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荫(1798年-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省徽州府歙县南乡杞梓里人，徽商家庭出身。在号称“十室九商”、人们视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钻天洞庭遍地徽”的徽州当地，其祖、其父均为有见识懂经营的大茶商，曾经北上京师开办过茶庄。王茂荫自髫龄幼年即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读书非常用功，后转就读于县城最负盛名的紫阳书院。清道光十年（1830年），他赴潞河管理茶庄店务。翌年，适逢北闱恩科取士，即以监生资格应京兆试，中了举人；次年会试又高中进士，并备官户部。他步入仕途之后，先是在户部任“主事”、 贵州司员外郎“行走”一类的微职闲官， 1851年升任监察御史，还任过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卿，185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成为清廷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官员之一。翌年，他又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因触怒咸丰帝和当朝权贵，咸丰帝对王茂荫严厉申斥，将他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1858年，王茂荫因病请求开缺。此后，他虽曾再度被起用，但为时不久，即以奔丧为名而离京，移徙本县雄村乡义成村定居，1865年6月22日病逝于家中。
　　王茂荫历仕清朝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为官敬业，不携眷属，两袖清风，以直言敢谏声震朝野。他死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名臣都给他送挽联称颂有嘉。他主管经济事务，也有政治眼光，曾奏请刊发魏源的《海国图志》，又主张改革科举，还揭露厘金之弊，其贡献尤以改革币制的货币思想为最大。其著有《王侍郎奏议》，另有部分文稿将编入《王茂荫集》。
　　1851年九月，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的王茂荫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向咸丰皇帝上奏一本《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其目的在于用控制数量来防止通货膨胀，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 提出改革币制，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纸币并采取分批增发的方式以缓和危机，他是咸丰朝最初提出行钞建议者。1853年，身为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又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这一论点触及到货币名目论混淆价格标准和价值尺度错误的要害，是对通货膨胀政策的有力驳斥。翌年，他又对发行不兑现纸币上《再议钞法折》，力主将不兑现纸币变为兑换纸币，因此震怒朝廷而被调任官职。王茂荫行钞思想的核心是“纸虚银实”，“以实运虚”。他认为在货币流通中，应该“虚实兼行”，“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即以钞来弥补白银之不足，而不是以钞完全替代白银，要以金银币的流通来推动和支持纸币的流通。在这个问题上，王茂荫不象以往金属主义者如魏源、许楣等那样，简单地根据“钞虚而银实”把钞与银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做法，而是从理论上论述了金属币流通和纸币流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在实践中如何处理这种相互关系的具体形式，从而得出了纸币可发但不可滥发的科学合理的主张。
　　作为一位经济思想家，王茂荫货币理论的突出特征，是综合了金属主义与名目主义的合理性，同时注意防止出现两者的弊病。他极力反对清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对铸大钱和货币名目主义理论进行了有力批判，重视商人银号的作用和照顾商人利益的思想，有利于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货币理论方面，他能够从货币流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中总结一些经验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概括，初步认识了货币流通的规律性并对货币周转进行分析，他的货币理论和金融思想达到了我国清代以前的最高水平，对我国经济思想的不断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他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关于货币流通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合理性，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宝贵遗产。而后不久，他的这一睿智思想就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论及“货币或商品流通”时说：“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其中援引的注释[83]里提到：“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 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卡•阿伯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54页）……。”。这说明马克思认为王茂荫在发行纸币和纸币兑现上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对其因提出改革货币的正确主张而受到清皇帝的申饬是表示同情的。王茂荫由是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