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朝廷与王直等“假倭”势力的斗争
嘉靖年间,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假倭”势力要算王直集团了。抗倭名臣胡宗宪说:“海上贼惟直机警难制,其余皆鼠鼠辈,毋足虑。”

王直,按其母亲的姓氏也称汪直,是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
自明朝初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实行“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一些中外不法商人,为了获取暴利,不惜一切代价大肆走私,形成若干走私集团。王直为了扩大自己的生意规模,便加入了以许栋为首的海上走私集团,这个走私集团与倭寇、荷兰走私集团相勾结,活跃于海上,王直“素有沉机勇略,人多服之”,逐渐成为其中的主要头目之一。海上走私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必然会受到官军的打击。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许栋走私集团被朱纨、卢镗剿灭后,王直收拾残部,另竖旗帜,组成了新的海盗走私集团,自己成为首领。为了抵抗官兵的围剿,他纠集、吞并了包括倭寇、海盗、不法商人在内的各色人等,力量不断壮大,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走私集团首领。当时,广东海域有一海寇名陈思盼,盘踞横港,自成一支,与王直不相往来。王直便邀海盗柴德美发家丁数百人剿灭陈思盼,又通报宁波府海道差官兵遥援。就在陈思盼生辰之时,王直出兵杀陈思盼,尽夺其财,俘获陈思盼的侄子陈四,送官献捷,以要重赏,且要求通市。在严厉的“海禁”政策下,将吏只馈赠他百石米,并未答应他的其他要求。王直愤愤不平,遂盘踞烈屿,其党羽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分领一支,四散劫掠,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公然无忌。卫所官兵不仅不敢阻拦,而且有些官吏还献红袍玉带以媚王直。比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相交甚厚,经常与王直往来,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挟上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法禁之坏,至此极矣。而王直自称“净海王”,据定海操江亭,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俱金甲银盔,出鞘明刀。俨然如小朝廷。王直手下笼络了若干海盗,其中有名的头目有两人,他们是徐海和陈东。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僧人,号明山和尚。此人狡诈,伪称卜事甚中,称天差平海大将军。陈东是萨摩岛主弟弟的书记。后来这两个人由于各种原因与王直反目,另立门户,各拉起一支“假倭”队伍,相互勾结,形成了强大的倭寇势力。他们对东南沿海的危害,不亚于王直,他们不仅烧杀抢掠,而且还要夺取浙江首府杭州城。江浙一带历来是我国富庶地区,也是向朝廷纳税的大省区,王直等倭寇的为害,虽然暂时不构成对朝廷统治的威胁,但对朝廷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
嘉靖三十年(1551年),王直令倭寇突入定海关,移泊金塘的烈港。参将俞大猷率水军数千人围之,王直突围而逃,此后对朝廷怨恨更深。等官军撤去,王直重归烈港,在那里建造巨船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其上建有楼橹,栅木为城,开有四门,可驰马往来。王直素常“据居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每到侵扰沿海之时,即派遣倭寇出动。王直“僣窃叛逆,腰斩指挥,杀府知事,杀百户,焚烧房屋,掳掠妇女财物,数月以来,沿海军民被杀数万,罪恶滔天,在所不赦”;“滨海郡县延袤数千里,咸遭荼毒。而福清、黄岩、昌国、临山、崇德、桐乡诸城,皆为攻堕,焚燔庐舍,掳掠女子、财帛以巨万计。吏民死锋镝、填沟壑者,亦且数十万计,比年如是,官军莫敢婴其锋”。综其种种行径,明朝政府的三司对王直有这样的评价: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
王直的海上活动符合日本贵族的利益,因此受到一些日本大名(日本古时封建制度对领主的称呼)的欢迎和支持。大名松浦隆信专门把自己治下的平户岛,作为王直海盗集团的根据地。平户岛位于日本九州岛的西部,属于现在的长崎。这样,王直集团就和日本贵族、“真倭”密切交织在一起,成为东亚最强大的海上势力,最盛时号称有十万之众。在人们眼里,王直与“真倭”没有什么两样。嘉靖三十一年,王直率领“真倭”和“假倭”共一万余人,乘坐大小船只一千多艘,在舟山群岛登陆,之后他们在台州、温州、宁海、绍兴等地攻城略地,大肆屠杀官民,使这一带变成人间地狱。王直先遣倭寇进袭温州,破台州黄岩县,继而进攻海盐,长驱至嘉兴城外。官兵出城抵御,战于孟家堰,战死者三千余人。指挥李元律、千户薛纲等均战死。别路倭寇趁机犯海宁,僧兵出战皆败。土兵与倭寇战于松阳,因不习水战,坠河溺死者无算。官军无计可施,王直便率军攻破乍浦城,于是澉浦、金山、松江、上海、嘉定、青村、南汇、太仓、昆山、崇明各处及苏州府,皆仅保孤城,城外悉遭焚劫。这次劫掠,倭寇或聚或散,往来靡定,如入无人之境,遍于川陆。凡东南沿海所经村落市井,昔称人物阜繁,积聚殷富之地,现都“半为丘墟,暴骨如莽”直到此时,朝廷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即进行抗倭部署,于七月派出都御使王忬巡视浙江,兼辖福建滨海诸府。王忬到浙江后,重用左参将都指挥佥事俞大猷、汤克宽,并请准朝廷释放因朱纨而下狱的指挥使卢镗。同时在温台属县招募壮丁,补充各镇堡兵力。俞大猷是福建晋江人,曾为汀漳守备,擢都指挥佥事。朱纨巡抚福建时,升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后转任广东崖州参将。
嘉靖三十一年十月,朝廷鉴于倭寇猖獗,调俞大猷为宁、台参将,归王忬指挥。俞大猷在抗倭前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忬一上任,他就给王忬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他认为,“善御海寇者,船只器械无一不备,兵长兵夫皆素练习,胜算定于未战之先,使闻风而自不敢至耳。是何也?盖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建议王忬征调福建福清建造的大船、龙溪建造的中小哨船,再从龙溪县的月港、嵩屿、长屿、林尾、沙坂等澳(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招募兵夫,补充水军。这些建议都被王忬采纳,在后续御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倭寇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假倭”打着倭寇的旗号,到处劫掠财物,屠杀平民。 沿海一带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温州、台州、宁海、绍兴、上海、川沙、嘉定、太仓、江阴等地受害严重,官军虽然斩获倭寇不少,但自身损失也很大。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再犯江苏、浙江沿海,王忬已无御倭的有效措施,嘉靖皇帝接受了给事中王国祯、贺泾和御史温景葵的建议,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以扭转局势: 第一,以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代替王忬出任浙江巡抚,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地军务; 第二,同意调动浙江以外的“客兵”开赴浙闽沿海,加强抗倭力量; 第三,颁布立功赏格,激励将士奋勇杀敌。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假倭”徐海、叶麻等探知驻防嘉杭的官军调往松江,嘉杭兵力空虚,便聚集寇众数千人,倾巢出动,水陆并进,在嘉兴府一带大肆烧杀,他们把斩杀的尸首挂上城头示威,声言要先攻嘉兴,再攻杭州。当时浙江巡抚李天宠留守杭州,没有兵力可以调动,军民均心生恐惧。浙江巡按御使胡宗宪恰巡台、温之间,说:“兵法攻谋为上,角力为下。”意思是说以谋略取胜为上策,以军事对抗为下策。胡宗宪不主张一味地采用强攻,而是主张尽可能地用计谋取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手里无兵无将如何攻谋呢?胡宗宪是南直隶徽州府绩溪(今安徽省绩溪县)人,曾经做过县令,是个文官,但他善于运用兵法。在无兵可恃的情况下,胡宗宪竟然导演了一出运用计谋消灭海盗的好戏。胡宗宪吩咐手下,准备了一百多坛酒和五十包大米,他把大米全部拆包,在米中拌上毒药,再按原样封装,然后把酒和米全部搬上两艘小船,挑选几名有勇有谋的士兵带上冠服、文牒,作出要犒赏部队的样子,将船划到海上。叶麻的人很快发现了这两艘小船,见船上装载着犒赏官兵的物资,押运的人也不多,便率领船队前往抢掠。叶麻派出的船只到来时,两艘小船上的士兵假装寡不敌众,跳海浮水逃跑,叶麻的人便顺利抢走了两艘小船。回到营寨后,叶麻手下的头目将酒和米分发众人,他们兴高采烈地打开酒坛畅饮,个个喝得酩酊大醉,随后,他们又将米下锅做饭。当他们吃完饭时,均口鼻流血,有七八百人暴毙身亡。从此以后,徐海给部下下令,不准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以免中毒。可是不久雨季就来临了,他们得不到食物,又困又饿,人员死者日益增多,又担心官兵围剿,不得不离开海岸,撤到海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两广土司兵到齐,赵文华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坚持等湖广永顺、保靖的土司兵到后再全力进攻。赵文华见张经不听招呼,加上平日里张经抵触严党,便趁机陷害,秘密上章奏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 四月,湖广兵抵达,张经部署攻剿倭寇事宜。 五月,柘林的倭寇突然出动,进犯嘉兴,张经感到剿灭倭寇的时机已到,便派遣参将卢镗统率水陆官军以及广西、湖广的土司兵,出击倭寇。 剿倭战斗迅即打响,保靖兵在石塘湾打败倭寇,倭寇北窜平望,副总兵俞大猷联合永顺兵又将倭寇击败。 倭寇见势不妙,向嘉兴北部的王江泾逃窜。 官军乘势发动总攻,永顺兵攻其前,保靖兵蹑其后,参将汤克宽率领水军由中路截击。 倭寇在三路官军攻击下大败,遭斩杀者一千九百多人,被焚溺而死的不计其数,残倭三百余人狼狈逃回柘林。 王江泾之战是嘉靖御倭以来官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次战斗得益于张经指挥部署得力,也得益于官军与“客兵”的密切配合。 此后,残余倭寇又在苏州的陆泾壩遭到苏松兵备任环、总兵俞大猷的沉重打击,遭斩三百八十余级,被焚船只三十余艘,气势大损。 正当御倭战斗连尝胜绩之时,嘉靖皇帝却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 颁诏锦衣卫遣官校逮捕张经、李天宠、汤克宽。 原来,嘉靖皇帝接到赵文华的奏疏后,相信赵文华的谗言,决定惩治张经、李天宠和汤克宽。 可是,王江泾大捷的消息也很快上报朝廷,嘉靖皇帝产生怀疑,便询问严嵩,严嵩竟将王江泾大捷归功于赵文华和胡宗宪,致使嘉靖皇帝作出了处斩张经和李天宠的决定。 这年十月,朝廷将张经和李天宠连带敢于为他们直言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以“纵寇”之罪斩于京西。 嘉靖皇帝忠奸不辨,功罪颠倒,同时斩杀三位忠良,“京师震骇”,“天下冤之”。 官兵的军心士气受到极大打击。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胡宗宪曾向皇帝建议,王直是自己的安徽同乡,自己比较了解对方的情况,不必用武力剿灭,用招抚之计就可荡平这股势力,“疏请以移谕日本,禁戢部夷为名,其实注意伺察直也”,皇帝同意了胡宗宪的建议。在这之前,朝廷为牵制王直,曾将王直的母亲和妻子关进金华监狱,这次胡宗宪把她们放出来,接到杭州,给以丰厚的待遇,以此来感化王直。与此同时,胡宗宪“以海寇居岛,出没无常,莫得虚实。有生员蒋洲者,犯法拘狱,释而遣之。又以陈可愿、蔡时宜、潘一儒等为辅行”。临行前,胡宗宪对蒋洲言道:“汪(王)直越在海外,难与角胜于舟楫之间,要须诱而出之,使虎失负隅之势,乃可成擒耳。”又说:“汪(王)直南面称孤,身不履战阵,而时遣偏裨杂种侵轶我边圉,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劳疲中国也。要须宣布皇灵,以携其党,使穷发皆知向化,则直之势自不能容,然后道之灭贼立功,以保亲属。此上策也。”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蒋洲、陈可愿等以正使身份赴日,向日本政府宣读中国皇帝谕旨,并面见王直。十一月,蒋洲和陈可愿到达日本,向王直说明来意,说:“总督公总领官军十万,益以镇溪麻寮大剌土兵数万,艨艟云屯,戈矛雨注,水陆戒严,号令齐一,而欲以区区小岛与之抗衡,是何异于骋螳臂以当车辙也。”蒋洲还将王直母亲、妻子的近况作了介绍,劝说其归降,并告知他,一旦归降,不仅过去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而且还可授以官爵,一家人团聚。王直此时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率领倭寇连年对中国沿海的侵扰遭到打击,“真倭”伤亡惨重,有些日本海岛,全岛竟无一人归还,当地日本人都埋怨王直;另一方面,接连受到明军的打击,抢劫的财物不够所需,内部因分配财物不均产生了很多矛盾。这种情况让王直非常焦心,于是蒋洲的说辞让王直动了心,他表示愿意归顺,同意先派自己的养子毛海峰跟随副使陈可愿回中国面见胡宗宪,协议条件,自己则等正使蒋洲宣谕完毕回国时,一同到中国归顺。这年年底,毛海峰带领船只回国停泊在舟山列港,胡宗宪奏请皇帝同意,赠给毛海峰若干金币,并犒赏了他的人。
胡宗宪令毛海峰回日本传信,让王直早日归顺。就在毛海峰与胡宗宪谈判的时候,王直派人出海斩杀“真倭”数名,献给胡宗宪,以观察胡宗宪的态度。正当胡宗宪对王直的劝降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候,嘉靖三十五年年初,胡宗宪被擢升为浙直闽总督,浙江巡抚一职由阮鹗接任。也恰在此时,徐海、陈东等海盗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又一轮侵扰。徐海自嘉靖三十四年正月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等地的倭寇驻柘林后,不断侵扰苏州、常熟、崇明、湖州、嘉兴等地,与官军多次交手,受到沉重打击,嘉靖三十五年退回柘林。陈东、叶麻先后来合,势力有所加强,兵分四路:一路由海门入略维扬,东控京口;一路由松江入略上海;一路由定海关入略慈溪等县,众各数千人;徐海则自拥部下万余人直逼乍浦登岸,于四月十九日攻陷乍浦城。随后又攻嘉兴,掠乌镇,杀游击将军宗礼,并与陈东兵分两路将桐乡团团围住。刚上任的浙江巡抚阮鹗被围在桐乡城中,他派人致书胡宗宪,向其求救。胡宗宪见海盗来势汹汹,认为“兵寡贼众,与其浪战伤兵,虽胜犹负,不若离间其党,以计擒之为得”。于是派出蒋洲、蔡时宜、朱尚礼等游说众寇:“愿归者听资之以舟,愿降者留封之以职。”并了解到此股“假倭”内部分为徐海帮,洪东冈与黄侃帮,陈东与叶麻、吴四帮等多个帮派,徐海为霸主,于是胡宗宪决定从徐海入手。他派出指挥夏正拿着毛海峰送来的与王直交涉归顺的信函,前往徐海营内,劝徐海归降。徐海看到信函大惊道:“老船主也降了吗?”夏正立刻回答说:王直已经派养子与朝廷接洽归降,朝廷已经赦免了他。现在,新上任的胡总督威名远扬,但他仰体朝廷恩德,与你推心置腹地商谈归降之事,如果你不抓住机会,一意孤行,必将被消灭。徐海听到这些话,内心发生动摇,便说,这次劫掠没有抢到多少财物,如果能给我一些货物,我立刻撤围。徐海这是在试探胡宗宪是否有诚意。夏正把这一情况汇报给胡宗宪,胡宗宪立刻派人给徐海送去了绸缎等物资,得知徐海生子,还派人送去厚礼以示祝贺。徐海见胡宗宪颇有诚意,便从桐乡城撤围了。
九月,朝廷将所俘“假倭”头目、徐海的弟弟徐洪,还有追随徐海的“真倭”头目辛五郎,以及陈东、叶麻斩首于嘉兴。就这样,胡宗宪以计谋彻底消灭了徐海、陈东、叶麻等“假倭”势力。
徐海等被杀之后,王直便成了明朝政府的头号目标。此时,他的大本营已经由日本迁到了定海,率三千人驻于舟山岛西部的岑港,处境更加艰难。一方面,胡宗宪调派参将戚继光率兵占据舟山附近各要口,给王直施加很大压力;另一方面,王直失去了其他海盗的策应,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不得不投降。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王直在胡宗宪多番努力下打消了顾虑,前往杭州与胡宗宪相谈。
胡宗宪本欲按照约定请朝廷给予王直以宽宥,但巡按御史王本固以恐酿成东南大祸为由表示反对,此时外界也有胡宗宪收受王直贿赂的传言,胡宗宪不敢作强辩,便将王直交给王本固,王本固将王直投入监狱,与三司诸大夫商量说:“汪(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虽称悔祸以来归,仍欲挟倭而求市,上有干乎国禁,下贻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问拟斩罪犹有余辜。”最后朝廷决定处死王直。在狱中,王直拒不认罪,他上书为自己辩护,说他纵横海上是为了做买卖,从来没有勾结倭寇侵扰沿海。他恳请嘉靖皇帝赦免他,并建议开放浙江定海一带的港口互市,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关税,而且还可以恢复与日本之间已经中断的朝贡贸易。如果这样,纷扰天下的倭患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今人的角度看,王直的建议是对“海禁”政策的纠正,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嘉靖皇帝根本就听不进这样的意见,所以毫不理会。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在监狱中关押了两年的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行前,他感叹道:“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言外之意是说, 他的旧部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然而这一点王直说错了。王直被杀后,虽然毛海峰率领王直旧部在短期内进行了疯狂报复,但他们已经群龙无首,其势力逐渐败落。据《倭变事略》载:秋九月,舟山贼食尽,出巢大肆掠劫,各地戒严。冬十一月,舟山贼留屯久,莫能脱直,贡倭又促之归,乃毁巢掠舟,移辎而遁。闻为飓风覆焉。王直投降了朝廷,可是朝廷却决定处死王直,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胡宗宪是事出无奈还是有意为之?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有人认为,王直的被杀,根本就是胡宗宪的一个阴谋,他从头至尾对王直采用的都是骗术;也有人认为,王直的死与胡宗宪没有关系,王直来到杭州的时候,胡宗宪真诚地以礼相待,并向朝廷建议赦免王直。但他的做法引起了朝廷部分官员的强烈不满,导致他们纷纷上书谴责胡宗宪,说他受了王直的贿赂,才对王直如此宽容。胡宗宪在舆论压力之下,不敢再坚持赦免王直,而是转向同意处死王直,最终将王直交给王本固惩办。然而无论谁对谁错,胡宗宪使用谋略,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海防战争的胜利却是事实,是应该被记入史册的。在平寇实践中,胡宗宪还重视梳理沿海的海防地理情况、倭患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以及对付倭寇的策略等,还授意他的幕僚郑若曾编写完成了著名的军事著作《筹海图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刊印。这部著作对明朝后期的抗倭事业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明代抗倭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
【摘自:《海上传奇》马骏杰/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新华文轩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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