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子晋、王子乔与“天下王氏出太原”
论太子晋、王子乔与“天下王氏出太原”
魏代富
据太原王氏族谱，王姓得名于王子乔，而王子乔为周灵王的太子姬晋游于伊、洛后所用名。据《国语》《逸周书》的记载，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自幼聪慧而富于言辞，曾以言语折服师旷。而见于《楚辞》《战国策》等典籍的王子乔属于传说中的神话人物，其生平行历缺乏详细记载。毫无关系却在后世成为一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两人的融合始于何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融合的发生?为何会被社会广泛地接受？王姓为什么会将王子乔认作始祖？这一观点形成于什么时期？还有今天人们常说的“天下王氏出太原”，但在早期典籍中王姓之祖非止一家，为什么后来会皆归于太原王氏？这些问题关系到对传说演变的正确理解和对传世文献与出土碑刻等的正确解读，关系到科学的姓氏学的建立和对古代氏族迁徙、分支的正确认识，也关系到对民族的宗族情结的正确认识，而目前学术界缺乏统一的认识和系统的论证。因此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典籍记载以及出土文献方面的材料，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一、太子晋、王子乔的真实形象
先秦典籍中，太子晋之事分别见于《国语·周语下》与《逸周书·太子晋》。关于《太子晋》的成篇时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下》云:“太子晋事甚诡诞，盖战国人以晋早慧而夭，为此说以神之。”谭家健先生认为:“（《太子晋》）对话中有大量韵语，这种现象在春秋文章中少见，到战国中期才大量出现。”罗家湘教授认为：“太子晋虽有十个回合的论辩，但双方诗乐唱和，不矜不燥，表现得温文尔雅，与战国诸子的纵横捭阖、放言无惮决然不同，因此，该篇应是诸子相互论争的战国中期前的作品。”分别从文风、用韵、辞气出发，断定此篇为战国时所作，则最早记载太子晋之书当为《国语》。《国语》所载太子晋事，节引如下:“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惧长及子孙，王室其愈卑乎！其著之何？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作又不节，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
这篇文章主要说周灵王之时，周王城附近谷水与洛水合流，水势汹涌，将要毁坏王宫，周灵王欲阻塞之，太子晋进行劝谏，但周灵王没有听从。关于这段文字的真实性问题，马振方分析道：“当时对于言语记录的真实状况和局限性，数百言甚或数千言的长篇大论根本无法计入简册。今之所见先秦史书的此等长话（指《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应是私人著述的个人发挥和虚拟产物。”并进而引申道：“《国语》中偌多由人物长话构成的洋洋大观之文也应属于这种情况。”此说与章学诚“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史通义·诗教》）相悖，而且竹简编缀相连，一文可数卷载之，何来数百言、数千言无法计入简册之说。这段文字或有瞽史口传中的增饰，但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基本要素是可靠的，结构框架也应是大体相近的。
关于此段文字的产生时间，文中言及周定王（此指周贞定王），然《国语》一书，多有验辞，与《战国策》相较，《战国策》虽逞文辞之变，考之史实，未必皆合。盖《战国策》说辞与结果之间时间相续，故多有当时听其说辞而后卒背之者；《国语》说辞与结果之间时间相隔较远，故其说辞多能征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即是《国语》的说辞与验辞不是作于同一时间，验辞为流传过程中后人补入。而且文中说：“厉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时晋为太子，应十五之数，焉有自云“不济”之理。此“十五其不济”与“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相合，盖为此文者必经历景王之乱，则此文至少作于景王乱始生之后。又“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对“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而“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未有相对之句，厉王以下第十八王为周元王，元王之时，周王室更加衰卑。若作者睹此，文中当有相对应之句，故不能因“定王”二字而否定此篇说辞成于春秋时期。李炳海先生说：“太子晋劝谏灵王，相继援引《大雅·桑柔》《大雅·荡》的诗句，而且对《大雅·桑柔》的诗句连续引用两次，先是取自第一章，后来又取自第三章。一次援引两首诗的三段句子，反映的是鲁襄公期间的引诗风气。”亦不属之于贞定王之后。
综上，这段文字是后人据史家讲诵增饰而成，说辞成文时间约在周景王至周元王期间，验辞成文时间在周贞定王之后。从文中惟能得知太子晋具有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这即是早期太子晋的形象。文中也颇有些虚幻神秘的色彩，如“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带有宗教解释的性质;“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用预设而使自身陷入神秘主义。
《逸周书·太子晋》载师旷见太子晋之事，节引如下：“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五穷，逡巡而退，其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弗能与言。君请归声就、复与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将以为诛。’平公将归之，师旷不可，曰:“请使瞑臣往与之言，若能幪予，反而复之。”……王子歌《峤》曰:“何自南极，至于北极，绝境越国，弗愁道远？”……师旷对曰:‘……王子，汝将为天下宗乎？’王子曰:‘太师，何汝贱我乎?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夫大当时而不伐，天何可得？且吾问汝之人年长短，告吾。’师旷对曰:‘汝声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寿。’王子曰:‘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汝慎无言，殃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关于此篇文体性质，吕思勉《经子解题》云此篇“颇类小说家言”，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同，胡念贻《〈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则径将其归为小说，一说类于赋，持此说者有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刘光明《〈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赵逵夫师《历代赋评注》、伏俊琏师《俗赋研究》等。在先秦之时，赋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文体概念并没有正式形成，文体与文体之间缺少明确有效的界限。从这段文字的叙述结构、方式来看，兼具有后世赋、小说的特征。
前面已经论说，此篇成于战国时期，且历来斥其荒诞，前引王应麟说已可知，清人谢墉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又云:“此篇诞而陋，与诸篇绝不类。”“荒诞”就其叙述言之，表明了其含有大量虚构的成分；“卑弱不振”就其语言、辞气鄙陋言之，表明了其应该来源于民间。近人张锦池《志人小说论纲》认为：“《逸周书》文字粗鄙而淡乎寡味；可《太子晋》写师旷和太子的对话，却问答委婉，口角亲切，思想精睿，层次清晰而余味曲包，仿佛有一个早熟的儿童跃然纸上。”这里要注意的是，“层次清晰而余味曲包”与“卑弱不振”并不矛盾，而是视角不同的关系。王应麟、谢墉就叙述主体的文学素养言之，张锦池则就叙述客体的情节魅力言之。在《国语》中，太子晋的形象为“具有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太子晋》中太子晋的形象和《国语》相类，都是说其聪明早慧，可惜的是其人短寿早夭。
再看王乔的早期身份，《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有《十问》篇，其第六问曰：“王子乔父问彭祖曰:‘人气何是为精乎？’彭祖答曰:‘……慎守勿失，长生累世。累世安乐长寿，长寿生于蓄积。……’”《淮南子·齐俗训》：“今夫王乔、赤松子，吹呕呼吸，吐故内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王充《论衡·无形》：“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从以上的文献中可以看出王乔是通过吞吐天地之气而长寿的真人，生活时代和流传特征均与彭祖相近。这和太子晋十八而亡有着天壤之别，所以说王子乔和太子晋是两个人。
二、太子晋与王子乔的结合
首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的是署名刘向的《列仙传》，其文云：“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但是《列仙传》有古本、续本和今本，今本产生时期较晚，是托名刘向的，未必可据。刘向早于王充，而王充尚不以王子乔为太子晋，何以刘向独志之？比王充略早的桓谭作有《仙赋》：“余少时为中郎，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东，见郊。先置华阴集灵宫，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为‘存仙’。……夫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乘凌虚无，洞达幽明。诸物皆见，玉女在旁。……”（《艺文类聚》卷七十八）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注王乔曰“指周灵王太子”，但赋中称“呼则出故，翕则纳新。夭矫经引，积气关元。精神周洽，鬲塞流通”，和《淮南子》中相同，显然也指靠养生而成仙的王子乔，而非“不寿”的太子晋。
虽然《列仙传》所载之事未必是，但将太子晋与王子乔视为一人的说法产生得很早，王符《潜夫论·志氏姓》载：“周灵王之太子晋，幼有成德，聪明博达，温恭敦敏。谷洛水斗……晋平公使叔誉聘于周……其后三年而太子死，孔子闻之曰:“惜夫杀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传称王子乔仙。仙之后，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其后子孙世喜养性神仙之术。”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太子晋所以被称作仙人，是因为“豫自知其期”，和王子乔靠养生成仙不同。第二，王符是对太子晋与王子乔为一人持否定的态度。第三，此段论姓氏来源，表明王姓与太子晋至少在此时已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的出现和符号转移有关，太子晋又称“王子”，与王子乔之“王子”发生转移，此其一。《国语》中的“王子歌《峤》”，亦与“王子乔”易相混淆，此其二。转移完成后需要一个被接受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祖先崇拜有关。祖先崇拜是密切宗族成员关系的强韧纽带，“这个宗族的人崇拜与祭祀祖先神灵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强化本宗族的内部团结”。实现“内部团结”要求其祖先以伟大、光辉的形象出现，但具有这种形象的祖先未必存在，于是就出现了虚构祖先的现象。“在宗族文化中，人们共同的代表就是一个共同的文化祖先，这是一个文化符号，找到了这个文化符号也就找到了人们信仰的原始驱动力”，“找到”说明文化符号的虚构性。从《潜夫论·志氏姓》的记载来看，应是王姓为了虚构家族的文化符号，将王子乔和太子晋捏合在一起。
应劭《风俗通义》卷二也载录了《潜夫论》的内容，和叶县令王乔并载，也并没有肯定太子晋即王子乔。王逸注《楚辞》，《远游》“吾将从王乔以娱戏”注云“上从真人与戏娱也”，《惜誓》“赤松王乔皆在旁言”注云“遂至众仙所居而见赤松子与王乔也”，皆未言及太子晋。蔡邕《王子乔碑》:“王孙子乔者，盖上世之真人也，闻其仙旧矣，不知兴于何代……”，云“不知兴于何代”，则非太子晋明矣。高诱注《齐俗训》云:“王乔，蜀武阳人，为柏人令，得道而仙”，亦不用太子晋事。《史记·封禅书》司马贞《索隐》引裴秀《冀州记》云:“缑氏仙人庙者，昔有王乔，犍为武阳人，为栢人令，于此得仙，非王子乔也。”与高诱注《齐俗训》同，“非王子乔”是对太子晋即王子乔的说法进行反驳。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在当时柏人令王乔才是传说中的靠养生得道的王子乔，但是此时太子晋即王子乔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裴秀认为不正确，故特为之说明。可见太子晋即王子乔的说法并未成为主流。
诚如上所说，太子晋即王子乔的说法早在王符之前就已经提出，到了裴秀时期已广为流传，《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曹操《秋胡行》其二:“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曹丕《芙蓉池作》：“受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嵇康《养生论》：“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李善皆以《列仙传》证之，就“等期”“受命”“争年”来看，其原型仍为长寿之王子乔。但此时的诗中已有将二人混为一人者，如阮籍《咏怀》六十五：“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其四云“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王子晋”也就是太子晋，可知在阮籍之时，今本《列仙传》已经成书，而且流行开了，阮籍受《列仙传》影响而取其说。只是不能推知在曹丕、嵇康的意识中，是否已经和太子晋混淆在一起。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些材料。何邵《游仙诗》：“羡昔王子乔，友道发伊洛。迢递陵峻岳，连翩御飞鹤。”孙绰《游天台山赋》：“王乔控鹤以冲天。”沈休文《齐故安陆昭王碑文》：“盖同王子洛滨之岁，实惟辟疆内侍之年。”江淹《王子乔》：“子乔好轻举，不待鍊银丹。控鹤去窈窕，学凤对巑岏。”徐陵《天台山徐则法师碑》：“所以伊川控鹤，叶县乘凫。”庾信《道士步虚辞》：“浮丘迎子晋，若士避卢敖。”从上面引文中的“发伊洛”“御飞鹤”“控鹤”等来看，皆用《列仙传》故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自公元4世纪以后，太子晋与王子乔完全融合。
之所以在魏晋时期被广泛接受，除了托名刘向的《列仙传》影响广泛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战争频仍，士人们对现实充满失望，有种朝不保夕的无奈感，从而不得不转向追求精神的解脱。太子晋早逝正是对生命无常的诠释，其少年成仙又为生命提供了完美的归宿，加上吹笙控鹤的浪漫主义思想，无疑恰恰迎合了当时的需要。
三、“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四载王氏谱系：“王，周灵王太子晋。八世孙错为魏将军，……生翦，秦大将军。生贲，字典，武陵侯。贲生离，字明，武城侯，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琊，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议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与上引《潜夫论·志氏姓》相比较，《志氏姓》以太子晋为平阳王氏始祖，《古今姓氏书辩证》却以为太原、琅琊王氏始祖，我们来看其间的变化过程。琅琊王氏最初虚构的文化始祖是王子成父，乃周桓王第二子，原任东周都城洛邑之城父，避“子克之乱”奔齐，其后世仍被尊称为“成父”。第三世“成父”曾屡次败狄，功业甚著，在齐影响很大，齐之王氏便多将其始祖定为王子成父（按指第三世的王子成父）。齐王氏文化符号的构建也比较早，或与平阳王氏构建时间相同。
《冀州刺史王纯碑》载：“君讳纯，字伯敦，魏郡太守之子，其先出自□□□□□后也。……颂曰：奂矣王君，有虞之胄，封陈兴齐，枝叶繁茂。”从《颂》中“封陈兴齐”来看，应是指王子成父。又有《王基断碑》：“……子有成父者，出仕于齐，获狄，荣如孙湫，违难为莱大夫，……”“孙湫”即叔孙侨如，与王子成父同时，以获狄闻名。碑中提到“莱大夫”，似莱地（今山东龙口东南）王氏亦以王子成父为始祖。从上面来看，平阳王氏将其祖先追认为太子晋，其实并未在很大范围内得到认同。此时太子晋也尚未突出出来，所以其他王氏并未将其追认为先祖。
蔡邕《王子乔碑》还有一段记载：“……初建斯城，则有斯丘。传承先民，曰王氏墓。绍胤不继，荒而不嗣，历载弥年，莫之能纪。暨于永和之元年（136）……春后有人着大冠，绛单衣，杖竹策，立冢前，呼樵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乔也，尔勿复取吾墓前树也。”须臾，忽然不见。”
《王子乔碑》成篇于延熹八年，《潜夫论·志氏姓》成篇早于《王子乔碑》，文中说“绍胤不继，荒而不嗣”，说明在蔡邕的意识中，王子乔是没有后嗣的，只是好道之人前来拜祭。可见平阳王氏以太子晋为先祖的影响范围有限。
随着太子晋地位的提升，逐渐取代王子成父成为山东一带王氏的始祖。山东王氏中，又以琅琊王氏为最著，受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的影响，其始祖为太子晋的说法逐渐统一。《文选》卷四十六任彦生《王文宪集序》云：“公讳俭，字仲宝，琅邪临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国史家谍详焉。”李善卷注引刘宋何法盛之《琅琊王氏录》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晋，秦有王翦、王离，世为名将。”
可以肯定的是，琅琊王氏以其始祖为太子晋的观点至少在刘宋之时基本确立并成为一致的看法，见于碑刻者如建义元年的《王诵墓志》：“公讳诵，字国章，徐州琅琊临沂人。导遥源于神迹，启盛胄于仙信。”又如延昌四年《王绍墓志》：“君讳绍，字安宗，徐州琅琊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姬文以大圣感源，子晋资储仙命氏。”又如大业十一年《王衮暨妻萧氏墓志》：“君讳衮，字公衣，琅琊临沂人。……御鹤宾帝，修名肇自伊川……”就我们目前见到的资料，刘宋之后，琅琊王氏皆以太子晋为始祖，未有异例，且琅琊王氏自成体系，与太原王氏不相干连。
太原王氏的情况比较复杂。太原王氏非大族，所以在唐以前未能形成统一的文化符号。就出土碑刻来看，或云王子晋，或云王子成父，或云王翦。熙平元年《王昌墓志》：“君讳昌字，天兴太原祁县高贵乡吉千里人也。……王根肇于子晋，金枚光于太原。”又如天和二年《王通墓志》：“公讳通，其先太原人也。粤乃仙岳含灵，毓祯图而赐爵……”属之太子晋；武定元年《王偃墓志》：“君讳偃，字盘虎，太原晋阳人也。其先盖隆周之遐裔，当春秋时王子城父自周适齐，有败狄之勋，遂赐王氏焉。”属之王子成父；大业十一年《王弘墓志》：“君讳弘，字世道，太原介休人也。三世名将(按指王翦、王贲、王离)，播茂绩于秦朝；一代伟人，飞翰声于魏室。”属之王翦。
除了琅琊王氏、部分太原王氏将太子晋列为始祖，其他地方的王氏也有如此者。如大业十二年《王世琛墓志》：“君讳世琛，字闰德，冯翊郡冯翊县人也。若乃仙储启胄，王家命氏……”此冯翊王氏以太子晋为始祖之证。又《王成墓志》：“君讳成，字胡仁，周成康之苗裔，王子晋之后也。”王成卒于隋时，其墓志发现于今洛阳，则洛阳有王氏以太子晋为始祖。
这种天下杂乱的情形在初唐发生改变，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说法，即：太原王氏为太子晋之后，其他各地的王氏均由太原迁出。
先来看太原王氏的情况，通天二年《王智本墓志》：“君讳智本，字之曰子元，太原人也。祖因官于河南，其先周王子晋之苗裔，汉相国陵之胤绪也。”圣历三年《王建墓志》：“君讳建，字师，并州太原郡人也。通三命氏，自南河之揖让虞宾(按指伊川成仙事);法五封侯，暨西汉之盛称元舅。”开元十五年《王游艺墓志》：“公讳□，字游艺，太原祁人也。其先周王子晋之后。”天宝元年《王泠然墓志》：“公讳冷然，字仲清，太原人也。昔周灵王太子晋御六龙之驾，游九天之上，世人旌其道化，以王子之后，因为氏焉，公则其后裔也。”
再来看其他各地王氏称其由太原迁出的例子，陈子昂《申州司马王府君墓志》：“君讳某字某，先太原人也。……太子晋得凤凰之瑞，恭揖群后，上为帝宾。……今为雍州人，君即敏侯之元子。”长寿原在今陕西渭南，总亦归之于太原王氏。又景龙三年《王齐丘墓志》：“君讳齐丘，字尚一，本太原人。八代祖遵业为魏黄门侍郎，生安喜。安喜为河东太守，子孙家焉，故今为郡人也。”隋河东郡在今山西运城一带。又先天元年《王杰墓志》：“君讳杰，字韬光，河南人也。淮水灵宗，符景纯之远筮；缑山真派，观子晋之上迁。”此明言为河南人。以上三例，皆非太原王氏，但都说是太原王氏之后。
前面说过，琅琊王氏本自成一支，与太原王氏毫不相干，然初唐之后，亦云出自太原王氏。如开元十七年《王同人墓志》：“公讳同人，周太子晋之后，因号命族，家于河东(此处指太原)，洪澜派分，迈德惟永。汉昌邑王中尉讽谏宏远，谢归皋虞，因为琅耶著姓。”上引自《王智本墓志》《王建墓志》《王游艺墓志》《王齐丘墓志》《王杰墓志》《王同人墓志》，多集中于公元8世纪初，可见在此之前，“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说法基本形成。
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唐王朝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李渊、李世民本非世家大族，门第不高，通过撰修家谱来提高声望。据《旧唐书·高士廉》传，唐太宗命高士廉修谱牒，编名《氏族志》，“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高低来决定姓氏的排名。这就会导致很多姓氏来源是按照在朝中最高官员的族谱来定。王氏在当时的最高官员是王珪，他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齐名，为初唐四大名相之一。《新唐书》列传二十：“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上引熙平元年《王昌墓志》:“君讳昌字，天兴太原祁县高贵乡吉千里人也。……王根肇于子晋，金枚光于太原。”开元十五年《王游艺墓志》：“公讳□，字游艺，太原祁人也。其先周王子晋之后。”皆是太原祁人，皆云太子晋之后，是太原祁县王氏以太子晋为始祖。高宗时重修《氏族志》，改名《姓氏录》，通过等级划分提高新贵的地位。一旦官修族谱将太原王氏始祖定为太子晋，其他地方的王氏为了荣耀家族的来源，往往也会将始祖附会为太子晋。同时各地王姓定宗族出于太原，与唐王朝源于同地，可以提高家族在世俗中的地位。
还有一次著名的事件，即武则天封禅嵩山。武则天为并州人，而太原属并州。《隋故王香仁墓志之铭》：“君讳德，字香仁，其先并州太原人也。周王至德，设明堂以配天;副主登仙，乘白鹤而轻举。”是并州亦以太子晋为王氏始祖，武则天心目中当有太原王氏出于太子晋的概念。据《旧唐书·礼仪志》：“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封）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又《通鉴》载其圣历二年“幸嵩山，过缑氏，谒升太子庙”。武则天重视太子晋，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无意中也推动了“天下王氏出太原”说的发展。
结 语
研究太子晋传说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地解读古文献具有重要意义。从李善《文选注》到现在的许多文学注本提及“王子乔”，多将其注成太子晋的别名。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这种注释是不妥当的，魏晋以前著作中出现的“王子乔”只能注为“古仙人”，魏晋时期的作品则要根据具体文意来注，魏晋以后注为太子晋则基本无误。其次，中华民族有着很深的宗族情怀，研究太子晋作为始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有利于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宗族情结。再次，理清太子晋传说的发展演变以及“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推动姓氏学、宗谱学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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