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1534—1601年）字元驭，号荆石，生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系出三槐王氏太仓支派。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王锡爵举会试第一名，廷试第二名（榜眼），授任编修，累迁至国子监祭酒。万历五年（1577年），以詹事执掌翰林院。
       万历五年九月，身为内阁次辅的张居正之父病卒。按明制，父母卒后，儿子不能任官、应试及嫁娶，必须在家守孝27个月，此称之为“守制”。但如遇朝廷急需而强令其出任，亦可破例，对这种特例谓之“夺情”。由于明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明穆宗在临终时曾遗命高拱和张居正分为内阁首辅与次辅，辅佐朱翊钧。由于数年来张居正处理朝政颇有政绩，因此，神宗离不开张居正，决定以“夺情”的方式留张居正在朝执政。张居正自己亦不愿因父丧守孝而离开朝廷，遂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在家服丧49天，不赴朝，但赴阁办事。归私第时穿丧服，入侍讲及入阁办事时则着吉服，即所谓“在官守制”。但翰林院编修吴中行、 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4人反对张居正的这一做法，认为此乃不孝之举。 张居正经与大太监冯保商议后，决定廷杖以上4人。王锡爵闻此消息后，遂邀同馆十余名官员向张居中正求解而未果，吴中行等人遭廷杖后被驱出宫门，朝中官员多不敢看视，唯独王锡爵无所顾忌，扶着吴中行恸哭。
       万历六年（1578年），王锡爵升任礼部右待郎。是年二月，张居正以神宗已成大婚礼为由，便奏请神宗，准其回家安葬父亲。神宗准奏，但要求其必须于五月中旬返京。待安葬完毕后，已值酷暑，张居正担心老母路途劳顿，请求推迟返京日期。神宗自张居正离开后觉无依靠，众大臣见状遂联合上疏，请皇上督促张居正尽快返朝。当他们请王锡爵联署此折时，王锡爵拒绝在奏疏上签名。六月，张居正返京后，王锡爵便请求省亲离京。通过这件事，张居正便对王锡爵更加怨恨，于是王锡爵便居家不出。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时为内阁首辅的申时行和御史江东之、李植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王锡爵。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王锡爵被聘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王锡爵还朝后，“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由于政绩颇著，受到了神宗皇帝的褒纳。
       初，江东之和李植之所以在张居中死后联合举荐王锡爵，是因为江、李二人知道王锡爵与张居正之间存有怨结，王锡爵入阁后，会对他们有好处。张居正死后，此二人因揭发张居正有功，分别被擢为太仆少卿和光禄少卿。对于这两个靠投机钻营起家的人物，王锡爵很是看不起。待王锡爵入阁后，便自然与申时行配合默契，而对李植等人则予疏远。万历十三年（1585年），神宗开始在天寿山大石峪为自己营造寿宫（皇帝墓陵）。李植、江东之借机拨弄是非，攻击申时行，分别被王锡爵参贬为户部与兵部的员外郎，后均调外任。此时，申时行为内阁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居三，三人皆系南畿人，而王锡爵又与申时行系同举会试，且系同郡，故三人关系和睦，在内阁政务上步调一致。但若从性格讲，申时行柔和，而王锡爵则性刚负气。
       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锡爵之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名列第一。礼部郎中高桂和工部主事饶伸对这一结果表示怀疑， 便从新录取的举人中择出8位可疑之人，要求再对他们进行复试，名列第一的王衡亦被列入其间。王锡爵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便上疏皇上辨讦，其辞语过忿激烈，且王锡爵与申时行两人一齐杜门求去，加之许国此时正在主持会试，致使内阁无人主事，政务几乎陷入瘫痪状态。神宗见此情况，遂下诏将饶伸入狱除名，高桂也被谪贬到边远地方为官。此事引起了朝臣对王锡爵的不满与非议，御史乔璧星请神宗对王锡爵进行戒谕，使之“务扩其量，为休休有容之臣。”王锡爵本人也觉得这样处理似乎过重，遂屡次请求神宗起用饶伸。不久，饶伸被委为南京工部主事，旋又改任吏部主事，但饶伸却引疾求归，不愿再为官。对于朝臣的议论，王锡爵觉得自己委屈，亦多有回击。神宗怕事态扩大，遂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下旨，令诸大臣遇事不得忿争求胜。至此，这次关于科场的争议方告停息。
       神宗疏于朝政。自万历十四年（1586年）秋冬始，神宗往往借口身体欠佳而竟日免朝。既不肯召大学士商讨国事，又不及时处理朝内外官员的奏疏，皇上这一荒疏朝政的做法，使身为内阁大臣的王锡爵十分担忧。为此，他于万历十七年夏上疏神宗，对皇上进行劝谏，无果。万历十八年（1590年），王锡爵又请神宗批准早让皇长子出阁讲学、录用言官姜应麟、宽恕原巡抚李材等事，均不得答复。王锡爵见劝谏无效，遂以发生旱灾为由，连续上疏请求回家省亲。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其道里费，派人护送其归籍。
       立太子， 是关系皇位继承的国本大事。王皇后婚后3年生一女而未生子，而神宗乘兴私幸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之后，王氏却于万历十年（1582年）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便是皇长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而神宗真正喜欢的是郑贵妃，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为他生下了第三个儿子，即朱常洵，因次子朱常溆早夭，朱常洵即成为二皇子。由于神宗宠爱郑贵妃，便欲立朱常洵为太子。废长立幼，不符合既定的封建道统，故此主意一经提出，便遭到群臣的反对。这一立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始，直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亦无定论。此时，神宗极需一得力大臣出来维持局面，于是，他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下旨召在家休闲的王锡爵出山，委其任内阁首辅。王锡爵入阁主政后，即促请神宗兑现其于是年春天册立太子的诺言，但神宗却递给王锡爵一密折，折中说：朕虽曾说过要于今春立太子，但又看过祖训中有立嫡子而不立庶子的规定。现在王皇后尚年轻，如若日后再生一个皇子，是立其为王呢，还是册为太子呢？如立其为王，必违祖训，如封为太子，那么连同现在立的太子，不就会出现有两位太子了吗？ 因此，朕所以至今迟疑不决。既然你上折言请立之事，朕决定先不立太子，而暂将3个儿子一同封王。等几年后，如王皇后确实不再生皇子时，再立太子亦不算迟。末了，神宗还令王锡爵即按他的意愿拟一道谕旨呈上。王锡爵接看神宗的密谕后，内心十分矛盾，经反复考虑，他写拟了两份谕旨送呈神宗，一份按神宗原意所拟，即三位皇子同时封王；另一份则拟为：将皇长子朱常洛交由皇后抚养，作为自己的儿子对待。这样，长子便由庶子变成了嫡子，长子的生母亦不必加封号而压郑贵妃。不料，神宗只采纳了他的第一个建议，即三子并封王。这一谕旨于正月下旬下至礼部后，不明内中根由的群臣立即愤怒地齐斥王锡爵，使其陷入了有口难辩的窘境，连其弟子钱允元、王就学亦劝王锡爵勿当千古罪人。在此情况下，王锡爵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经再三考量，他便与赵志皋、张位一起联名上疏，请神宗收回前诏，神宗不从；他又请求面陈国事，神宗亦不答复。至此，王锡爵遂提出罢相的请求。在朝臣的压力下，神宗方决定收回成命。承诺再等二三年，到时，如皇后还不生子，再举行册立东宫大典。
       是年七月，慧星逆行进入紫微垣，并犯华盖星。这在古代被视为不吉之兆。趁此机会，王锡爵便奏道：“天子之象叫帝星，太子之象称前星。今前星既耀而不早定，故致此灾。诚速行册立，天变自消弭。”十一月十九日，是慈圣皇太后寿辰，此日，久不临朝的神宗破例至皇极门接受朝臣们的祝贺。礼毕，神宗在皇极殿暖阁单独召见了王锡爵。王锡爵便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不顾神宗的数次岔题，苦劝神宗，当言及皇长子已经13岁了，仍尚未出阁讲学时，终使神宗有所触动。王锡爵同时又劝神宗能常与阁臣相见，商定国事。并说群臣已对郑贵妃多有微词，如此下去，恐对郑氏举族不安。王锡爵还动情地说，我已是60岁的人了，用力去堵天下人之口而归功于郑妃，陛下还怀疑老臣，待老臣去职后，再换上一群年轻气盛的人去攻击贵妃，陛下难道会高兴吗？神宗听后，只得答应于明年春准允皇长子出阁讲学。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初，皇长子出阁讲学典礼如期举行。因为皇子出阁讲学这一形式一旦举行，便在事实上等于确立了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长子终于被册封为太子。此时，王锡爵已经谢职回籍，神宗仍派人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他。
       王锡爵任阁辅时，曾奏请皇上“罢江南织造，停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帑赈河南饥。”其救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尤其为世人所称道。但却在癸巳京察这件事上，又一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最终导致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明制：每隔六年，就要对在京的官吏进行一次集中考察，此举谓之“京察”。此事由吏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史主持。在京察过程中，凡自七品以上官员要自陈政绩，尔后由皇帝裁决；对五品以下的官吏则由主管京察的官吏决定其是否致仕、降调或闲住为民，然后再造册请奏。由于京察可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因而所有官吏均对此十分重视。因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是农历癸巳年，故称此次京察为“癸巳京察”。主持此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在京察过程中，他们认真对官吏进行了考察，秉公办事，就连孙自己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和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亦被列入被斥黜之列。王锡爵此时正在外地视事，为怕与自己亲近的官吏在京察时被斥黜，遂匆匆赶回京师，待返京后，此次京察的奏疏已由吏部和都察院上呈于皇上。而王锡爵欲要庇护的人，又恰好列入被斥黜之内。这使得王锡爵和赵志皋及其追随者对此次京察十分不满。此时，正好又发生了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员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廷和主事袁黄一事，吏部尚书孙接言官报后只将袁黄斥黜，而留用了虞淳熙和杨于廷。刑科给事中刘道隆便趁机上奏，说孙和赵南星专权植党，不应复留虞淳熙，不应将杨于廷由兵部调到吏部。王锡爵接到此奏折后，马上票拟了吏部借京察之机专权植党的奏折呈与神宗，神宗遂下令夺了孙的俸禄，将赵南星贬降三级。
    此事发生后，都御史李世达因自己与孙和赵南星共同负责此次京察，认为孙、赵二人冤屈，遂上疏为二人辩护，神宗不允。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寺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谦、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等近10名朝臣又相继交章论救孙和赵南星，认为孙、赵有屈，王锡爵是挟嫌报复京察大臣。神宗一怒之下，先是贬谪了于孔谦和陈泰来，继而又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和袁黄削职为民。此令既下，不料又有高攀龙、吴弘济和南京刑部尚书谭一召、主事孙继有等一批大臣相继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是“尽逐善类”。继而又有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给事中叶继美等人亦上疏论救上述人等。自然，这些论救的官员均遭厄运。癸巳京察事件，使得如此多的官吏遭到处置，就连得王锡爵本人亦觉得神宗对上述群臣的处理有些过火，曾上疏神宗，力救安希范和谭一召等人，但此举并未得到朝臣们的体谅。
    在此情况下，王锡爵从稳定政局考虑，便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上疏引疾乞休。神宗不允，王锡爵“疏八上乃允”。先累加太子太保，至是命改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赐给道理费，乘传，派专人护送归籍。7年后，东宫建，神宗又遣官赐敕存问，赠银币羊酒。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因内阁缺位，神宗令推阁臣。经推议，神宗任用了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以大学士身份入阁参预机务，还惦念着老臣王锡爵，特加少保，遣官召其返京。王锡爵三辞而神宗不允。时值言官气盛如锋，王锡爵便进密揭力诋，其中有“上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等语。言官闻后大愤。给事中段然、胡嘉栋等人因此而对王锡爵弹劾不止。王锡爵亦自行闭门养重，竟坚辞不予赴京。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王锡爵病逝于家中，享年77岁。赠授太保，谥曰文肃。
    王锡爵有子名王衡，字辰玉，少有文名。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参加顺天府乡试名列第一。因被礼部郎中高桂等人怀疑其成绩不实，遂不再去参加会试。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待其父王锡爵罢相归乡很久后，才举会试，名列第二，又参加廷试，亦为第二（榜眼）。授编修一职，先于父卒。其子王时敏，另有传。王锡爵之弟名王鼎爵，进士出身，官河南提学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