘉庚抵达福州前，省政府表面组织人欢迎，实则向福州工商界人士，特别向王梅惠暗示，不要理睬陈嘉庚。众商家惟命是从。惟独王梅惠不买账。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他把身家性命置于不顾，站在正义一边。陈嘉庚抵榕后，名义上在仓山旅运社住宿，实则下榻在邻近的王家。王梅惠热情接待，并陪着他视察民情。
　　陈嘉庚了解到，实行″公沽″后，粮食奇缺，物价昂贵，市民无法生活，万寿桥投江自杀者日有所闻，仅死尸就有900多具。
　　在省临时参议会上，众参议员强烈反对省府粮食“公沽”制度。作为省参议员、福州商会会长的王梅惠，义无反顾地投入这场斗争中。在1939年5月省参议会大会上，王梅惠慷慨陈词，列举“公沽”害民的斑斑劣迹；在1940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三次省参议会大会上，王梅惠更进一步阐述民意，要求制止物价暴涨，改变“公沽”政策。1940年10月，陈嘉庚刚离开福州，陈仪遂下令逮捕王梅惠，派特务林君扬罗织其罪，对王家抄家，终无所获，却以王家货栈存有生油700担为由，以″囤积居奇″罪名，判其无期徒刑。陈嘉庚力辩其冤。他在《南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福州王商会长被陈仪捕禁，料必为我等所累。″
　　真正“囤积居奇”，是官办的“三公司”。陈嘉庚1940年11月，致电国府主席林森：“闽省以政治作贸易”，“积货物千余万元”，“由是百物腾贵，米粮尤甚，穷饿至死，难以数计，怨声载道，惨不忍闻”。
　　1940年11月20日，陈嘉庚又致电蒋介石，陈述他视察福建的所见所闻，控告陈仪、徐学禹“公沽”祸闽，造成百姓自杀、饿死的惨状，最后为遭迫害被捕的王梅惠和丁得义伸冤，“乃因小故捕禁王、丁二人”，“闽民遭此等苛政，苦惨甚于倒悬，万乞迅速解救”！
　　陈嘉庚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在福建、江西、广西、新加坡等地演说，造成“中外宣斥，舆论哗然”的形势，国民参政会不得不讨论陈嘉庚关于陈仪、徐学禹苛政祸闽的提案，行政院接到林森转交各电，派员调查，证明陈嘉庚所揭各条是事实。蒋介石下令陈仪调离福建。在陈嘉庚等海内外华侨、知名人士声援下，在林森亲自过问下，王梅惠因与陈嘉庚抗击″公沽″祸闽，无辜关押了近两年，最终平了冤狱。
　　林森寄来书写的题字相赠：“梅惠先生，欣悉案已平反，可知天不负善人心也，尚希今后继续热心公益，以造福乡梓”，落款是“青芝老人”。王梅惠将其装裱后镶在大镜框中，横挂大厅堂中央。林森又致一函给他，告知最高当局已查清他的冤情，下令福建省府予以平反。说：“素仰热忱公益，今后仍需努力”，这是对王梅惠客观公正的评价。

　　生活俭朴乐善好施

　　王梅惠生活作风严谨，与烟、赌、毒绝不沾边，他衣着极为朴素，鞋、衣衫、长袍马褂，穿了十几年，破了能补，从不轻易丢弃。平日饮食是粗茶淡饭。早餐是稀饭配咸橄榄、虾米、大头菜、海蜇皮。平日喜吃“光饼夹香干”。在商会上班时，经常差人到上下杭的光饼摊买饼当点心。
　　王梅惠与妻子相敬如宾，从不嫖妓纳妾。他有三女一男。当他生儿子前，有人劝他纳妾延续后代，他拒绝了。王梅惠不仅洁身自好，对亲族中纳妾行为也竭力劝阻。一次至亲纳妾，轿子已抬进门来，他硬是劝阻回去，不允许家族中有纳妾陋习。王梅惠的正派、勤俭的美德影响着一家人。他的侠肝义胆，在亲友中传颂多年。某年鼠疫流行。某亲戚家有人染疫，他闻讯赶去，把其家中未染疫者接到自己家里安置。这种临危不惧的亲情爱心，感人至深。
　　1909年台风袭击福州，洪水泛滥，中亭街受灾。王梅惠组织兄弟全力抗灾，并帮助人手少孤立无援的商家店铺抢险救灾。
　　王梅惠生活节俭，乐善好施。邻里乡亲哪个有难，他都慷慨解囊。他热心公益事业，修桥铺路。城市消防缺乏经费，他带头捐助。他出资万元并发动工商界捐助福州的交通建设；对文物古迹的保护也十分重视。鼓山涌泉寺和西禅寺年久失修，他带头捐款，修葺寺院，还出资铸造一对铜质童男童女和大铜香炉，供奉于涌泉寺大雄宝殿，使千年古刹增辉添色。
　　1939年，宋美龄倡导组建“伤员之友社”，发动社会力量，为抗战负伤兵员服务，王梅惠任“第三战区伤兵之友社”福州分社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抗战尽力。
　　王梅惠尤其乐于兴学助教，捐办学校，支持教育事业。福州一些中小学及大学，都曾得到他的资助。他先后捐助筹建福州万寿小学、中洲小学。1938年，王梅惠接任福州总商会商立小学董事长。抗战爆发，办学艰难。王梅惠全力资助学校度过难关。抗战胜利后扩大学校规模，建成完全中学。1946年自沪购回新式教学仪器及图书，略具规模，遂改名“私立福商中学”（今福州四中）。1943年，福建省教育厅创办“林森高级商船学校”，开办后资金困难，王梅惠资助10万元。“福建学院”校长林仲易先生，遇到经费困难找他，他总是解囊相助。
　　王梅惠从小历尽磨难的经历，铸就他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性格和诚信待人、扶贫济困的作风，他德高望重，先后任木材、面粉、陶瓷行业的同业公会理事长，福州商会会长、福建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

　　日寇入侵王家遭劫

　　1944年10月4日，福州第二次沦陷。满城商店关闭，停止营业，市场萧条。日寇急于成立“维持会”、商会，恢复市面营业。搜寻王梅惠成了日寇的目标。
　　王梅惠不愿降敌，沦陷前夕迅速转移隐蔽到闽清、南平一带。并组织员工把中洲仓库的棉花、布匹等紧缺物资用船只秘密转移到三保悦来碗行后进的隐蔽仓库，坚壁清野，避免被动。
　　日寇搜不到人，恼羞成怒，对王家员工刑讯逼供，灌屎灌尿，百般折磨。店员张某熬刑不过，招出秘密仓库地点，日寇找不到王梅惠，就洗劫王家财物以泄愤。王家为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王梅惠宁可家财受损，也不愿投敌保财，始终保持可贵的民族气节。

　　雪上加霜再遭重创

　　抗战胜利后，王梅惠兄弟重振家业，他们筹资买仓库，建码头，购轮船，筹办银行，雄心勃勃。
　　王梅惠十分重视营运的敏捷和迅速。当时福建交通闭塞，没有铁路，公路也欠发达。要沟通省内外市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非把握商运命脉不可。他把发展的眼光投向轮船航运业。
　　抗战初期，王家新常安轮船公司的轮船“华安轮”响应当局征船填海阻敌的号召，被沉塞于黄浦江，封锁黄浦江。战后重新购船，成了王家企业发展的首要问题。当时上海有艘美籍轮船招标出售，隐瞒真相，将百余吨的游船诈称为800吨商船。王增祥急于求成，以8万美元中标买进，误入圈套。买来的游轮不合货运用，被迫降价卖出，损失20多万元。
　　正当王家资金运转艰难时，福州《粹报》披露王家常安公司在上海处境困难的消息，大加渲染，使王家企业营运陷于困境。企业资金运转状况是商业秘密的核心，这严重侵犯王家企业的商业秘密。
　　这家小报原来是军统特务控制的报纸。他们倚仗权势，向王增祥施加压力，使王增祥自杀的福州警察局二署署长施泰桢是军统特务骨干分子。一天他在上海舞场遇到王增祥，以****逼迫他退还投资全款。王增祥当晚回家在上海格罗希路（今延庆路）自尽。当年迫害王梅惠的林君扬也是军统特务。在三四十年代竞选参议员和福州商会会长的竞争中，林君扬均败在王梅惠手下。加害王梅惠后，林君扬取而代之，登上商会会长宝座。这些特务硬要把充满朝气的王氏企业整垮。特务势力的打击，是王家企业遭受三大重创最阴险最狠毒的最后一击。

　　顽强抗争与世长辞

　　早在1943年老大王增祥提出，为避免风险，应分家经营，把原先同财共营的大公司，分成三家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商行：王增祥（梅仔）另立祥裕行；王贻惠成立王有成行；王梅惠和王梅藩合资成立公生隆号。王家兄弟采取划分财产，自负盈亏，按项目认股合作的灵活经营形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商海风潮。购船失利并没有造成王梅惠的破产。购美国轮船，是以认股筹资的方式运作的。王增祥的股份最大，受损失也大，王梅惠虽受了损失，也竭尽全力帮助哥哥共度难关。风波过后，王梅惠仍顽强地拼搏着，以其精明的营销策略和过人的魄力，其企业又渐有起色。因受冤狱的折磨，王梅惠身体欠佳。出狱后虽经调理，仍时常感到头疼。由于过于劳累，1948年王梅惠终因脑溢血发作在天津与世长辞。享年62岁。
　　称雄一时的王家企业，在日寇、官商和特务的三重打击下，历尽磨难，顽强抗争，终于划上了句号。在福建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他的命运，是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
　　解放后，王梅惠后裔把大片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台江中洲鲤鱼尾的大片楼屋，原是常安公司营业所，位于闽江繁华重要地段。那里楼高，视野开阔，当时被视为军事要地，部队要征用，王家后裔毅然捐献。王梅惠的孙子、外孙子女，正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辛勤地工作着……

（责编：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