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蔺东新双丫子王氏概况

2021-09-08 20:39:25来源：王思杰推荐川黔王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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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古蔺东新双丫子王氏概况

摘录于：《古蔺二郎王氏谱》（王锡均编著）

郡望堂号：太原郡·三槐堂

祖籍地：一说江西洪都，又说吉安府泰和县。

入川始祖：王文俸

落业祖：王可选（四世祖，幺房）

迁徙过程：

明洪武二年，先祖们为避战乱而迁居湖广麻城孝感定居，明后期历经二百余年（其后裔世代不祥，待后人考证补写）。据从二郎黄荆坝分迁双丫子的四世祖王可选祖墓生年考，明后期（大约明天启至崇祯年间），文俸祖与先祖们为避战乱，由湖广麻城孝感经长江水路来到泸州小市（史称泸州大屯角，或富顺大田角）分手，经陆地走石头寨（可能是今古蔺石宝寨）到达川东庄子上李家营（后属黔北）落业定居务农约二十年，生二世祖王甫学。清初，甫学祖由庄子上李家营迁四川古蔺二郎镇黄荆坝塆头屋基田落业定居。大约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四世祖王可选（幺房）迁二郎东新双丫子定居，繁衍至今。

一、双丫子王氏字派

（一）入川字派（20字）

为先祖入川时带来，刻录在二郎竹林塆二世祖王甫学墓碑上：

文甫朝可玺，天锡元世绍。

沛道显应承，宗贤国家珍。

（二）民国二十五年续派（40字）

志刚廷佐佑，体正仕荣升。

光辉浓远福，德盛裕长春。

周召风雅颂，屯蒙兑泰恒。

典模书训诰，明堂礼儒行。

二、双丫子王氏世系

入川始祖：王文俸，葬贵州庄子上李家营古房子下王家大土，墓地已建成学校，无碑记。

二世祖：王甫学（王氏、罗氏），葬古蔺二郎黄荆坝竹林塆，有碑记。

三世祖：王朝相（简氏），葬古蔺黄荆坝黄泥土,有碑记。

四世祖（长房）：王嗣玖，葬白坭杠。

四世祖（二房）：王可举，葬清静坝。

四世祖（幺房）：王可选（蔡氏），于清康熙年间分迁至今东新乡双丫子定居。

五世祖（双丫子支）：王瑜、王瑾、王珩。

六世祖：王沛先（迁重庆巴县）、王沛远（迁綦江石壕）、王沛海（留居双丫子）、王沛绪（迁重庆江津）等。

七世祖（王沛海后）：王道勲（长房）、王道宪（二房）、王道念（幺房）。

三、入川始祖王文俸

入川始祖王文俸，相传祖籍为江西洪都（今南昌市），又称为吉安府泰和县。其开基始祖发源地为山西太原郡。明洪武二年，先祖们为避战乱而迁居湖广（今湖北）麻城孝感定居，至明后期历经二百余年（其后裔世代不祥，待后人考证补写）。据从二郎黄荆坝分迁双丫子的四世祖王可选祖墓生年考，文俸祖成长于明后期的天启、崇祯年间，正值明末全国大战乱初年。文俸祖为避战乱，于明后期与先祖们从湖北麻城孝感经长江水路上游来到泸州小市（史称泸州大屯角，或富顺大田角）分手，经陆地走石头寨（可能是今石宝寨）到达川东庄子上李家营（后划黔北）落业定居开发农业约二十年。

庄子上李家营位于川东和黔北边陲赤水河、桐梓河峡峪交汇处的著名吴公崖山顶上约二十平方公里四个村寨宽的荒凉高山地带，上无水源、良田，呈周边三角型陡坡、悬崖高耸的天然屏障。上见高山山重山，十分险要，还遥看太阳从山峰升起，既使全国大战乱，那里都是与世无争的安全圣地。几百年来，在全国兵荒马乱年代，先后到此避战乱成为开基始祖的不乏其人，相传有七姓。我们的先祖王文俸到此落业，即与先期到达定居的陈氏祖婆联姻，便以开发农业度过一生，逝世后葬古房子下王家大土，祖墓一环因其久远被平办校，有迹可考，但无碑文记载。我们倡导进一步勘定地形后，为他（她）筹建纪念塔，以示对入川始祖为寻发祥地付出艰辛的祭祀。

文俸始祖在庄子上李家营生二世祖王甫学。甫学祖成年时，于清初转迁四川边陲古蔺二郎镇黄荆坝定居，虽相距三十华里，但又是一避战乱险要安全地带，且是川盐运销和名酒发展的经济发达区，故又与先期定居的王氏、罗氏祖婆联姻，从此繁衍生息至今（以公元二千年界定）约370年，加上在庄子上李家营的二十年共约390年历史的郎泉水及周边广产的红粮为二郎名酒的创优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十世纪初，以外商老板邓惠川着手研制“回沙郎酒”、“酱香型郎酒”开始，至后来居上以做木材生意发迹的老板，新华人雷绍清研制出与茅台酒妣美的新窖“郎酒”，其发展规模日益兴盛。自此邓、雷二人成为郎酒的创业者。直到解放初，通过改造不适才迫使解体停业，于1956年恢复生产后，发展成为年产二千多吨，工人二千多人，固定资产达数亿元的国家中型企业，为二郎经济发展和二郎人赖以生存提供了条件。后于二00二年，又改为民营企业，由于老工人看到国有资产流失因而不服有争议。

四、在双丫子定居

今东新双丫子，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康熙年间隶属永宁分巡道，同治初年划归叙永厅，因厅地辽阔，按东西南北划分九里四十八屯甲，双丫子属东二屯甲鱼洞沟。其地理位置，无论属古老鱼洞沟屯甲及其后的东新乡村组，双丫子都位居于全乡偏东的中心地带，是一个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森林茂密，民风淳朴的好好地方，这里就是双丫子王氏聚居的发祥地。

四世祖王可选的夫人蔡氏是双丫子本地人氏，王蔡联姻后，可选祖一支就从黄荆坝迁到双丫子定居了。据可选祖墓碑文推测，迁此定居约在清康熙四十年间（1701），距今三百余年。在双丫子中心地首建立材瓦房一向，取名“老房子”。定居后，双丫子王氏的繁衍生息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发展农业。全国经历明末清初了六十余年的战乱后，一片萧条，特别是战乱的重灾区四川，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双丫子王氏先辈们在战乱后，贫困交加，于是不断开垦土地以休养生息，历经了三代人约八十余年，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就逐步兴旺起来了。

第二时期，发展工商业。进入康乾盛世后，仅有农耕已经难以为此家族的生存与发展了，于是开始兴办工商业，逐步走上了发家致富的必由之路。相传并据有关文物遗迹考，从康乾时期到清代中后期，双丫子王氏在各行各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长房人开开有染坊、面房和银匠铺等。二房人开有油坊、酒坊、机房，油脂经营、百货经营与医行等等。幺房人开有油坊、酒坊、染坊，经营屠宰、粮食、木材等等。双丫子三大房从“道”字辈开始发旺，到显、应、承三代，在经济上发展到高峰。这一时期先后经历四代约百余年，直至清末。

第三时期，开办盐号。清末民初，开盐号是赤水河流域经商的最高境界。双丫子王氏的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积累了较为殷实的家底。随着川盐入黔商机的到来，双丫子王氏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时期。相传，二房的王承俊（号全兴）经营川盐入黔的生意而发端见效，让双丫子王氏不少有经营头脑的人们一下子发现了经营川盐的巨大商机。民国十二年（1923），幺房的王承槐、王天街父子发起开办了“太平仁岸盐号”，邀集本房王承绪、王承宦、王承钧、王天衢，还有二房王天华、王天芹、王天兰、王天信、王锡侯，以及长房王天钦、王锡嘏等出资入股，在古蔺太平至贵州打鼓新场（今金沙）之间经营川盐生意，盐号开张后，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一众股东们连年都有丰厚的红利分享，腰包越来越大，双丫子王氏族众也因此兴旺发达起来了。当时通过经商办盐号发迹的人不少，但要数王承槐赚钱最多，是当地响当当的首富，其次是王承宦，也赚得盆满钵满。双丫子王氏族众发达了，并没有贪图享乐和花天酒地，而是受“耕读传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双丫子形成了“买地、建房、读书”的风气和潮流。民国二十七年（1938），川滇公路通车，经营川盐的生意就结束了。双丫子王氏经营盐号，从1923年至1938年，一共经历了十五年。这十五年的经营、拼搏和努

第四时期，人才辈出。这一时期是社会和国家的大变革和大发展时期。在抗战至解放战争，双丫子王氏族众有不少人就读于中学和大学，他们中一大批人在求学期间就逐步接触、了解并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他们纷纷投身革命，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这批人在解放后成为新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解放后，有更多的双丫子王氏族众，在各行各业做出了不小成就，其中专家、学者、教授、翻译、留学生、公务员、法官、军官等等在双丫子王氏三大房中不泛其人，幺房居优。

五、三房分支

三百年前从二郎黄荆坝分迁双丫子定居的四世祖王可选蔡氏，生五世祖王瑜、王瑾、王珩。据有关碑文和史料及编者亲临各地寻根采访得知：

长房王瑜之长子王沛先之后裔，于清乾隆年间迁重庆巴县；

二房王沛远，于清乾隆年间迁綦江石壕；

幺房王珩及子王沛绪，于清乾隆年间迁重庆江津。

二房王瑾后裔，现居住双丫子。

王瑾生六世祖沛海（秦氏）；

沛海生三子：道勲、道宪；道念。至此三房分支：

长房：王道懃，张氏、刘氏。

分居双丫子下段。新建立材瓦房一向，取名新房子，以与老房子对称（即第二向）。

到八世祖王超显大发家后，又续建品级台、灵盛台大瓦房二向，到九世祖“应”字辈又分成三小房：长房祖应拔分居灵盛台，后因屋基有败而迫使拆迁狮子坪；二房祖应招分居品级台；幺房祖应挑分居新房子。至此已形成包括蔡家塆两大片和后迁东新街上数家。加上出外工作和散居，现已发展到“宗”字辈，约计30户、120人。

二房：王道宪，代氏。

分居双丫子中段。首建柏相塆瓦房一向。

到八世祖又形成三小房：小长房祖王翼显分居丹桂村（衰败）；小二房祖王翘显，分居大塆；小幺房祖王翥显分居柏相塆。此幺房较为发达，先后续建长兴田、镇龙田、兴隆田、龙井田等几向瓦房。小二房次之，除长子王应星续建安喜坪大瓦房外，在“天”字辈幺房王天钲迁石屏乡属刘家沟分祖业地。另大田塆二房翘显，因乱挖坳田使屋基受破坏，又加时年大天干而难以立脚，迫使二子王应升于清末远迁贵州岩孔，后又分迁遵义泮水定居，现已发展到约30户，120人。表明二房人丁发达，多居中产之家，形成几大片。加之外出工作和散居，现已发展到“宗”字辈约计150户，600人。

幺房：王道念、邓氏。

分居双丫子上段。首建龙凤塆立材三合院瓦房一向（后传是买张姓的）。

到八世祖又分成两小房：长房祖王翠显分居老房子；二房祖王芳显分居龙凤塆。老房子片后又续建上下三大向瓦房；千户安片续建三大向瓦房，形成一大长片，人称人财两发的幺房。加上出外工作和散居，现已发展到“绍”字辈，约计170户，700人。

双丫子王氏繁衍至今，已发展到“宗”字辈计十六代，约计350户，1400余人。

六、创办千户安学校和东新场

在三百年前清康熙年间，四世祖王可选从二郎黄荆坝迁居双丫子时，正值明末清初历经战乱后的一片荒芜，百业待兴。祖先们勇于开拓，在东新破茅之地上修路、建校、办学、兴场、迁乡址、改乡名、支持中共建党闹革命等，双丫子王姓人从“道”字辈起至“元”字辈七代人，历经长达一百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方才有了如今东新镇的繁荣，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历史。

（一）修建东新道路网

据双丫子张逢塆和李世塆古碑文载，清道光同治年间，王道懃、王道宪、王道念、王超显、王翥显、王应拔和王应联等会同当地豪绅，筹集资金组织劳力，先后修通了鱼洞沟至核桃坝、李世塆至柑子坪、姚家坳分路至高笠和李世塆下至李家寨的石板路通道，极大地为乡亲们出行交流和交易提供了方便，时至今日已有约180年来，这些石板道路仍然依稀可见。

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王锡烈和王锡田在担任东新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期间，主持修通了从东新至李家寨和东新至建竹坝两大公路，为东新乡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兴建双丫子龙君庙、文昌宫和普照山十二殿

清道光年间至民国初期，先后由王道念、王翥显、王承儒（号藻轩）等发起筹资并组织人力，先后在双丫子修建龙君庙（实为王姓家庙）和文昌宫，先后两次发起在本乡辖桥上山梗顶上修建普照山十二殿。民国中期，王藻轩利用龙君庙场地创办“双丫子保国民学校”，为东新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兴建普照山十二殿，旨在教化民众遵循古训讲求孝道。在普照山大殿中立有名医王翥显塑像，相传王翥显是当地的名医，也是修建普照山十二殿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一个工匠在修造大殿时得了重病，王翥显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这个工匠的生命。

（三）创建古蔺千户安小学和双丫子保校

古蔺县千户安小学，是中共地下组织早期发展的源地，因而有“古蔺革命摇篮”和“革命母校”之誉称。其领导人便是曾于一九三二年首任千户安小学校长的古蔺早期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邓伯明（又名丁伯夫）。

千户安小学，就是现在的古蔺县东新中学。千户安小学创建于民国元年（1912），是由当时的豪绅王植三倡导建立的。学校最初就设在王植三的住宅里，命名为“育材庄”，先后聘请鱼洞沟秀才云习之和柑子坪学人杨春平等为师，始教《四书》、《五经》等。当学童增多后，于民国四年（1915）将学校迁入王植三附近的“阡佛庵”古庙，并将学校正式命名为“千户安小学”，并重儒学教育，设立校董会负责教学管理。

校董会的成员有：王应贵、王承槐（号植三），王承绪（号肇基）、王承宦（号继武）、王承儒（号藻轩）、王承天（号一清）、杨春平等七人，推举王应贵为名誉董事长，王承槐为董事长。

1919年北京“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千户安小学得以改办新学。

双丫子王氏首批有王天廪、王天德、王天佑、王天徽等，就是首批从千户安小学这所母校启蒙而后经古蔺、叙永，后赴成都川大等深造成为著名学人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古蔺县政府将千户安小学定为区立第五小学。经王承槐三子王天徽叙永中学时的同学邓叔明的推荐，校董事会聘请邓伯明来千户安小学任教，翌年推举其担任校长。邓伯明，古蔺龙山镇人，邓叔明之兄，中共古蔺地下党早期领导人。邓伯明又聘请了邓叔明、李家齐、刘宗沛、王良汉、侯成彬及女教师李惠英等一批进步人士到校任教。邓伯明等对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革命思想指导办学，教学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

民国二十三年（1934），古蔺县举行高年级学生统考比赛，结果千户安小学无论个人或团体都荣获全县第一名。因此，古蔺县政府决定将千户安小学由原区立第五小学升为古蔺县第二小学。从此，“县二小”的名气就在全县传开了，邓校长的办学成就闻名遐迩，古蔺全县不少地方的家长们纷纷把孩子送至千户安小学来接受熏陶，其中有来自古蔺城及永乐、石屏、龙山、水口、彭河、大村、复陶、二郎、太平等周边到校寄读的学生达百余人，其中不少是女孩。

学校教室和宿舍远远不够了，校董会就决定扩建学校，由王植三的长子王天街（号星垣）亲手设计和指挥施工，请了几十个泥、木、石匠常年修建，在原阡佛庵古庙堡后增建四合院两层立材楼房，在上操场对面新建一幢三合院立材房为女生院。扩建后，学校可供百余学生教学和食宿之用。扩建学校所耗木材、工程、粮食、物资、现金等，全部为王星垣无偿捐献。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九三三年，邓伯明接到中共地下组织经叙永转来的通知，即到叙永与中共特区书记李石坚接上了关系，并办了由团转党手续，接受了回古蔺发展党组织的任务。返千户安小学后，即成立了古蔺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新发展了进步学生王化东、魏征、余辉、蔡巽、姜麒、姜谦、张祥等为共青团员，又先后发展了进步教师邓叔明、李家齐、刘宗沛、侯成彬等为首批中共党员。同时还在该校进步师生中秘密组织“业余读书会”，指导学习马列书籍和培养教育发展党员的工作。从此，千户安小学成为古蔺革命活动中心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的策源地。

东新镇千户庵小学地下党活动旧址

一九三五年初，红军“四渡赤水”进入古蔺县境时，邓伯明兄弟俩还组织“红军朋友会”以安置伤病员，开展争取白军和扩大红军的影响宣传，即去龙山会见红军地方工作部长刘晓（建国后第三任驻苏联大使）要求加入红军，刘告知邓伯明等，红军拟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地方组织配合，决定仍留邓伯明等在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党团组织。指示在条件成熟时组织地方武装起义，并嘱与叙永的川南游击队取得联系。经邓伯明等策划，把宣传和发展组织活动扩大到古蔺城区及其周边，先后发展了西区的黄玉清、胡珩、刘觉等为中共党员后，还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分别派邓叔明、姜少云去叙永、云南边区的扎西、镇雄一带找川南游击队司令员和政委余泽鸿、刘复初；派熊少阳进入古蔺北部黄荆老林察看地形；派邓泽沛去古蔺马蹄、摩尼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曾集中三百多农民武装待机起义。

在红军途经东新时，千户安小学学生王星、姜谦等也参加了红军。当红军长征北上后，邓伯明返千户安小学继续以任教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一九三七年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后，邓伯明兄弟俩离开千户安小学奔赴延安。千户安小学教学质量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成都读高中的族人王天府因参与闹学潮被迫返乡，王星垣、王天徽兄弟俩向上请求，聘请王天府出任校长，学校因此重新恢复了生机。

民国二十九年（1940），王天府返蓉复学后，由王星垣代理校长，由因在成都川大因闹学潮被迫返乡的王星垣三弟王天徽协办，并聘请擅长古文教学的王天柱（号北远）等任教，教学质量得以回升。

民国三十二年（1943）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王星垣二子王赓继任校长。在此期间，为中心完小千户安学校统管全乡七间保校（即：鱼洞沟、镇峰峙、朝阳峙、普照山、普明峙、凤凰峙、双丫子），以联成教学网络，每月集会交流教学经验，并代发薪金。王赓校长上任后，聘请侯成彬、王天凯、王天侍、王珊、李宗佑、余辉、蔡巽、姜谦、邹仕钧、侯世超、李希甫和才貌双全的女教师王洁如等进步人士任教，王珊任教导主任。

在抗日胜利前，余辉、邹仕钧于千户安学校先后入党。一九四六年余辉回东新后，又先后发展蔡巽、李宗佑、侯世超、姜谦、王天仲、陈觉民等入党，并建立了东新支部，由邹仕钧任书记。此后随着党组织的扩大，一九四八年一月，将东新支部改为特支，有党员三十人。一九四八年二月，又建立李家寨特支，由李宗佑任书记，杨明光任副书记，有党员 74人，直属中共古蔺县委领导。先后由余辉、陈益诚、周锐负责联系。

民国三十七年（1948），王赓离校去古蔺女中任教后，则由族人王天仲出任校长，增聘教师王思齐等至解放前夕。

民国中期，王藻轩（名承儒）在龙君庙创办双丫子保国民学校（即村初小）。

千户安小学（后来的东新小学及东新中学）的创办和发展，至今已100年了。不仅为东新乡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不修的贡献，更为川南中共地下组织的发展以及古蔺的解放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王植三一家三代四人高瞻远瞩持之以恒的奉献精神，为千户安小学以及东新小学东新中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邓伯明及其之后众多革命志士以千户安小学为掩护在川南发展组织和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为古蔺和整个川南地区的解放做出了伟大贡献。

（四）迁乡址，改乡名

迁乡址，改乡名为东新乡，是王天徽的匠心独创！

古蔺县东新乡的前身为鱼洞乡，原来的乡公所设在鱼洞沟小场附近的月宝山古庙上，乡长职务长期由鱼洞沟当地人担任，多为区团总、联保主任转任乡长职务。其中资历最老的乡长是核桃坪的袁德馨，连任了三届。

民国三十一年（1942），双丫子人姜麒接任乡长职务。接任乡长后，姜麒就将乡公所迁至双丫子龙君庙，不久又迁至千佛庵，但乡名仍为“鱼洞乡”。

民国三十四年（1945），王天徽成为鱼洞乡首任民选乡长。担任乡长后，王天徽立即大张旗鼓地办了三件大事：

一是更改乡名“东新乡”。东新，即古蔺县“东区”的“新乡”之意。东新，还来于王天徽两兄弟的号名，“东”出自于王天徽的号名“东岳”，“新”与其弟的号名“星垣”中的星谐音。

二是将乡公所设在原千户安小学女生院处。

三是在乡公所新址开办新场镇。千佛庵所处地理环境为全乡中心，风景宜人，加之县二小（千户安小学）闻名遐迩，非常适合兴场镇，发展工商业，促进全乡经济繁荣。

王赓校长全力支持王天徽倡导的这这三件大事，组织东新小学学生数十人集队敲锣打鼓到本乡所属场镇和交通要道宣传迁乡址、改乡名、建新场的意义

王天徽将这三件大事呈报古蔺县政府备案，得到了县政府的肯定。自此，东新乡日渐繁荣而闻名遐迩。

东新乡迁乡址改乡名和东新场兴建后，于建国后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东新乡被划划为以东新场为中心的东新公社及以镇峰峙为中心的自强公社。

一九八零年，东新公社更名为东新乡，自强公社更名为自强乡。

一九九二年撤区并乡，原自强乡并归东新乡。

（五）兴建东新场始末

素有“文化乡”和“小延安”之美称的东新乡，以前是古蔺想的僻乡死角，交通和经济都不发达，当地老百姓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兴建乡村集镇，发展山区经济，一直是当地百姓的期盼。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东新乡百姓都相信安居乐业的日子开始了。次年（1946）春，当时已富甲一乡的育材庄王星垣和王天徽俩兄弟牵头召集双丫子王氏家族相关人员协商兴建东新场一事，大家认为兴建东新场很有必要，并且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致决定于民国三十五年（丙戍）冬月十九日（1946年12月12日）开场，并联合签署《兴场启事》广为告知。当时参与兴建东新场决策的人员有以下十五人：

王星垣、王天徽、王爵殷、王天府、王仲权、

王友章、王天伦、王天仲、王天杰、王希亮、

王天傅、王天侍、王恒洲、王香芝、王北远。

当时决策者们为这个新场做的规划是：

在挨近千户安学校门口的一槽梯形田土，就作为东新场的场基，修路连通。

街房为串架结构，九柱立材房，一楼一底合面街。

街道为瓦形石板面，两边加明沟。

街心间隔修凉亭，呈现若干天井，以避雨通光。

在天井四角栽杨槐树，以美化清新。

在下场口处建戏楼，倒向锁口。

由王星垣家在中街平地伐木先修街房两排二十间。

东新场至周边乡镇，一一修建道路联通。

东新场镇街房修造工程，由场主王星垣、王恒洲负责组织指挥。担任场主的有权在场内择期建造自己的街房。

东新场的规划方案决定后，场主们说干就干，立即就请来了几十个泥水匠、石匠和木匠，常年施工不断。首任民选乡长王天徽出面发动全乡民众出功出力，挖地基、抬木材、立街房等，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工期之长，是东新乡前所未有的。

开场日与立街房日是在同天进行的。当天恰逢雨后天晴，乡民们都说这是象征兴旺发达的吉祥日。参加开场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盛况空前，鞭炮声和锣鼓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开场和拥立街房后，即有人鸣锣通知所有人员到场主王星垣家吃席。王星垣家为此宰猪数头，办席数百桌。

在当天新立街房的檐枋和立柱上，到处都张贴红纸大字的布告：东新场场期定为：一、六，每年六月初六日为“民族场日”。

据当时的《兴场启事》，开场当天乔迁东新场开张的客商有约20户100余人，如王鉴平、王国轩、金治国、向子清、吕生发、袁锡周、王晓恒、王锡清、张元太、郑彬武和郑南生等等。

到2005年，东新场镇已发展到146户，2300人口，加上场内的乡政府、学校及机关的2500人口的办公场所、校舍和住宅等等，形成了“磨担钩”字形的三条街。

东新场的兴建，对周边其他新老场镇形成了巨大压力，不少场镇很快就衰弱冷场了，其中彻底熄场的就有7处，即：李家寨、鱼洞沟、镇峰峙、朝阳峙、镇龙田、抄水岩和高笠巴。

东新场兴建后之所以兴旺有三个原因：

一是东新地灵人杰，这里地处东新乡中心地带，风景秀美，古蔺二小（千户安小学）名闻遐迩，古蔺各地优秀青年在东新云集，在这里宣传抗日和民族解放，被誉为古蔺的“小延安”，民选乡长王天徽、富商王星垣和王恒洲广招客商，并修筑联络全乡和通往各乡镇的石板路道，迅速将东新场建成为古蔺县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是东新审时度势。抗日胜利后，人心向富，场主王天徽首任东新乡民选乡长后，敏锐地把握了抗战胜利带来的商机，及时地号召全乡豪绅与民众兴建场镇，这个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过早过迟都是不行的。

三是东新保护客商。东新开场之初，场主王天徽就以东新乡公所名义发布了保护客商的《通告》，郑重承诺：为保护客商来往赶集安全，凡赶东新场被抢劫者，由场主王天徽先行赔偿，然后再由乡公所查处。开场后，曾经发生了拦路抢劫的事情，王天徽就真是先赔偿了被抢劫的人，然后惩处了二名劫犯。在场镇内有无故欺压打骂客商的，王天徽都差乡丁抓去乡公所处置。王天徽和乡公所其实保护客商的行为，得到了全乡民众和客商的拥护和称颂，东新场的名声很快就传遍全乡和周边各乡场镇了。

兴场的第三年即民国三十八年（1949）冬，东新迎来解放，政府接管了东新场的街房。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东新场镇街房出现了公私并建的局面，钢混结构楼房林立，栉比鳞次。

（六）双丫子王氏与红军“四渡赤水”

红军“四渡赤水”三过古蔺，红军长征对东新乡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东新乡双丫子是双丫子王氏的聚居地。

一九三五年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途经东新乡（那时为鱼洞乡）过境时，有先遣队打头阵作宣传，然后大军从四面八方川流不息而过，人山人海，先后往返长达三月余。双丫子王氏十多向瓦房的外通道都给红军宿营。红军在二郎开仓分盐、在高笠开仓分粮，人众皆知。红军纪律严明，和善可亲。红军边行军边宣传边发传单，欢迎穷人入伍当红军。双丫子穷人王天椿、王天卫就参加红军长征去了，一去未归。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部分红军伤病员不能继续跟随部队，就散落在了古蔺各地，得到了当地百姓的友好求助。在东新，就有三名受伤的红军得到了富豪王星垣一家的求助和保护。

一是保护求治红军伤病员王银三。王银三原籍江西，因伤病掉队。王星垣家把他接到家里养伤治病，被伪乡长袁某告发，围剿红军的古蔺国民党“别动队”就来王星垣家搜查，就王银三抓送古蔺“别动队”要查办。王星垣为了就这个江西人的性命，花银两跑关系，硬是把王银三从“别动队”营救出来“保”在家里继续养伤治病。待王银三伤病痊愈后，王星垣把自家的土地划了一块给王银三耕种，并帮助王银三娶妻安家。王银三生了一个儿子叫王元华，也是王星垣资助上的学。解放后王元华参加抗美援朝并入了党，退伍后被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经王赓（王星垣次子，解放前中共古蔺地下，解放后在叙永县党政担任要职）帮助，调回古蔺县农业局工作以照顾老红军父亲。

二是保护救治红军伤员杨文埙。杨文埙原籍江西，1931年参加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战役负伤，随红军收容队“三渡赤水”行军到高笠乡时，因旧伤复发走不动了，红军收容队就把他安置在穷人李铁匠家养伤，不巧被川军勋祺部发现了，把杨文埙痛打了一顿，把他从李铁匠家赶了出来，抢走了红军留给他的7块银币。离开李铁匠家后，杨文埙没了去处，饥寒交迫，有时到山上采野菜填肚子，有时到田里挖田螺充饥。农民罗友章家看他实在太可伶了，就悄悄收留了他，有了居所，但伤痛没有半点好转，一日三餐依然没有着落。开春后，王星垣夫人带了几个妇女到高篱笆去摘茶，途经罗友章家发现了红军伤员杨文埙的惨状，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就把告杨文埙的境况告诉了丈夫王星垣。王星垣当时在东新不仅是有名的豪绅，更是当地响当当扶危救困的大善人，王星恒立即派雇工蔡云喜到罗友章家去把杨文埙接了家里来“保”起，为杨文埙养伤治病，供给杨文埙吃饭、穿衣，保他安全。杨文埙的伤病就一天一天好起来了。1937年，流落贵州赤水的红军宋家通以做小生意为名到东新乡串连，找到杨文埙商量一起结伴回江西老家，杨文埙也希望回家乡去，就把这事告诉了王星垣。王星垣认为路途遥，世道也不安全，劝说他们不要走，并承诺帮助他们在东新安家，并愿意把自己在高篱笆杨柳塆的一股地送给他与王银三共同耕种。杨文埙思乡心切，还是坚持要走，于是王星垣就给了杨文埙1200斤小麦和5两鸦片，让他换成钱做路费。这年的八月，杨文埙就告别王星垣去太了太平渡，流落本地的红军刘相辉也劝说杨文埙暂时不走，应该伺机去延安归队。于是杨文埙就决定不走了，转留住在太平渡柳槐清家。1938年，杨文埙经古蔺地下党负责人熊少阳介绍恢复了共产党员身份，并随地下党员王国凤赴叙永参加叙蔺宋三县地下党特区党训班学习，后以修筑川滇公路作掩护，在叙永板车行（三县特区机关）与特区书记江启明、陈华络、廖林生等一起工作直至解放，解放后，杨文埙在叙永县交通局工作直至离休。1988年，老红军杨文埙委托他人写了一份关于王星垣一家救治保护三名伤病红军的材料寄给古蔺县委统战部，杨他在文说：“王星垣大爷、大娘是我们三位红军的救命恩人！”

三是保护红军冯金彪。冯金彪江西人，因伤病被石屏乡陈元凯（王星垣妹夫）家收留，伪乡长罗亚光、蒲焕发现并准备抓捕，陈元凯是就把冯金彪送到王星垣家保护。冯金彪住了一年多后，王星垣资助返回了江西老家。

（七）双丫子王氏的反霸斗争

东新乡双丫子王氏的反霸斗争，是以秉持正义、嘴笔两利的头面人物王天徽、王天府为首展开的，在东新及其周边乡镇传为佳话。

民国中后期，在东新乡周边出现了“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和“北霸天”等几股地头蛇恶霸势力，他们凭借经济（地租）、政权（保长）和武装（拥枪若干）“三位一体”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胡作非为。这些恶霸不仅在自己的居住地称霸，还不断到东新惹是生非滋事挑衅，妄图把东新变成他们的摇钱树。

称霸野心最大的，首推头号霸主“西霸天”王国升。王国升住石屏乡管下的龙坪，但其家族绝大多数分布在太平乡管下的高篱笆。他不敢在石屏乱来，也不敢对太平怎么样，却在族众聚居高笠小窝子里说一不二，横行霸道。在东新之前，高笠王氏为场主的高笠场一直较为兴旺，但在东新场建立后就一天天衰落了。此时称霸高笠的王国升已经是高笠场的场主了，他对东新场和双丫子王氏非常嫉恨，就不断挑衅滋事。从以下几件事就可以看出王国升的霸道。

王国升仅是一个小小的保长，就竟敢豢养若干兵痞持枪在交通要道设卡征收所谓“保商费”。1945年的一天，东新乡长王天徽带兵骑骡从古蔺城开会返回途经石屏构村坡，王国升唆使武装人员向王乡长强行说要“保商费”，王天徽拒不支付，双方因此就开枪动武了，结果是王乡长活捉了王国升，将王国升押到东新乡公所惩戒一顿后放了。

1946年秋的高笠的一个赶场天，双丫子王天府的三哥王爵殷及其随员到高笠赶场，王爵殷在街上王南甫家与另外三人打牌聊天，一起来赶场的鱼洞沟人云汉成却在街上与王国升的二哥王彬因小事斗殴，王彬的头被云汉成砸伤了。王国升听说后，身上斜挎着带壳手枪就跑来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嫁祸说是王爵殷有意率人到高笠场寻衅闹事，企图横蛮动武。当时双方剑拔弩张，形势较为危急，很可能真会出人命的。与王爵殷同桌打牌的王发兴与王爵殷是世交，一看形势不对，就立即派人到龙坪把将王国升的父亲王孔修接来解劝，王孔修曾经当过团总，为保境安民做过很多好事，很有威望。有王孔出面，王国升和王爵殷都只好把怒火收敛起来了，王爵殷和云汉成只好王彬、王国升兄弟连任赔礼道歉，这事才得以平息下来。

1947年春的一天，双丫子王天府的夫人潘菊品作为古蔺女中校长，奉命进古蔺城开学，坐滑竿途经高笠时，被高笠人王国世无理阻拦，不让经过。好在王天府早有预见，提前派人到太平乡公所活动，请求太平乡公所派一班武装人员到高笠去接送潘菊品校长。潘菊品校长遇到阻拦时，这班武装人员刚好到了，王国世见事不妙，狼狈躬行，并办席赔礼道歉，方才得到宽容。

一次东新乡姚家坳一户姚姓亲妯娌发生口角争吵，其中一方是王天府堂姐王天凤。王国升纲与家庭纠纷，竟然用武力将王天凤抓去关闭吊打。王天府听说后，立即写了一份《控告状》交王天凤儿子姚星明，飞报古蔺县长周畅富。《控告状》列数王国升横行乡里称王称霸、豢养武装若干非法设卡收“保商费”，敲诈民众，霸占民妻，鱼肉百姓，五毒俱全等等罪恶行径。古蔺县长周畅富是王天徽和王天府的同学，看到这个《控告状》后很生气，决定立即查办王国升。周县长派出的一排武装，由双丫子王锡纲等带领，前去龙坪捉拿王国升，王国升闻讯吓破了胆就逃跑了。这一排兵就按县府要求抄了王国升的家。这次行动，震动了古蔺全县，曾被王国欺压的百姓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大灭了王国升的威风，大长了双丫子王氏的正气。

对盘踞在东新乡周边的其他恶霸，王天徽则趁任乡长之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一一予以制服。对于古蔺城来东新乡以拉壮丁为名行敲诈之实的县兵，王天徽则一拿获证据就打罚回府，并向县府上报这些县兵为非作恶的罪行，县府重惩了这些兵痞。

东新乡乡长邓某（彭河人）和副乡长李某（镇龙田人），以权谋私，妄想把东新场和学校搞垮。王天徽发现后，一方面发动学生揭发并哄走，不准其上任，另一方面及时呈文上报这二人的罪行，县府最后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双丫子维护东新场发展的一系列惩恶除霸的正义举动，哄动了古蔺全境，民众欢欣鼓舞。从此以后，就再没有人敢在东新乡地盘上为所欲为了。

解放初期，曾经盘踞在东新乡周边的恶霸，大都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八）在古蔺女中的策反斗争

解放前，古蔺城地方势力新老各派盘根错节。新派势力，以县党部书记长傅隐民、田粮处长和军统特务邓哲夫等为首，控制了区乡部分势力。老派势力，以县参议长李庚堂、省参议员罗辟金等为首，控制了全县党、政、财大权。新老势力，互相倾轧互不买账。

1946年，老派势力通过县参议会决议，拟新筹办一所县立女子中学，于当年秋开学，呈报四川省府审批，省府久拖不批，原因是古蔺县一直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按省府规定，县立女子中学的校长人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本地人，二是杰出女士，三是大学学历。参议长李庚堂、省参议员罗辟金为此一筹莫展。

正在这时，双丫子人王天府由成都回东新乡探望病重的母亲，途中经过古蔺城，住好友甘立典家。甘立典是中共地下党人，与王天府是成都中学同学，在成都一闹学潮时，王天府被警方搜捕时，是甘氏兄弟通过成都政界的关系才逃脱虎口。因此双方情谊深厚。甘家设宴款待王天府，并邀兴仁中学董事长李铁良，校长潘从理，省参议员罗辟金等作陪。在席间交谈中，大家这才知道王天府的夫人潘菊品（又名潘澹如）是一个才女，毕业于华西大学教育系，擅长英语。大家一致认为，潘菊品女士就是担任古蔺女中校长的最佳人选。罗辟金当即邀请王天府夫妇回蔺任教，表示愿以省参议员身份向省府推荐潘菊品女士担任女中校长，并立即委任王天府为兴仁中学教导主任。甘立典家这场宴席，为古蔺县教育招来了两位杰出人才。

兴仁中学校董事长李铁良，是古蔺县大村乡人，1919北京“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共，回国在中央苏区任职，后因组织关系脱离而回蔺立志办学。李铁良为人公正，敢于伸张正义。潘从理校长是民盟成员，亲共反蒋，旗帜鲜明，是有名的进步人士。李、潘二人在古蔺很有威望。

王天府到兴仁中学担任教导主任后，与李、潘二人配合默契，很快就把兴仁中学办得颇有盛名。王天府回到古蔺任教后，与中地下党人张邦其、陈文经、孔繁惠等保持了密切联系，他们共同在社会上和学生中展开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1946年秋，古蔺女子中学开学。四川省政府委任潘菊品为古蔺女中校长，委任王天府为女中教导主任。经潘校长聘任，双丫子人王凯、王赓在女中任教，东新的李希甫、姚星明、王锡莲（女）成为女中骨干力量，古蔺甘立典等五名进步教师也到校任教。为了在古蔺迅速站稳脚跟，并把女中建成反蒋的革命基地，王天府采取两手策略，一面与新旧两派中的进步势力保持接触，以争取各方对女中的支持，一面继续与中共地下党人靠拢，以依靠革命势力。这样一来，女中很快便在古蔺城区站稳了脚根，各方面教学工作取得了快速进步。

1947年，经过党组织考察，中共古蔺县委负责人胡珩批准王天府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决定古蔺城区在女子中学建立党组织，以女中为基地，开展针对古蔺县国民党党政人员的一系列策反工作以及情报收集工作。

1947年到1948年，在女中的古蔺城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迅速壮大，古蔺县政府军事科的王泽西和科长龙，女中教师王凯和王赓，太平小校长张世昆，太平小校长张世祥、张世京、车盛宣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女中党支部，由王泽西任支书，王天府为组织委员，王赓任宣传委员。女中支部由县委胡珩直接领导，不与古蔺各地的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党支部成立后，暗中在学生中宣传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和反压迫等活动，并打进县府，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抗丁、抗粮，刺探情报，及时向县委报告古蔺国民党针对中共地下组织可能开展的捕杀行动，因此保护了古蔺不少中共党员的安全，为积蓄革命力量作出了贡献。

1949年下旬，在解放大军即将进入川南前夕，王天府等接上级组织通知，责其立即组织武装力量解放古蔺全境。王天府等立即到东新组织行动。根据安排，王赓到东新乡杨彻处，收缴步枪7支，杨彻当时已被宣布为东新乡乡长，但还未来得及上任；王凯到彭河乡长许济修处，收缴步枪2支。王天府配合张世昆，到太平乡乡长刘明清和车永珍处，收缴手枪3支。中共古蔺县委在古蔺东区迅速组成的地下武工队八百多人，浩浩荡荡开进古蔺县城，配合了全国解放的到来。

1949年12月10日古蔺解放后，接泸州专区地下党负责人廖林生通知，中共古蔺武工队王天府、王天凯、王赓等近二百人随胡珩的队伍赶赴叙永参加接管政权工作。随即，王天府、王天凯、王赓等参加组织了叙永县的征粮剿匪和除特反霸斗争。

解放后，王天府首任叙永县人民法院院长，王赓任中共叙永县委秘书兼县中校长，王天凯首任县建设科长和县总工会主席。

王天府夫人潘菊品，以古蔺女中无党派校长身份，穿梭于“两面政权”之中，为中共开展活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化解古蔺县少将特务县长张树良针对女中党组织的阴险行动上，为保护女中党组织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解放后，潘菊品先后在多个单位工作，经历坎坷，最终在叙永县中学任教。

王锡莲，是早年就闻名于川渝教育界王天廪（号太仓）的长女，是王天府的侄女。解放前在古蔺女中读书，实际上一直从事为中共地下组织保管文件的机要工作，为中共在古蔺的发展做了不小贡献。解放后，王锡莲先后在叙永县文教、妇联工作，后调回古蔺先后在妇联和财贸系统工作，直至九十年代退休。

（九）与“反共救国军”的斗争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全国抗日救亡时期，双丫子王氏有一批学子先后就读于叙永中学、川南师范、重庆警校、成都中学和四川大学等，他们在求学过程中接触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而积极支持和参与革命。一是就对四川大学的双丫子王氏人，先期有王天廪、王天德和王天佑，后期有王天徽。王天徽在川大就读期间积极参加宣传抗日求亡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后转读朝阳大学，又依然参与闹学潮，被迫返回老家东新担任国民党乡长。但王天徽“身在曹营心在汉”，继续支持革命人士开展的活动。解放后，王天徽作为被统战的民主人士，受到较好对待。后来在成都中学读时的王天府，也参加过闹学潮而被追捕被营救。稍后就读于成都的有王天仲、王天彻、王宾、王赓。在重庆就读的有王卿、王致远兄弟。在泸州川师就读的有王珊和王杰。在叙永中学就读的有王天凯和王洁如（女）等。在古蔺女中，有任校长的王天府夫人潘菊品和学生王锡莲。在千户安小学读书有女生王天秀、王锡槐等。这些到处求学的双丫子王氏人，都是出身于富豪之家的爱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在接触马列主义后都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是一批典型的革命派。其中最著名者是王天徽、王天府及夫人潘菊品。

解放后不久，古蔺县土匪蜂起！当时负责川南叙、蔺、宋三县的解放军主力一四二、一四四团首长采取了“退守叙永，以待机全歼”的策略，将解放军和中共干部撤往叙永县。在古蔺县的国民党残余错估形势，利令智昏，以为反攻时机已到，搜罗旧政权残余，纠集地方恶霸，以古蔺伪县大队长杨云程为“司令”，皇华豪绅陈见常和大村官僚胡克纯为“副司令”，临时拼凑组成了所谓的“反共救国军”，于1950年春纠集二千多人的土匪武装，迅速蜂起盘踞古蔺全境。“反共救国军”一时气焰嚣张，发布布告，仓皇宣布成立了以谭建成、罗辟金为正副“县长的所谓 “古蔺县政府”。

1950年4月19日，“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胡克纯与彭河伪乡长王炳洲、高笠头号大恶霸王国等率领一众土匪，杀向革命营垒大村、苏家坝、二郎和复陶等地，一路烧杀抢掠，惨不忍睹。由于双丫子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革命者的家人和财物就成了土匪们反扑的主要对象，从盐井河、李家寨、鱼洞沟和高笠巴出发的多股土匪黑压压地扑向双丫子。土匪们气势汹汹，一路走一路高喊要捉拿王天徽、王天府和潘菊品等等。土匪们知道王天府、王天凯、王赓等中共干部已经参加解放军撤到叙永去了，但中共人士的家属和家产还在，特别是王天徽、潘菊品还在。东新和双丫子的百姓们，特别是中共家属们闻讯四散躲藏。土匪搜山时，共产党员朱德修的夫人王锡槐抱着奶娃就躲在山里，非常恐慌，担心奶娃哭闹会暴露目标，就一直把奶头放在奶娃的口里，不然奶娃出声，结果奶娃就活活被憋死了，村里另一个年轻母亲也发生这样的惨剧。土匪搜山后没有抓到任何革命者的家属，就挨家挨户把所有革命者家里的财物洗劫一空，并运到高笠王国阳土匪窝子去分赃了。

双丫子王氏没有任何人当土匪，更没有人当土匪头子。

这年的七月十五日，古蔺县及东新乡获得第二次解放，古蔺县人民政府任命王天徽为东新乡剿匪委员会主任，潘菊品为副主任，王卿为东新首任乡长。其后不到半年，全县匪特被基本肃清。匪首杨云程、陈见常、胡克纯、王国升、王炳洲等先后落网，都被人民政府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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