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坟”的回忆
上个世纪，1956年的春天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已经进入 4月份了，人们还迟迟不能脱去棉衣。湖边的柳条尚未泛青，干干的枝条在风中摇曳，不见丝毫春天的景色。
一个星期的下午，大家都出去了，我看了一会书，就从独身宿舍（岳阳街31号，原日伪荷兰大使馆）出来，沿原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北行，经解放广场（原解放大路和人民大街交汇处有一广场，夏天绿树成荫，花草繁茂）再往北走不远，就到了声名远播，至今人们仍在议论不忘的原长春“孝子坟”的所在地。
“孝子坟”，我很清楚地记得它准确的位置在原吉大北校园鸣放宫，即今牡丹园的东南角，丰顺街口往南一点点的地方。当时它的西侧是长春市图书馆，末代皇妃李玉琴当时就在这个图书馆工作。过街东侧是人民公园（现儿童公园）露天音乐堂（现省文化活动中心）和长春市游泳池。
关于“孝子坟”的来历和沿革当时有不少传说。有的说，一个孝子，母亲病重想吃鱼，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那年月上哪去买鱼，再说就是有鱼也没钱买呀，于是冒着严寒，卧冰数日，冰化雪融，捞上鱼来煮熟给母亲吃，人称为孝子，死后葬于此，故称“孝子坟”。还有的说一个孝子，因家穷，他宁可自己饿肚皮，每日做苦力赚点钱，保母亲不挨饿，母亲死后他七七四十九天长跪守孝，卖身葬母，人称孝子。死后葬于此处。
其实据当时的资料介绍，孝子是一个名叫王梦惺的辽阳人，他一生以孝为先，因曾在长春住，他38岁时母亲病故葬于长春。后抱痛回辽阳，不久到千山名寺无量观出家静修佛道。十余年后，王梦惺一直特别想念母亲，甚至在梦中母子相会。于是他又来到长春母亲墓旁，结庐守孝，彻夜不眠。据说他三年不食人间烟火，以清水和生米度日，终日不与任何人交往，忍冻受饿以尽孝道，人们敬畏和称道王梦惺的大孝，称他为王孝子。这位王大孝子在母亲墓旁守孝三年后。于1934年去世，人们把王梦惺和母亲合葬一处，故人称“孝子坟”。
原“孝子坟”并没有多大名气，而真正使“孝子坟”名声大振是从日伪修筑首都新京而形成的。日伪当时要在所谓新国都修筑一条贯穿南北的十里长街（当时街名就别有用心叫“大同大街”），按原规划设计，这条街正好路过“孝子坟”，必须拆除掉，于是人们散布了不少言论和传说，故弄玄虚，说“孝子坟”显灵了，路不能从此过，坟不能拆。一些宗教和社会团体也主张保留“孝子坟”。当时日伪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显示他们所谓孝道的嘴脸，也同意保留。所以在不影响主干道的情况下，在南行右侧树旁和人行道上保留了“孝子坟”。从此，“孝子坟”声名远播。听说连京都修道都绕开了，以为“孝子坟”真的是显灵了，更多的人从外地赶来拜谒“孝子坟”。又有一些人为了孝道主动捐资，修成了后来的“孝子坟”。坟台占地约80平方米，用石料水泥砌成，高 2米左右，正前方有十余级台阶，上去是个平台，中间修一四角形，高 3米左右七层小古塔，四面有方形碑石。碑正中刻有“孝为本”、“诚则明”等字样。还刻有一些小字碑文。墓前方台阶上下均修有石座，上面放着铁铸大香炉，每日香火不断，基台四周有石雕栏杆环绕。
当时的“孝子坟”可谓长春的一大景观，外地人来长春大多要去参观“孝子坟”的。
我毕业不久刚分配到长春工作，也是慕名前往，又在台阶上摄影留念。后来据说是有人利用“孝子坟”搞封建迷信活动，造谣生事，于1958年 9月经长春市人民政府决定拆除。一些石碑、牌坊、石柱等散落各处。现儿童公园东北角还有几件。
人是应该讲孝道的，孝道是一种人性，孝道是一种品质，孝道是一种力量，尊敬老年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年为王孝子修坟（上接第47页）建墓怎么说也是一件积德的事，留给后人一点积累和启示。但有人利用“孝子坟”乱搞名堂、兴风作浪，拆除也是应该。然而“孝子坟”仍在人们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心中。
如今，听说又有人提议重新修筑“孝子坟”，我认为，修与不修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家庭中不仅要提倡孝道，而要言行一致切实做到才好，善待老年人给自己留条后路，给子女作出榜样，因为大家都会老的。“劝君在家敬父母，何必徒劳远烧香”，是也 !
（作者：吉林省林业厅史志办 刘有志）
在旧有观念里，总认为给子女积累足够的财富，就是对其最大的爱。然而，此举真能保障子女一辈子富足吗？司马光有段著名的家训：“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给后代留什么？司马光在家训中作了最好的诠释。
明朝有位王中丞，总制两广，有一天清查官库所藏的财物时，发现有盈余金三十四万两。当时，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大盈余。面对这笔无主可归的公帑，如果王中丞不说，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的一位老友劝道：“公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三十万两，留四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忠介无损也。”王中丞听了笑着说：“如此有如孀居之妇，守三十年节，一旦为儿孙计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锱铢，人们称赞王中丞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中数元或魁，接续相位，家道久兴不衰。
宋代有位王祐，在做权开封府（相当于京都行政长官）、兵部侍郎时，奉命侦办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意图造反一案。王祐花费数月明察暗访，最终也没有查获任何证据。他据实上报，却被贬“徙知襄州”。面对失意，王祐淡定从容，在赴襄州就任前，在自己的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并颇为自信地说：“吾后世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此语后来果然应验。王佑本人虽然没有位高权重，但其子孙却颇受其德影响。儿子后来登上相位。王祐在自己的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承袭达千年。以三棵槐树命名的“三槐堂”，成了山东王家响当当的堂号。
与王祐和王中丞秉公、坦荡、正直的品格相比，浙江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十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只有一儿一孙，整天不务正业，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官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得不能算小，田买了十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怎么啦！”
历史上，许多贤臣名吏在“积德与积金”的处理上，都很注重以身示诫，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守，为官不徇私情，教导子孙粗食步行。有亲朋好友劝他，趁大权在握的时候，为子孙多置些产业，杨震笑道，让子孙具备清廉之德，这就是重要的“家财”了。明代嘉靖时期的都御史戚景通，清正廉洁，病重期间，把时年17岁的儿子戚继光叫到病榻前说：“为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财产，只留给你忠贞爱国之心。”历史证明，戚继光继承父志，成为一代抗倭名将，名垂青史。清代的郑板桥，为政清廉，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对儿子说：“我不愿子孙将来能势位富厚，不能积造孽钱以害子孙。”他的女儿出嫁时连嫁妆也没有。郑板桥在弥留之际，叫儿子亲自做几个馒头给他吃，当儿子做好馒头端来时，他却已咽气。儿子悲痛欲绝，忽见茶几上有一纸条：“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好汉。”儿子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父亲要他做馒头的良苦用心。
积德不积金。留给子孙财富，不如培养子孙。让子孙成为国家栋梁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才是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程学武）
已经进入 4月份了，人们还迟迟不能脱去棉衣。湖边的柳条尚未泛青，干干的枝条在风中摇曳，不见丝毫春天的景色。
一个星期的下午，大家都出去了，我看了一会书，就从独身宿舍（岳阳街31号，原日伪荷兰大使馆）出来，沿原斯大林大街（现人民大街）北行，经解放广场（原解放大路和人民大街交汇处有一广场，夏天绿树成荫，花草繁茂）再往北走不远，就到了声名远播，至今人们仍在议论不忘的原长春“孝子坟”的所在地。
“孝子坟”，我很清楚地记得它准确的位置在原吉大北校园鸣放宫，即今牡丹园的东南角，丰顺街口往南一点点的地方。当时它的西侧是长春市图书馆，末代皇妃李玉琴当时就在这个图书馆工作。过街东侧是人民公园（现儿童公园）露天音乐堂（现省文化活动中心）和长春市游泳池。
关于“孝子坟”的来历和沿革当时有不少传说。有的说，一个孝子，母亲病重想吃鱼，当时正值寒冬腊月，那年月上哪去买鱼，再说就是有鱼也没钱买呀，于是冒着严寒，卧冰数日，冰化雪融，捞上鱼来煮熟给母亲吃，人称为孝子，死后葬于此，故称“孝子坟”。还有的说一个孝子，因家穷，他宁可自己饿肚皮，每日做苦力赚点钱，保母亲不挨饿，母亲死后他七七四十九天长跪守孝，卖身葬母，人称孝子。死后葬于此处。
其实据当时的资料介绍，孝子是一个名叫王梦惺的辽阳人，他一生以孝为先，因曾在长春住，他38岁时母亲病故葬于长春。后抱痛回辽阳，不久到千山名寺无量观出家静修佛道。十余年后，王梦惺一直特别想念母亲，甚至在梦中母子相会。于是他又来到长春母亲墓旁，结庐守孝，彻夜不眠。据说他三年不食人间烟火，以清水和生米度日，终日不与任何人交往，忍冻受饿以尽孝道，人们敬畏和称道王梦惺的大孝，称他为王孝子。这位王大孝子在母亲墓旁守孝三年后。于1934年去世，人们把王梦惺和母亲合葬一处，故人称“孝子坟”。
原“孝子坟”并没有多大名气，而真正使“孝子坟”名声大振是从日伪修筑首都新京而形成的。日伪当时要在所谓新国都修筑一条贯穿南北的十里长街（当时街名就别有用心叫“大同大街”），按原规划设计，这条街正好路过“孝子坟”，必须拆除掉，于是人们散布了不少言论和传说，故弄玄虚，说“孝子坟”显灵了，路不能从此过，坟不能拆。一些宗教和社会团体也主张保留“孝子坟”。当时日伪当局为了笼络人心，显示他们所谓孝道的嘴脸，也同意保留。所以在不影响主干道的情况下，在南行右侧树旁和人行道上保留了“孝子坟”。从此，“孝子坟”声名远播。听说连京都修道都绕开了，以为“孝子坟”真的是显灵了，更多的人从外地赶来拜谒“孝子坟”。又有一些人为了孝道主动捐资，修成了后来的“孝子坟”。坟台占地约80平方米，用石料水泥砌成，高 2米左右，正前方有十余级台阶，上去是个平台，中间修一四角形，高 3米左右七层小古塔，四面有方形碑石。碑正中刻有“孝为本”、“诚则明”等字样。还刻有一些小字碑文。墓前方台阶上下均修有石座，上面放着铁铸大香炉，每日香火不断，基台四周有石雕栏杆环绕。
当时的“孝子坟”可谓长春的一大景观，外地人来长春大多要去参观“孝子坟”的。
我毕业不久刚分配到长春工作，也是慕名前往，又在台阶上摄影留念。后来据说是有人利用“孝子坟”搞封建迷信活动，造谣生事，于1958年 9月经长春市人民政府决定拆除。一些石碑、牌坊、石柱等散落各处。现儿童公园东北角还有几件。
人是应该讲孝道的，孝道是一种人性，孝道是一种品质，孝道是一种力量，尊敬老年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年为王孝子修坟（上接第47页）建墓怎么说也是一件积德的事，留给后人一点积累和启示。但有人利用“孝子坟”乱搞名堂、兴风作浪，拆除也是应该。然而“孝子坟”仍在人们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心中。
如今，听说又有人提议重新修筑“孝子坟”，我认为，修与不修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家庭中不仅要提倡孝道，而要言行一致切实做到才好，善待老年人给自己留条后路，给子女作出榜样，因为大家都会老的。“劝君在家敬父母，何必徒劳远烧香”，是也 !
（作者：吉林省林业厅史志办 刘有志）
在旧有观念里，总认为给子女积累足够的财富，就是对其最大的爱。然而，此举真能保障子女一辈子富足吗？司马光有段著名的家训：“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给后代留什么？司马光在家训中作了最好的诠释。
明朝有位王中丞，总制两广，有一天清查官库所藏的财物时，发现有盈余金三十四万两。当时，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日积月累，遂有大盈余。面对这笔无主可归的公帑，如果王中丞不说，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的一位老友劝道：“公一尘不染，朝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三十万两，留四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忠介无损也。”王中丞听了笑着说：“如此有如孀居之妇，守三十年节，一旦为儿孙计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锱铢，人们称赞王中丞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中数元或魁，接续相位，家道久兴不衰。
宋代有位王祐，在做权开封府（相当于京都行政长官）、兵部侍郎时，奉命侦办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意图造反一案。王祐花费数月明察暗访，最终也没有查获任何证据。他据实上报，却被贬“徙知襄州”。面对失意，王祐淡定从容，在赴襄州就任前，在自己的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并颇为自信地说：“吾后世子孙必有为三公者。”此语后来果然应验。王佑本人虽然没有位高权重，但其子孙却颇受其德影响。儿子后来登上相位。王祐在自己的宅院内手植槐树三棵，承袭达千年。以三棵槐树命名的“三槐堂”，成了山东王家响当当的堂号。
与王祐和王中丞秉公、坦荡、正直的品格相比，浙江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十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只有一儿一孙，整天不务正业，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官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得不能算小，田买了十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怎么啦！”
历史上，许多贤臣名吏在“积德与积金”的处理上，都很注重以身示诫，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守，为官不徇私情，教导子孙粗食步行。有亲朋好友劝他，趁大权在握的时候，为子孙多置些产业，杨震笑道，让子孙具备清廉之德，这就是重要的“家财”了。明代嘉靖时期的都御史戚景通，清正廉洁，病重期间，把时年17岁的儿子戚继光叫到病榻前说：“为父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财产，只留给你忠贞爱国之心。”历史证明，戚继光继承父志，成为一代抗倭名将，名垂青史。清代的郑板桥，为政清廉，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对儿子说：“我不愿子孙将来能势位富厚，不能积造孽钱以害子孙。”他的女儿出嫁时连嫁妆也没有。郑板桥在弥留之际，叫儿子亲自做几个馒头给他吃，当儿子做好馒头端来时，他却已咽气。儿子悲痛欲绝，忽见茶几上有一纸条：“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宗，不算是好汉。”儿子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父亲要他做馒头的良苦用心。
积德不积金。留给子孙财富，不如培养子孙。让子孙成为国家栋梁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才是留给后人最好的财富。（程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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