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直面腥风血雨的猛士-王荷波
王荷波雕像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6年秋，王荷波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福州，25年前他离开故乡时还是一个19岁的毛头小伙，如今他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家。此次回故乡王荷波担负着中共中央赋予的两项重大使命，一是领导海军中党的工作，策动隶属北洋政府的闽系海军倒戈，参加国民革命；二是指导福建党建工作，策应北伐军入闽。
福州马尾，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蓝，海军中的许多官兵是福州人，闽系海军是北洋政府海军的主力，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闽系海军将领看到国民革命必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形势，也有随机应变的打算。争取海军工作也已被提到国共两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作为福州人，王荷波早年当过水兵，有许多亲朋好友在海军服役，做海军策反工作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根据中央指示，王荷波从两方面入手开展对海军的工作。一方面他多次前往马尾海军联欢社，通过林植夫(国民党左派人士、广东革命政府海军政治部主任)做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另一方面，王荷波还利用四弟王大华、五弟王凯身为海军军人的有利条件，广泛联系普通水兵和马尾造船厂工人，启发他们的觉悟，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并进而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推动下层士兵参加北伐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0月，北伐军东路军入闽作战，北洋军阀张毅所部第一军从漳州向福州方向溃退。11月26日，张毅部队到达乌龙江南岸，准备过江进入福州组织顽抗,形势万分危急。
11月30日,王荷波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同国民党代表林寿昌、海军代表林知渊和林忠在马尾潮江楼旅社召开紧急会议，达成了海军倒戈配合北伐军拦截张毅军的作战方案。
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立即下令驻闽江舰艇升火待命。随后，“江元”舰在拂晓前驶入乌龙江，趁张毅军前卫教导团渡江之际予以截击。
张毅的后续部队见状只得改向南港流窜。海军陆战队第三团在鳖头、下洋两处登陆，围歼到达南台岛的敌军。陆战队第二团协同北伐军独立第四师张贞部，向逃至瓜山的张毅军主力发动猛攻。“楚同”舰也奉命赶来参战，给敌造成重大伤亡。“张毅部在粮弹将尽，被迫接受北伐军的改编。在海军的配合下，北伐军顺利进入福州城，很快占领福建全省。
福建海军举事对上海海军官兵产生强烈反响,王荷波趁热打铁,利用同乡关系在上海海军官兵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新海军社，新海军社的主要成员郭寿生、曾万里、陈嘉谟等都是秘密党员，单线受王荷波的领导。新海军社团结、教育官兵的活动，为共产党争取海军奠定了基础。为了在海军中加强党的领导，11月6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尽快在区委领导下建立海军支部，凡有2名党员以上的舰艇成立党小组。中央也组成海军3人会议，以王荷波、赵世炎为指导员。会后，党在海军舰艇和江南造船所中迅速开展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组织，并秘密发行《灯塔》月刊，宣传革命道理。
上海的辣斐德路辣斐成坊是北伐时期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王荷波经常在这里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一起开会研究工作，11月下旬，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上海后，成为争取海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郭寿生、王介山(王荷波的三弟)等海军中的地下党员同周恩来直接联系，听取周恩来的指示。
1927年2月22日十八时，在黄浦江上的“建康”、“建威”二舰首先开炮，揭开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帷幕。舰炮起初向高昌庙兵工厂射击，发现厂房上空挂起白旗后，又转向南火车站和敌军司令部、督办公署。一辆敌军列车被击中起火，敌兵仓皇逃往租界。由于敌军司令部靠近法租界，有几发炮弹落到法租界内，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立即前来阻止。这时，驻沪敌军在舰炮威慑下已成惊弓之鸟。但原定乘小轮到军舰来取枪配合南市纠察队攻打兵工厂的浦东工人纠察队，因轮船误点未能赶来，致使南市纠察队无力攻克敌兵工厂。敌军见舰炮停止射击后，又壮起胆子，镇压了起义队伍。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失败了，但海军官兵的行动得到了高度评价。2月24日，上海总工会在复工命令中指出：“革命的海军，开炮对敌人轰击，表示革命的工人与兵士联合的伟大征兆。”
3月21日，王荷波刚从福州赶到上海，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一道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始终亲临第一线，奋不顾身地指挥工人武装队伍作战。在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周恩来常常亲切地称王荷波为“大哥”。
起义胜利了，为了防备帝国主义军舰的武装干涉和北洋军阀渤海舰队的南下袭击，王荷波随即奉命前往吴淞，帮助巳经站到革命方面的驻沪海军加强吴淞口的防务，以保障上海的安全。
在此期间，王荷波多次回到福州，以中央特派员指导整顿了中共福州特委，加强了党内团结，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1926年10月的一个夜晚，王荷波在福州剑池后义务小学召开党团员大会，他在会上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明确指出，全体党团员必须在特委的领导下，做到“三个统一”，即统一认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他要求在北伐军进入福州之前，应做好统战工作，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种组织中、各条战线上要起领导核心作用，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积极支援北伐战争。
在王荷波的指导下，福州特委遴选共产党员陈应中、金毓芬、吴徽谦等组成“党团小组”，主动参加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的工作，并积极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合作。据吴徽谦同志晚年回忆：“党团小组”是我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下组织，北伐军入闽后，同志们即通过这个组织,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福州市党部活动，共产党员担任市党部各部门的全部领导职务。(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王荷波还指导特委同志派人把东、西、南、北门外四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协同特委同志，深入基层，发展工会组织，建立电报工会、店员工会和人力车夫工会等，同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黄色工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北伐军进城后，王荷波指导福州特委组织领导了柴井医院罢工、控诉“万童坑”事件和教会学校,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三次反帝斗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罪行，提高了群众的革命觉悟。
王荷波尤其关心青年，向青年学生了解学校的情况和同学的思想，鼓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据当年的学生党员郑乃之同志晚年回忆：“在我的印象中，王荷波同志个子高高的，脸庞瘦削，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长袍、布鞋。尽管戴着眼镜，但目光炯炯，很有精神。我那时是学生，才20岁，我们支部在协和中学，共有三个同志，询问我们学校情况后他说：你们这个学校很好，地点在郊外，反动派鞭长莫及，对党的发展很有利。他还说：学校发展党组织容易保密，但要提高警惕，要记住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他那次谈了许多话，这些话对我的思想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1927年3月，福建的国民党右派蠢蠢欲动，形势急转直下，福州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气氛，王荷波仍坚持在福州领导特委反击国民党右派，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3月9日，福州四十多个团体万余人在南较场集会，公推王荷波为大会主席和请愿代表。大会提出惩办反动分子等七个条件，会后举行空前规模的游行示威。接着，国民党右派进行疯狂反扑，情况危急。
3月18日，王荷波刮去长胡，化装瞒过敌人，离开福州，前往上海。
正当上海人民欢庆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在暗地里挥起屠刀。
4月12日，凌晨，枪声大作，王荷波急从“新海军社”赶到上海总工会，中途遭国民党士兵扣压,幸好遇上他在海军中任副营长的表弟黄桐藩，巧妙地把他释放。王荷波脱险后，立即来到设在半淞园“三山会馆”的南市区工人纠察队总部，领导工人开展斗争。这就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第二天，上海总工会在闸北召开工人群众大会，提出发还枪械、肃清流氓和反革命分子的要求，号召总同盟罢工，示威游行。几万工人奋勇夺回上海总工会会址，并向司令部请愿。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蒋介石命令反动军队用机枪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革命群众扫射，顿时血染大地，开始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大屠杀。
几天之内，上海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的许多领导人，被迫转移，相继离开上海。
4月22日，王荷波扮成鱼行商人，与罗亦农、李立三等同船去汉口。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离武昌江滩不远的都府堤小巷20号是武昌第一小学的所在地，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大会虽然仍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党的五大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经过公开选举，王荷波等10名代表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委员有7名：王荷波、张佐臣、许伯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3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注意到党内监督问题，但当时尚未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同时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比较重视党员发展工作，对党员的质量问题有所忽略。在“五卅”运动中，中共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到1925年9月，党员人数发展到3164人。到1926年7月，发展到18526人。随着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中共党员发展更快。至1927年4月底中共五大开会前，党员人数已达到57967人。在党员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党员的质量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党组织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忽视了对要求入党人员的考察和教育，一些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声望。据曾出席中共五大的陆定一同志回忆：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参见陆定一：《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为此，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通告主要是针对当时少数党员中的“贪官污吏化”倾向发出的，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入腐化，不旦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99—100页)。从通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党员质量问题尤其是投机腐败问题的高度重视。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
在建党初期，中央和地方没有设置专门的党内监督机构，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但党内的监督工作一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有所进行。王荷波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刘少奇、李立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和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中建立的规章制度是这个时期党建立监督机制的重要实践。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渐养成一种官僚的态度，对工人说话态度傲慢，以权谋私、违反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这一现象，刘少奇、李立三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为了使俱乐部能够切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牟取私利，俱乐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依章制裁。王荷波、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导人也都模范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始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
纪念王荷波与苏兆征的首日封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成立后，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委员、候补委员们很快被派到各地领导地方党的工作。1927年5月30日，王荷波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这个时期他在武汉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委会工作，领导开展全国各地铁路工人运动。第一届中共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中，有2名不在武汉，另外8名也在中共五大后不久先后离开武汉，因而根本无法集中办公，加上当时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都忙于对革命形势的应变，无暇顾及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此后，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在“七？一五”政变、蒋汪合流后大部分牺牲。在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名成员就有6名牺牲，到最后仅剩下2名。当时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党忙于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和武装斗争，没有及时充实监察委员会，使得监察委员会在人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监督工作。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十六号——关于监察委员会的问题》。通告说：“五次大会后因为国民党在各地背叛革命，我们整个的党转入地下秘密工作的地位，监察委员会似已成为不必要的组织，同时各地党部因为种种关系有监察委员会组织者极少，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因为委员散在各地，加之主席王荷波同志及委员张佐成(即张佐臣——引者注)、萧石月、杨培森等同志之被难，副主席杨匏安同志之被处罚，至今未能行使职权。最近临时中央政治局重新提出讨论，决议监察委员会之存废问题须在第六次全国大会解决。”(《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第158页)。这样，在1928年6月至7月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取消了监察委员会，代之以职权范围较小的中央审查委员会。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在当时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它的成立，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方面，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员队伍健康发展，提高了党的声望和战斗力，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发扬，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对监察机关的条款规定，为以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借鉴，对制定新党章起了奠基作用。中央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设立，开创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纪律检查机构设置的先河，为党内专门监督机构比较独立完整地行使监督权力打下了基础。
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1927年的中国,形势动荡飘摇，云谲波诡。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内形势的变化急转直下。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势如破竹。但很快,革命阵营内部就发生分裂，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背叛和突然袭击。
1927年8月7日，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一座洋房内,20来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正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王荷波、杨匏安；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
“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王荷波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于王荷波在长期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高度的策略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受党内同志的信任，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北方局由王荷被、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北方局下辖顺直(今河北省)、山西、满州、内蒙和山东等省、区党部。
“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促成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旧址
8月中旬，王荷波跟随党中央回到上海。9月，王荷波动身前往华北。9日，蔡和森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知。22日，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情况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确定了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以配合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
当时，顺直地区玉田县农民运动基础较好，全县党员已发展到近二百人，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有组织的群众占一半，还掌握了一定的武装力量，顺直省委委决定以玉田为中心组织冀东农民武装暴动。
1927年9月间，王荷波亲自来到玉田，向玉田的党组织和干部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顺直省委关于在京东地区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王荷波在玉田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玉田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配合南昌“八一起义”和南方即将开展的“秋收起义”。
暴动前夕，玉田、遵化、丰润、蓟县的农会普遍组织农民武装自卫队，主要武器为矛、刀、火枪等，还有步枪、短枪300多支。县委决定于10月10日利用辛亥革命纪念日，在县城东关举行全县农会会员大会和武装示威游行。
据时任玉田中心县委书记的张明远同志晚年回忆：荷波于9月末来到玉田，立即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王荷波指出，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叛变革命，使北代战争和南方的革命斗争遭到失败。这除了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反革命力量强大之外，还由于我党的力量尚弱，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所致。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行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他还针对玉田的情况，提出了扩大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夺取玉田等县的意见。(王荷波烈士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首先打下玉田，扩大农民自卫军，打下京东四县，为建立工农政权做好准备。
十月十日，根据王荷波的意见，利用纪念辛亥革命的名义，县城东关高搭讲台召开全县农会会员大会，玉田以及邻近的遵化、丰润、蓟县等县万余农民，携带各种武器示威游行，既壮大了声势，又检阅了力量。王荷波看到如此整齐雄壮、斗志昂扬的农民武装力量，感到十分高兴。他说：“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你们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不容易。这里真有点海陆丰和湖南的景象了，只要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去做，相信你们的武装暴动一定会取得胜利。”
玉田农民暴动于十月下旬爆发。一万四千多人参加的武装队伍，很快地攻克了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反动武装，并准备成立县革命政府。但由于敌强我弱，玉田农民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终于失败。然而这次暴动为冀东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了先声。
后来的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玉田暴动：1927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顺直省委直接领导和发动了北方的秋收起义——唐山玉田农民武装暴动。近两万名手持各种武器的农民，攻占了玉田县城，赶走了贪官污吏，成立了农民政府，宣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是中国北方农民响应党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总方针的号召，向封建军阀打响的第一枪。气势磅礴的农民武装暴动一度动摇了北洋军阀在京东的反动统治，对当时的国内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下，玉田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了，尽管如此，党组织在斗争中得到了考验，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团结武装起来的巨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将来开辟和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摘自《北方的秋收起义——玉田农民武装暴动概述兼论与秋收起义之异同》一文)
会后，王荷波回到天津后，即转至北京，领导北方局工作。他拟定了工人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京总工会，发展会员。不幸，工人在散发传单时被巡警查获。敌人追踪到工会机关，进行搜查，肆意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荷波于10月18日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北方局和北京市委十八名领导同志亦相继落入敌手。
被捕
在审讯时，王荷波不讲真实姓名，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只说名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开西服店，这次来京索债。直至叛徒指认后，他才承认自己的姓名和部分职务，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和机关地址。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组织。他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谈论着未来革命的胜利，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临难前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1927年11月11日夜，北京城阴云密布，风雨如晦。几辆刑车，从南向北而去。车到安定门外箭楼西边就猛然刹住。王荷波等十八位革命志士被押下车来，在反动军警的刺刀下蹒跚前进。他目光炯炯，面对敌人的枪口，视死如归，放声高呼：“打倒军阀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吓得刽子手们目瞪口呆，慌忙开枪。王荷波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五岁。
王荷波牺牲地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周恩来总理就想到了王荷波烈士。周总理说，王荷波是十八烈士之首，应该受到人民的纪念。他要求重新安葬他的遗骸。当时，北京安定门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根据当年目睹者回忆，人们从芦苇深处挖出烈士遗留下的一只残缺不全的鱼鳞底皮鞋，依稀可以辨认，从而收殓了王荷波的忠骨。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北京市委等组成“王荷波同志等十八烈士移葬委员会”，将烈士的遗骸移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亲临主祭。
纪念王荷波诞生100周年座谈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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