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王茂荫：货币理论先驱
原标题：《王茂荫年谱》序
壬辰年初夏，再次捧读王经一先生《王茂荫年谱》，欣喜之至。先生又邀我作序，作为道友和《歙县志》编辑部5年同事，自然快意乐为。王经一先生是三阳学校高级教师，教书育人之暇，研究徽学数十年，成果丰硕。2006年被聘任《歙县志》编辑，《歙县志》成稿之后，又担任《中国共产党歙县历史》(1949～1978)编辑，其业务能力和敬业精神，受到编辑部全体同仁交口称赞。
王经一先生编著《王茂荫年谱》，经历了20年时间。那是一个资料搜集、考证、充实，再搜集、再考证、再充实的漫长过程。无利得，而要付出差旅、资料费无计；无名图，而要受一些庸人非议。王经一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保证了《王茂荫年谱》的价值和作用。王经一先生从民间发掘的关于王茂荫其及家族、王茂荫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大量史料，确保了《王茂荫年谱》是至今为止，关于王茂荫研究著述，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歙县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达官巨贾非常多。王茂荫只是其中官位做的不是最大，却最有思想的一位。王茂荫任职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经历了满清政府越来越陷入政治腐败、财政危机、社会动荡，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王茂荫的国家货币发行与流通思想，在王茂荫在世时就受到马克思重视。可是国内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不了解王茂荫其人，陈启修在翻译《资本论》时，将Wan—Mao—ln译成万卯寅，可见王茂荫又是一位墙内开花墙外香人物。
王茂荫是一位受儒学教育的学者、封建官僚，他的民本主义思想、货币理论、人才观等等，已经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学者，平生研究经史，期为实用，他“识量宏远，寓浑厚于精明。处事以虚心，必求洞悉源委。办事以实心，不肯稍事因循”。作为大臣，素有“直声清节”之誉，以直言敢谏名于朝野，“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后凡上百余疏，殚思竭虑为清王朝挽回颓局的心迹，除弊兴利的种种主张，俱记述历历。
王茂荫虽然维护的是业已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但是，他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完全站在清王朝立场、代表腐朽势力，而是“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方可议立法”。道光后期至咸丰年间，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镇压太平军的宠大军费开支，战争省份赋税征收的锐减，滇铜北运阻隔造成铸币铜短缺，加上黄河连年泛滥所耗巨额工程费等等，使清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于是在咸丰朝实施了两项重大的货币政策，即发行纸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发行纸币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商品交换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我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从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关子，金的金钞，元明清的宝钞，纸币发行虽有过中断，但大体延续不绝。纸币发行的“中断”与“不绝”，皆因统治阶级对纸币的本质缺乏认识，而是每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就想要利用这种“具有炼金术士的秘密”纸币滥发，企望渡过财政危机。实际上滥发纸币是发行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反过来又成为“财政混乱的祸根”。因此不得不中断。但当发行纸币几乎不费一文就可以大量搜刮财富的时候，又不会放弃利用它的机会，因此得以延续。发行纸币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一种无奈选择，不是不得已皆不为。嘉庆十九年(1814)，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发行纸币，就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申斥：“前代行用钞法，其弊百端，小民趋利若鹜。楮币较之金钱尤易作伪，必致讼狱繁兴，丽法者众，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国家经费量入为出，不致遽形匮乏，何得轻改旧章，利未兴而害己滋甚乎？”到了道光末年，面对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很多大臣都盯上了发行纸币作为渡过财政危机的一项措施选择。连咸丰皇帝也站出来为发行纸币辩护：“用楮作币，历代通行。”
咸丰元年(1851)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将虽已拟之，“久不敢上”的《条议钞法折》上奏，提出了他的行钞方案，既期望藉发行纸币缓和财政危机，更期望由此建立新的国家货币制度，与其它人的出发点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王茂荫的金融思想是经过十余年对历代纸币发行利弊得失的理论总结，他“自为司员时，见库支绌，思所以济国用，乃历考古来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积十余年，及入谏垣，即上钞法十条，为权宜济用之计”。咸丰三年(1853)五月，清王朝发行纸币户部官票，年底，发行大钱、大清宝钞。因采用的是花沙纳等人的货币方案，结果是货币急骤贬值，财政危机加剧，到咸丰十年就不得不中止使用官票宝钞。
王茂荫还是一位执着的“不识时务”的封建知识分子。在他的行钞方案未被清政府采纳，而花沙纳等人的货币方案，周祖培铸大钱方案施行后，引发更深的财政危机、货币混乱时，又上奏了《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咸丰三年正月)、《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咸丰三年正月)、《论行大钞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再论加铸大钱折》(咸丰四年正月)、《再议钞法折》(咸丰四年三月)。坚持自己的货币主张和行钞方案，反对饮鸩止渴的货币政策和铸大钱。
王茂荫的金融思想和行钞主张，在他的奏疏中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王茂荫认为发行纸币，必须了解历代纸币发行和流通得失，吸取教训，他总结历代行钞中有十弊：“一是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二是谋擅利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是有司喜出而恶入，适以示轻；四是百姓以旧换新，不免多费；五是纸质太轻而易坏；六是真伪易淆而难识；七是造钞太多，则壅滞而物力必贵；八是造钞太细，则琐屑而诈伪滋繁；九是官吏出纳，民人疑畏而难亲；十是制作草率，工料偷减而不一。”因此，王茂荫提出，要使钞币能在民间流通，应该采取以实运虚的方法，做到：一、钞币与金属币相辅同行；二、钞币可以兑现金属币和银两；三、钞币发行必须有个限数。“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
“以实运虚”是王茂荫金融思想的理论支柱。王茂荫坚持了传统的纸(币)虚银(币)实观点，也是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者。但是他又不像其它货币金属论者那样，将纸币与金属币相互对立。相反，他认为纸币和金属币可以相辅而行。由此，他进而寻找纸币与金属币之间的关系，认为有数倍的金属币保证纸币的流通，就可以“使银钱处处扶钞而行”，从而得出了“以实远虚，虽虚可实”的结论。
当然，王茂荫还只限于考察纸币与金属币在流通中的数量关系，还没有从二者的关系中抽象出纸币是货币符号，还只是一位经验型的思想家。王茂荫以实运虚货币思想，很有现实意义。王茂荫以实运虚思想主导的纸币是“用钞以辅银，非舍银以从钞”。实际上是以银两保证可以兑现的代用货币，并与制钱(铜币)同时流通，这就与清代的金属币完全衔接，不致在货币制度上造成新的混乱。王茂荫以实运虚思想主导的纸币，是与国家财政收入相联系的，他提出可以按国家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作为纸币发行的最高限额。咸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约在每年四千万两，“极钞之极，以一千万两为限。”王茂荫根据清王朝的具体财政状况，从宏观控制纸币发行量，是期望建立与财政相挂靠的货币总量控制模型，改变历代因滥发而贬值，最后被迫废止，即上文说的“纸币虽有中断，但大体延续不绝”的无奈结局。
王茂荫的行钞方案未被清政府采纳，他反对铸大钱的意见，同样也未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以红铜与白铅按7:3比例铸钱，俗称铜币、铜钱。与银的比价为一千文折合银一两。咸丰年间的大钱至有每枚当五百、当千者。结果造成币制极端混乱，不仅表现在币种多，如金币、银币、铜币、铅币、铁币。仅铜币而言，就在面值一文至一千文共15种。完全打破了清代“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格局。而且轻重颠倒，大小错杂，当五十币重竟大于当百的币重，当百的币重竟大于当千的币重。王茂荫因此深为忧虑：“今一钱当五百、当千，窃恐以易市物难以分析，以易制钱莫与兑换”，“民情必深惶惑，市肆必形纷扰，而一切皆不敢信”，“稍有阻格，一样不利，各样皆废，挽回无术，悔将何追？”为此王茂荫提出警告：“考历代钱法，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尤速。”王茂荫还明确指出，货币的面值不等于它的实际购买力，人们不能改变货币的面值，但可以变动商品的价格，使货币的流通价值贬值，“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也，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大钱虽不足值，但比起纸币，还是有价值的。王茂荫为什么认为纸币可行，而大钱不可行呢？他认为：“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也就是说，纸币本身虽然没有价值，是虚的，但它可以兑换金属币或银两，因而又是实的，有价值的，而大钱它本身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它的价值与它的面值是不相符的，是不足值的，因而它的面值是虚的。
王茂荫一再坚持己见，在清政府已是财源枯竭，根本没有能力兑现的时候，仍坚持用兑现的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挽回纸币信用。因此，当咸丰皇帝看到《再议钞法折》时，龙颜震怒，申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被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在该书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讲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时，有一个标号83的注提到了这件事：“清朝户部右侍郎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指责王茂荫“专利商而不便于国”是冤枉的。纸币是国家货币，虽可以强制流通，但在人们还不懂得纸币只是货币符号的时候，往往把纸币与金属币等量齐观，要求纸币自身也具有价值，因而要人们真正接受它，不是没有困难的。“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保证纸币信用，就成为纸币发行和流通的重要条件。“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这是王茂荫的观点。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控制纸币发行总量，纸币与金属币相辅而行并保证兑现，建立纸币的商业信用等。“现行银票、钱钞，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王茂荫主张将国家发行的纸币交由殷实的私商银号用制钱或银两取领，同时给予银号方便流通的条件并保证其利益。“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有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如国家发放纸币按库平价，而银号上缴纸币按市平价，典铺、店铺货币出入均可用钞，可以用钞兑换银两，等等。使得纸币在商业周转过程中得以流通，“如此而疑畏之弊益除矣”。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王茂荫的货币适应于商品交换，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思想，尤其值得敬佩。王茂荫主张由私商银号作为纸币发行的中介，还基于他对货币周转的调查研究，他说：“凡以银易钱者，官民也；以钱易银者，各项店铺也；而以银易钱，又以钱易银，则钱店实为之枢纽焉。”从这里我们倒是可以看到，王茂荫无愧为徽商之一员，无愧于儒商的称誉，在自然经济依然重裹的时代，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弥漫之际，能够看到货币的市场力量，看到商品流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趋应代表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不是仅仅一个精于票据实务的封建官僚或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
是为序。
王经一先生编著《王茂荫年谱》，经历了20年时间。那是一个资料搜集、考证、充实，再搜集、再考证、再充实的漫长过程。无利得，而要付出差旅、资料费无计；无名图，而要受一些庸人非议。王经一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保证了《王茂荫年谱》的价值和作用。王经一先生从民间发掘的关于王茂荫其及家族、王茂荫社会活动等方面的大量史料，确保了《王茂荫年谱》是至今为止，关于王茂荫研究著述，资料最丰富的一部。
歙县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历史上达官巨贾非常多。王茂荫只是其中官位做的不是最大，却最有思想的一位。王茂荫任职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经历了满清政府越来越陷入政治腐败、财政危机、社会动荡，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王茂荫的国家货币发行与流通思想，在王茂荫在世时就受到马克思重视。可是国内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不了解王茂荫其人，陈启修在翻译《资本论》时，将Wan—Mao—ln译成万卯寅，可见王茂荫又是一位墙内开花墙外香人物。
王茂荫是一位受儒学教育的学者、封建官僚，他的民本主义思想、货币理论、人才观等等，已经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至今仍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学者，平生研究经史，期为实用，他“识量宏远，寓浑厚于精明。处事以虚心，必求洞悉源委。办事以实心，不肯稍事因循”。作为大臣，素有“直声清节”之誉，以直言敢谏名于朝野，“于国计民生政事得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先后凡上百余疏，殚思竭虑为清王朝挽回颓局的心迹，除弊兴利的种种主张，俱记述历历。
王茂荫虽然维护的是业已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但是，他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完全站在清王朝立场、代表腐朽势力，而是“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方可议立法”。道光后期至咸丰年间，鸦片战争后的巨额赔款，镇压太平军的宠大军费开支，战争省份赋税征收的锐减，滇铜北运阻隔造成铸币铜短缺，加上黄河连年泛滥所耗巨额工程费等等，使清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于是在咸丰朝实施了两项重大的货币政策，即发行纸币和铸大钱。王茂荫是发行纸币的第一个倡导者，铸大钱的坚决反对者。
纸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商品交换规模不断扩大的结果。我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从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关子，金的金钞，元明清的宝钞，纸币发行虽有过中断，但大体延续不绝。纸币发行的“中断”与“不绝”，皆因统治阶级对纸币的本质缺乏认识，而是每遇到严重的财政困难，就想要利用这种“具有炼金术士的秘密”纸币滥发，企望渡过财政危机。实际上滥发纸币是发行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反过来又成为“财政混乱的祸根”。因此不得不中断。但当发行纸币几乎不费一文就可以大量搜刮财富的时候，又不会放弃利用它的机会，因此得以延续。发行纸币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统治集团的一种无奈选择，不是不得已皆不为。嘉庆十九年(1814)，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发行纸币，就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申斥：“前代行用钞法，其弊百端，小民趋利若鹜。楮币较之金钱尤易作伪，必致讼狱繁兴，丽法者众，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国家经费量入为出，不致遽形匮乏，何得轻改旧章，利未兴而害己滋甚乎？”到了道光末年，面对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很多大臣都盯上了发行纸币作为渡过财政危机的一项措施选择。连咸丰皇帝也站出来为发行纸币辩护：“用楮作币，历代通行。”
咸丰元年(1851)九月，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将虽已拟之，“久不敢上”的《条议钞法折》上奏，提出了他的行钞方案，既期望藉发行纸币缓和财政危机，更期望由此建立新的国家货币制度，与其它人的出发点有本质的区别。因为王茂荫的金融思想是经过十余年对历代纸币发行利弊得失的理论总结，他“自为司员时，见库支绌，思所以济国用，乃历考古来圜法利弊，悉心研究，积十余年，及入谏垣，即上钞法十条，为权宜济用之计”。咸丰三年(1853)五月，清王朝发行纸币户部官票，年底，发行大钱、大清宝钞。因采用的是花沙纳等人的货币方案，结果是货币急骤贬值，财政危机加剧，到咸丰十年就不得不中止使用官票宝钞。
王茂荫还是一位执着的“不识时务”的封建知识分子。在他的行钞方案未被清政府采纳，而花沙纳等人的货币方案，周祖培铸大钱方案施行后，引发更深的财政危机、货币混乱时，又上奏了《请将钞法前奏再行详议片》(咸丰三年正月)、《条奏部议银票银号难行折》(咸丰三年正月)、《论行大钞折》(咸丰三年十一月)、《再论加铸大钱折》(咸丰四年正月)、《再议钞法折》(咸丰四年三月)。坚持自己的货币主张和行钞方案，反对饮鸩止渴的货币政策和铸大钱。
王茂荫的金融思想和行钞主张，在他的奏疏中作了较为集中的阐述。王茂荫认为发行纸币，必须了解历代纸币发行和流通得失，吸取教训，他总结历代行钞中有十弊：“一是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二是谋擅利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是有司喜出而恶入，适以示轻；四是百姓以旧换新，不免多费；五是纸质太轻而易坏；六是真伪易淆而难识；七是造钞太多，则壅滞而物力必贵；八是造钞太细，则琐屑而诈伪滋繁；九是官吏出纳，民人疑畏而难亲；十是制作草率，工料偷减而不一。”因此，王茂荫提出，要使钞币能在民间流通，应该采取以实运虚的方法，做到：一、钞币与金属币相辅同行；二、钞币可以兑现金属币和银两；三、钞币发行必须有个限数。“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
“以实运虚”是王茂荫金融思想的理论支柱。王茂荫坚持了传统的纸(币)虚银(币)实观点，也是一个货币金属主义者。但是他又不像其它货币金属论者那样，将纸币与金属币相互对立。相反，他认为纸币和金属币可以相辅而行。由此，他进而寻找纸币与金属币之间的关系，认为有数倍的金属币保证纸币的流通，就可以“使银钱处处扶钞而行”，从而得出了“以实远虚，虽虚可实”的结论。
当然，王茂荫还只限于考察纸币与金属币在流通中的数量关系，还没有从二者的关系中抽象出纸币是货币符号，还只是一位经验型的思想家。王茂荫以实运虚货币思想，很有现实意义。王茂荫以实运虚思想主导的纸币是“用钞以辅银，非舍银以从钞”。实际上是以银两保证可以兑现的代用货币，并与制钱(铜币)同时流通，这就与清代的金属币完全衔接，不致在货币制度上造成新的混乱。王茂荫以实运虚思想主导的纸币，是与国家财政收入相联系的，他提出可以按国家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作为纸币发行的最高限额。咸丰年间，国家财政收入约在每年四千万两，“极钞之极，以一千万两为限。”王茂荫根据清王朝的具体财政状况，从宏观控制纸币发行量，是期望建立与财政相挂靠的货币总量控制模型，改变历代因滥发而贬值，最后被迫废止，即上文说的“纸币虽有中断，但大体延续不绝”的无奈结局。
王茂荫的行钞方案未被清政府采纳，他反对铸大钱的意见，同样也未受到清政府的重视。以红铜与白铅按7:3比例铸钱，俗称铜币、铜钱。与银的比价为一千文折合银一两。咸丰年间的大钱至有每枚当五百、当千者。结果造成币制极端混乱，不仅表现在币种多，如金币、银币、铜币、铅币、铁币。仅铜币而言，就在面值一文至一千文共15种。完全打破了清代“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货币格局。而且轻重颠倒，大小错杂，当五十币重竟大于当百的币重，当百的币重竟大于当千的币重。王茂荫因此深为忧虑：“今一钱当五百、当千，窃恐以易市物难以分析，以易制钱莫与兑换”，“民情必深惶惑，市肆必形纷扰，而一切皆不敢信”，“稍有阻格，一样不利，各样皆废，挽回无术，悔将何追？”为此王茂荫提出警告：“考历代钱法，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尤速。”王茂荫还明确指出，货币的面值不等于它的实际购买力，人们不能改变货币的面值，但可以变动商品的价格，使货币的流通价值贬值，“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也，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大钱虽不足值，但比起纸币，还是有价值的。王茂荫为什么认为纸币可行，而大钱不可行呢？他认为：“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也就是说，纸币本身虽然没有价值，是虚的，但它可以兑换金属币或银两，因而又是实的，有价值的，而大钱它本身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它的价值与它的面值是不相符的，是不足值的，因而它的面值是虚的。
王茂荫一再坚持己见，在清政府已是财源枯竭，根本没有能力兑现的时候，仍坚持用兑现的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挽回纸币信用。因此，当咸丰皇帝看到《再议钞法折》时，龙颜震怒，申斥王茂荫专受商人指使，被调离户部，改任兵部右侍郎。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在该书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讲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时，有一个标号83的注提到了这件事：“清朝户部右侍郎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指责王茂荫“专利商而不便于国”是冤枉的。纸币是国家货币，虽可以强制流通，但在人们还不懂得纸币只是货币符号的时候，往往把纸币与金属币等量齐观，要求纸币自身也具有价值，因而要人们真正接受它，不是没有困难的。“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保证纸币信用，就成为纸币发行和流通的重要条件。“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这是王茂荫的观点。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控制纸币发行总量，纸币与金属币相辅而行并保证兑现，建立纸币的商业信用等。“现行银票、钱钞，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王茂荫主张将国家发行的纸币交由殷实的私商银号用制钱或银两取领，同时给予银号方便流通的条件并保证其利益。“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有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如国家发放纸币按库平价，而银号上缴纸币按市平价，典铺、店铺货币出入均可用钞，可以用钞兑换银两，等等。使得纸币在商业周转过程中得以流通，“如此而疑畏之弊益除矣”。
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王茂荫的货币适应于商品交换，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思想，尤其值得敬佩。王茂荫主张由私商银号作为纸币发行的中介，还基于他对货币周转的调查研究，他说：“凡以银易钱者，官民也；以钱易银者，各项店铺也；而以银易钱，又以钱易银，则钱店实为之枢纽焉。”从这里我们倒是可以看到，王茂荫无愧为徽商之一员，无愧于儒商的称誉，在自然经济依然重裹的时代，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弥漫之际，能够看到货币的市场力量，看到商品流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趋应代表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不是仅仅一个精于票据实务的封建官僚或知识分子所能做到的。
是为序。
最新推荐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
祠堂，很多人都知道，在南方是很常见的，它主要用于祭祀祖先 [详细内容]
- · 江西王家大祠堂：规模之大在全国极为罕见，
- · 他是湖北“王姓”最长寿的开国将军，打仗不
- ·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王永志院士逝世，
- · 恭祝全世界王氏宗亲网友端午节安康
- · 金门第十一届世界王氏恳亲联谊大会散记
- · 浙江百姓家谱研究会考察梅溪状元故里
- · 太子晋·王子乔与中华王氏始祖寻根
- · 余王共脉：一段坚守与回归的传奇
- · 贺泰国海南王氏宗亲会四十五周年庆典
- · 新城王氏溯源·“诸城之初家庄”确有其村
最新排行
- · 鬼谷子王诩
- · 明清时期莱阳蚬子湾王氏名人
- · 《旧唐书》王姓人物
- · 闽南王氏人物志
- · 琅琊王氏历史名人·王弘(附子王锡)
- · 明朝开国功臣太原郡侯王胜公传
- · 明初猛将定远侯王弼
- · 《晋书》王姓人物传
- · 王禹偁世系研究
- · 明朝武德将军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