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传」

　　王与之，博通经史，皓首著书，是温州地方上颇受人尊敬的饱学之士。他既非达官显贵，亦非学术巨子，甚至生前身后声名不显，但实为一位学行兼 修、潜研《周礼》的儒雅之士。《周礼订义》中，他称引诸家之说皆列其名氏，绝不攘人之善；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周礼》学问题，他坚持己见，绝 不人云亦云；还忧心国事，意图在《周礼》中寻找解决现实弊政的良方，绝非酸腐之儒。总之，王与之虽是宋代儒生中的普通一员，但值得后人去了 解和尊重。

　　有记载的三位“王与之”

　　作为集解体《周礼》学著作，《周礼订义》具有集成、订疑、校勘、辑佚等重要功能，王与之即是此书的唯一作者。王与之，生前身后声名不显，而见于《宋史》和宋人文集记载的“王与之”共有三位：

　　其一，布衣王与之。《宋史》卷四二记载日：“壬申，布衣王与之进所著《周礼订义》，补下州文学。”

　　其二，道士王与之。《宋史》卷一。四记载日：“九月朔，百官称贺于大庆殿，如大朝会仪。郑居中言：“毫州太清宫道士王与之进《黄帝崇天祀鼎 仪诀》，皆本于天元玉册、九宫太一，合于汉津所授上帝锡夏禹隐文。同修为《祭鼎仪范》，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

　　其三，王十朋之子王与之。《晦庵集》卷五三《答刘季章》，日：“省闱不合，浩然西归，无愧于心，所得多矣。甚贺甚贺。公度近亦得书，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与之(龟龄之子)、雷季仲、陈和父，皆以力请得去，又何尝有人苦留之也?”朱子所云“王与之”系王十朋龟龄之子。 考汪应辰所撰《龙图阁学上王公墓志铭》，日：“男三人，闻诗、闻礼皆太学生，孟丙早卒。公两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宋史》 卷三八七“王十朋本传”亦云：“子闻诗、闻礼，皆笃学自立。闻诗知光州提点江东刑狱，闻礼知常州江东转运判官，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据此，王十朋有三子，一名闻诗，一名闻礼，一名孟丙，其中孟丙早卒。“与之约为“闻诗”或“闻礼”的字号。

　　由上可知，《周礼订义》的作者非道士王与之，也非王十朋之子王与之，而是因进书而得官的布衣王与之。

　　王与之生平考

　　作为因进书而得官的布衣，同样作为宋代儒生中的普通一员，《宋史》中无王与之专传，《宋元学案》中亦无关于王与之的记载，其生平事迹几近湮 没无闻了。

　　如想更加明晰地认识《周礼订义》一书的撰著背景和学术特色，就有必要对王与之的生平传略进行钩稽，以下我将依据宋人文集、《宋史》和地方志 等相关资料，试对王与之的生平、著述和交游作一考述。

　　王与之，字次点，号东岩，乐清县(今浙江省乐清市)人，大约生活于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四朝。王与之名字的来历，应该和《论语》有关 ，《论语·先进》中记载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使其畅言志向，其中曾皙(名点)言日：“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日：“吾与点也。”

　　王与之能以“与之”为名，而字“次点，可见其有志与古圣先贤相携，安守天命，勇于进道。他曾师从松溪陈氏，尽得陈氏所传六典旨要，故于诸 经中尤邃《周礼》。怀抱与宋代读书人相同的理想，王与之也曾寄希望经由科举踏入仕途，借此成就功业、实现抱负。从其友人赵汝回所赠“却愁登第去，草没菊花篱”的诗句中，我们依稀可以想见王与之当年踌躇满志之态。

　　然而，《宋史》和传世的地方志中都没有关于其考取进士的记载，大约王与之的科举之路并不顺遂，屡试不第，处境窘迫。许为生计故，王与之在准备科考的一时也执教乡里，其教学侧熏于经史，主要讲授《诗经》、《尚书》、《剧礼》、《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因为善于讲说， 又能引类贯伦，敛博归约，故颇受乡人推重，教授乡里二十年，甚至临安等地，也都愿意聘请其前往执教。年纪老大、科场失意都没有动摇王与之的向学之心，他在筑成东岩之屋后，开始杜门读书，皓首穷经。友人戴栩曾拟其语气描述东岩之屋，云：

　　“屋距县三里，自州而游台、雁者必经吾门，逸人胜上暂止遽泊，时有扣发，彼我交畅。左接白沙，春扈夏网，唐、赢、蚝、蜃，采掇无算，此击鲜酾酒，一快也。右并东岑，佛庐塔户，磐梵钟鱼，朝暮清越，此吟幽玩奇，一助也。依流而樊，通崖而径，凝四顾之瞌，则异植掩映，纷红蓊绿，趁节妩媚。陟十寻之步，则巨海淼茫，来潮去汐，效技献酬。屋之狭不数楹，而所贮赊矣。屋后山也，三面平畴也，听羽族之和雍，胜俗吻之瀹就，观土物之茂好，胜险心之梗榛。”

　　据此可知，王与之所筑之屋的位于今天乐清城关东门黄岙山或黄沟盘。当时的驿路自包山岭进县城，王与之所居之处正是交通要道，是去雁荡山和天台山的必经之地，距当时的乐清县和白沙海边仅三里之遥。这里物产丰富，山水灵秀，有晨钟暮鼓以为伴，寸分清幽。王与之即于此力学不倦，皓首著书，而《周礼订义》很可能就是他在 这座东岩之屋中撰成的。

　　《周礼订义》刊印后，颇受时人推重，甚至朝廷也风闻是书之名，淳祜二年(1242)，秘书省下专牒至温州府，索《周礼订义》一书，其后温州守令赵汝腾上荐奏，向理宗推荐《周礼订义》，并恳请阜帝能够对“履践无玷”、“节守不渝”的王与之“少加旌异”，借“以风厉天下学者”。淳祜三年 (1243)一月六日，理宗下旨，宣入《周礼订义》，备乙夜之观。同年一月十八日，理宗下旨尚书省检正都司，拟授王与之官职。淳祜三年四月二十六 日，检正都司颁旨授予王与之宾州文学一职，以示优奖。此时的王与之虽然已是须发皆自的 老者，但入仕的夙愿总算实现了。此后王与之又转任通判泗州，年九十七而卒。

　　王与之交游考

　　王与之虽是一介山泽腥儒，但交游颇广，南宋名儒真德秀、陆氏心学再传弟子袁甫、魏了翁弟子吴泳、叶适弟子戴栩、温州地方官赵汝腾等同王与之 皆有交谊，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以下就对王氏和袁甫、赵汝腾、吴泳、戴栩、赵汝回之交游略作考述：

　　袁甫祖居鄞县，而王与之曾旅居天台(今浙江省天台市)，鄞县与天台相距不远，故王与之同袁甫也互有往来，相与论学。清代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 》所辑《蒙斋集》中，保存了袁甫为王与之所写的《赠王次点名与之序》和《跋王次点〈论语〉说》。

　　以上二文中，袁甫称王与之为有志于道者，并勉励其要勇于进道，他对王与之所著《论语补义》一书评价甚高，认为王氏是善读《论语》之人，对王 与之所著《周礼订义》等书也甚感兴趣，希望能得之尽览。我们从中依稀可以想见王与之同袁甫论学为友的风雅情谊。

　　赵汝腾字茂实，号庸斋，太宗七世孙，居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宝庆二年(1226)中进士。王与之同曾任温州守令的赵汝腾交谊亲厚。早在赵汝腾以直焕章阁知温州前，王与之就与其相识了，至赵汝腾担任温州守官后，居于温州下辖乐清县的王与之同赵汝腾的来往更加密切。

　　赵汝腾对《周礼订义》一书颇为推崇，认为此书是王与之精研覃思十余年的力作，“显幽阐微，商是确非，“发先儒所未发者多矣。淳祜二年 (1242)十一月，温州府向秘书省缴进《周礼订义》，十二月，赵汝腾特意上奏，向理宗推荐《周礼订义》和王与之。

　　他希望理宗能下旨秘书省索王与之《周礼订义》一书，以备乙夜之观。同时，赵汝腾还向理宗推荐王与之其人。因赵汝腾之荐，淳祜三年(1243)，理宗下旨秘书省，宣入《周礼订义》一书，以备夜览。同年四月，理宗又下旨授王与之宾州文学一职。

　　王与之同赵汝腾相互交往的资料虽仅有以上两篇流传至今，但我们从中仍不难感受到王与之对赵汝腾的信任，赵汝腾对王与之人品学识的推崇与尊敬 。

　　西蜀名士吴泳，曾问学于魏了翁，也曾担任过温州地方官。王与之同他谈古论今，切磋学问，彼此互有书信往来。如王与之完成《周礼订义》后，曾将书稿送给吴泳，吴泳阅后回书王与之，就地官司徒掌 教象之法提出疑问，希望王与之能“钩深纂要，以莹所疑”。

　　王与之能将《周礼订义》送给吴泳评阅，便可知其颇为信重吴泳。而吴泳对王与之的人品、学识也颇为赞许，认为其是“豪岸绝群”之士，在得到《周礼订义》后四十卷后，他“昼窗翻读”、手不释卷，赞叹王与之“真好个右里经塾之师”，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戴栩，字文子，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曾从叶适学。戴栩对王与之的学问文章颇为熟悉，也较了解王与之的生平经历，可知王与之同他亦有交情。科场失意后，王与之准备隐居东岩，戴栩遂撰《乐清王次点东岩记》，推王与之为当世之隐士，并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王与之隐居之所东岩的清幽美丽。

　　赵汝回居永嘉，同王与之所居乐清相距不远，两人亦有交谊。如赵汝回曾作《寄题王次点东岩》一诗，云：“生事付妻儿，山居清可知。自言雪收后，不梦客游时。洗石镌唐帖，凭松读楚词。却愁登第去，草没菊花篱。诗中描写了王与之独居山中的清幽文雅，也婉转地表达了他期盼友人登科及第、施展抱负的愿望，我们从中不难品出赵汝回对王与之的一片关怀之情。

　　「观点」

　　陈鱼观：王与之仅凭一部《周礼订义》，无需通过科举就当上了官，这本身就是奇迹，但也说明南宋当局还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周礼》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王与之的《周礼订义》自汉迄宋，对郑玄、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五十一家经学大师关于《周礼》的文集、语录做了梳理，使前人的一些“谬说”“舛误”得以订正，保存了宋人谈《周礼》的大量珍贵资料，虽不敢说集大成，但至少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汇总。该书由南宋名相、理学大师真德秀作序，后被收入《四库全书》。真德秀在序中说，“王君于古今诸儒之说莫不深究，著为《订义》一编，用力甚至，然未以为足也，方将蚤夜以思，深原作经本指以晓当世，其心抑又仁也。”给出较高评价的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王与之研究编著《周礼订义》的精神状态。王与之在《周礼订义》一书中，甄录最多的当数温州学人的《周礼》研究成果，足足占据了总量的五分之二，其中包括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学说，这也说明南宋温州是当时中国《周礼》研究的中心，这与当地讲求事功、治学喜研经制不无关系，因此，《周礼订义》一书对我们今天研究永嘉学派 大有裨益。在永嘉学派治学风气的熏染下，后世同乡、一代经学宗师孙诒让历三十年编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与王与之的《周礼订义》可谓一脉相承。

　　张艺宝：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的形成是同步的，并不时地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修正、完善，《周礼》也好，“诸子百家”也好，所有的哲学核心无非就 是“秩序”二字。《周礼》因为在制度设计中包涵“赒万民之艰厄，以王命施惠”的“仁、义”的博爱精神，更为儒家所重。

　　宋朝科举自中期开始轻诗赋、重经义，王与之作为民间的饱学儒生，虽然科场失意，但仍以讲学为生，自然希望通过研究经义来达到教学甚至资治的目的。也正因为他身处社会底层，更能摒弃空谈学风，从民生根柢出发，对《周礼》的研究学说进行梳理、订正，试图从中寻找更符合百姓利益的重 建秩序、完善制度的依据，更好地解决时弊。最终，王与之因此得以膺荐，而且他的学术水平与学术态度也得到了历代学人的充分肯定，对宋代儒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同时，可能因为王与之不重视易于流传的文学作品，没有诗赋传世，在民间便逐渐湮没无闻了。

　　卓永：王与之的成功，固然他自己有真学问，但也离不开当朝官员的举荐，而要得到官员的举荐，则离不开王与之自己的努力。比如嘉熙元年(1237)夏，王与之恳请温州守令赵汝腾为其所撰《周礼订义》作《后序》，赵汝腾“辞十数不获，在王与之“将行束担弛日以俟予文”的情况下，“遂勉为之言”。用今天的话说，王与之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去跑业务的柳市供销员一样，对外地城市大工厂的厂长们穷追不舍，最终获得订单一样，没有不管不顾的坚持，王与之可能得不到赵的举荐。

 
　　不过赵汝腾也的确负责，既然答应了为王与之作后序，他也就认真读了王的作品。在奏文中，赵汝腾盛赞《周礼订义》，认为此书一方面编营天下前后儒先讲解，填补了宋代无《周礼》集解之作的空白；另一方面，能折衷诸家之说，剖析微眇，是非审确，既可辅圣明之治，又可释学者之惑，甚有功于《周礼》之学。

　　由此可见，宋朝的多数读书人，不管在庙堂还是处江湖，对待学问和做人上，都还是诚诚恳恳的。

　　《永乐大典》有关王与之内容

　　《瓯海轶闻》有关王与之内容

　　《温州经籍志》有关王与之内容

　　王与之像 周方德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