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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古书院最后的山长(组图)

2015-11-22 10:02:48来源： 华西都市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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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尊经书院大门。袁庭栋提供，吕甲翻拍

王闿运编《唐诗选六卷》，清光绪二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袁庭栋提供，吕甲翻拍

尊经书院记。袁庭栋提供，吕甲翻拍

王闿运
　　说起近代蜀中的知名学府，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尊经书院。尊经书院是四川大学的历史源头之一，它培养了一大批影响四川近现代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优秀人物，比如之前见报过的宋育仁，“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最后的经学大师”廖平等等。

　　说起尊经书院，有一个人更不得不提，那就是王闿运先生。王闿运，生于1833年，湖南湘潭人，因自署所居之楼曰“湘绮”,也被尊称为“湘绮先生”。王闿运是清末颇有名望的书院教育家和经学家。有学者说，他是中国古代书院史上的最后一任山长。

　　尊经书院：清末四川最高学府

　　说王闿运是“最后一任山长”，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1898年戊戌变法和1903年癸卯学制改革，全国几乎所有的书院都改成了新式学堂，比如京师的有京师大学堂，其他省城改成高等学堂，府郡州县的就改成中等学堂和小学堂。王闿运还坚守着衡山的船山书院，甚至辛亥革命后，还在船山书院讲经说教，船山书院也成为了全国最后一所没有被改造的旧书院。

　　为什么说提到尊经书院不得不提到王闿运呢？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介绍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先说尊经书院，尊经书院是1874年，由当时的四川学政，著名的维新派官员张之洞创办的。当时四川有锦江书院，“锦江书院是传统书院的代表，讲的都是八股、时文，培养的都是应试科举的学子。张之洞对锦江书院的模式不满意，觉得这限制思想，学生没有学到真学问。”谭继和这样讲张之洞对旧式书院的态度。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之洞接受了川籍官绅薛焕等15人联合上书的建议，建立了尊经书院，地址就选在距离锦江书院不远的地方，文庙西街以西的石牛寺。袁庭栋在《成都街巷志》中介绍，当时尊经书院以全省盐税的盈余以及学田数百亩的田租作为经费。

　　书院创设之初，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原本打算开设天文、地理、算学及格致等课程，但因风气未开，师资不够，最终成为经、史、词章人才的培养之所。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了18条章程，要求学生们研习儒家的经典文献，还编写了《书目答问》和《輏轩语》两本书。还请当时的知名学者为山长，而尊经书院的声名大噪，和历任山长，尤其是王闿运的作用，有很大关系。

　　王闿运提倡“以抄助读”法

　　1879年，王闿运在当时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力邀下，出任尊经书院的山长。其实在那之前，张之洞、薛焕都邀请过王闿运，但王闿运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同意。从1879年到1887年，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当了八年的山长，以“通经致用”为口号教育学生，他还有集句联：“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

　　这期间，王闿运提倡经世致用，以经史词章等来教化学生，而且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根据学者杨布生在《王闿运掌教尊经、船山两书院考》中提到，“王闿运规定，学生每月读书，必须记下心得体会，山长要审改评定，学生作业,不得抄袭陈文,或者请人捉刀代笔。”

　　学者龙晦在《论薛焕、王闿运创办尊经书院》一文中提到，王闿运对读书、尤其是古代典籍为学生们作了许多提示，在《文九•读书之要》中说：“古今学术有三途：一曰儒林，经师之传习也；二曰文苑，学士之极思也；三曰道学，儒士之推致也。文苑之中复分三等：长记述者谓之良史，精论述者谓之诸子，工词赋者谓之才人。史以识为先，源出《尚书》；子以理为骨，源出《论语》；词赋似小，其源在《诗》。”

　　为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他提倡“以抄助读”的方法，让学生抄书。为了鼓励学生，王闿运还把学生们在经、史、词章方面的优秀论文，集结成册刊印。王闿运还非常注意校勘，他成立了尊经书局,招了一些最善刻书的岳池刻工,将一些基本书重新校勘，书院的一些精英学生也参与校勘，这不仅培养了人才，也有助于提高四川的学术水平。

　　他一只脚在新学一只脚在旧学

　　谭继和说，王闿运在尊经书院任山长期间，在培养学生之余，也带动了四川学术的发展，可以说是带湘学入蜀，促进蜀学的发展。由于战乱、移民等等因素的影响，清初以后，四川学术衰微，人才凋敝。学生还有偏狭等缺点，眼界不够开阔。

　　而能够为蜀学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除了王闿运在尊经书院的一些努力，也与他自身的学术水平与治学观念有关。王闿运是经学大师，提倡今文经学，主要注《春秋公羊传》，探讨经书中的微言大义。

　　所谓今文经学，是跟古文经学相对的一个流派，最早的代表是西汉的董仲舒，提倡经世致用。谭继和解释说，“像王闿运这种提倡今文经学的，认为今文不可怀疑，尊崇孔子，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派呢，研究古文经籍，讲历史。”简单理解呢，今文经学就是讲究在儒家经典中找道理解释当下。在今文经学内部，又有“汉学”与“宋学”的区别，汉学重考据，通小学、训诂；宋学则是宏观上的，讲大道理。

　　以对尊经书院的管理为例，张之洞用的是汉学的方法，但到了王闿运，王闿运认为汉学只是基本的读书方法，在思考上应用了宋学的方法，要让学问有用于时代，是对张之洞的一种扭转。王闿运教出来的学生中，有最后一位经学大师廖平，也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廖平对王闿运的治学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

　　谭继和这么形容这三人的学术思想：张之洞从旧学阵营里走出来，一只脚踏入了新学的阵容，大半个身子还在旧学；王闿运一只脚在新学，一只脚还在旧学，大半个身子都到了新学的阵容里；到了廖平这里，就全身都在新学里了。这也是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表现。

　　在曾国藩幕府结识袁世凯叔祖父

　　谭继和介绍，王闿运还作有《督抚歌》，记录督抚民族如满汉的比例，以及各省督抚本人的省籍，作为考察政治、地域、人事变迁的依据，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方便“跑官”和“拉关系”。而且为了改善并不富裕生活现状，他往往靠写寿文、序铭、对联,甚至写介绍信谋职，并且订了每函百金的规矩。

　　王闿运7岁时开始进入私塾读书，后来跟长沙著名的学者刘焕藻学习，还进入过长沙城南书院求学。1850年，19岁的王闿运在县试中考取秀才，并在1857年考取举人功名，然而，在1859年和1871年两次入京参加会试中，均以下第告终。为晚清一代硕儒的王闿运，其实也就只是举人出身。1908年，因为别人的奏荐,王阎运被特授翰林院检讨，并在1911年加翰林院侍讲衔，王闿运却视之如敝屣。

　　学者刘四平在论文《王闿运政治思想研究》中提到，科举上的失意似乎并没有对王闿运带来太大的心理冲击。为推行自己的“帝王之学”，青年时期的王闿运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他做过曾国藩、肃顺、文煜、丁宝桢和夏时等人的幕僚，而且与张之洞、丁宝桢都是儿女亲家的关系。

　　大概在1853年，曾国藩以丁忧侍郎奉旨在长沙兴办团练,提倡人人上书言事时，王闿运以上书言事这一途径结识曾国藩，刘四平考证：在曾国藩幕府的初期,他鼓励曾国藩“重法以绳吏青,严刑以延奸究”。

　　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的湘军是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这期间，与湘军的许多将领关系很深，受曾国荃的邀请，写了《湘军志》，反映了湘军的完整历史，也因此“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有学者考证，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议拥兵自立，但曾国藩没同意。在客游于曾国藩的幕府经历中，王闿运还结识了袁世凯的叔祖父。1914年，已经耄耋之年的王闿运受袁世凯礼聘，出任国史馆馆长一职。

　　刘四平在论文中总结，王闿运当时是主张经世济民，但是他反对维新变法和新政，也反对民主革命。对外，他主张抵抗列强侵略，还向丁宝桢建议经营西藏，然而反对向西方学习。

　　学生众多，偏爱宋育仁

　　在尊经书院，王闿运的学子中突出的有宋育仁、廖平和杨锐等。廖平被誉为“最后的经学大师”，学说影响了康有为，但是王闿运并不喜欢廖平，对廖平学术的评价也不高。因为廖平走的是“宋学”的路子，这不合王闿运的口味。加上廖平“拙于言”，其貌不扬，也不像王闿运那样文章、诗、词、赋都很漂亮，所以即使廖平中了进士，王闿运在日记中只字未提此事。在王闿运当国史馆馆长期间，骆成骧、岳凤仪等二十多位尊经的学生经常宴请他,想依靠他求得一官半职。但是他不愿意让廖平来国史馆工作。据说他定下了一条严格规定——修史当用翰林。他明知廖平只是一个进士,他建议用翰林就是为了卡住廖平。


　　王闿运十分偏爱宋育仁，宋育仁能写骈文，又能作赋，在当时被认为是“当代宋玉”，很对王闿运的路子，他还认为宋育仁的文章是最好的。宋育仁中进士以后，王闿运把宋育仁推荐给了潘祖荫，在潘祖荫的安排下，宋育仁在翰林院做了庶吉士。

　　杨锐、廖平、张祥龄、毛瀚丰和彭毓高是张之洞在尊经书院颇为器重的，五人有个雅号，叫“蜀中五少年”。王闿运很信得过杨锐的文笔，曾经“属其作寿文,为授意九条,令藻饰之。”但是对于杨锐、刘光第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王闿运的态度却很能表明他的政见——反对戊戌变法。学者龙晦在研究中介绍，王闿运在当年的日记中，对于自己欣赏的学生被杀，没有丝毫态度。华西都市报记者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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