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平（1907.10.12-1998.2.8）湖北阳新县人。原名王惟允，参加红军后曾三度改名，刚参加红军时，连长是广东人，点名叫王平时常喊成“王翁翁”，所以改名为“王明”。延安时期，批判王明路线，又改名“王平”。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1955年授衔为开国上将。

履历

王平 ，1907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东源大湖地村。1926年12月参与阳新县乡农民协会，并任负责人。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历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

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　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

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十一大队政治委员

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

红二十七军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

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兼阜平县动委会主任、县长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历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兼第三分区地委书记
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北岳军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1941年冬王平(左二)与柯棣华等

新中国成立后

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
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顾委常委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8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生平

王平同志190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大湖地村一个农民家庭。幼年读过私塾。

1926年12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任乡农协委员和村农协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仍坚持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三军团第8军一纵队战士，纵队宣传队副队长，机关枪连政治指导员，团党总支书记，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攻打岳阳、长沙的作战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

1933年任红三军团第3师第9团政治教导员，指挥该团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南丰、黄陂、草台岗等战斗，在作战中舍生忘死，身先士卒，重创敌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任红4师第11团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参加了攻打福建沙县和回师江西保卫广昌的战斗，为保卫中央苏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1934年参加长征，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
1936年冬王平任红27军政委，保卫遵义城等战役、战斗中，他率红11团英勇作战，多次担负军团前卫和后卫，为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战役。
1936年2月调任红一军团第4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参加了东征。同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12月任红27军政治委员。不久，又组织指挥清剿延南地区匪患，为红军出师抗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为保卫和巩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平同志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科长，

1937年9月任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赴冀西山区阜平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以兼任阜平县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和县长名义开展工作，向曲阳、望都、唐县等县派遣干部，建立革命政权，组织了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创建了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主持筹建了第3军分区并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其间着力团结、争取、收编、改造民间抗日武装，扩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多次组织政治整军，提高所属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率部参加抗击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八路围攻和军区部队三次主动出击的战斗，为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8年8月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全力整编整训所属收编的地方武装，为第120师输送多支主力部队，并率部参加粉碎日军对冀中的战役围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任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2年9月兼第3分区地委书记，指挥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粉碎了敌人对北岳中心区的多次残酷的大“扫荡”，并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瓦解伪政权，逼退敌据点，粉碎敌人的“蚕食”、“封锁”，巩固了北岳抗日根据地。

1944年10月任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冀晋区党委书记，年底率部进军雁北、挺进绥东，积极对敌开展攻势作战，在平绥路以北开辟了新的根据地，从而打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平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一切作持久打算”的方针，领导冀晋区党政军民加强军工生产，积极扩编整训部队。

1945年9月，率部参加绥远、晋北、大同等战役。

1946年3月，冀晋军区的4个主力旅升编为晋察冀军区野战纵队后，王平同志迅速重新组编了两个独立旅，扩编各军分区部队。

1947年4月，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连续发起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大清河北战役，王平同志指挥冀晋区部队、民兵积极参战，牵制敌人和组织战场勤务，保障主力部队长驱数百里。

1947年10月，指挥冀晋、冀中部队和民兵参加清风店战役，配合野战军主力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第3军，活捉军长罗历戎，取得晋察冀部队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1月，指挥冀晋部队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同时组织冀晋区民众有力地支援前线。

11月中旬，任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一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发起了平绥路破击战，组成左翼兵团参加了察南绥东战役。
 

在察哈尔军区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

1948年8月改任北岳军区司令员，率北岳兵团掩护华北部队主力进军归绥，进到绥东兼任绥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开展地方工作。随后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解放了张北、张家口。

1949年1月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指挥北岳兵团等部围攻大同，以政治攻势为主，迫使国民党守军投降。大同和平解放后，组织指挥了察北、察南的剿匪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平同志兼任察哈尔省第一副主席和公安厅厅长，领导全省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1951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

1953年5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率部参加了夏季反击战役。

7月，与司令员杨勇共同组织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次战役———金城反击战，给敌军以致命打击，为促使朝鲜停战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1月王平在朝鲜东线

1955年3月任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然后奉命回国，组建动员部。参与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兵役委员会的组织和任务的规定》，主持拟制了《兵役工作条例》、《动员工作条例》等几个动员法规性文件草案，为动员工作的法制化、制度化建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1957年2月第二次入朝，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0月任政治委员。组织部队加强战备，参加朝鲜的和平建设。

1958年10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组织志愿军部队撤离朝鲜回国。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8年11月，王平同志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60年1月任该院党委第一书记。他继承我军办校的优良传统，坚持刘伯承元帅确定的办校方针，加强学院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主张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学改革带动各方面建设，着力培养适应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的指挥人才，学院工作多次受到军委领导和总部机关的肯定。

“文化大革命”中，王平同志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遭受诬陷迫害达8年之久，被关押5年。

1975年4月恢复工作，先后担任军委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这两个单位工作期间，坚决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排除干扰，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对所属机关、部队进行整顿，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1977年12月，王平同志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到任不久，正值全党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他同张震同志在军内率先表态支持，并在总后各级干部中组织了这场大讨论，认清“两个凡是”的错误，端正思想路线。他还在总后勤部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拨乱反正的指示，按照军委的统一部署，组织总后机关、院校和部队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深入开展揭批查，为一大批被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彻底平反，同时整顿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在军队后勤建设上，他强调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面向部队，面向基层，一切为部队服务，一切为战备服务的指导思想。他经常深入所属部队、院校、医院和科研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积极建议并参与组织全军边防海岛和仓库等大检查，发现和解决了部队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他明确提出院校以教学为中心，医院以医疗为中心，科研单位以科研为中心，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他强调政治工作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和后勤工作的特点，增强针对性、及时性和原则性，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充分发挥保证和服务作用。他强调后勤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顾全大局，廉洁奉公，钻研业务，精通管理，当好红管家；要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胆地将确有管理才能的优秀科技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并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

1979年11月，王平同志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80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仍兼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并分管军委办公厅工作。他在总后和军委工作期间，认真贯彻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参与军队建设重大问题的决策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后勤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王平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政委

1985年王平同志退居二线后，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继续完成中央和军委交办的一些重要工作。他在担任《红一方面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红三军团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和《八路军》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精心组织，亲自审查把关，为这几部战史的编纂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还撰写出版了《王平回忆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热心参与开拓老年事业和关心下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不顾年迈体弱，竭尽全力发挥余热。

王平同志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他还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55年9月王平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8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

人物轶事

毛主席为他改名字

王平参加革命初期叫王惟允。当时的连长余均是广东人，每次连队点名他都将王惟允喊成“王翁翁”，不知道是余连长不认识“惟允”这两个字，还是由于广东口音，反正每次喊“王翁翁”时王平就知道是喊自己，大家也知道是在喊他，随即便是哄堂大笑，闹得大家都不好意思，王平的心里也很不得劲儿。于是余连长和王平商量要改个好听的名字。王平心想自己识字不多，名字不能太复杂，要简单好记，于是就改名叫王明。

1936年12月下旬，王平从红军大学毕业，准备到新的岗位上任，这时毛主席找他与贺晋年谈话。交代完任务后，毛主席见王平欲言又止，就问他：“有什么困难吗？”王平站起来说：“我想改名字。”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啊！”王平见毛主席这么开玩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正因为别人老是这样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改名字。”“那好吧！”毛主席当即同意，并顺手从笔架上拿起毛笔，在一张宣纸上笔走龙蛇地写出：“命令，贺晋年任27军军长，王平任27军政委。”从此，王明正式改名王平。

掩护毛主席脱险

王平多年在中央警卫团工作。在第3次渡过赤水河后，中央红军到了河西，以红一军团一部向四川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装逼近长江，把敌军调到赤水河以西来。一天急行军时，红3军团11团抄近道却走错了路，翻过山正遇上军委直属队的队伍。这时毛主席拄着棍子走上前来对王平说：“王大个子，你们来得正好，先停住，不要走，我给你们一个任务。据侦查员报告，山沟那边有敌军一个师要来袭击中央纵队，我正愁无兵可用，你们立即过去堵截，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通过，红5军团上来以后接替你们。”“是！”王平向毛主席庄重地敬了个礼，转身准备走开。“等一下！”毛主席赶忙叫住王平，补充道：“你们先去执行任务，我负责通知老彭（彭德怀）。”事不宜迟，王平率11团立即赶到指定地点，爬上山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敌人就上来了。事关党中央安全的天大责任，全团指战员拼命抗击，一直打到红5军团上来，移交阵地后，红11团才去追赶红3军团大部队。

红军时期，王平长期担任红11团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红11团以敢打恶仗、险仗、硬仗而著称。第5次反围剿时，在广昌保卫战中，敌军凭借优势兵力将我军压缩到广昌城里，并突破我军防御阵地，冲到指挥部附近。在这危急时刻，作为红3军团预备队的红11团奉命反击。王平带领队伍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扫射，前仆后继，勇猛拼杀，在打到部队两个营大多数同志牺牲，队伍只剩下二三十人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指挥部队顽强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证了红军指挥部安全脱险。

红11团在长征途中一直担任红3军团的前卫和后卫，还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和夺占娄山关、保卫遵义城等重要战役、战斗，安全地掩护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强攻大渡河、抢占泸定桥

1935年5月23日，王平受命当日深夜率红11团强攻大渡河，抢占泸定桥。他事先挑选出熊上林、罗会明、刘长发、张成球、郭世基、张表克这些连排班长，以及肖桂兰、张桂成、朱祥云、肖汉尧、谢良明、丁流民、陈万青、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为战斗员，他亲率这17人抢占泸定桥，强攻大渡河，占领娄山关。

1935年8月中旬，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向茫茫大草原行进。行军速度越来越慢，饥饿、疲劳时刻袭击着红军，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有个小通信员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地上爬。他说我多爬一步，就离革命胜利目标近了一步。王平真想把他带出草地，看他走不动了就赶紧把他扶上马。结果一扶，小通信员就倒在了王平的怀里没气了，王平心里难过极了。

长征过草地，王平率兵一营，急行军70余里，刚过了一条河，彭德怀命令王平率部回返，收容掉队的红军指战员。及至河边，举目远眺，人影绰绰。走近一看，那些指战员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各种姿态都有。上前大声呼叫，对方不应，近摇不动，再仔细察看，数百人全部牺牲了。只有一个小红军尚有气息，王平便抱小红军回，小红军中途也断气身亡。这个悲壮惨烈的场面令王平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直到60年后的1996年3月26日，王平将军言及此事，依然痛心得老泪纵横，哽咽不已，令闻者无不欷歔、长叹。

意味深长的人生细节

王平将军在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期间，以及晋察冀时期，工作一直特别忙，每次重要战役他都要带领部队战斗在最艰苦的战场。然而，战事再紧，教育子女他却毫不含糊，这期间有一件最令人敬仰、感动的事情。那时王平的三个孩子还都没长大成人，大女儿克丽、二女儿克忠、三儿子克光都是少年儿童。每当王平出征上战场的时候，三个孩子都要站在家门口依次一字排开，同父亲一一握手送别；每当王平胜利归来的时候，三个孩子又都依次排在家门口等待爸爸归来，再一一握手欢迎。这别开生面的举动看起来有些异乎寻常，颇有“将士远征，亲人壮行”与“英雄凯旋，举乡同庆”的传统意蕴，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王平就是透过这些生活细节意味深长地教育子女养成好习惯，在其幼小的心灵里树起为国家效力、为民族献身的必胜信念。

在南京再次见到毛主席

1972年，毛主席视察南京，在江苏省大会堂接见部队师以上干部和地方负责同志。毛主席一手拉着许世友，一手拉着王平走上主席台。一同上台的还有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裕宁等同志。

毛主席两手叉腰站在台中央，说：“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言毕他转身走出大会堂，指着王平、许世友说：“不要送，各奔前程。”旋即上车直奔上海。当时，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王平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

智斗江青

1969年夏，王平将军隔离审查于南京军区三所十一号楼。居一室，室内仅一床、一桌、一凳而已。将军衣圆领汗衫，粗布裤衩，日日写检讨不止。吃饭要排队，上厕须报告。大澡堂洗澡，由带队统一口令:“脱衣服”、“下去”、“出来”。其时，余所在部队警卫该地，见其如此，有虎入平原之慨矣！

1986年初春，余为记者访王平将军于北京东钓鱼台。将军宅为一栋青楼，富丽堂皇，花木掩映，真今非昔比。将军银发后掠，红光满面，见余问寒嘘暖，端茶倒水，热情和蔼。谈及往事，将军感慨万端，兴之所至，濡墨挥毫，书“天翻地覆慨而慷”条幅赠余。

王平将军于战争年代曾两次负伤，遇险则不计其数。将军言:长征过草地，途经班佑河。过河后彭德怀命其回返，收容掉队红军。将军领兵一营，急行军七十里，始至河畔，举目远眺，果然人影憧憧；近视之，或坐，或躺，或卧，或跪，或搂，或抱，或背靠背，或肩挨肩，皆呼之不应，摇之不动；细检之，约数百人，唯一小红军尚有气息；将军命抱小红军回，中途断气。1996年3月26日，王平将军与余言此，老泪纵横，哽咽不已，闻者无不长叹息也。

1938年8月1日，王平将军至任丘县青塔镇，赴任冀中军区政委。当日黄昏，军区政治部某领导呈送一处决罪犯之名单，请王平签名批复。名单共二十八人，罪名为“托派”、“汉奸”等。将军意难决。先提审一“汉奸”，黑土布衣、敞胸露怀，蓬头秽脸，十三岁童也。将军疑其罪，细审。问:“你当过汉奸吗？”童答:“不是。”问:“那你为什么被抓呢？”答:“偷东西。”又问:“既然你是小偷，能当着我面，偷偷看行吗？”童答:“不敢。”将军以命令口吻曰:“叫你偷就偷，有什么敢不敢？”童答:“已偷过。”将军不信，童遂从怀中取牙膏还之。王平将军大惊，心想:小偷无疑矣。是夜，遂将二十八名死刑犯，一一复审，果多为冤案，将军挥笔疾书，均免死罪。

“文革”中，南京军事学院分成两派:一派为“红司”，一派为“革联”，两派争斗王平将军。1967年4月，王平将军于南京总医院做胃、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手术未拆线，即被造反派抢出批斗。今日“红司”，明日“革联”，轮番“轰炸”，直至5月下旬。某日，南京体育馆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勒令王平到会，将军躺行军床、戴氧气罩，接受批斗达四小时之久。

王平将军办事极有主见，从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

武汉军区二十军防化连，江青“批林批孔”之试点单位。“文革”中，红极一时，人人趋之若鹜。某日，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王平将军驱车至二十军视察，经防化连，军领导指其营房告将军，此乃防化连。将军闭目佯装未闻，车过之。次日出车，又经防化连，陪同者提醒曰，是否到防化连看看，将军淡淡一笑，无动于衷。又一日，将军车三过防化连，秘书小声附将军耳言，这是江青抓的点，不下车看看恐怕不妥，将军依然不发一言，车又过之。事后，有人状告王平，三过防化连而不入，与江青唱对台戏。王平将军耸耸肩曰:“小题大做，不予理睬。”

不久，江青一封亲笔信送防化连，官兵敲锣打鼓，学习讨论，并将信连夜送武汉军区。王平将军接信后，沉默无语，搁置数日。有常委建议:“政委，我们是否给江青同志回个信？”将军问:“回信说什么？”答:“以军区党委名义，感谢江青同志对部队的亲切关怀。”将军不悦，曰:“江青同志并未在军队担任职务，她给一个连队写信，也值得军区党委兴师动众？”该常委无言以对。

1976年2月下旬，党中央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要求转弯子，积极支持并参加批邓。江青出席大会，作即席发言，主旨批邓。会后，由王平将军主笔，杨得志、赵辛初等与会将军联名书信一封，送江青，大意为:你今天讲的话，我们没有记下来，请发一个记录稿给我们，我们好回去传达。江青阅信，心中不悦，只得于信上批曰:“概不传达。”

毛泽东逝世，全国各省、各军区都发唁电，按习惯应对江青表示慰问。武汉军区发的唁电只字未提江青。报纸发表后，各大军区唯有武汉军区未提江青名。有人建议再给江青补发一电，王平将军则曰:“不提江好。不提，江青还高兴。说明她是党中央领导人，把她放在家属位置或者还不高兴呢。”此事遂平。

抗日战争时期，王平将军任晋察冀三分区政委，黄永胜任司令员。某日，上级命令三分区派人至敌占区运粮。黄永胜推脱有病，王平欣然代之前往。大捷归，黄永胜忌之，状告王平包办一切，欲取司令员而代之。王平哭笑不得。“文革”之初，王平将军隔离审查，专案人员询之黄永胜，黄永胜曰:“此人早该打倒。”将军故此身陷囹圄五年。王平将军出狱之际，恰黄永胜锒铛入狱之时。专案人员询之，将军不发一言。单独审讯黄永胜，有关部门特邀王平将军参加，拒之。公安部集体审讯黄永胜，王平将军应邀而至，于走廊处循窗口一瞥，旋还。

著作

1992年12月，《王平回忆录》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