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北宋文化：大道独行王安石
核心提示：他两次出任宰相，在“三冗”危机中力促改革；他清廉不苟，志行高洁，赢得了“拗相公”的称誉；他独创生新，变尽唐音，成就唐宋八大家之名，他就是王安石。作为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这一生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在于变法。
他两次出任宰相，在“三冗”危机中力促改革；他清廉不苟，志行高洁，赢得了“拗相公”的称誉；他独创生新，变尽唐音，成就唐宋八大家之名，他就是王安石。作为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这一生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在于变法。这一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大改革，让他身前身后饱受争议。如今，这位大道独行的宰相已静静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依然凛凛有生气。
力主改革推新法
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年纪稍长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体验民间疾苦。
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今开封），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1042年，王安石任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调为鄞县知县。
北宋建立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而此时的北宋，国力日渐衰弱。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没被仁宗采纳。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个20出头的青年看到国家不景气，有心改革一番。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并受到称赞。韩维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提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这一次，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随后，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1069年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推行新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9月，立青苗法；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1074年，河北发生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画，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到江宁府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让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便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革由此戛然而止。
一肩风雨任评说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行，人们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1086年（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王安石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多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到了20世纪，梁启超的《王荆公》成为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对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的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以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如今，这位大道独行的宰相已静静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依然凛凛有生气。
“平生行止无污点”
北宋是个重视文人的时代，文官的地位很高；北宋也是个讲究享受的时代，文官的生活很奢侈。作为当朝一位知名的宰相，王安石可谓妇孺皆知，但鲜为人知的是，褪去光环的王安石，人品刚直，官品清正，且生活简约，“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皆为世人所赞赏，甚至连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史书称誉他“一过目终身不忘”。读圣贤书，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熏陶，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青云之志不知不觉在王安石心中悄然立下。他曾随父亲游历各地，百姓疾苦、民生万态，无不时时引发他的思考。多年的耳闻目睹增长了他的见识，也使他早年便立下“矫世变俗”的宏图大志。父亲的施政以德、为官清廉、为人刚强正直，给王安石留下了深刻印象，无形中成了他日后做官行事的楷模。
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著《河南邵氏闻见录》一书，卷十一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邵雍和王安石曾经同朝为官，邵伯温对王安石很熟悉，所记之事当然可靠。
王安石出任知制诰时，不到40岁，仕途如日中天，正在上升之时，日理万机，非常劳累。一天，他回到自己府邸，进入内室，不禁愣住了。夫人吴氏不在屋里，椅子上却坐着一位20多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只见那女子高绾发髻，上插凤凰碧玉簪，身穿锦绣华服，淡妆细抹，颇有姿色。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原来，此女子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她的丈夫在一次押送军用物品时翻了船，损失了一大批军用物品，被上级判罪，家产全部查没后还差九十万钱。
上级说，如果能如数交钱，人就可以释放，且保持原职；如果没有钱，她的丈夫就要被免职，还要判刑。由于丈夫已被拘押，女子救夫心切，又没有地方去筹措这么多钱款，万般无奈，才到买卖人口的地方，自己插上三根稻草，自卖自身，要价就是九十万钱。结果被一个老仆人领进这个不太宽敞却很幽静的大院。
听完女子的哭诉，王安石命该女子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即命人将该女子送回家，并且不必退钱。
那个女子问了王安石的名号，才知道眼前这位和蔼而威严、一身凛然正气的人就是名满京华的新任知制诰王安石。于是，该女子千恩万谢，连连下拜道万福，然后欢天喜地回家与丈夫团圆去了。
把女子打发走后，王安石询问妻子吴氏为何要这样做。原来吴氏进京后，见京师里的人生活特别奢靡，一般的富户都有几房妻室，大富户几乎是妻妾成群，朝廷官员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不纳妾的。吴氏见丈夫终日忙于公务，很是劳累，可能是没有工夫顾及于此，就私自做主，派人在外面给丈夫买了一个妾。见丈夫决意不纳，又见他已经把人打发走了，吴氏便也无话可说。此事之后，吴氏再不给他买妾了。
不爱色、不爱官、不爱财，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进士及第后，其他人都汲汲奔走谋求一个馆阁之职或京官留在京城，这样提升的机会多。而王安石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来到鄞县（今宁波市）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后官至宰相，可谓位极人臣，却从不弄权为私。
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便特意登门送来一方宝砚，并在王安石面前不停地夸奖说，这方宝砚“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对，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做宰相期间，王安石有一次患了喘病，急需紫团山产的人参服用，而一时难以买到。一名部属正巧手头上有紫团参，于是送来几两让他治病。王安石坚决不收。有人劝他说：“你的病要此药才能治好，何必拘泥于这些小节呢？”他回答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参，不也活到今天。现在就算不吃它，还能立即死去吗？”
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忧之，去问大夫，大夫说：“此垢污，非疾也。用澡豆洗面可除。”有一个人知道后，就要送他一些澡豆。王安石笑道：“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有人对他说：“公面有墨，我送点园荽给你，洗之当去。”王安石仍笑道：“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在担任舒州通判时，王安石家徒四壁，除了一些书籍外，几乎一无所有。吃的是最平常的饭菜，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使后来官居宰相，也不曾改过简朴廉政的作风。以饮食为例，王安石不但自己粗茶淡饭，而且极其反对奢华宴请。
《独醒杂志》中记载：“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诣，意为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猪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如此待客，看似不够风光体面，但王安石以宰相之尊，厉行节俭之事，狠刹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铺张奢侈之风，可谓切中时弊、意义深远。
王安石一生以此自律，清廉不苟，志行高洁，赢得了“拗相公”的称誉。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梁启超最服膺的人便是王安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以及王安石的政治水平、人格操守理解得更是深刻。因此感叹道：“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自成一家王荆公
俗话说：“千锤百炼出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用来形容王安石最贴切不过了。
王安石有一首七言绝句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说，王安石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写完后，王安石觉得“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
这样改了10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活了起来，成就了一首完整的经典之作。
这段故事《容斋随笔》中也有记载：“‘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原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由此可见，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在诗、文、词方面均“绝妙一时”。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严羽在 《沧浪诗话·诗体》中曾标举“王荆公体”，历代学者多把荆公视为宋诗独特风貌形成过程中之关键。《文化开封——名人文化》一书的编者甘桂芬说，王安石前期诗歌多属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元日》《歌元丰》等，热情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当推行新法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王安石写了《众人》《赐也》《孤桐》等诗进行回击，表现出他对于变法毫不动摇的决心。
王安石罢相后的隐居生活，给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创作了不少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歌元丰五首》《后元丰行》等描绘了人民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其他如《杖藜》《梅花》《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不得不借助佛理来排解自己的苦闷，如《示宝觉三首》《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如《南浦》《染云》《江上》等，观察细致，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歌颂和热爱，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题材内容虽比较狭窄，大量写景、咏物，但在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在艺术上，王安石的近体诗多仿杜诗句法，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古体诗不仅明显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具有劲峭雄直之气，而且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宋代词人叶梦得的评语“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从诗体来说，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此外，在他的提倡下， 集句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力主改革推新法
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年纪稍长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体验民间疾苦。
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今开封），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1042年，王安石任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调为鄞县知县。
北宋建立后，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收归行政权、财权、军权，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
而此时的北宋，国力日渐衰弱。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由此，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不仅使王安石深刻认识到宋朝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没被仁宗采纳。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个20出头的青年看到国家不景气，有心改革一番。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并受到称赞。韩维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提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这一次，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国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现有法度”，并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随后，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神宗采纳王安石的相关主张，并要求其尽心辅佐。
1069年2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决心，推行新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7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9月，立青苗法；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
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1074年，河北发生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宋神宗看了这幅画，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到江宁府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让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便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改革由此戛然而止。
一肩风雨任评说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实录》确定“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的编撰宗旨，从而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行，人们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亦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
1086年（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王安石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多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到了20世纪，梁启超的《王荆公》成为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对当时的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的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以及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如今，这位大道独行的宰相已静静沉寂在历史长河中，但他那振聋发聩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豪言，依然凛凛有生气。
“平生行止无污点”
北宋是个重视文人的时代，文官的地位很高；北宋也是个讲究享受的时代，文官的生活很奢侈。作为当朝一位知名的宰相，王安石可谓妇孺皆知，但鲜为人知的是，褪去光环的王安石，人品刚直，官品清正，且生活简约，“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皆为世人所赞赏，甚至连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一污点”。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史书称誉他“一过目终身不忘”。读圣贤书，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熏陶，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青云之志不知不觉在王安石心中悄然立下。他曾随父亲游历各地，百姓疾苦、民生万态，无不时时引发他的思考。多年的耳闻目睹增长了他的见识，也使他早年便立下“矫世变俗”的宏图大志。父亲的施政以德、为官清廉、为人刚强正直，给王安石留下了深刻印象，无形中成了他日后做官行事的楷模。
著名理学家邵雍之子邵伯温著《河南邵氏闻见录》一书，卷十一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邵雍和王安石曾经同朝为官，邵伯温对王安石很熟悉，所记之事当然可靠。
王安石出任知制诰时，不到40岁，仕途如日中天，正在上升之时，日理万机，非常劳累。一天，他回到自己府邸，进入内室，不禁愣住了。夫人吴氏不在屋里，椅子上却坐着一位20多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只见那女子高绾发髻，上插凤凰碧玉簪，身穿锦绣华服，淡妆细抹，颇有姿色。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原来，此女子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她的丈夫在一次押送军用物品时翻了船，损失了一大批军用物品，被上级判罪，家产全部查没后还差九十万钱。
上级说，如果能如数交钱，人就可以释放，且保持原职；如果没有钱，她的丈夫就要被免职，还要判刑。由于丈夫已被拘押，女子救夫心切，又没有地方去筹措这么多钱款，万般无奈，才到买卖人口的地方，自己插上三根稻草，自卖自身，要价就是九十万钱。结果被一个老仆人领进这个不太宽敞却很幽静的大院。
听完女子的哭诉，王安石命该女子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即命人将该女子送回家，并且不必退钱。
那个女子问了王安石的名号，才知道眼前这位和蔼而威严、一身凛然正气的人就是名满京华的新任知制诰王安石。于是，该女子千恩万谢，连连下拜道万福，然后欢天喜地回家与丈夫团圆去了。
把女子打发走后，王安石询问妻子吴氏为何要这样做。原来吴氏进京后，见京师里的人生活特别奢靡，一般的富户都有几房妻室，大富户几乎是妻妾成群，朝廷官员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不纳妾的。吴氏见丈夫终日忙于公务，很是劳累，可能是没有工夫顾及于此，就私自做主，派人在外面给丈夫买了一个妾。见丈夫决意不纳，又见他已经把人打发走了，吴氏便也无话可说。此事之后，吴氏再不给他买妾了。
不爱色、不爱官、不爱财，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进士及第后，其他人都汲汲奔走谋求一个馆阁之职或京官留在京城，这样提升的机会多。而王安石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来到鄞县（今宁波市）出任县令，其后几次辞京官。后官至宰相，可谓位极人臣，却从不弄权为私。
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便特意登门送来一方宝砚，并在王安石面前不停地夸奖说，这方宝砚“呵之即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对，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做宰相期间，王安石有一次患了喘病，急需紫团山产的人参服用，而一时难以买到。一名部属正巧手头上有紫团参，于是送来几两让他治病。王安石坚决不收。有人劝他说：“你的病要此药才能治好，何必拘泥于这些小节呢？”他回答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参，不也活到今天。现在就算不吃它，还能立即死去吗？”
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忧之，去问大夫，大夫说：“此垢污，非疾也。用澡豆洗面可除。”有一个人知道后，就要送他一些澡豆。王安石笑道：“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有人对他说：“公面有墨，我送点园荽给你，洗之当去。”王安石仍笑道：“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在担任舒州通判时，王安石家徒四壁，除了一些书籍外，几乎一无所有。吃的是最平常的饭菜，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使后来官居宰相，也不曾改过简朴廉政的作风。以饮食为例，王安石不但自己粗茶淡饭，而且极其反对奢华宴请。
《独醒杂志》中记载：“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诣，意为公必盛馔。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猪脔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如此待客，看似不够风光体面，但王安石以宰相之尊，厉行节俭之事，狠刹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铺张奢侈之风，可谓切中时弊、意义深远。
王安石一生以此自律，清廉不苟，志行高洁，赢得了“拗相公”的称誉。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梁启超最服膺的人便是王安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以及王安石的政治水平、人格操守理解得更是深刻。因此感叹道：“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自成一家王荆公
俗话说：“千锤百炼出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用来形容王安石最贴切不过了。
王安石有一首七言绝句诗《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据说，王安石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写完后，王安石觉得“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
这样改了10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活了起来，成就了一首完整的经典之作。
这段故事《容斋随笔》中也有记载：“‘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原稿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
由此可见，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在诗、文、词方面均“绝妙一时”。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上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严羽在 《沧浪诗话·诗体》中曾标举“王荆公体”，历代学者多把荆公视为宋诗独特风貌形成过程中之关键。《文化开封——名人文化》一书的编者甘桂芬说，王安石前期诗歌多属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元日》《歌元丰》等，热情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当推行新法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王安石写了《众人》《赐也》《孤桐》等诗进行回击，表现出他对于变法毫不动摇的决心。
王安石罢相后的隐居生活，给他后期的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创作了不少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歌元丰五首》《后元丰行》等描绘了人民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其他如《杖藜》《梅花》《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艰难，不得不借助佛理来排解自己的苦闷，如《示宝觉三首》《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此外，他还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如《南浦》《染云》《江上》等，观察细致，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歌颂和热爱，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题材内容虽比较狭窄，大量写景、咏物，但在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在艺术上，王安石的近体诗多仿杜诗句法，走着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精。古体诗不仅明显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具有劲峭雄直之气，而且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美。宋代词人叶梦得的评语“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比较恰当地指出王安石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从诗体来说，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此外，在他的提倡下， 集句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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