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

2020-04-18 19:34:18来源：周凡鬼柳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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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孝感历史沿革

孝感，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因此地“孝子昌盛”，遂置县名“孝昌”。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庄宗李存勖因孝昌县名之“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扇衾温被和孟宗哭竹生笋等孝子感天动地的故事，改孝昌县为孝感县，是为“孝感”得名之始。迄今1095年。

夏商时代为古荆州之地。

周为楚、郧、轸等诸侯国割据地，且轸国、郧国均建都于此。

秦属南郡；汉以后属荆州江夏郡。

南北朝以后属安陆郡。

唐属安州；宋以后属德安府。

清分属德安府、汉阳府。

民国时期，分属湖北省第三、四、五行政督察区。孝感作为地市级的建制行政区，设置于1949年5月。

1951年06月以前，孝感专署辖孝感、礼山、应山、安陆、云梦、应城、黄陂、黄安（今红安）、随县（今随州市）等9县。6月以后，原属沔阳专署管辖的汉川、汉阳两县划归孝感专署，同时设立应城矿区人民政府（县级），此时，专署所辖县级政府12个。

1952年01月，大冶专署撤销，原属大冶管辖的咸宁、武昌、蒲圻、嘉鱼、崇阳、通山、通城等江南7县划归孝感专署管辖。6月，随县划归襄阳专署。 9月，黄安划归黄冈专署，同时改礼山县为大悟县。

1953年05月，撤销应城矿区政府，以后直到1959年11月孝感专署撤销，所属诸县并入武汉市时为止，孝感专署一直管辖江南、江北共16县。在归属武汉市管辖期间，曾于1960年8月将安陆与云梦、咸宁与蒲圻、武昌与嘉鱼、崇阳与通城合并为安陆、咸宁、武昌、崇阳等4县，原16县并为12县。

1961年05月，地市分治，复设孝感专署，武汉市将上述12县归还孝感。12月，专署将所辖12县仍按并入武汉市以前的16县恢复原建制。

1965年07月，将撤销大冶专署时划归孝感的江南7县划出，交新设置的咸宁专署管辖，孝感专署管辖原江北9县。

文化大革命期间，孝感专区改称孝感地区。

1975年12月，汉阳县划属武汉市。

1983年08月，撤销孝感县，设置县级孝感市，同时将黄陂县划归武汉市。

1986年06月，撤销应城县，设置应城市。1987年9月，撤销安陆县，设置安陆市。

1988年10月，撤销应山县，设置广水市。

1993年06月撤销孝感地区，设立地级孝感市，同时撤销原县级孝感市，设立县级孝南区和孝昌县。撤地建市以后，新设立的地级孝感市实行以市带县的行政管理体制，直辖孝南区，管辖孝昌、大悟、云梦、汉川等4个县，代管广水、安陆、应城等3个县级市。

1997年03月，撤销汉川县，设置汉川市。

2000年08月，广水市划归新成立的地级随州市代管。

孝感市是湖北省下辖地级市，曾是楚北经济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人丁兴旺，地形除东北部有少量山区外（大别山系双峰山及余脉），中部沿澴河、府河两岸分布广大的冲积平原。南部水网纵横，港汊密布，具有农耕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鄂东北其它地区无法比拟的。其西南部的古邑云梦，更是湖北人口密度最大的县城。

二、德安府孝感县人填川渝

孝感籍在明清两次填川大潮中，较之其他移民，具有移得早、去得多、时间长、分布全川等显著特点。

学者孙晓芬编撰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该书几十次地提及“麻城孝感乡”和“孝感”。撮要如下：

《邻水县志》，介绍包氏自孝感迁蜀始末，“湖北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依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还载，甘氏自孝感迁来后成为邻水大族；孙姓“原籍湖北孝感，明洪武2年（1369年）落业县境蔡家坝”。

新修《南川县志》称，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明洪武时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康雍寄籍者，亦唯湖北湖南人多”。

《新宁县志》（今开江），孙姓来自孝感。《大邑县志》，李姓“先祖李朝舟于康熙年间，由湖广麻城孝感迁居大邑依仁乡”。

另外，《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民国《荣县志》：“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新修《三台县志》，清道光年间，孝感迁来回民数户，以马姓为最多。民国《泸县城志》载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内江《黄氏族谱》：“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唯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许多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作为中国移民发祥地之一的孝感，县志记录了杨春等多人移川情况；族谱方面，有记载元末明初及清朝前期移川的，更是数不胜数，仅以孝感各乡镇大姓为例:如杨店杨氏、季店季氏、白沙赵氏、周巷周氏、陡山鲁氏、花园丁氏、花西朱氏、陡岗钟氏、毛陈陈氏、三汊黄氏等都有族人从各个时间段迁徙入川的。

三、德安府孝感县人填川渝主要组成部分

1、明玉珍和红巾军

溯源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军入川，是孝感移民较多的主要原因。明玉珍，湖广随县人。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载：

元顺帝至正11年（1351年）颍蔡兵起（指河南义军），聂高宗、许成僭号据应山，分其党据孝感等县。1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是时寿辉兵皆裹红巾。至今土人言红头军作反人，杀尽各处人。盖玉珍等事也。

明玉珍、陈友谅、徐寿辉、朱元璋同属农民起义军红巾军。明玉珍领军10万据川，含孝感籍4万（《湖北通志》）。明玉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当上天统皇帝，为可靠和易于号召计，先后两次下诏专门差人至老家应山孝感一带，征招乡亲进川。同时，当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纷纷投奔重庆大夏政权，其数当在数万。洪武4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率军征夏。这两大入川军队，湖北籍恐不在少数。这些士兵即就地安置了。这几支红巾军，构成了早期移民的主要成分。

2、政府推动和民间自发移民迁徙

元蒙的铁血统治下，“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人口尚未恢复至宋末1／20。向蜀移民、实行“民屯、军屯”政策已是朱明王朝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朝廷的号召，利益驱动和求生本能，则是移民的主因。但移楚填川，还有多方因素：一，得天时地利之便，交通快捷，山水相连；二，易于适应，地处同一纬度，气候地形相类；三，时势促成，楚因战乱、避祸、灾荒、瘟疫、宦游、行商、行医、卖艺以及人多田少的严酷现实，而蜀地生存发展的空间巨大；四，明玉珍义军的巨大影响。后一条于孝感关联尤甚。大夏王朝据川15年（元至正16年——洪武4年，即公元1356——1371），偏安一隅，而楚境正杀得天昏地黑，为投靠乡亲，又能躲过战乱，况且随明玉珍先行落籍人员往来川楚，鼓吹交流，以及所谓羊群效应，因此趋之若鹜。

3、张献忠和农民起义军

说到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原因，正史野史皆指责八大王张献忠剿川。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地主豪绅、御用文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人民及其反抗活动，维护专制皇权，宣扬纲常名教，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负面作用，极尽捏造、污蔑、丑化、夸大之能事。川人骤减，原因是多方面。明末清初与元末明初不同，战乱的重灾区由楚地移到了四川。至康熙年间川中人口数量降最低谷，距张献忠死后已40多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剃较梳篦尤具彻底性，这首四川民谣才是道出了问题的真谛。专制极权破坏先进文化，摧残生产力，造成历史大倒退，罪魁祸首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镇压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既殃川残民，又是引发湖广填四川的官方动因。

《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描述孝感人刘开沛，因遭乡间恶霸陷害，兄弟三人被官兵像抓壮丁似的，与云梦等地百余名同乡一道，押到汉川集中上船，然后沿江而上，至重庆舍舟登岸，百人已剩八十。关于川人爱缠头巾，老人们的解释是当年押赴途中，死人太多，头上的孝布逐渐变成多种用途的头巾了。

《孝感县志》称：孝感为“楚中名县”，“孝感要区，钟灵毓秀”，“序曰孝感古战场也，其地六达三关障其后，澴汉阻挡其前,人剽悍喜兵”,民众具有冒险犯难的传统，官逼民反的反抗斗争贯穿清朝始终。《孝感县志》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孝感或被占领，或是根据地，或作游击区，县衙多次被扫荡。但问那些不屈服的义军转向何方呢？相当数量的人马入川了。崇祯16年（1643年）5月29日，张献忠占领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两月后南下西进，此间张献忠于楚地另编“新营”（“楚营”）57000人，次年春入川，该军后来落籍四川（《中江县志》）。“嘉庆丙辰（1796年）夏，湖北孝感有匪滋事，毗连三省（指楚川豫），匪众数万，总统永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覆没”（《清稗类钞·第二卷·明亮平孝感教匪》）。紧接此文还有《额成登保平川楚教匪》等6篇有关川楚义军转战的史实。农民起义军余部又转换成移民。孝感杨店镇杨氏就有垱子湾几十户，因参加白莲教而整体搬迁四川的事实。造反者历来被称为“匪”、“盗”、“贼”，族谱怎么可能正面收录？

四、麻城县孝感乡考辩

麻城孝感乡，虽然在巴蜀大地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很多移民后裔的族谱中都有记载，但在正史中却罕见记载。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根据这段文字证实，孝感乡作为麻城下辖的一个乡级行政建置，确实在历史长河中存在过。只是后来经过两次行政区划调整，孝感乡就从麻城政区中消失了。

有关麻城县的这两次行政区划调整，第一次发生在成化八年（1472年），麻城县因为因湖广填四川后“户口消耗”，下领四乡并为三乡，孝感乡被并入到了本县的仙居乡。

第二次发生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前次调整被并入到仙居乡的孝感乡，又随仙居乡并入到了黄安县。

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

孝感乡始建年代

从康熙《麻城县志》记述可见，孝感乡在明成化八年因湖广填四川后“户口消耗”被并入仙居乡。后又有部分划入黄安县，终清一代也未恢复。也就是说，它从此就在湖广的文献中消失了。而孝感乡的建置则终止于成化八年（1472年），它在明朝277年的历史中，仅仅存在了105年。至于明代以前是否有孝感乡建制，目前尚未有确切的史料证实。

1、网文称，麻城县在明初百年间曾有过“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与河南罗山、光山搭界，成化8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因“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读史方舆纪要》），在嘉靖42年（1563年）析仙居等乡新建新安县，嗣后更名黄安（解放后改红安）县。地名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传承，”孝感”二字是”孝感动天”四字的缩写，因其地自古孝道昌隆，孝子蕃盛，中国”二十四孝”，孝感有其三。麻城因麻姑升天而得名，为何会出现孝感乡这个地名？

2、网文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的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

这种说法虽有些模糊。但也有其合理之处，川渝移民后裔的老谱对麻城迁出地址记录多为今麻城高坎湾（谱多误记高坎堰洗脚河、高阶堰喜鹊河、高阶堰、高阶岩、高街堰、高干堰、高街檐……等等），也证实这种说法，麻城高坎湾只是湖广填四川“麻城过籍“官方移民登记点之一，类似的地名还有鹅掌大丘。“不断迁徙”之地，只能算寄籍、暂住地，绝非移民。

3、另有学者断言湖广移民多麻城籍是因为：一是湖南、湖北、中原所有移民必须经麻城入川，二是不少族群嫌势单力孤，冒充麻城籍。这理由不能成立。

第一、违背地理常识，迁川路线，麻城于湖南是西辕北辙，江西人迁徙四川走水路沿汉江或长江西进既便利又安全，何必非要绕麻城。

第二、虽出于人之常情，却不宜以偏概全。如果以“麻城府孝感乡”一说即否定德安府孝感县移民，或者仅此“孝感乡”、否定彼孝感县，恐有失望文生义。

此称谓究竟从何而来？麻城自古未设过府，孝感县不曾叫过乡。明嘉靖42年“以麻城县之姜家畈置黄安县。析黄冈、黄陂二县益之”（《湖北旧闻录》，清陈诗编纂）。民国22年划出孝感的北部、黄安县的西部等地置礼山县（1952年改名大悟县）。观明清地图，同处楚北大别山，麻城的西北部（即明中叶后的黄安县）应与孝感的北部相邻。这种地缘因素，将两县连缀相称，有其合理性，但是把德安府孝感县移民都统归到“麻城府孝感乡”，显然不合理。这一带恰恰是明玉珍等农民起义军入川前长期苦战、频繁活动之所。此地对于他们，可谓是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地，至于府县乡的具体行政隶属，并不在意。

再者源自对麻城的感念。孝感邑人在元末明初到麻城深山避乱，明朝立国后，孝感邑原居民和其他籍到麻城避乱居民在麻城原地登记再回徙（有部分麻城原居民随迁，上文《麻城县志》提到的“人丁耗尽”可能与随孝感人迁入孝感或外迁他处有关），似乎有浴火重生之恩，故称“麻城过籍”。这在孝感、麻城二县方志均有相关记载。以至孝感人口语中，喝醉酒是“麻西了”；睡着觉是“到麻城去了”等。文革前，同迁川的移民后代家里一样，孝感地区各县、包括江南咸宁等县农村，普遍将“麻城土主”供奉于中堂神位，也是源于当初避乱时的传说。足见先辈们寄托敬祖恋旧之情，深怀知恩图报之念。“过籍”发生于元末明初，正是第一次填川时期。既然虔诚地将“麻城”供奉，把麻城冠名称“府”于孝感之前，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故而以讹传讹，相沿成习。

“府”，行政比县高一级；“乡”，县下区域单位，与城相对，用于此处表人们聚居之所（清代以前并非一级政府，仅为地域概念）。对于缺乏文化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好象称麻城为“府”是敬词，称吾县为“乡”，是谦词。麻城孝感二县无从属关系，如果不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特定环境，“麻城府孝感乡”，是情感大于理性的称呼，显然是民间的一种附会。从严格意义的地域名称上讲，不能顾名，亦不可思义，既不规范，更不符合逻辑。“麻城县孝感乡”之说，就移民成分来讲，大部分是指德安府孝感县移民，小部分才是麻城县孝感乡移民。

理由还有：

其一，移民始祖大多为跟随明玉珍的乡亲，主要来自老家及附近。玉珍家乡与孝感相连，不可能到几百里外的他乡征募，这是政治经济成本范围的事情。

其二，网文“麻城县孝感乡”既言“盗贼出没，数被劫杀”，根本不适合人群安居，就谈不上“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生存环境恶劣，逃之惟恐不及，何敢“迁至”？明成化八年（1472年）孝感乡因“户口耗尽”而并入仙居乡，后续又是哪儿来的人口往外迁徙？清代移民的规模不输明朝，距“麻城县孝感乡”裁撤200年矣，如何不见改制后的新称谓“湖北黄安县”？

其三，论移民条件。孝感县明清时代“邑广八十八里，袤三百二十七里”（《孝感县志》），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的数量、密度及面积，均属鄂省大县，民风古来爱结帮出外闯荡，如做买卖、手工艺、做长工等，而且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移民发源地之一。

其四，地名辨迹。同一网文说：“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磅，疑为滂字误；滂，形容水涌，引伸傍水。麻城位大别山区，而孝感南部湖泊星罗、河网纵横，仅城郊名字带滂的就有喻家滂（今属孝感学院旁一宫村）、徐家滂（今北京路南九真村）。《新宁县志》谈到大姓来历，称郑姓来自“湖北麻城甘棠铺”，薛姓来自“湖北麻城长岭岗”。这甘棠铺和长岭岗乃有名之地，属于孝感麻城相邻的黄陂县，在县城一东一北。——足见该网文真实性的可疑与“麻城”的笼而统之。

其五，事实作证。孝感谚语：“四川的被子便宜”；“老不走川，少不走广”。前句原意川楚关山遥隔，移民卖掉行装不足充返程盘缠，喻只好认命留川；次句却是辛酸的总结和告诫。《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记载抗战时期许多川渝的孝感后人，指明祖居地是孝感“陈家河”、“张家湾”等；一鲁姓后人曾谈及先祖元末由孝入川落籍自贡，已繁衍400余户，2000多人。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同志在回忆录中即谈到，他们张及屠姓就是当年从孝感迁来汉阳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佐证了孝感历史上是移民集散地之属性。

其六，得到川渝鄂人的普遍认同。在现实生活接触到的众多蜀人，皆言之凿凿地称此孝感，并未发生歧见。参加过1937年“8·13”上海抗战的黄埔老人鲁鋆为孝感市文史界名流，撰文称：“1945年重庆江北经营织布厂的陈华能女士和一位年近七旬的张忠民先生，要求加入‘孝感旅渝同乡会’，并如数家珍地述其先祖于元末明初随明玉珍义军入川．族谱载其祖籍孝感陈家河和孝感张家湾。1984一1996年十余年间，先后有铜梁县政协委员李国栋、重庆市政协委员卢栋林多次致信，请代查其先辈在孝感情况。德阳市张先生还专程赴孝感寻根访祖。1989年，84岁的程竹轩先生特意由台北回故乡孝感定居，并谈及他在台湾所识川籍人士大都介绍其先辈由湖北孝感移民四川。”真是莫谓他乡无知已，麻城孝感早识君。显然许多人将孝感县（今孝感市）与麻城县（今麻城市）孝感乡混为一谈。好在两地共界，取其郡望，联谊叙旧而已．不必细分。绵阳市政协文史委前主任、知名学者钟利戡先生的论证更为精到。他考查《内江县志》：“内邑旧户，祖籍多属麻城，邻邑亦然。今多不识其故，沿称明洪武二年（1369）奉诏迁麻城孝感乡实蜀事。”这“沿称”二字，不察明玉珍在此前决不可能“奉（朱元璋）诏”招民入川之史实，只能说明习惯成自然，尊崇郡望之理。以孝感驻军例，更会碰到有趣的现象。当年在上甘岭打出国威军威的解放军15军，1951年入朝前夕在四川大批征兵（如黄继光、邱少云），部队回国后驻扎孝感。这些川籍官兵，无不兴奋地说是又回到老家了。自解放以来，川人来孝寻根者迄无间断。

其七,川渝移民后裔祖谱对于麻城孝感乡迁出地记载多是泛指，并无确切记录，同样也说明这个问题，如:高坎堰、高阶堰、高街堰、高街檐、高坎岩、洗脚河、喜鹊河、鹅掌大丘等。可能只是一个移民登记点，类似于山西大槐树。

是否可以说，所指麻城府孝感乡，系一句泛称，一个寄托，一腔情怀，一种广义的约定俗成。虽有确指，实际是指孝感、麻城为主，包括与之相邻的黄陂、安陆等湖广各县。都是中华一员，何分泾水渭水。

五、川人楚相

五六百年来的天地翻覆，社会形态和生活格局发生巨变，但是楚文化对川人的的渗透，却是全面而深刻的。姑将蜀孝两地共同相似之处，稍作搜集，庶几可证实一脉血缘。

1、地名情结

地名村名，本是一个标识，具有特定内涵、长期不变、民众公认等特点。但是移民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漫长的封建政治与大自然的双重挤压，他们有说不完的屈辱和无奈，有百折不挠的抗争与追求，依然不忘的是故乡情怀。这从孝感移民聚居地名中，得到充分渲泄。仅举其中四川两县至今仍用的部分乡镇名（《全国邮政编码集》），可以对应孝感地区许多相同相似的地名：

德阳——孝感、孝德、孝泉、太平等。反映的是对祖居地孝文化的颂扬。直冠老家地名（“孝感”、应山等地有太平），表达出不可压抑的情感。

射洪——东岳、仁和、太和、伏河、凤来、青岗等。

直冠“孝感”名的例子，还有二处，1966年大约4、5月份，人民日报报道春耕生产，提到“四川射洪县孝感公社”；1969年，一位北京二机部8800厂工作的林承善同志（川大毕业）亲口告诉，他是阆中县孝感公社人——这决不是一种巧合，且录以备考。此外，大多用孝感明清时代老地名中所含字：洪、龙、凤等字特多；二是以姓氏打头，结合地貌，径叫湾、河、坝、桥、墩、山、坡、畈、街、店、集、井、屋、垸（院）等，如李家湾，范家大院。

2、土语方音

语言作为人类发展中最活跃的交流工具，亦独具地方特色。以湖北话为基础形成的四川官话，则是今天川渝的主流语言。换言之，语源系湖北话，保持着几百年前的词汇和近似的楚音。试举川孝两地常用俚语数例，一窥形神，可揭示内在渊源（以两地老人、偏远农村流行话为参考。两地方言谐音模拟列前，括号为普通话及解释）。

名词：嘎（家，如“张嘎湾”），嘎嘎（外婆），婆婆（奶奶）、伯伯（父亲）、帕子、扶子（手帕），拐子（兄，哥哥），日头（太阳），天光（天亮），刹黑（傍晚），走暴（雷阵雨），索子（绳子），印子（痕迹），苕（红薯，兼形容词、缺根弦意），包谷（玉米），线粉（粉条），抄手（北方叫馄饨，南粤称云吞），罩子（雾），天道（天气），鸡公、鸡母（公鸡、母鸡），不好（生病），宝气（称有怪癖的人），豁皮（地皮），博士（木匠），告花子（叫化子）。

副词：蛮、死（很，非常），恩（硬），埂（完整、无保留），倒（会、能；兼作补语），狠（厉害），卯起来（非常、使劲）。

数词：盘（回，次），箸（相当一筷子），砣（块，堆），丫（块，份）。

助词：噻（嘛，哟，呢）。

动词：欠（盼望、想念），揩（擦），落（下，如下雨），起（取，娶，趋），处（戳，捣），费（睡），录（涝起），参（兑，斟），左（借东西），瞄（看、瞅），莫尔（不理睬），扳命（折腾）。

介词：匠（象），代（在）。

形容词：拐（坏，歹），幺（最小的），抹（快，如快点），秋（烟熏），横身（全身），哈巴（傻子），秀气（漂亮），宁馨（美好，漂亮），逼时（背运，倒霉），玉贴（舒服），赫人（可怕），撤白（欺骗），耍拉（麻利、不拖泥带水，转喻够意思），邪货（不正经），摸顺毛（顺着来），划不来（不划算），上笼头（受约束）。

口头语：冒得（没有），哪个（谁），要得（由可得变），将才（刚才），劳微呢（谢谢您）。

许多字眼的发音，与普通话相比，声母混淆，如南与兰；韵母难分（无阴平、阳平区别），如，身、申与声、生；大量保持入声字，恕不一一例举

3、工艺、市井风俗

男女老少喜爱雕花剪纸。捏糖人，原料为大米熬的糖浆。红白喜事，小孩的三朝（婴儿出生三天后洗浴）、九朝、“满月”、百日、周岁，给小孩“点红”、“抓周”（摆放文具、算盘、衣帽之类，任其抓玩，以预卜未来生计）、“做三朝”，兴“九大碗”菜，梳子肉（红烧肉）是必不可少的

游戏，玩乘三，以小石子或小树棍作棋子，画方格为棋盘，田间地头，条件不拘。彩莲船、莲花落、皮影戏也广泛流播。民歌、川剧的曲调、旋律亦多与荆楚的皮黄、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那种苍凉婉转、悱恻缠绵的乡音存焉。比如隆昌县石匠号子：“太阳落坡四山阴，冤家掉了绣花针。出门寻针是假意，偷看情郎是真心。凉风悠悠天要晴，冤家收拾要出门。晴天又怕妈不肯，落雨又怕去不成”。只有用川楚语调唱才能一吐酣畅淋漓，听起来别有韵味。

4、民居

5、习性

饮食习惯，如家家喜好腌制泡菜、酱豆（豆瓣酱）、腐乳（臭豆腐）、腊鱼、腊肉、咸萝卜，嗜辣，自己动手酿造米酒、麦酒、曲酒。

如走路打背手，吃饭端碗喜蹲着，据说是押解路上养成的习惯。春节烧香向东方朝拜。两地人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根据某人性格或身体特征，爱给人取绰号。如张泡皮、王拜子（瘸子）、范哈儿等。善于说歇后语（俏皮话），用形象的比喻道出本意。如“稻草包鳝鱼——溜之胡也”、“黄莲树下打响板——穷快活”，不一而足。

川渝盆地山川水、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湖北东西南北中、张扬的码头风气，二者虽各呈表象，实则扯筋连骨。两地传统都重视教育，次尚武，最后没办法则舍得出苦力。应当特别说明的是，本章所述民居、习性等特点，两湖皆然，非孝感独有，孝感只是其中一典型罢了。民俗民风，作为载体，犹如初生婴儿的胎记，向今人展示了一条探索移民文化的新途径，亦对先民当年衣食住行生存境况生出些许的遐思，让后人领略和回味移民文化沉甸甸的份量与丰富内涵。

6、杰出的川籍孝感后裔

孝感后裔同其他移民一道，带去家乡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奠定、重建、发展四川的经济结构和民俗风情的根基，有深远影响和突出贡献。在报答斯乡斯土的同时，得山川秀美之精华，继先贤珍贵之遗产，特殊的历史背景、巴蜀灵气与荆楚血性的有机融合、孕育、激发、催生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

《孝感县志》载：

杨春，其祖孝感人，从明玉珍入蜀，家新都。春登明成化辛丑（1481年）进士，官提学副史。……子杨廷和，翰林庶吉士，累官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等职，有大功于朝廷。孙杨慎，字升庵，正德（1501年）“殿试进士第一，官授翰林院修撰，兵部主事”，明代大文学家。

洪武4年（1371年），从孝感去隆昌的郭孟四，翻越山垭时，装行李的箩筐不小心滚下山，不得已就地开荒，定居云顶寨，历30余代，人丁5000多口，成为川南望族。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即滥觞于郭家万历13年（1585年）所办的泸州天成生酒厂。19世孙郭书池，光绪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帐下垦务，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子郭蔚华，老同盟会员，四川早期革命党人多出其门。郭蔚华有子女7人，子郭士杰，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牺牲汉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装甲兵司令（现在台湾）。麻城府孝感乡后人、解放军上将张爱萍（出生达县）1998年10月专门题写“云顶寨”的寨名。

成都闻名遐迩的小吃龙抄手、赖汤元，龙赖两姓先祖也是孝感的移民。

前述孝感人刘开沛，生于清顺治15年（1658年），刘开沛自幼赴安徽学得造纸工艺。来川后辗转峨嵋，落脚双福场，利用丰富的竹麻资源，创造仿宣纸“贡川”，始将带去的造纸技术重新创业，发扬光大，并成为西南最大纸商。

川西雨城雅安古镇上里的杨家，历代出官吏。杨家一世祖杨银芦、丁氏于清初自孝入川，落业嘉定府夹江县牛仙乡九皇庙，后分出一支到雅安杨家沟。300多年来，经20余代，头顶官帽二至八品，有记载者72人。清嘉庆年间圣旨敕封的八代孙官墓，隐然于老屋后山茂林修竹之中。

革命烈士罗世文，其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举家迁入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耕读传家，历代多进士、举人，又是盐业世家。12代世字辈除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外，还出了许多将军、教授。

现代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先祖于成都附近之新繁县与彭县交界处种田。

名人先祖来自麻城孝感一带的，还有阳翰笙、马识途等。

出类拔萃的贤彦未尝不挂一漏万，原因有二：一是乡人不愿夺蜀川培养之功，如《孝感县志·凡例》所言：“载杨廷和张佳应，先世皆孝感人，考明史杨籍新都，张籍铜梁，与孝感无涉，何必援显宦为旧邑荣！今裁汰之，仍附《杂识》中，一见旧说云尔。……沈公远标寄籍桐柏，由举人官四川知县。窃谓沈既举河南乡试，服官后又未请回原籍，伊之宦迹当载桐柏，吾邑不能复识，以示限制”。张佳应，县志介绍，其先人元末入蜀，张系明嘉靖进士，累官兵部尚书。二是天灾人祸对史籍的严重毁弃（如淹水、失火、战乱，尤其是文革）。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数例杰出孝感后人身上，深深感受到那种万古不磨、千劫不灭的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在华夏板荡、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开发四川、创造文明的同时，先人们不畏艰辛，万死求生，以异常的勤俭、卓越的智慧，所体现出人类最美好的心灵与神圣的生命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壮丽山河，依傍的坚实基业，正是先人们付出无数牺牲而来。他们为后人树立起了顶天立地的、景行行之的千秋丰碑和人格标杆。

彰显孝感地域特色，深挖荆楚文化底蕴，弘扬移民美德，振奋民族精神，这是时代赋予孝感邑人崇高的责任。唯楚有才，蜀中多才，共同的祖宗，一体的血脉，一江上下，骨肉情深。从古到今，两地人真是难舍难分。发挥族群认同和地缘协作的整体优势、潜力与合力，日显重要。重庆俗语：“扯得拢乡音才打得拢堆”。如何“打得拢堆”？融融的乡音，未来的召唤，多么强烈地要求我们应时而起，为共创川楚人民的繁荣和福利，在更高更新大舞台上，川渝和鄂孝人民一定能够联袂上演威武雄壮的现代剧，使两地更加交相辉映、亲上加亲。

作者简介：

周凡，谱名敦凡，湖北孝昌县陡山人，生于1986年8月，大学学历，从事餐饮业。热爱文史，熟悉谱学，相关著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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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填四川之两个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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