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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牌楼设计者王仲奋 出书为东阳民居建筑正名

2017-03-01 11:23:41来源: 金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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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的王仲奋考察民居
“东阳民居源远流长、承前启后、文化奇葩。”对于东阳民居建筑,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规划专家郑孝燮曾有这样的评价。而在东阳籍建筑专家王仲奋老先生眼中,东阳民居建筑自成体系,可谓是东方住宅的“明珠”。
2017年东阳“两会”期间,王仲奋20余年的研究成果———由东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东阳帮与东阳民居建筑体系》正式出版,发到了东阳市政协委员手中。
发掘东阳民居被淹没的辉煌
85岁高龄的王仲奋从事古建园林研究工作已近40年,四柱七楼牌楼(北京地坛西门外标志建筑)和被誉为“国门”的天竺收费站(北京首都机场高速路的收费总站)的设计皆出自他之手。
“本书从东阳传统民居建筑的发展轨迹、工匠行帮、布局结构、文化特征、装修技法和特殊工艺等多个方面论述了东阳民居建筑体系。”王仲奋说,这次结集出版,是为了树立东阳民居独树一帜的历史地位,发掘东阳民居被淹没的辉煌。《东阳帮与东阳民居建筑体系》全书共15万字,其中包括东阳传统民居风格、东阳帮工匠技艺、东阳传统民居研究等三个部分。
为了著书,王仲奋多次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建筑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所,查阅古徽州、浙江中西部各州县的史志和有关“东阳帮”、东阳民居的资料,并考察了苏南、皖南、赣东北、浙江全境的城镇和乡村建筑,进行拍照和重点测绘;寻访各地70岁以上的老人、有识之士和工匠师傅,收集资料。
“我的离休工资基本都花在这里了,有人说我在干‘傻事’,不如投资建校可以流芳百世。”王仲奋说,他认为自己干的是一般人想干干不了、有钱也不一定能干的事。“这是对故乡东阳、对社会有益的事,对‘东阳帮’先辈来说是个安慰,即使是‘傻事’也值得。”
“徽派建筑”的说法不恰当
20世纪90年代,“徽派建筑”的说法甚嚣尘上,甚至把兰溪诸葛村、浦江九世堂等建筑都归为“徽派民居”和“徽派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东阳人、‘东阳帮’造的,东阳民居建筑风格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成熟,这怎么能被称为‘徽派建筑’呢?”王仲奋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些建筑称为“皖南古村落西递及宏村”,这种说法是准确的,而“徽派建筑”“徽派民居”的表述不恰当。
王仲奋认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群落或体系的形成,至少要经历萌芽、发展至成熟的历史进程。皖南古村落建筑中除雕饰的精细程度,后期作品优于早期作品外,在布局特征、外观造型、屋架结构、制作手法等方面均找不到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东阳的民居建筑,在东阳的偏僻小山村中,仍可找到从竹木窝棚、单马头泥筑墙二坡青瓦顶楼屋到复式马头砖墙二坡青瓦顶楼屋等各阶段的实物遗迹。
另外,在徽州地区明清时期的府、县《方志》中,从未提到有关建筑和从事建筑业的工匠,因而更不可能有一支阵容强大、技术全面、手艺高超的建筑队伍。“没有人才也就不可能形成它自己的建筑体系。”王仲奋说,可以推断,这些建筑是徽商出钱聘请外地工匠建的。
而由亦农亦工的东阳人组成的“东阳帮”除参与宋、元、明各朝的宫廷建设外,活动范围遍布浙江、江西、安徽等多地。王仲奋说,“东阳帮”在建筑房屋时还使用着他们的“独门武器”———鲁班尺。通过查阅多地史料和对知情人的走访,王仲奋得出结论,皖南这些古村落建筑应该是由东阳匠人建造而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所谓“徽派建筑”只是东阳建筑体系的一员。
与河姆渡建筑文化同根共祖
经过考证发现,东阳民居建筑与距今7000多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建筑文化同根共祖,其中柱中销的做法与河姆渡出土的柱中销做法完全一致,且两地相距仅百余公里,足见东阳建筑源远流长。“粉墙黛瓦马头墙,石库台门四合房。碧纱隔扇船篷顶,镂空牛腿浮雕廊。”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杜仙洲对东阳民居的题诗。
王仲奋认为,东阳民居建筑成熟于唐宋,精饰于明清。大唐太和年间,《东阳县志》就有对建造冯家楼的记载。南宋期间的辉映楼、元代的蔡宅小祠堂将东阳木雕艺术应用于建筑装饰后,独树一帜的东阳建筑体系(流派)基本形成,至明清发展至鼎盛时期。
东阳民居建筑以粉墙黛瓦“马头墙”为外形,以木结构为骨架,把木雕、砖雕、石雕等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融为一体。同时,多以宗祠为中心,家族分支的厅堂为支轴,向四周辐射发散,“13间头”是东阳传统民居的典型模式。
“近几年来,吕雄心、顾小云、张坚伟、赵一豪等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卢宅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东阳市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吴海刚介绍,2016年4月29日,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一行来东阳考察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并提出在东阳设立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非遗工作站。今年3月,专家将再次来东阳考察。
“现在很多地方新农村建设中,都运用了东阳民居建筑技艺。”吕雄心说,长廊、亭台、楼阁出现在很多村子里,这本书的出版为农村建设提供了范本。 (记者 倪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