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鹤沙王氏十九世孙王项龄，王鸿绪兄弟为编纂《明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没人知道上海王氏一门五代十進士九举人了。
     《从‘阁老坟’追寻历史上的上海王氏》一书，将发行。王旦后裔南渡始祖太常少卿王逖后人金山支王广心子十九世孙王项龄、王九龄、王鸿绪一门五代十进士。
     王广心进士；王项龄进士、王九龄进士、王鸿绪进士,王兴吾进士，王祖庚进士，王绍曾进士，王显曾进士，王嘉曾进士，王达进士.九举人。钦赐进士第二代王图炳，不算在里面; 从清朝顺治五年(1649)王广心第一代中举人起到(1650年)顺治六年进士——第六代(1801年)嘉庆六年进士王达。王氏在152年间有十个金榜题名，上朝做官。在这段历史为清的‘康乾之治’最鼎盛作出了贡献。不仅，彰显了一个家族的显赫权贵，还有那光照百年的荣耀。(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照常开放,可以查阅到这些资料)。
     笔者首先从出土的清代武英殿大学士王顼龄的墓志铭开始，查阅上海地区的墓志铭和“阁老坟”的有关史料解释。并从翻阅嘉庆廿三年（1818）的《松江府志》中了解到：其碑文的“志”为：国家宜笃旧臣，礼隆良弼。其有协恭夙夜，克慎始终。懋宣励相之劳，蔚着老成志望，是宜丝纶诞贲，琬炎丕典至巨也。王顼龄性资端重，学术淹通。圣主仁皇帝，拔自庶僚，登于词苑，趋承讲幄，洊登乡贰之班，综辖冬宦，旋擢钧衡之任。小心翼翼，表仪范于群工，黄发皤皤，为岩廊之元老。朕心眷倚，宫傅优崇，稠叠恩波顾耆年，而加渥肯辞禄位，颁手敕以慰留。方予告之有期，忽沉疴之难。起遣良医以诊视，命亲王以临丧赠秩，赐金殿辍期加祭，易名象形曰“文”曰“恭”。于戏！三事久登纶阁，犹传风度，九重宠锡泉扁，长荷辉光。杰峙贞珉，用垂无盩。用现代白话文翻译的意思为：王顼龄是我大清国的称职忠实的老臣，是皇上的高级辅佐。他一直日夜勤奋谨慎、认真负责地为大清国政权和子民们尽职工作。体现了他的不辞辛劳、廉洁奉公的老臣品格。他圆满地为皇上起草诏书、制订文件、撰写文史巨作，是官员中模范先进性典型。王顼龄性格端庄稳重，学术渊博。他是先帝康熙爷从普通官员中提拔上来的，到政府中枢机构为皇上、皇子讲课。屡次下基层工作，管理各级官吏，不久被委派以管理国家政务等重任，起着举足轻重的政府及社会平稳发展均衡作用。他小心翼翼地为官员们树立了一个模范高官工作的好榜样，他满头白发还坚持为大清国尽力工作，是朝廷的元老。皇上非常依赖、尊重、照顾和关心他。王顼龄到了八十多岁了，希望告老还乡，多次要求归乡辞职养老，皇上写了亲笔信和诗文也多次挽留他，他同意并且再继续工作。突然有一天旧病复发，圣上派皇宫中良医去医治，命令亲儿子宝亲王弘历上门慰问并且赠与慰问金。他逝世后，大家感到很悲伤，大清国也失去了重臣。为此朝廷停止了一天的日常工作，在金殿里为他做祭祀，按照他的一生贡献，追以尊称为“文”、“恭”。呜呼哀哉啊，老臣王顼龄，长期为大清国工作，音容笑貌依然留在人们的心中。他担负着国家的重要使命，作出了杰出的成就。他的光荣榜样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的杰出的道德品格永远象高山一样峙立在后人心目中。特立此碑，希望他永垂不朽！
     清制正一品官一共九名，是清朝政治局的“九常委”。王顼龄（1642-1725），字颛士，一字容士，号瑁湖，晚年号松乔老人，江苏省松江府娄县（今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人，顺治朝御史（国家监察部委员）王广心长子。
      一、王顼龄的最大特点：平稳的官场经历 清代诗人、进士宋琬的《王季友诗序》曾这样介绍华亭王广心家族：“农山（王广心）有子三人，皆贤而有才。长（子）颛士，弱冠登贤书；次（子）子武，声藉甚诸生间；而季友（老三）年最少，长身玉立，丰神朗奕，工诗，善行草，人以为有王子敬（东晋书法家王献之）之风。花晨月夕，兄弟自为酬倡，农山顾而乐之，为评次其高下得失，往往夜分乃罢，门以内雍雍（拥挤）如也。”
     宋琬（1614-1674）：字玉叔，号荔裳，又号二乡亭主人，山东莱阳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诗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目。着有《安雅堂集》、《安雅堂未刻稿》、《二乡亭词》（今“齐鲁书社”已出版《宋琬全集》。）王广心有《送荔裳》、《送别宋荔裳限字》二首、《 宋荔裳得子》、《送荔裳》二首、《首夏同宋荔裳、周釜山、吴六益、沈雪峰、董阆石苍水诸子小集》、《龙潭观剧同荔裳釜山和六益韵》八首。 周茂源的《代赠王农山侍御序》：“长公（老大）弱冠举孝廉，郗诜（西晋文学家）一枝，操券而俟，仲（老二）、季（老三）并娴经术，工词赋，江以南推辛阳济美之盛。一堂之上，燕许父子，机云（东吴陆机、陆云）弟昆，鸿笔世嬗（世代更替），为国风雨。    又闺门雍穆，相敬如宾。” 杨际昌的《国朝诗话》言王广心“绕膝三凤，黼绂（古代礼服所绣的花纹，指文采）升平，钟毓（钟灵毓秀，美好的风土诞育优秀人物）固有自云”。      王顼龄自幼聪明，18岁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童试（高中毕业考试），考取了秀才之第一等，同时取得了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因为一旦做了秀才，不需要服劳役了，平时生活无忧，由公家发给粮食补助，秀才也就自动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可以去给别人教书了。 康熙二年（1663），21岁的王顼龄参加了三年一度的举人乡试（江苏省公务员统考，地点在省城南京），乡试由皇帝派的考官主持考试。考试分三场，一场三天，一共考九天。考的人很多，考中了，叫做举人。举人有名额的规定，各个省不一样，大体上一百人上下，举人里面的第一名叫做解元，乡试的考试是在秋天，所以叫“秋闱”。 王顼龄最后作为“华亭学宫”（国立松江中学）的秀才，以江苏省第五十四名中了举人。举人就是国家干部了，马上“农转非”，又可以拿工资，举人怎么牛法？举个例子：在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里，余杭知县刘锡彤“传”（不能拘捕）杨乃武去衙门对质。杨乃武见了知县不拜，怒斥知县诬陷，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不便动刑，刘锡彤遂申请上司请革去其举人功名（像现在的“免去某某人大代表资格”）。 再举个例子：清朝的举人可以因此进入仕途，至少可以在县衙里担任九品官职。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范进，做秀才后仍然贪穷，被人看不起，一旦中举，亲戚邻里都去奉承他，连大乡绅也去攀世交、送银送屋，就因为举人不仅取得赴京赶考“进士”的资格，而且也算是有了做官的“正途出身”。 第二年春天，王顼龄就进京赶考，参加选拔状元郎的会试。会试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全国公务员统考，地点在北京，由礼部主持，是“会”集天下的举人在北京的考“试”，所以叫做“会试”。会试的地点在北京的“贡院”，就是今北京火车站北面“贡院胡同”周围的地方，“贡院”现在没有了，但是“贡院胡同”这个地名还存在。考场房舍大约有九千间，一排一排的，房子很小，宽大约4尺多一点，进深大约3尺多一点，高5尺多一点，这么一个人一个小屋。墙的两面有砖托，两层，隔成板，下面这个板就做板凳，上面那个板就做书桌。墙上有一个龛，里边装上蜡烛，装上吃的，喝的。一场考三天，三场考九天，就在这个小屋子里头，进去之后封门加锁。      第一次王顼龄没有考取，三年以后、六年以后也接二连三地落榜，九年以后第四次去了，弟弟王鸿绪却考取了，哥哥依然名落孙山，看见老大科第不登时，父亲大人作诗以示安慰：《顼儿下第归登岳》、《得顼儿入都信》、《雪夜念顼儿》。
     康熙十五年（1676），功夫不负有心人，王顼龄在34岁的时候终于中了进士，王顼龄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上班的太常寺博士（正九品、掌管朝廷礼乐的高级官员）。王广心一直作诗鼓励、恭喜长子的进步：《丙辰大儿顼龄登第志喜》、《顼龄授太常博士志喜》、《御试博学鸿词顼龄名在第六志喜》、《项龄改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志喜》。
     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派37岁的王顼龄去翰林院（皇家文史馆）做“编修”（从八品），不久升为“纂修”（正七品），参与《明史稿》的编纂。由此能有机会与汪琬、朱彝尊、陈维崧等著名学者，日相接触，讨论切磋，一时人称“史之良才”，王顼龄当时有许多名流朋友，“颛士生当太平之际，其文学优赡（丰富渊博），聪慧绝伦，少时与沈迥、沈荃、王日藻、周茂源、曹伟谟等同倡‘文社’， 又曾与云间顾孝持同结‘白社’，相互论文，切磋时艺。”。文学家许缵曾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为王顼龄《含辉堂诗集》作序，言王顼龄“少壮得志，不蓄声技，不殖货利，不私竿牍（请托走后门），惟是经营翰墨之场，翱翔艺苑之内，大雅之音，廉隅（棱角，喻品行端、有气节）之奏，治世之休风，遗众情之所乐，恒好修以为常”。许缵曾（1627-1700）：字孝修，号鹤沙，顺治六年（1649）进士，先后仕宦于江西、四川、官至云南按察使，有惠政。着《宝纶堂集》。王广心曾经写《送许鹤沙江西宪副》、《题鹤沙芸晖阁》、《寿鹤沙五十》、《许鹤沙招陪鲁谦庵使君芙蓉池宴集用鹤沙原韵》二首、《鹤沙斋昙花》、《鹤沙园亭燕集和王将军韵》四首。许缵曾《癸酉中秋偕健庵司寇、却非司农、诚斋侍御举耆年会于秦望山庄，翌日同赴俨斋总宪横云之约，漫成古风一章纪胜》：“岁星荣荣躔斗野，光茫夜照三江下。文采风流旧有声，此地儒冠多长者。三江夏日民苦旱，至尊南顾勤霄旰。”诗中称颂王氏兄弟“文采风流旧有声”，对其文学素养表示由衷钦佩。 康熙二十年（1681），39岁的王顼龄升为“日讲起居注官”（正六品），也就是皇帝贴身随从书记员，当年作为副考官共同主持顺天府乡试（直隶省的举人考试）。
    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上元节（元宵节），康熙帝在干清宫赐宴，仿“柏梁体”（每句押韵的七言）赋诗，40岁的王顼龄与弟弟王鸿绪应邀参加。同年春天，朝廷委派王顼龄到四川省主持“院试”（会试的资格考试，也叫章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
     康熙二十二年（1683），41岁的王顼龄担任《平定三逆方略》纂修官，满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汉奸袁崇焕的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引清兵入关，分别受封云南、广东、福建，称为“三藩”。此后三方各拥重兵，形成三股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对满清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先后起兵反清，但因逆军事失策，经过长达八年的战争，康熙二十年（1681）满清平定了“三藩”。次年，武英殿一品大学士勒德洪（满人）奉诏令修书，记述平叛始末，康熙二十五年（1686）六十卷书成。这是清代纂修的第一部“方略”（“方略”就是全盘的事情经过和策略）。内容自康熙十二年（1763）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兵始，至二十年（1681）十二月圣祖康熙帝以“逆寇荡平，诏赦天下”止，详细记载了平定吴三桂、尚之信（尚可喜子）、耿精忠（耿仲明孙）反叛起兵之始末。此书开清代纂修“方略”、“纪略”之先河。此后，每当一次政治、军事行动后，皇帝都要下诏设馆撰书，纪其始末。 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升王顼龄为“春坊右赞善”（从六品、太子宫顾问）。
    康熙二十三年（1684），42岁的王顼龄以正考官的身份，去主持福建省乡试（福建省的举人考试）。福建省乡试是在秋天举行，王顼龄回京以后，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军机大臣顾问），这个官职是编修政府文史档案的官员，当时康熙帝亲临翰林院，听翰林院里面的人每天讲《资治通鉴》一章。王顼龄史学功底扎实，口才流利，并且结合了朱熹的《通鉴纲要》，讲起来古为今用，包含治国理念，每讲必获康熙帝赞赏。
     康熙二十八年（1689），47岁的王顼龄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
     康熙二十九年（1690），48岁的王顼龄以正考官的身份，去主持陕西省乡试（陕西省的举人考试）。
     康熙三十年（1691），49岁的王顼龄平转 “翰林院侍读学士”（从四品），同一年，戴有祺（字丙章，号珑严）以江南金山卫学宫（金卫中学）举人的身份，高中进士一甲，成为清朝上海市金山区历史上第一个的状元。
     康熙三十六年（1697），朝廷迁55岁的王顼龄为“少詹事”（正四品），即太子府管家。
     康熙三十九年（1700），58岁的王顼龄升为“宗人府”府丞（正三品），作为皇室宗族管理委员会的官员。清朝皇亲国戚（包括八大“铁帽子王”）犯法，不受刑部管辖，由“宗人府”处理，故“宗人府” 府丞的职位非常难当，需要极高的水准和公平的判断，类如现在的中纪委副书记。
     康熙四十二年（1703），61岁的王顼龄升为礼部右侍郎（从二品），礼部侍郎相当于外联、宣传、教育、文化副部长，次年，平转礼部左侍郎。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第五次下江南之前，在松江为63岁的王顼龄建“秀甲园”，坐船至松江，官府组织了数十万人夹岸迎接，仰觐天颜，欢声若雷。在松江，康熙帝检阅了士兵水操后，驻跸府城，“幸侍郎王顼龄、尚书王鸿绪东、西两园，并赐御书匾对”。皇上临“秀甲园”，时逢鲜花盛开，彩旗飘扬，遂御书“蒸霞”。此后王家从张堰镇迁居松江。 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第六次南下，巡查治河，来到松江，再度驻跸王顼龄家“秀甲园”，因在园中闻得鸡犬声，曾曰“此间安乐”。王顼龄绘画以进，名“安乐园”。皇帝两次巡视临驾，进一步提升了王家在松江府的声望，使王家威势骤增。
     康熙五十一年（1712），70岁的王顼龄充当“经筵讲官”，为皇帝在特设的御前讲席上讲书史。随后，朝廷调王顼龄为吏部左侍郎（从二品），担任国家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康熙五十二年（1713），71岁的王顼龄升为工部尚书（从一品），掌管全国屯田、工程、交通等的大臣，工部尚书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主管工业部、农业部、水利部、建设部、交通部等的国务院副总理。
     康熙五十四年（1715），73岁的王顼龄出任正考官，主持全国会试，公正公平，选拔人才，那一次，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徐陶璋获得状元。同时，王顼龄担任御批《书经传说汇纂》的总编辑。王顼龄为官出外，必然即兴吟诗，“南走闽越，观滩岭之险，西如秦，登玉女峰，游览所至，必有诗。集中朝贺殿廷、陪祀坛庙，赐宴赐书，备详其事。而且春花秋月，限韵挥毫，录别赠行，连章累牍，并才思奔注，出语惊人”。
    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帝拜74岁的王顼龄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正一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武英殿设满汉大学士各二人，为皇帝起草诏令，批答奏章，号称辅臣，洪承畴、曾国藩、李鸿章都曾经封为武英殿大学士。
    雍正元年（1723），世宗雍正皇帝又加封王顼龄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傅当时为虚衔（相当于元老），与太师、太保并列为三公，正一品。如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都被赠太傅，同年，王顼龄开始做《明史》监修官。 王顼龄此时已是81岁高龄，屡屡上书要求告老还乡。雍正帝刚刚登基，要对付自己的兄弟与政敌，当时政局不稳，遂多次慰留。并且同意王顼龄举行一次 “在京松江老干部联谊会”，并且邀请了来自松江府的太学生，欢快畅饮，被首都各界群众“传为盛事”。
    雍正二年（1724），82岁的王顼龄再次请求退休时，雍正帝亲撰七律一首，书于扇面赐赠，诚恳挽留。
    雍正三年（1725），王顼龄身体越来越恶化，咳痰不止，雍正帝命御医治疾，并命长子宝亲王弘历（后乾隆皇帝）多次到其府上探视慰问，赐人参作为药饵，赠太子少傅。王顼龄虽经太医全力抢救，医治无效，享年83岁。雍正亲自下诏书哀悼，停止朝事一天，并下令汉人官员素服祭送，并根据其生前遗愿赐金山县的坟地四十亩而葬，谥“文恭”，极尽哀荣。     王顼龄历事两朝皇帝，一生谨慎平和，凡是遇到朝廷讨论大事情，从来没有直接明显地表示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用非常委婉的语言，来影响别人的主见。他不居功自傲，亲手选出了大批人才，却从不愿让他们知道是自己提拔的，来让别人称颂。明朝公正客观地秉笔，招来满遗诟病。
     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的叶映榴在《与王瑁湖》中把王顼龄比作《史记》、《汉书》的作者司马迁、班固：“老先生世台，启沃（‘启沃’谓竭诚开导、辅佐君王）讲筵，编摩史局，操千秋之衮钺（谓褒贬，古代赐衮衣以示嘉奖，给斧钺以示惩罚），成一代之典章，将把（司马）迁（班）固之袂而夺其重席矣。” 由于王顼龄、王鸿绪等对明朝的客观评价，并且引用大明遗民朱舜水的对卖国贼袁崇焕之评语“贼臣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阳九叙略》），满清余孽梁启超批评王鸿绪是“白昼行窃的偷书贼”，竟然以其盗窃万稿而挞伐之。 其实初期史馆编修即有分工拈阄，而熊赐履任监修时，建议张玉书任《志》、《书》，陈廷敬任《本纪》，王鸿绪任《列传》，各专一类，然后会校。王鸿绪既负责删定《列传》，故《列传》部分的纂修，他应尽有心力，而非全窃取他人之成果。 晚清满遗思想家魏源指出《明史稿》的若干缺点，否定此书出自万斯同之手，历史学家侯仁之质问魏源“何以本书缺点全责王鸿绪，而优点皆归万斯同？”《明史稿》在相当程度当为王鸿绪所纂辑。近代学者讨论《明史》之编修过程，因为梁启超而往往对王鸿绪持有剽窃之成见，未能翔实论之。 侯仁之的《明史列传残稿》之考订，发现此本为《明史列传稿》之过渡本，其笔迹亦为王氏所亲手删订，以为“两百年来王氏所蒙诬妄，从此可以释然矣。”黄彰健亦曾比对各种稿本之《明史》，认为修史十分不易，由《明史列传残稿》看来，之前留下繁冗之史文，有待考订、删除，“王氏之能编成一书，其功亦不在万氏之下”。可惜的是，此后对于王鸿绪修订《明史》的研究，还是罕有问津者，王鸿绪对《明史》纂修的贡献也就隐没不闻了。 由以上的讨论可知，王鸿绪的《明史稿》为下一阶段《明史》之刊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过去许多相关《明史》的讨论，无论是史学史或人物传记的研究，都忽略了王鸿绪的《明史稿》或之前的416卷本《明史》，使得关于《明史》的编纂说明得不够完整，人物研究中的史料运用也显得不够周延。
     雍正元年六月，王鸿绪进呈《明史稿》的次月，政府三度开“明史馆”，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徐元梦、张廷玉、朱轼等为总裁，杨椿、汪由敦、吴麟等人为纂修，着手重修《明史》。雍正帝要求谨慎续修《明史》。八月十五日，78岁的王鸿绪在北京去世。王鸿绪病逝以后，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明史》之监修。 同年，王鸿绪编辑的《明史》手稿刊印，其中《列传》205卷，《本纪》19卷，《志》77卷，《表》9卷，共310卷，进献朝廷为官方文本。后正式出版的《明史》，即以此稿为底本，重加增删而成。 近代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乾隆年间的武英殿本《明史》的纂修，距离原来史料时间较远，政治忌讳更深，应不如王鸿绪的史稿，他并不认为王鸿绪全抄袭自万斯同的史稿，十分肯定王鸿绪的个人努力。 魏源在《明史稿书后》指王鸿绪污蔑明朝建文帝，夸张靖难之役。也批评了王鸿绪在编写《明史》里的严重“错误”，指出王鸿绪应该贬低明成祖，抬高建文帝，后来到了乾隆大学士张廷玉手里，明成祖被彻底抹黑了。历史学家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清开国史料考》评论《明史》缺失“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 曾参与编修的杨椿认为：王稿不一定全出于万稿，万稿与王稿颇有异同，是王稿亦不尽出万稿，且当时参加修《明史》的人，多是博学宏词，如汤斌、倪灿、尤侗、黄虞稷、朱彝尊、潘耒、吴任臣等亦皆有所著作述，如朱彝尊、汤斌亦有《明史》稿若干篇，亦不必尽出万氏。不容否认，稿子最后要经过王鸿绪的删定。杨椿肯定了王鸿绪对编写《列传》所做的努力，杨椿是雍正朝的《国史》编修官，是皇帝的侍读学士，兼修《三朝实录》，应该他的话比较可信。 王鸿绪先后在史馆三十余年，为居馆时间最长者。曾入史馆的汪由敦（1692-1758）则说：“王本《列传》，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后来的人不能达到他的万分之一”他肯定王鸿绪对编纂列传所做的努力，称王稿胜于明末诸书。
    至乾隆四年（1739），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武英殿本《明史》。以后张廷玉等修《明史》时，也拿王鸿绪的稿子作为底本，加以增删。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为张廷玉主编。 上海王氏一门诗书传家，通过科举被吸收进统治集团，他们本人则都是儒生出身，有较高学养。与之交往的，从帝王、同僚到亲朋，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奏章往返，诗词奉和。既是典雅的，又是世俗的。读者从中可窥见诸如科举考试、典章制度、官场运作、世态人情各色文化，领悟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
    至于王氏在松江府的故居秀甲园、在北京的故居画舫斋等园林建筑故事，以及他们的题额、书画、诗文等，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武英殿一品大学士王顼龄（上海张堰人）的“墓志铭”。 该“墓志铭”是在雍正四年（1726）铭刻的，距今280多年。这两块铭石为清代青石，形制呈正方形，边长80厘米，厚15厘米。其中一块铭石为篆体阴文，字迹十分清晰，铭文如下： 皇清诰授 光禄大夫 经筵讲官 太子太傅 武英殿大学士 兼工部尚书 加三级 赠少傅 谥文恭 王公 墓志铭。 另一块铭石四边均有线条流畅的龙形雕刻，上面用楷书镌刻有千余文字，字迹工整秀逸，颇有书法功底。因年代久远，铭石风化，多数文字无法看清。 2010年9月27日，笔者访问了位于朱泾镇的上海金山区博物馆馆长奚吉平，他告诉我：金山地区发现的墓志铭很少，此墓志铭体积之大在上海地区实属罕见，对考证王顼龄生平以及清代的地方历史有相当大的文物价值，并为研究金山乡贤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目前，这两块墓志铭青石碑已被金山区博物馆收藏保存，以作进一步研究。他建议笔者去查考这一带的古人墓葬，特别是“阁老坟”的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因为墓志铭出土的地方就是当地人所谓的“阁老坟”。笔者便想起了儿时常听父辈言及的爱国村旗杆头“阁老坟”，周围有片老坟堆，有石人、石马等文物古迹。乡间水网纵横，水深莫测，那里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吗？ 五龙环绕的风水宝地 据老人称，原在“阁老坟”的南面，两边都矗立有两根石旗杆，还有旗杆座，称旗杆石墩。旗杆石墩为两块大小相同的石头凿成，此石墩高约150厘米，宽60厘米，厚度30多厘米，正中有圆形凹槽空洞，上下直通，内孔直径30公分，为旗杆洞眼。此旗杆石墩分地上、地下两个部分，地上部分四面雕刻精美的花卉纹饰，地下部分没有雕工，为清朝早期的实物。那么这两根石旗杆和旗杆石墩目前的去向在哪里呢？目击者称，两根象征旗杆头的石旗杆，西边一根在1950年已倒，东面一根在1960年左右也毁落了。实属可惜！非常遗憾，如今石旗杆已不知去向，所幸的是“旗杆头”的名声留了下来。根据1991年出版的《上海金山县地名志》介绍，“旗杆头”在“清代形成村落，以阁老坟前的石旗杆得名。” 这时，路旁有一位年已八旬的老农经过，经询问，与笔者是远房本家。他热情地辨认出了原“阁老坟”的位置，认真地带笔者踏勘了“阁老坟”西侧的界河，指出：东侧的一片桃园为原坟地所在，占地为38亩，在1970年“破四旧”时平整为田。因田中墓石基砖等太多，不宜种水稻，所以一直种植各种果树至今。经他的介绍，笔者进入了桃园，发现确实处处裸露出墓地残迹，于是便收集了三块大小不等的古墓砖。 我们又在桃园内小池塘的北面发现了现已用作长条石凳的古旗杆石。旗杆石墩、古墓砖的现身，印证了“旗杆头”的确是“阁老坟”的遗址。找到了旗杆石墩的下落，那么在“阁老坟”古墓地是否还有其它古迹遗存呢？ 有一张在“阁老坟”当地出土的石马的历史资料照片，照片中的石马静静地躺在田头，石马的份量沉得很，常人很难搬动。从马耳角到底部总高度为1.44米，其中基座高0.26米，长0.72米，马身最长处0.66米，最窄处是0.38米的脖子。阁老坟“在1956年被石鼓乡和爱国高级社的干部组织社员拆坟开棺，石人、石马、石羊、石兔等，有的推在河里，有的就地深埋，有的被推毁做建筑材料，坟里一块石碑也被深埋在坟基附近的地下。
       “阁老坟”占地四十亩，坟茔四周有坟河，坟南有3.5米宽、百米长的石甬道。石甬道两侧和三个古坟周围原有石人、石马、石羊、石龟等镇墓之宝，四周还有“东安浜”与“西安浜”地名，实则是守墓人的住地。知情者说：1956年，旗杆头的“阁老坟”及周围一片庞大的墓地被平。这些石人、石马、石羊、石龟等护墓之物，有的被推入坟河里，也有深埋，还有因村里需要石灰，就敲碎了一些镇墓的青石人兽，化成石灰，作为物资粉刷它处，坟前两块石碑也被深埋地下。 当时村里需要开辟良田、平整土地，坟地要被铲平，村里领导到场，组织人力开挖了“阁老坟”。古墓中有一穴套棺的棺材，葬三坑石椁，顶板石有30公分厚，借助钢丝绞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石板移开。棺木外涂有厚厚的用生漆、石膏、糯米捣成的“顽沙”，无隙可击，后用钢钎凿之撬开。 为此，我们在后两天踏勘了古墓地原址，现五龙村的“桃园”，从随地裸露和四散零落之处，我们随手拾了几块不同大小的古墓砖，有块补墙砖较大，有坟内墙砖中等大小，有坟内批转，小而精巧。 从大砖、中砖的附着物上可清晰看到，当时用生漆、石膏、糯米捣成了砖缝粘结剂，因为当时尚没有现在的“水泥砌墙材料”这个概念，所以当时这几种材料经一定配分比例混合，又千辛万苦地经人工在石臼中数次捣成，此“砌墙材料”在当时是最高级、最坚固、最昂贵的墙体粘结剂了。棺材越是里层，棺木质地越是高贵，三棺分葬一男二女，主棺里的尸体尚成形，是一个头戴官帽、身穿锦袍官衣的官人，陪葬一把腰刀，棺材盖一打开，尸体迅速腐化变色。古墓中出土了黄金两公斤多，以及很多珠宝玉器（其中有玉雕水牛，上骑戴凉帽的牧童）和一个黄金座子的红宝石顶子。 当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平整土地运动大张旗鼓，棺椁中有无片言只字，人民公社的干部社员们也无暇顾及墓主人是谁，连墓碑上刻的什么也无人关心。平坟场地到处都是石炭、坑砖、衣物；顽童用割草戟子把镶金缕银的腰箍带挑来挑去，最后甩到了竹园的竹梢上，帽子上有两只帽翅被挂在桑树枝上，风一吹，“刮搭刮搭”晃来晃去，古尸头发胡须清清爽爽，最后被倾倒于河中。真是一场浩劫呀！ 喝茶的老农说：后来，相关责任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知情后，对平坟场的事件做了责任划分，对尚未损毁的文物做了力所能及的补救措施。
         上海鹤沙王氏、浦东图书馆王伯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