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王菊人
王文耿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0周年纪念日。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王菊人以杨虎城机要秘书身份,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王菊人曾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不打内战,为了全民抗日。国家都要亡了,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可能就会亡种了。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逼着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屡受重创后,又亲自到西安督战,威胁张、杨二人如不积极“剿共”,将要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离陕西。实际上就是要把张、杨的部队分化瓦解,从而消灭这两支杂牌军。张、杨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在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大员的“逼蒋抗日”强制措施。在参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部属中,许多人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特别是王菊人,作为杨虎城心腹的重要幕僚,既是杨最信任的部下和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的“大管家”,也是参与杨部机密的重要人物,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了很多贡献。
王菊人(1906—1975年),原名王若渊,陕西蒲城人,清道光朝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禁烟名臣王鼎玄孙。王菊人命运多舛,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24年考入西安私立成德中学,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派遣回蒲城任中共蒲城区委宣传委员及第一高小支部书记。由于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大会上散发传单,又发动农民“交农”斗争,遭当局通缉,遂逃离陕西赴沪联系党组织。因地下党交通站被破坏,在逃脱特务追踪后流落上海,由友人资助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从此与党失去联系。1928年底,由于失去资助,生活濒于绝境,遂赴山东杨虎城驻地,经时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介绍入杨部任指导员,后任杨虎城将军副官和机要秘书。王菊人办理公私函电“案无留牍,事不经宿”,深受杨将军倚重。1930年杨虎城将军奉命袭击唐生智,两军生死相搏,弹雨横飞,王菊人随侍左右,从不擅离,子弹穿透军帽,竟神色不变。
1930年王菊人随杨虎城部队回陕,先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兼民政厅秘书,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办公厅(后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科中校科长等。同年夏,十七路军所属警备第三旅共产党员吕剑人、许天杰,在甘肃“两当兵变”失败后,被军法处判处死刑。王菊人挺身面见杨虎城,将吕、许改判有期徒刑,后又先后营救出狱,从而保护了共产党人。1933年春,因受反共分子和南京政府逼迫,杨虎城送王菊人等赴日“深造”。9月杨虎城急电召其归国,让王菊人说服被蒋介石拉拢收买调往平绥线、脱离杨部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返陕归建。1935年秋中共党员谢华、徐彬如等秘密来陕筹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他积极给予支持和配合。12月,汪锋带着毛泽东主席给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到西安,王菊人代表杨虎城将军予以接待。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梁明德途经西安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王菊人负责接待并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王世英与杨虎城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商谈。8月30日毛泽东派红军联络代表张文彬到达西安,与十七路军代表王菊人会面,双方就互不侵犯、互通贸易、军事联络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王菊人还特意购置了一部德制无线电台交张文彬使用,杨虎城又委任张为上校秘书,住在十七路军总部,随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年夏秋,根据杨虎城的指示,王菊人先后在西安绥署特务营营部、该营营副谢晋生家以及淳化、洛川、宜川等地,设立了六处交通站和运输站,使当时红军急需的文具、纸张、电池、医药等物品,通过这些运输站不断供给苏区,使进出苏区的人员,通过这些交通站顺利往返。
西安事变爆发前,王菊人与张学良将军的高参高崇民等奉命起草《为“兵谏”告人民书》《与各省通电》《八项政治主张》等绝密文件,“目不交睫达七昼夜”。为什么王菊人等人把西安事变称作“兵谏”而不是“兵变”?这是因为发动的目的在于让蒋介石停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是以武力形式所做的一个犯颜进谏行为。
事变行动前,王菊人沉稳镇定地处置了几次发生的意外情况,尤其是特务营长宋文梅误报东北军提前行动的消息,导致西安警备旅孔从周部以城防安全演习为借口的“兵谏”演习活动险出意外,骤然停止。事变开始行动后,王菊人始终在张、杨的联合指挥部里,沉着机智地协助指挥调动。当时东北军捉住蒋介石后并没有押往东北军的剿总驻地,而是移交给了十七路军。1936年12月12日上午,蒋介石被押来西安绥靖公署后,东北军要接收的凭据,王菊人打了收条把蒋介石接收下来,安顿在新城大楼,后又送到高桂滋公馆。期间,蒋介石还向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军官打探消息、挑拨他们与东北军的关系,甚至打算收买他们,但均遭到了拒绝。
临潼扣蒋后,王菊人兼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政治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并担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的联络事宜以及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的联络工作。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同志和其德国籍夫人王安娜,也住在王菊人家。在此期间,王菊人积极配合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做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宣传工作,四处奔走,各方说服。王菊人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报告了西安事变的事发经过以及其所掌握的各方动态情况,特别是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同时协助杨虎城将军和中共代表团做好十七路军官兵的说服引导工作,防止出现内部混乱,破坏国共合作、联将抗日的局面。在南汉宸筹组织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时,王菊人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与协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达到了张、杨两位将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留下了闪耀的一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多方威逼杨虎城将军出国。1937年5月,杨将军离陕赴沪,出洋考察。同年11月,杨将军从欧洲归来,王菊人与申明甫、王炳南、王根僧等赶赴香港迎接,并多次提醒杨将军注意安全。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扣押后,王菊人在西安东关购地筑房,闭门“读书”。此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设宴“招待”,三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要王菊人“出山”,都被他予以回绝。当王菊人得知杨虎城在狱中备受折磨,两鬓染霜时,曾写下“怀旧情缕缕,感岁活年年。愧我无报答,闻君鬓已斑”的诗句,表达了对杨虎城的无限思念之情。
1941年春,王菊人与杜斌丞、杨明轩等积极进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的筹建活动。1944年秋冬,王菊人与郭则沉、杜斌丞、杨明轩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使民盟活动在陕西地区迅速展开。1946年,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写信给他,请其边区一行。王菊人化装后秘密通过封锁线,前往关中军分区所在地马栏,与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商讨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民主运动及赵寿山、孔从周部起义等问题。对王菊人先生的革命活动,胡宗南曾多方威胁,并派特务严密监视,但他以“手提头颅忘生死”的气概,不顾安危,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47年3月24日,王菊人与杜斌丞突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西安新城秘密监狱。虽经严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杜斌丞鼓励王菊人说:“你还年轻,要好好排解,将来为革命出力。”并写了《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绝一首:“我志匪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坦坦,自足慰吾情。”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胡宗南仓皇南逃。王菊人先生被押至四川境内,乘乱机智脱身,沿途乞讨至汉中,同年冬由党组织派人接回西安。后赴北京医病时,他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周恩来同志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份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要求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给予他亲切慰勉。1950年起,王菊人先生先后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1951年加入民革,任民革第二、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还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月4日在西安病逝。病逝前,他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节目撰稿,呼吁两岸结束敌对、实现祖国统一。生前留言将蒲城之故居捐给政府,1997年蒲城县人民政府将其改建成王鼎纪念馆。
今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0周年纪念日。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王菊人以杨虎城机要秘书身份,参与了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王菊人曾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不打内战,为了全民抗日。国家都要亡了,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可能就会亡种了。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逼着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在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屡受重创后,又亲自到西安督战,威胁张、杨二人如不积极“剿共”,将要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调离陕西。实际上就是要把张、杨的部队分化瓦解,从而消灭这两支杂牌军。张、杨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在不抗日就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大员的“逼蒋抗日”强制措施。在参与西安事变的杨虎城部属中,许多人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是同情共产党的进步人士,特别是王菊人,作为杨虎城心腹的重要幕僚,既是杨最信任的部下和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的“大管家”,也是参与杨部机密的重要人物,在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了很多贡献。
王菊人(1906—1975年),原名王若渊,陕西蒲城人,清道光朝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禁烟名臣王鼎玄孙。王菊人命运多舛,幼年丧父,家境贫寒。1924年考入西安私立成德中学,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派遣回蒲城任中共蒲城区委宣传委员及第一高小支部书记。由于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周年大会上散发传单,又发动农民“交农”斗争,遭当局通缉,遂逃离陕西赴沪联系党组织。因地下党交通站被破坏,在逃脱特务追踪后流落上海,由友人资助入上海艺术大学学习,从此与党失去联系。1928年底,由于失去资助,生活濒于绝境,遂赴山东杨虎城驻地,经时任杨虎城秘书的米暂沉介绍入杨部任指导员,后任杨虎城将军副官和机要秘书。王菊人办理公私函电“案无留牍,事不经宿”,深受杨将军倚重。1930年杨虎城将军奉命袭击唐生智,两军生死相搏,弹雨横飞,王菊人随侍左右,从不擅离,子弹穿透军帽,竟神色不变。
1930年王菊人随杨虎城部队回陕,先后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秘书兼民政厅秘书,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办公厅(后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科中校科长等。同年夏,十七路军所属警备第三旅共产党员吕剑人、许天杰,在甘肃“两当兵变”失败后,被军法处判处死刑。王菊人挺身面见杨虎城,将吕、许改判有期徒刑,后又先后营救出狱,从而保护了共产党人。1933年春,因受反共分子和南京政府逼迫,杨虎城送王菊人等赴日“深造”。9月杨虎城急电召其归国,让王菊人说服被蒋介石拉拢收买调往平绥线、脱离杨部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返陕归建。1935年秋中共党员谢华、徐彬如等秘密来陕筹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他积极给予支持和配合。12月,汪锋带着毛泽东主席给杨虎城将军的亲笔信到西安,王菊人代表杨虎城将军予以接待。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梁明德途经西安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王菊人负责接待并作了周密的部署,安排王世英与杨虎城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商谈。8月30日毛泽东派红军联络代表张文彬到达西安,与十七路军代表王菊人会面,双方就互不侵犯、互通贸易、军事联络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王菊人还特意购置了一部德制无线电台交张文彬使用,杨虎城又委任张为上校秘书,住在十七路军总部,随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年夏秋,根据杨虎城的指示,王菊人先后在西安绥署特务营营部、该营营副谢晋生家以及淳化、洛川、宜川等地,设立了六处交通站和运输站,使当时红军急需的文具、纸张、电池、医药等物品,通过这些运输站不断供给苏区,使进出苏区的人员,通过这些交通站顺利往返。
西安事变爆发前,王菊人与张学良将军的高参高崇民等奉命起草《为“兵谏”告人民书》《与各省通电》《八项政治主张》等绝密文件,“目不交睫达七昼夜”。为什么王菊人等人把西安事变称作“兵谏”而不是“兵变”?这是因为发动的目的在于让蒋介石停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是以武力形式所做的一个犯颜进谏行为。
事变行动前,王菊人沉稳镇定地处置了几次发生的意外情况,尤其是特务营长宋文梅误报东北军提前行动的消息,导致西安警备旅孔从周部以城防安全演习为借口的“兵谏”演习活动险出意外,骤然停止。事变开始行动后,王菊人始终在张、杨的联合指挥部里,沉着机智地协助指挥调动。当时东北军捉住蒋介石后并没有押往东北军的剿总驻地,而是移交给了十七路军。1936年12月12日上午,蒋介石被押来西安绥靖公署后,东北军要接收的凭据,王菊人打了收条把蒋介石接收下来,安顿在新城大楼,后又送到高桂滋公馆。期间,蒋介石还向王菊人等十七路军军官打探消息、挑拨他们与东北军的关系,甚至打算收买他们,但均遭到了拒绝。
临潼扣蒋后,王菊人兼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政治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并担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的联络事宜以及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的联络工作。中共代表团的王炳南同志和其德国籍夫人王安娜,也住在王菊人家。在此期间,王菊人积极配合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做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宣传工作,四处奔走,各方说服。王菊人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报告了西安事变的事发经过以及其所掌握的各方动态情况,特别是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同时协助杨虎城将军和中共代表团做好十七路军官兵的说服引导工作,防止出现内部混乱,破坏国共合作、联将抗日的局面。在南汉宸筹组织十七路军抗日同志会时,王菊人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与协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达到了张、杨两位将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留下了闪耀的一笔。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多方威逼杨虎城将军出国。1937年5月,杨将军离陕赴沪,出洋考察。同年11月,杨将军从欧洲归来,王菊人与申明甫、王炳南、王根僧等赶赴香港迎接,并多次提醒杨将军注意安全。杨虎城被国民党特务扣押后,王菊人在西安东关购地筑房,闭门“读书”。此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设宴“招待”,三次派人许以高官厚禄要王菊人“出山”,都被他予以回绝。当王菊人得知杨虎城在狱中备受折磨,两鬓染霜时,曾写下“怀旧情缕缕,感岁活年年。愧我无报答,闻君鬓已斑”的诗句,表达了对杨虎城的无限思念之情。
1941年春,王菊人与杜斌丞、杨明轩等积极进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西北地方组织的筹建活动。1944年秋冬,王菊人与郭则沉、杜斌丞、杨明轩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使民盟活动在陕西地区迅速展开。1946年,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写信给他,请其边区一行。王菊人化装后秘密通过封锁线,前往关中军分区所在地马栏,与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商讨组织地方武装开展民主运动及赵寿山、孔从周部起义等问题。对王菊人先生的革命活动,胡宗南曾多方威胁,并派特务严密监视,但他以“手提头颅忘生死”的气概,不顾安危,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47年3月24日,王菊人与杜斌丞突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西安新城秘密监狱。虽经严刑逼供,但他坚贞不屈。杜斌丞鼓励王菊人说:“你还年轻,要好好排解,将来为革命出力。”并写了《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五绝一首:“我志匪石转,君心比月明”,“衷怀诚坦坦,自足慰吾情。”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胡宗南仓皇南逃。王菊人先生被押至四川境内,乘乱机智脱身,沿途乞讨至汉中,同年冬由党组织派人接回西安。后赴北京医病时,他向周恩来同志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周恩来同志认为其以党外人士身份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要求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给予他亲切慰勉。1950年起,王菊人先生先后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委员,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1951年加入民革,任民革第二、第三、第四届中央委员,民革陕西省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陕西省第二、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还是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1月4日在西安病逝。病逝前,他还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节目撰稿,呼吁两岸结束敌对、实现祖国统一。生前留言将蒲城之故居捐给政府,1997年蒲城县人民政府将其改建成王鼎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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