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族谱揭秘惠安青山王张悃是古县县令子孙考
大田族谱揭秘惠安青山王张悃是古县县令子孙考
张国琳
青山王张悃，是惠安历史上最扑朔迷离、对民众影响最大也是最深远的一个历史人物。然而，对他的生活年代、籍贯、生平都缺乏充足的史料，并存在重大争议。笔者在编纂《惠安历史人物新编》时，颇为难。要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写，因史料太少且多涉鬼神之事而难于立传。若不将他作为历史人物来写，其又涉及惠安建县及惠安最早县治设置的历史，是惠安最早的历史人物之一。没有他的惠安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历史。所以笔者只能勉为其难，故作《青山王张悃考证》权以为代。
青山在县南，伪闽时，将军张悃尝立寨于此，以御海寇，殁后，乡人庙而祠立，至今不废。
卷十记载：
城隍庙在县治东。宋天圣中，邑令李畋之母贤而知书，且精相宅之说，谓县白虎山高，不利于人，故增筑是祠，以壮青龙之势，题曰城隍。国朝洪武二年封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六年正山川岳渎诸神封号，改题曰惠安县城陸之神庙。之后殿有神像二，其一旧为灵岳之神，宋累封至灵惠王；其一即青山张侯，宋累封至灵安王。其妻皆为妃。初未置县时已有灵岳庙，即今之城隍也。及李令建城隍，乃迁其庙于干峰寺前，与青山神同时受封，故乡人合而祀之……
青山诚应庙在二十六都，神张姓名悃，闽时尝营青山下以御海寇。宋建炎间，海寇作，神有阴助功，邑人蔡义可闻其于朝，赐庙额诚应，封灵惠侯。妻叶氏封昭顺夫人。景炎元年，进封灵安王，夫人封显庆妃。至今有司岁一致祭。
随着对青山王研宄的不断深入，发现最早记载青山王张悃信仰的文献资料，出于《宋会要辑稿》：
青山王祠，在泉州府惠安县守节里。绍兴五年十二月赐庙额诚应，绍兴十九年八月封灵惠侯。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智超先生的重大发现，早于嘉靖《惠安县志》400年左右，是迄今所知关于青山庙的最早的文献记载，此条材料见于《宋会要辑稿》礼20之107。
《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然而，最原始的出处我们己经找不到，故最早记载青山王的书也可以说是真德秀（1178～1235年，号西山，谥文忠，福建浦城人）的文集。南宋时，两度出任泉州知府的真德秀曾亲至青山庙致祭，献《惠安诚应灵济庙祝文》，收录于《西山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十四：
惟神正直聪明，黙佑一邑。圣朝嘉奖，申锡赞书，威灵益章，遐迩蒙福。某假守于此，密藉神庥，敢荐菲仪，具昭诚意。
后来的《惠安县志》如万历、康熙、乾隆、嘉庆、道光诸版本，要么没有新的补充，要么却都提到大田族谱记载的史料。如清雍正《惠安县志》卷六记载：
青山，在县南三十里青山铺，闽时将军张悃立寨于此以御海寇。没，而乡人庙祀之。或云悃即述，今其子孙在永春，谱载甚详。
卷十一载：
青山诚应庙在县南青山铺，神张姓名悃，三国吴将也。尝屯是山以御海寇。宋建炎间，采石之战，人见大旗上题张将军姓名。时虞允文讯青山土人之从军者，得其神迹，录功上闻，制入祀典，赐庙额诚应，封灵惠侯。妻叶氏封昭顺夫人。景炎元年，晋封灵安王，夫人封显庆妃。十月二十三日，有司到庙一祭……
初明知县叶春及毁淫祠至青山，梦王告之曰：“未有惠安，先有青山”，卒不敢毁。今邑治亦有青山王祠、祷雨尝应。
边有小字附注：
大田张氏族谱载神名述，其袓也，先葬螺山。陈震建县，始迁青山，田力移居盘龙下孟。（国琳注：田力乃男字之误）
卷二十八载：
张悃，五代时，天下割据，兵燹叠告，民各鸟兽四散，乡闾不保。悃集民兵训练之，旗鼓严肃，刁斗时巡。青山一带，盗不敢犯。桑麻无恙，鸡犬敉宁。殁后常出灵异。海寇登岸，每见旌旗散空，金鼓时鸣，辄自引去。邑人进士蔡义可闻其事于朝，封灵安王。妻华氏，封显庆妃，立庙青山以祀，賜額诚应。至今有司春秋到庙致祭。大田张氏族谱载，悃即其祖述。
按，述举进士不第，自放山泽间，尝游罗浮，观曹溪六祖化身处，笑曰：“此亦谓不朽耶？”至曲江，谒文献公及殿中公墓。时绍兴初也，魏公在政府。族人约往省，不应。及贬连州，曰：“天下安可无德远？”遣子寓连省谒。若悃即述，学问深造，生则御灾捍患，殁则为神庇卫乡人，庙食青山百世，宜哉！敏求
敏求即张敏求，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贡生，嘉庆《惠安县志》记字子逊，武进士、怀远将军蒲壁弟，乾隆二十年（1755年）曾重修县志，增补十四卷，被县令王泽椿采用并增补，是为嘉庆《惠安县志》。因此，严格讲，雍正县志不是纯粹的雍正县志，嘉庆县志也不是真正的嘉庆县志，而是雍正县志已经含有乾隆年间张敏求所补充内容，应是乾隆年间才正式出版，故称乾隆县志应会更准确些。而嘉庆县志则当然包括了雍正、乾隆年间张步瀛、张敏求所补充的内容。因此可以断定，对张悃史料作重大补充之人应就是张敏求。
然从中可以看出，张敏求对青山王张悃的记载己经出现混乱，既认为他是五代时人，又受何乔远《闽书》影响说他是三国吴将，前后不一。
因此，寻找大田族谱成为解开青山王张悃之谜的关键环节。
2009年，根据惠安曲江张氏族谱记载元朝昭信校尉、泉州翼百户张性佑长子张景元迁居大田的线索，笔者专程赴大田考古，联系到大田宗亲张报光，在他的带路下到三坊鳌头村，找到了先伯祖张景元的祖祠遗址，性佑公与景元公父子的墓址，并搜集到三种版本的张氏族谱，也找到了之前张德兴宗亲提供给我的《张氏会谱记》，就记载于《大田太华镇小华张姓族谱》中明嘉靖辛亥年（1551年）十月惠安张愫（张岳叔父）到大田寻亲的记录。
谱中《张氏历代始祖迁居处所开辟用地录》又载：
首欤公为惠安路之始祖，官至泉州府古县平令…
宗纪公为惠安锦溪之始祖
宣公为盘龙下盂后迁惠安县边南山下祖……
此谱以汉留侯张良公为第一代，九龄公四兄弟为第二十七代，入闽始祖、宣州军事推官崇纪公为第三十三代，崎公之子。推官生三子：瑞，官至仁化令，生二子；泽，生三子；兰，系后。
然而，要命的是该谱后复记载：
第三十三代嶰公，官至太子中舍，生一子：绮，官至梧州刺史，生一子：澜，字清溪，以字行，官至漳南刺史，年五十二卒，葬漳浦县金凤山下，坐申向寅，生三子。上 自仲通公至公七世，为入闽始祖。
其下澜公三子：长轩昂，官授福州枢密副使，卒葬福州平远山，坐北向南，生三子。次轩德，三轩安，公为漳州府城之祖。
轩昂三子如下：
长惟矞，官至延平府沙县少尹，生三子，系后；
次惟乐，明经及第，兴化府刺史，生三子，系后；
三惟佳，初怀安县平令，居住时因洪水漂屋南门，乘舟乃迁洪塘，即为洪塘之始祖。
“积溪（讳澜，避居入闽，住惠安路厝店，未果；任漳南刺史之职，五十二寿，卒葬漳浦县金风山下，坐寅向申）一轩昂（讳约）一惟乐（及第，兴化府刺史，因洪水横流，迁兴化府浦田县九里洋园墩居）一元纪（前缀誉，泉州古县县令，迁居惠安路厝，居坐癸向丁）一纯捆（及第，泉州刺史，太平兴国二年，陈振地师主意将惠安路开作惠安县，屋基整作衙门，即将纯捆改为青山之祠。男迁盘龙下盂居之，坐巳向亥。县中只有东董、西崔、南庄、北洪、中张五姓。”
如果元纪前缀誉，那么就不是两代人，则纯捆就不是古县县令之孙，而是古县县令之子。因此，笔者笼统地称张纯捆为古县县令子孙。
由于时代的变迁，许多族谱在转抄中出现了差错。大田族谱也莫能外。只要对比一下《唐书》之宰相世系表张九龄家族谱系，就会发现，大田谱出现了一个重大差错，那就是将张澜与张兰当成两个人，张澜字清溪，而非积溪。实际上，并没有三十五世张兰这个人。崇纪公是绮公之子，亦非崎公之子。这在大田张氏族谱的另一版本《大田三坊鳌头祠张氏宗谱》之《张姓世系总叙》中就有记载：“克俭生梧州刺史绮，绮生崇纪。”
这和《唐书》的记载是相符的，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此文后却又画蛇添足颠三倒四：
崇纪为宣州军事推言（国琳注：言误，当为官），历延、颛、业、懈、绮，入闽至泉州惠安路居之。绮生三子，瑞、泽、澜。泽有节操，幕管幼安、陶元亮之为人。王审知欲授以官，自以唐名公子孙，耻为异姓臣，作《紫桑赋》（国琳注：嘉靖、嘉庆《惠安县志》记为《柴桑赋》）以自见。王审知不敢强，乃署其澜为漳州刺史，非所好也，未几亦弃去。澜字清溪，生四子，玓、珣、玑、瑗。珣生惟正、惟吉；玓生惟矞、惟乐、惟德，材行甚高。陈洪进尝欲召官之，辞，不就。太平兴国二年，初洪进纳土，转运使杨克让闻其名，便宜辟摄兴化县尉，以平贼劳大理评事，知其县。惟乐，明经及第，签出明州判官厅公事，召为殿中丞，出知循州。嘉佑中，诏修《唐书》。宋景文（国琳注：即宋祁，谥景文）、欧阳公伶（国琳注：伶即领之简写）史局。知制诰吕夏卿，泉人也。公握宰相世系表。惟德公悉以先世谱谍上之，故所载文献公与殿中公子孙世系最详，惟德之力也。”
上文已载绮生崇纪，下文却另载绮生三子瑞、泽、澜。显然，《大田三坊鳌头祠张氏宗谱》在这里漏掉了崇纪公，却又另生出“历（季）延、（嘉）颛、（遵）业、嶰”，与《唐书》所载《宰相世系表》完全不符。而提供“先世谱牒”给修《唐书》的泉州人吕夏卿的惟德公，就是惠安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与包拯同榜，一作天圣八年庚午（1030年）。因此无论是广东也好，福建也好，四川也好，湖南也好、江西也好，台湾也好，称曲江张也好，称清河张也好，称金鉴也好，只要是出自广东始兴（曲江）张氏，统统都要以正史《新唐书》卷七十二下•表第十二下为准。这是纠正全国各地曲江张氏族谱谬误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和准绳。
从《张氏会谱记》中所述，可知此错误一源于明嘉靖间大田张西岩家藏谱所载，一出于大田山坑谱中的《录澜公字积溪序》：
曲江男守礼，守礼男君政，君政男子虔、子冑，子冑男弘藏、弘毅、弘智、弘愈。弘愈男九龄、九皋、九章、九宾；（九）皋男捷、擢、拱、撝、抗、哲、捍、掞、扱九友。捷男仲通、仲琏；（忡）通男季延；季延男嘉颛，嘉颛男遵业，遵业男嶰，嶰男绮，绮公始生吾澜，字积溪。
由此笔者断定这篇序言乃后人伪作，不可信。今后大田张氏谱如第重修，应予纠正，免得再贻误子孙后代。
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只因一字之差，自己犯了一个大错，错过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没有意识到上面两处出现的“平令”其实就是县令，这在另一抄本中就有体现。“古县平令”就是古县县令，“怀安县平令”就是怀安县县令。本来，笔者因认为没有平令这种官职而百思不得其解，如今才豁然开朗。如此，则青山王张悃原来竟然就是泉州古县县令之孙!张纯捆就是张悃的本名。按照大田族谱各种版本，张纯捆这个名字都是比较一致的。如此名无误，那么就是张岳在嘉靖《惠安县志》中的记载张悃应该有误。因为张岳叔父从大田找到张氏族谱时间是1551年，那时他还在湖南沅州平苗，根本没有时间回家，第二年就去世了。张愫不可能将此族谱专程送到千里之外的湖南。而张岳编纂的嘉靖《惠安县志》在1550年前就己经正式出版了，根本来不及重新核实和修订。
这是继《八闽通志》、嘉靖《惠安县志》和嘉庆《惠安县志》之外罕见的提到古县的史料，也掀开了有关泉州古县研究和惠安建县历史研究的新篇章。笔者认为这也就是张敏求两次提到的大田张氏族谱。“东董、西崔、南庄、北洪、中张五姓”是惠安县城最早的居民，谱中所记当时县城仅有五姓也是很有可能的。西崔应即是惠安宋代最早中进士的崔拱一族。
大田谱的另一个重要价值还在于改写了关于惠安县名来历的传统解释。之前惠安就有人对惠安的命名作了不少猜测，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可能是因青山王赐号灵惠王和灵安王的缘故，从中各取一字，组成惠安。二是与南安、安溪、同安等地联系起来，取以惠安民之义。而大田县太华镇小华张姓族谱记在惠安建县之前，此地就有惠安的称呼。这在张澜、张元纪、张纯捆的事迹中均有记载，如“惠安路厝店”、“惠安路厝”、“惠安路”，特别是元纪“前缀誉，官至泉州古县县令，迁居惠安路，屋地坐癸向丁”更是直接将古县与惠安联系起来。
如此，又引出另外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大田族谱记载的古县县令可信吗？惠安或者说是泉州到底有没有存在过一个叫古县的县治？
如果“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所记载的是史实而非谶语，那就说明惠安作为地名与古县是同时存在的，这反过来也可印证大田族谱的可靠性。而“泉州古县令”这样的表述也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并没有惠安县，古县自然直接隶属于泉州，所以如果表述为“惠安古县令”就有问题了。
对古县的记载，学者们普遍引用的几乎全都是明嘉靖年间惠安头号乡贤张岳所著《惠安县志》卷之一建置的这条记录：
然今县北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私呼与今治所颇类，岂始基于此而后乃迁与？盖不可考矣。
笔者发现，众人基本首推张岳的这条记载，却忽略了比张岳更早的莆田人翰林院编修黄仲昭（1435～1508年）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著的福建现存最早的省志《八闽通志》，黄比张岳年长57岁，成书早53年。原文见卷八十古迹：
旧县治在县北六都龙窟岭下，后徙于螺山之阳，故址尚存。
可见黄仲昭认可古县才是惠安最早的县治，而后来的张岳则相对有所保留，比较审慎，不如黄翰林的肯定。笔者相信，黄翰林的记载肯定还有更早的历史依据，而不可能是空穴来风。作为莆田县东里巷即今城厢区人，距离古县大约50公里，五十六岁的他是极有可能亲眼见过古县故址的，才能确定古县“故址尚存”，何况至今古县的城隍庙、四城门遗址尚在。
而对惠安建县的时间及古县的疑惑，在明隆庆时，县令叶春及也有怀疑。他在《惠安政书》卷二《地里考》建置中记：
宋太平兴国六年，始割晋江东乡十六里置县。然六都有古县遗址。若“始基于彼，后乃迁之”，则今署非六年建矣。
清康熙工部尚书杜臻撰《粤闽巡视纪略》卷五载：
《宋朝会要》云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地，置惠安县于螺山之阳。其地故为三车吴将张捆墓，徙之青山，而置署焉。今县库即捆葬处也。有古县基在龙窟岭。而真如溪发源横溪东龙田，又南至古县，入添崎港。今龙田古县皆置戌。此县治不知何代所置。
因此，有必要回头再考察北宋统一泉州之前留从效与陈洪进执政的这段历史。
留从效（906～962年），五代时泉州南安桃林场（今永春县桃城镇留安村）人，曾任清源节度使，闽帝王延羲在位时任泉州散指挥使。
保大七年（949年），留从效之兄南州副史留从愿毒杀董思安，自任刺史，南唐帝李璟只得在泉州设清源军，以留从效为节度使；后来又被南唐任命为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封鄂国公，最后进封为晋江王。
南唐向后周称臣后，留从效派使者黄禹锡（今惠安张坂后边人）至后周向周世宗请求归附，得到嘉奖。
留从效对惠安这片土地情有独钟，他选择将其父葬在惠安就是一证据。
清嘉庆版《惠安县志》记载：
南唐鄜州大都督留府君墓，在邑西白岩山下。保大四年，节度使留从效葬其父母及夫人陈氏于此，建白岩寺以奉香火，今废。
永春《留氏族谱》记载留从效父留雄的墓地，“葬惠安县尊贤里白岩院东，今大畲山是也。”
留从效虽然仅是晋江王，但却有搞独立王国的举措。他每年开进士、明经考试，视同朝廷正统，可见他的野心和雄心。《闽书》卷之四十一君长志记载：“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宋史》卷四百八十三列传第二百四十二世家六漳泉留氏、乾隆《泉州府志》卷之四十封爵及康熙八年翰林院检讨吴任臣撰《十国春秋》卷九十三留从效本传、均载“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后者又记载有：
徐昌嗣，莆田人，以明经除秘书郎。陈洪进辟掌书记。首劝纳土。洪进欲害之。昌嗣潜走汴京。江南平，洪进始悟其忠，乃命其弟昌图与陈仁愿奉表归宋。
这里有一事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留从效曾经开科取士，分进士与明经两类，陈洪进曾经重用进士。因此，我们无法排除张纯捆“明经及第”是留从效与陈洪进执政泉州之间发生的可能。换言之，张纯捆“明经及第”与留从效开科取士从时间上来讲是完全相符的，其未体现于正史亦可从此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由于留从效执政期间“开科取士”的合法性没有得到认可，所录取之士又没有名录，史料缺失，造成一段泉州地方教育史重要史料的消失无踪，使得我们从正统的角度来怀疑张纯捆“明经及第”的真实性，忽略了这段历史的特殊性。
开科取士之后，必定对这些地方才俊有有所安排重用，以笼络人心，这是一种稳定政权的一种必要手段。既然如此，随着对漳州的占领和有效统治，他要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对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设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而言，对惠安和仙游设县更加重视的，则当数留从效之后的陈洪进。
陈洪进（914～985年），五代至宋代兴化军（今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侯榄村）人，军旅出身。
宋建隆三年（962年），留从效病逝。统军使陈洪进推举张汉思为留后，自为节度副使。张汉思年老醇谨，军政事务皆决于陈洪进。干德元年（963年），陈洪进夺张汉思权，自称留后。南唐主李煜以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泉漳二州观察使。
干德二年（964年），宋太祖命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以陈洪进为节度使、泉漳观察使、检校太傅，赐号推诚顺化功臣，并以其子陈文显为节度副使，陈文颢为漳州刺史。
陈洪进主政泉、漳后，很有开拓创新精神。因此，另设古县当在此时。他改革田赋，兴修水利。如重修登瀛里天水淮（后改名节度淮）；筑陈埭，合南浦诸水为陡门通归于海等，推进泉州地区经济发展，持续海上贸易，于宋干德初扩建泉州城等。
而古县从地理位置上讲，刚好位于泉州与仙游之间。泉州至仙游大约有88公里，而古县到泉州约48公里，差不多是一半，即位于泉州至仙游中段。因此，作为仙游楓亭人，与后来的惠安南埔后龙一带交界，陈洪进对古县就是比较熟悉的。邻近古县的惠安辋川地区至今保存着陈洪进之女引水灌溉辋川一带的传说。
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加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陈洪进赴开封入觐，上《纳地表》，将泉、漳二州及所辖14县计有151978户正式纳入宋朝版图。
《十国春秋》卷之九十三陈洪进本传记载：
太宗嘉纳之。凡为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遂授洪进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留汴京奉朝请。
雍熙二年（985年），陈洪进病逝于开封，享年72岁。宋太宗赐赠中书令，谥号忠顺，追封南康郡王。
据此可以推断，古县的设立时间大体是在963年至981年之间。
问题是《十国春秋》卷一百十二•十国地理表下记载：
泉州，领县九，后入南唐。
晋江（旧县），南安（旧县）、莆田（旧县）、仙游（旧县）；
同安，旧为大同场，闽龙启初升为县；
清溪，南唐保大十三年使詹敦仁监小溪□事，以小溪可置县，请于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遂置县，曰清溪，以县治前溪水环绕也。《文献通考》以为王氏置，误。
永春，旧为桃林场，龙启元年改为阙 县，一曰桃源县，通文时改永春。
德化，旧为归德场，长兴三年闽惠宗立为归德县，属南乐府。南唐保大七年属清源军，割尤溪之常平、进平二县益之。
长泰，唐干符三年邑长张思始置武德场，以便输纳。文德元年改为武胜，寻改武安。南唐升为长泰县。一云闽永隆五年，置非。
《宋史》卷四太宗传同样记载为十四县：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陈洪进献漳、泉二州，凡得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
既然泉州府领县九，而漳州府领县四即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其中长泰重复，系太平兴国五年才划归漳州，那么，总共才十二，另两个又会是哪里呢？即使长泰不重复计算，亦滑缺其一。莫非其中即包括古县？然而古县却始终不曾出现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史书中，又该如何解释？
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建置沿革载：
泉州府……五代时增置同安，五代、唐以唐大同场置；德化，闽以唐归德场置；永春，闽以隋桃林场置桃源县，后改永春；清溪，南唐以唐小溪场置；长泰南唐以唐武安场置；凡县九。晋开运二年，南唐灭闽，取其地。既而留从効据之。干佑二年南唐升为清源军。从効卒，复为陈洪进所夺。宋干德二年，改为平海军。太平兴国三年，洪进纳土，复为州，属威武军。五代周广顺元年，尝改威武军为彰武军，时泉州为留从効所据，至是，陈洪进纳土，遂复旧，而泉州属焉；五年领县六，以莆田仙遊属兴化军、以长泰属漳州；六年领县七，析晋江置惠安。
而乾隆《泉州府志》卷之三建置沿革亦记载：
周显德二年，以小溪场置清溪县，武安场置长泰县，时领县九：晋江、南安、莆田、仙游、同安、德化、永春、清溪、长泰……六年，析晋江地置惠安县，割所属莆田仙游，别为兴化军，长泰归漳州，领县七。
周显德二年为公元955年，可见此年也有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然亦不见古县和惠安的踪迹。笔者一时为此感到困惑。
话说回来，惠安和仙游建县时间，均是在太平兴国年间，一在陈洪进献地两年之后，一在陈洪进献地三年之后。这绝非偶然，而应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有了比较成熟可行的方案。而这个方案的最初设计和始作俑者，并非宋太宗朝臣，而应是采纳和延续了乱世留从效和陈洪进时代地方政权的初步方案和设想，在天下大定时期才得以顺利实施。而古县地方政权的地方长官任命，亦因为并非出于朝廷正朔，长期得不到正式承认而纳入正史，故以野史和民间传说的非正统渠道得以流传，成为惠安历史的千古之谜。再加上历代惠安县志语焉不详，进一步造成了惠安后人的困惑，导致千百年来莫衷一是，始终没有定论。
陈洪进的老家枫亭距古县仅一二十公里之遥。当时兴化、仙游包括惠安均未设行政区域，统一隶属晋江。陈洪进的活动区域又一直是在古闽南晋江一带。我们无法排除在五代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泉州地方史上，五代南唐之后至北宋之间，留从效与陈洪进一定没有对所管辖的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和重新设置，正如留从效的开科取士今虽已不可考，但我们同样不能否定其历史存在，是同一道理。
因此，如果在五代割据时期要在古县设县治，在留从效、张汉思、陈洪进此三个人选中，笔者以为还是陈洪进的可能性最大最合理。
如此，大田张氏族谱相关张元纪、张纯捆父子的记载，就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就弥补了五代史中闽国区域泉州地方政权的一段历史空白，也验证了惠安千年以来的传说“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若逢崔知节，送我上青山”，即传说与史实、文献是相符的，同时还纠正了《惠安县志》就此问题的失误。
但是，张纯捆并非张述。张敏求认为悃即述的观点在我看来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没有经过认真、审慎的稽核。如果青山公、青山王张悃就是张纯悃，也就是惠安曲江张坑二世祖张澜的元孙，从时间上来说并不吻合。
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之七十六补编•五代隐逸记载：
张崇纪，字广之，本曲江人，唐丞相九龄弟九皋后，梧州刺史綺之子，文德元年自东都诏檄之任宣州军事，适有杨行密、孙孺之乱，遂入闽，居泉北锦田。王审知欲官之，自以唐世臣不应召，后其子清溪为漳州刺史。
张泽，唐宣州军事崇纪第二子，有节操，幕管幼安、陶靖节之为人。王审知先欲官崇纪，不可。欲官泽，泽自以为唐名臣子孙，自以为唐名臣子孙，耻仕二姓，作《柴桑赋》以见志。
而大田谱记载：惟乐为第三十七代：
轩昂公次子，明经及第，官至兴化府刺史，生三子；公因洪水漂屋，田土失收，欲寻高源，乃迁兴化府莆田县九里洋员山墩家焉。
首欤，官至泉州府古县平（县）令，迁惠安路，屋地坐癸向丁，生二子。
首良
首得，迁兴化府，即兴化府本地垅薯钱塘之始祖。
首欤长子宗宽，次子宗纪。宗纪迁惠安县，“即为锦溪之始祖”，生一子纯捆：公明经及第，授泉州府刺史，生三子；太平兴国二年，陈振地理主山，以惠安路改作惠安县，公屋基即位县衙，时将公改入青山之祠。
而实际上，张澜三子玓、瑗、玑即分别是轩昂、轩德、轩安。如此，则惟乐明摆着是张澜长子玓的次子，与张澜次子瑗子惠安进士惟德是堂兄弟。可见大田族谱又挂靠错了。也就是说，张纯捆并不是惠安曲江张氏的直系祖先，而是伯叔祖。难怪笔者很早就曾听族人说过，青山公是我们这一支系的。
然而我们已知张崇纪于888年入闽，王审知继位是干宁四年（897年），925年去世。张崇纪第三子张澜为漳南刺史，可见其任职时间亦当在910年前后，则张崇纪年纪大约应在60至70左右，即他可能出生于815年左右，至977年已经过了大约160年。而张惟德在宋天圣五年或八年即1027～1030年间己经中了进士，一个太平兴国二年已经去世至此己经半个世纪之人，又如何会成为他的堂曾孙呢？反过来说，一个在几个世纪之前已经去世的张氏先人，必定会体现在张惟德提供给吕夏卿收入《唐书》之宰相世系表中。我们只要对照一下宰相世系表，便可知分晓了。而《唐书》卷七十二下•表第十二下的记载是这样的：
抗五子仲方，字靖之，秘书监、曲江成伯，生长子孟常，初名景宣，右清道率府冑曹参军；仲方次子茂宣，太原节度掌书记，生克俭，戎城主簿；克俭生绮，梧州刺史。
绮生崇纪，宜州军事推官；（附注：惠安张坑旧族谱记仲方三子智周，明经，《新唐书》无此人记录。崇纪为宣州军事推官，与《新唐书》所记宜州有差）
崇纪长子瑞，仁化令，生二子：文倚、文蔚。文倚生二子：采、授。文蔚生二子：揆、操。
崇纪次子泽，生三子：綝、绪、纁；綝二子：忠顺、忠燦。绪生忠谓。纁生二子：忠治、忠晟。
崇纪三子澜，生四子：玓、珣、瑗、玑。玓三子：惟正、惟吉、惟聪。珣生二子：惟稔、惟辟。瑗生惟德。玑生二子：惟克、惟哲。
《惠安延寿曲江张氏族谱》记载玓生两子，长惟正，大理评事，知兴化县；次惟吉，少了惟聪。《大田上太均溪族谱》里面也有记载灼生四子：惟正、惟吉、惟稔、惟辟。少了惟聪，多了惟稔、惟辟。而惠安谱亦记载惟稔、惟辟是珣子，非玓子，与《唐书》同。
惠安谱与《唐书》世系一样都没有惟矞、惟乐、惟佳，只有大田谱系才有。因此，惟矞、惟乐、惟佳三兄弟另有所出。如果真正是隶属于张九龄二弟张九皋支系张澜子孙，则当为其子，最迟当为其孙辈，绝非张澜之曾孙以下。若张纯捆即张悃，那么就可以基本排除张纯捆家族与广东始兴曲江派张九龄家族的血缘关系。
笔者亲自到莆田查找民国十五年重印本《莆田县志》及明周瑛、黄仲昭著《兴化府志》，均无张惟乐任过兴化刺史的记载。
再查阅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十二职官志，“唐福州长乐郡中都督府刺史”仅自唐泰和间张仲方之后，至王审知时代有张睦领榷务之外，至北宋始有“张昭允、张从式，俱淳化间任”，并无大田谱所提到的张氏人物。所谓沙县少尹张惟裔在卷二十四沙县中同样也查无其人。
而另一版本《大田山坑张氏宗谱》的记载与上太均溪及三坊鳌头又有不同：
一世传公，二世守祀公，三世君政公
十四世澜，绮公之子，字积（当为清）溪，避地入闽，居惠安路厝，任漳南刺史，五十二岁卒，葬漳浦金风山，坐寅。
十五世
玓，澜长子，字轩昂，及第入闽地，枢密院中副使，卒葬福州宾永山，坐北。珣，澜公次子，字轩德；
瑗，澜公三子，字轩安，漳州府城居之；
玑，澜公四子，字轩宗。
十六世
维矞，玓公长子，延平府沙县少尹，因洪水迁沈水住。
维乐，玓公次子，及第，兴化县刺史，因洪水迁浦田九里洋圆墩山居。
维德，玓公三子，怀平县平（当为县）令，因洪水迁洪唐居之。
十七世
元纪，维乐长子，前缀誉，泉州古县平（县）令，迁惠安路厝居之，坐癸丁。
次子（原文如此），维乐次子，前缀良。
元复，维乐三子，前缀得，兴化府本地龙地署钱塘之祖。
维裔之子，长曰寿，男亮，唐会昌间因洪水，设县屋基，官买作尤溪衙，移刺口林口坂住；次曰富，迷失；三曰福，止。
亮男得，解元，太平兴国二年进士……
十八世宗纪，元纪次子，迁本县锦溪住之。
十九世述，宗纪次子，字纯捆，及第，泉州刺史，太平兴国二年，陈振地师主意，将惠安路改作惠安县，屋基整作衙门，将纯捆改入青山之祠，男迁盘龙下盂居之，坐巳亥。县中只有东董西崔南庄北洪塘中张五姓。
二十世震，述公次子，字子苍，宋太平兴国二年迁惠安县边南山近溪居之，坐壬丙。
而唐会昌年号为公元841至846年。如此算来，得应该是澜公的四世孙，又怎么可能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呢？而震为朱熹（1130～1200年）高足张巽兄，年纪应该和朱熹差不多，己经是南北宋之交时期人物，此处亦记载为宋太平兴国二年迁居惠安，相差起码有150年。可见大田谱谬误百出，杂乱无章。
大田三坊谱、山坑谱多次提到洪水一事，具体记载此次洪水是发生在唐会昌间。如此，则可以肯定，这个张纯捆肯定不是张澜的后裔。
后来笔者在《惠安城隍庙》一书中发现有位李汉南写的《青山王、妃夏村赐福堂志》一文中居然对青山王的生卒、历次封荫及原因有非常明确的记载。《青山王、妃夏村赐福堂志》的主要内容体现在《赐福堂青山王略记》，全文如下：
据传，王姓张，讳悃，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其父系王潮军偏将。唐僖宗光启元年，随王绪军南下入闽。其生于光启末年十月廿三日，殁于伪闽永隆末年三月初十日，享年五十六岁。
光启末年为公元888年，永隆末年为公元944年。笔者以为，这个年代与青山王张悃的相关记载是相符吻合的，可以采纳。其祖籍固始，与张崇纪、张澜父子源出广东曲江显然来源不同。
张岳曾经重修过的《惠安延寿曲江张氏族谱》中记载惟德子延之，父子都是进士出身。延之子元复，元复生三子即遵、逑、迢，并没有老二述。可见自雍正至嘉庆所重修的《惠安县志》将张悃当成张述是完全不可取的。换个角度，宋天圣年间（1027～1030年）进士张惟德的曾孙，绝对不可能会是宋太平兴国之前的张悃。如果张悃果真是张惟德家族中人，那么他当年肯定会将此长辈的大名呈报给负责编纂《唐书》宰相世系的晋江同乡吕夏卿，张悃的英名就必然会出现在《唐书》的宰相世系表中。既然《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没有张悃的名字，就证明张悃绝非张惟德家族中人，绝非张澜的后代。因为张惟德就是张澜的孙子，就是提供张九龄家族世系表之人。近年再版的嘉庆 《惠安县志》将张述用毛笔改为张逑，是不明这段涉及张家历史与大田族谱的缘故。惠安建县时间固然不能由惠安人自己说了算，但张家在重修《惠安县志》中出现的错误，还得靠张家子孙来纠正之，这是惠安延寿曲江张氏子孙的责任。
大田谱反复提到的一年号是太平兴国二年，可知这对张氏家族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我们完全可以排除二十世张震是太平兴国二年才迁居惠安的记载，但却无法否定“太平兴国二年，陈振地师主意，将惠安路改作惠安县，屋基整作衙门，将纯捆改入青山之祠”这一史实。
2013年，从惠安析出不到三十年的泉港区文史新秀郭民富发表了五篇有关惠安古县的考证，虽然他的有些观点和论证方法我并不认同，但他的锐气和探索精神还是可嘉的，起码勇于大胆怀疑前人之说，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如他引用嘉庆《惠安县志》中一南宋学者、惠安菱溪人谢起宗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应惠安县令林昌言之请所撰《惠安县漏室碑记》中一则史实，就有一定的根据：“惠安为邑，已百七十有六年”。据此，郭民富先生推算出惠安立县时间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并认为。他认为“这是已知文献中最早并且最明白准确的记载”。
《惠安县漏室碑记》在嘉庆《惠安县志》卷三十二中又作《惠安县治记》，记载：“惠安为邑，已百七十有六年。所更邑长，亦六十有四……铭曰：……六十四政，因循俟公……”。
谢起宗是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谢履、举人谢文龙的侄子。《螺阳文献》卷一记载起宗是谢庄岭人，善评经、史，自成一家。他曾经着有《野议十篇》，丞相赵鼎称赞他的才华和学识高大深远。可惜他屡次参加科考却怀才不遇而亡。陈知柔（?～1184年，号休斋居士，永春人，宋理学家）为他撰墓志铭，称呼他为“菱溪先生”。传见《闽书》卷之一百二十七，附于文龙传，乾隆《泉州府志》卷之五十四。
福清人林昌言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三月到任，是第五十九任县官。此时“惠安为邑，己百七十有六年”。据此推算，则惠安建县时间当为978年，即宋太平兴国三年，比史志记载宋太平兴国六年提早了三年，而且与大田族谱所记载的太平兴国二年相当接近。郭民富的这个发现有一定的说服力，应该说对史志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也不能高估此史实的重要性，以一当百，一票否决，就此推倒历史定论。
嘉靖《惠安县志》卷十一职制记载：
宋太平兴国中，邑始置令。其初以簿、尉摄令事，后数年，乃以京朝官或参用幕职为之。庆历以后，令选渐重。旧制，县及万户以上，置丞，专掌常平农田水利。其千户以上，只有令、簿、尉。不及千户者，又省簿，以尉兼之。吾邑宋时户三万有奇，知县一员，丞一员，薄一员，尉一员，簿、尉皆选人充之，仍带主管学职事衔。
那么，宋初惠安建县之时的户口有没有记载呢？张岳在卷六有所交代：
户口
宋太平兴国初立县，时版籍仍伪闽及留、陈之旧。至道元年始造户口……淳佑间本县主户三万七十六，丁三万九千六百六十五……
至道元年为995年，淳佑间已经是1241～1252年，已近宋末。而当年陈洪进归顺大宋时整个漳泉州十四县也才“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可见当年尚属于晋江的惠安户数肯定不满万户。
首任胡讳，端拱二年（989年）任，可见在981年至988年之间惠安并没有真正的县令。
而明中期历史学家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载崔某是惠安首任知县。《明史》本传亦称“所撰《闽书》一百五十卷（案书实一百五十四卷，盖刊本误脱一四字），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但如果就事论事，何乔远这个新的发现和补充，并非无稽之谈，甚至说多少有些冤枉了何乔远。因为笔者到青山宫考察了宫中仅存的两方碑刻后发现，在何乔远之前已有“宋太平兴国间崔令”的记载。
《重建青山庙寝宫记》系洪武十六年（1383年）十一月十五日立石，承事郎泉州府安溪县知县口□□篆额，泉州府安溪县知县训导洪钟撰文。另一方《重修敕诚应庙碑记》中亦有“宋太平兴国间邑侯崔公”的记录，成化辛丑（1481年）十一月吉日立石，□□郎（江）西广信府推官惠邑林（玉）书篆。
从这两篇重修碑记中可以看出，早在元末明初，惠安人就己经将将崔公认作惠安第一个县令，故有“宋太平兴国间崔令”和“宋太平兴国间邑侯崔公”的记载。如此说来，何乔远在《闽书》中将惠安第一任县令记为崔姓亦有根据，并非无稽之谈。故从雍正《惠安县志》起，即改变了张岳从端拱二年（989）胡纬开头记起的做法，补充认定为惠安第一任县令：“崔□，太平兴国间，从《闽书》增。”
对惠安何时建县的质疑如果不是郭民富连续五篇的《古县新考》，应该说早就形成了共识，即认同太平兴国六年之说。
实际上，早在北宋起，就有另一种不同的说法，且延续到清代，认为惠安建县于淳化五年（994年），相差13年。
北宋欧阳态着《舆地广记》记载：“中惠安县，皇朝淳化五年，析晋江置，有锦田山、洛阳江。”
《舆地广记》成书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年）。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作者为欧阳修从孙，现多以此说为是。
南宋王象之着《舆地纪胜》也记载：“惠安县中（注：指中等县），在州北七十里。《寰宇记》云：‘本晋江地。’《图经》云：‘淳化五年析晋江县地置。’《国朝会要》云：‘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县地。不同，当考。’”
王象之，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庆元元年（1195年）进士。《舆地纪胜》主要作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最后的定稿大约在绍定年间（1228～1233年）完成。从《舆地纪胜》的记载来看，作者是亲眼见过《国朝会要》（即《宋会要》）的记载的。而且早在欧阳态之前，北宋己有《图经》一书记载惠安是“淳化五年析晋江县地置”。不过王象之也同时客观记录了《国朝会要》的不同观点，认为应当继续考证。
未认同惠安建置于太平兴国六年的还有清代福建一个著名史学家、翰林院出身的福州人陈寿祺（1771～1834年）。陈寿祺在重纂《福建通志》中记惠安建县乃宋太宗淳化五年。
这比张岳所记载的端拱二年（989年）胡纬已任惠安县令迟了6年之久。但陈寿祺所记也是自相矛盾，他在《重纂福建通志》卷九十三中记录的还是和雍正《惠安县志》基本一样：“知县事崔□，太平兴国间任，见《闽书》。”既然其认定惠安建县时间是淳化五年，而县令却是太平兴国间任，这就无法自圆其说了。而按照张岳的记载，胡纬之后第二任是胡克顺，就任时间是咸平六年（1003年），则胡纬任惠安县令时间长达15年之久，似乎也太长了，不合常理。因为宋代县令的任职年限基本上是五年一任，而胡纬连任三届，不符常规。但好在陈寿棋解决了这个疑问。他的记载是：第二任胡纬，端拱间（988～989年）任。第三任杜从善，淳化间（990～994年）任。第四任王谏，至道间（995～997年）任。第五任许载，江西萍乡人，端拱二年进士。第六任才是胡克顺，也是端拱二年进士，江西奉新人，与许载“俱咸平间（998～1003年）任”。括号后面年间系笔者补充。既然陈寿祺考证出上述几任惠安知县的任职年号顺序，那就更进一步否定他赞同的淳化五年之观点了。
那为什么历代官方包括笔者在内的主流观点都坚持惠安建县时间为宋太平兴国二年的立场呢？
那就要再看《太平寰宇记》，这是北宋的地理总志，全书二百卷，约一百三十余万字，是继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历史地理名著。此书作者乐史，是北宋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江西宜黄县霍源村人，生于930年，卒于1007年，此人的生活年限条件最符合，刚好处于惠安建县时间前后。他的记载如下：
惠安县，去州四五十里，二乡，本晋江县北乡也。皇朝太平兴国六年析置惠安县。
而另一部北宋重要志书《元丰九域志》亦载：
卷九
〇福建路
上，泉州，清源郡，平海军节度。（伪唐清源军节度。皇朝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海军。治晋江县。）……
县七。（太平兴国四年以莆田、仙游二县隶兴化军，五年以长泰县隶漳州，六年析晋江县地置惠安县。）……
中，惠安。（州北四十七里。三乡。盐一百二十九亭。有锦田山、洛阳江。）
《元丰九域志》是北宋中叶地理总志，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共同修撰。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学士王曾修有《九域图》，仅三卷。此后，行政区划多次变更。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都官员外郎刘师旦以州县名号多有改易，奏请重修。神宗诏命曾肇、李德刍删定，而以王存总其事。至元丰三年（1080年）书成，因“旧名图而无绘事”，改称《九域志》。书成之后，又经多次修订，最终所反映的政区基本为元丰八年之制。
王存（1023～1101年），丹阳（今属江苏）人，登进士第，历官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同修国史。曾肇（1047～1107年），字子开，江西南丰人，历官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国史编修、吏部侍郎等，与其兄曾巩皆以才学闻名当世。李德刍，河北邯郸人，官光禄寺丞，长于地理学，着有《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十卷。此三人皆北宋一代之选，共同勘定，岂能轻易否定？
《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这两本地理巨著的成书时间都要早于持淳化五年说的《舆地广记》和《舆地纪胜》那几部著作，且时间更与太平兴国六年时代接近，再加上《宋会要》的佐证，自然更有说服力，因此我们的最佳选择当然是选太平兴国六年。这是历史研宄的一个方法，选择早期的史料而不是选择后人的记载，谁更接近那个有争议的年代，谁的史料就更有发言权。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充分的理由，我们不能轻易地以后人的记载来否定前人的史料，否则就会误入歧途，多惹是非。
所以，我们目前认定惠安建县时间为宋太平兴国六年是有比较充分依据的。因此，笔者认为张岳在首部《惠安县志》卷一建置中即记载“宋太平兴国六年始析晋江东乡十六里置惠安县”是可信的，无庸置疑。而之前明成化年间进士、翰林院编修黄仲昭撰《八闽通志》也记载：“惠安县，在螺山之阳，宋太平兴国六年建”。连喜欢标新立异的明代历史学家何乔远在《闽书》卷之十方域志泉州府惠安县中亦记载：“本唐晋江县志，宋太平兴国六年析置”。同书卷之十三建置志惠安县复载：
在螺山之阳，三国吴将张悃葬处也。宋初徙葬悃于青山，即山下建县治，是为太平兴国六年……其县堂左库是张悃葬处。
然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却又冒出一个太平兴国七年的说法，秉承的是《宋史》的记载：
青山，在二十六都，伪闽时将军张悃尝立寨于此，乡人庙祀之。按，张悃，县志作伪闽时人，《闽书》作三国吴时人，详见坛庙宅墓。
龙窟岭，在青山东数里，岭下有古县遗址。《闽书》宋太平兴国间，令崔某移古县于今所，至今龙窟岭市廛名号多类今县。此盖古废县遗址也。按，《宋史》太平兴国七年析晋江东十六乡置惠安县，是惠安于宋初置县，安得复有古县？《闽书》所载：或系前此未县时，其地为大聚落，及置县，市居皆袭旧号，后人沿此而附会之耶？
太平兴国六年或七年，相差只有一年。按道理《宋史》是国史，应该更具权威性，怎么可能相差一年呢？笔者为此核查了《宋史》，却发现《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第四十二•地理五记载的是同样是太平兴国六年，而不是七年：
泉州，望，清源郡，太平兴国初改平海军节度，本上郡。大观元年升为望郡，崇宁戸二十万一千四百六，贡松子，元丰贡绵蕉葛。县七，晋江，望，有直亭一百六十一。南安，中。同安，中，有安仁、上下马栏、庄坂四盐场……
惠安，望。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置县，有盐亭一百二十九。
永春，中，闽桃源县，有倚洋一铁场。安溪，下有青阳铁场。德化，下有赤水铁场…
兴化军，同下州，太平兴国四年以泉州游洋、百丈二镇地置太平军，寻改。戶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七。贡绵、葛、布。县三：莆田，望，自泉州与仙游同来隶。仙游，望。兴化，中，太平兴国四年析莆田置县。
如此，则说明乾隆《泉州府志》在此重大问题上出了差错，很不应该，一字之差，会害死人，起码害我一时晕了头，摸不着北。而笔者找不到的十四县之一似乎就是兴化县。但兴化县是太平兴国四年设置的，陈洪进又怎么可能在一年前就将尚未成立的兴化县作为十四县之一献给大宋王朝呢？
在查证过程中，笔者又意外地发现了这两则史料，一为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十九：
泉州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海军节度（原注南唐为清源军节度）。淳化五年（案：《文献通考》作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县置患安县。
南剑州，太平兴国四年改剑浦郡为今名，太平兴国四年以建州将乐来属……
漳州太平兴国五年以泉州长泰县来属邵武军，太平兴国六年析邵武县置光泽县，太平兴国五年以建州之泰宁县、建宁县来属。
一为成书于宋嘉定二年（1209年）、由庆元元年（1195年）进士浙江金华潘自牧撰《记纂渊海》，卷十载：
本朝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海军节度。太宗置惠安县，见前县沿革下。
如此，似乎惠安县实建置于太平兴国三年。然前一页记载却是“惠安，太平兴国六年 析晋安初置”，前后又矛盾，且将晋江误作晋安，又一错也。
而《文献通考》系宋末元初马端临（1254～1330年）撰，卷三百十八《舆地考四•古扬州》载：
唐时……泉州四县 漳州三县
宋时……泉州七县 漳州四县……兴化军三县。
泉州 秦汉土地与长乐郡同，晋为晋安郡，宋齐以后因之。自隋以来属泉州。唐神龙 以后始移置泉州于此，或为清源郡，属江南道，领县四：晋江、南安、莆田、仙游。闽王氏置同安、清溪、永春、德化、长泰五县。南唐为清源军节度。宋太平兴国初改平海军，四年以莆田、仙游二县属兴化军，五年以长泰属漳州。六年析晋安置患安，属福建路，贡绵、蕉、葛，领县七，治晋江。
晋江 唐县有泉山晋江
惠安 宋县有洛阳江
清溪 闽县有庐山溪
南安 隋县有桃林溪
永春 闽桃源县
德化 闽县有赤水
同安 闽县有东西溪
如此，又该如何认识大田族谱和惠安谢起宗的《惠安县治记》中的说法呢？总体而言，笔者以为，我们在大方向上认同惠安建县时间为宋太平兴国六年的立场，但并不随便排斥这些地方史料的历史价值。因为确定惠安建县时间是大宋王朝的政事，代表的是一个正统朝代的官方观点。而地方史料反映的则是五代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时期可能发生的地方行为。这就要对宋太平兴国年代进行具体分析。
如《元丰九域志》卷九福建路所载：泉州在五代时期经历了一个行政区划的重大变革：
上，泉州，清源郡，平海军节度。（伪唐清源军节度。皇朝太平兴国三年改平海军。治晋江县。）
乾隆《福建通志》卷二建置沿革记载：
干德二年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以洪进为节度使。太平兴国三年，洪进及钱氏俱纳土，复为威武军，领福泉建汀漳剑六州，省镛州，析建州、邵武县置邵武军，属两浙西南路。四年，析泉州游洋镇置兴化军。
这表明泉州在太平兴国三年在行政体制上也经历了从清源军改名平海军的历史。而泉州正式纳入大宋版图的时间也并非史书上确定的宋太祖赵匡胤登基改元建隆之年即960年，而恰好是在宋太平兴国年间。这而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就是惠安人黄禹锡。
黄禹锡曾祖黄毅裕，是闽王妃黄厥的叔父。黄禹锡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中进士，授校书郎，后升检校尚书，累官至兵部员外郎。
后汉干佑二年（949年），也就是南唐保大七年，南唐元宗李璟屡封留从效为清源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割据泉州、漳州两郡。由于黄禹锡德高望重，名闻于南唐，留从效为了扩大影响，便以优待礼遇招致，授给他兵部员外郎的官衔，担任检校尚书。凡是军政大事，都与他商量，或交给他办理。
后周显德年间（954～960年），世宗继郭威任绪，澄清吏治，改革经济，整顿禁军，搜罗人才，国力逐渐强大，先后击败契丹，进攻南唐，夺取江北、淮南十四州，雄心勃勃，大有一统天下之气势。显德六年（959年），为了结好后周，首鼠两端，留从效特地派遣别驾黄禹锡持奏章，取道偏僻小路，历尽艰难险阻，奔赴后周京都大梁（今开封），以懈豸通犀带、白龙脑香数十斤为贡品，上表称藩，进奉贡物，表达归附之意。
《宋史》卷四百八十三传第二百四十二•世家六漳泉留氏•留从效记载，周世宗征讨淮南，李璟以兵十万保紫金山。留从效屡次上书提醒李璟部队容易疲劳，形势不利。不久李璟果然兵败，尽失江北之地。所以留从效一边派遣衙将蔡仲赞等化装为商人，以帛书为表暗藏在革带中，找周世宗表达内附之意；“又遣别驾黄禹锡间道奉表，以懈豸通犀带龙脑香数十斤为贡。”黄禹锡因此成为最早记载在《宋史》中的惠安历史人物。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二百三十二僭伪部称藩记载了黄禹锡受留从效之托向周世宗称臣进贡的表文：
六年五月壬子，从效遣别驾黄禹锡奉表来上表云：
……臣生居海峤，实慕华风，辄倾葵藿之心，恭向照临之德，仍进獬豸、通犀带一条，白龙脑香十斤。
世宗答应了留从效的奏求，下诏表彰，并厚赐珍宝，时为六年六月戊寅。
《全唐文》第二部卷一百二十五《赐伪泉州节度使留从效诏》记载了周世宗让黄禹锡带回去的诏书原文：
黄禹锡至省，所上表归附大朝兼于京都置邸务事，具悉。卿自保全土宇，惠养黎元，立功早达于机权，临事固无于凝滞，乃能望中原而内附，陈方略以输诚，永言恭勤，良多嘉奖。
宋太祖干德二年（964年），改清源军为平海军，陈洪进为节度使，兼泉、漳等州观察使。陈洪进任命黄禹锡为检校尚书，水部郎中，兼莆田令，时系太平兴国初年。
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陈洪进上表请觐，愿以所辖泉、漳二郡献给朝廷管辖，归顺大宋的统一管理。宋太宗纳其所请，备加表彰，特恩准陈洪进留京朝觐。
但是，由于陈洪进此后大肆搜刮百姓，太平兴国三年，原属泉州的仙游人林居裔（今仙游东北游洋乡古邑村人）占据游洋洞，聚集数百人造反。林居裔自称平西王，吸引了附近山区农民纷纷参加。这是宋代发生于福建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兵力高峰时达十几万人。
林居裔获悉黄观往福州请救兵之事，立即用计把黄禹锡及其次子黄薮抓起来，关在自己的帐下，用刀架在两人脖子上，要其父子服从自己。但是黄禹锡和黄薮却泰然自若，临危不惧。林居裔准备将押赴刑场问斩。黄禹锡父子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坚贞不屈。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杨克让与黄观的援兵赶到，林居裔力绌请降，被活捉。乾隆府志所载情节略有不同：林居裔见劝降不成，就先将他放了。这场暴动到太平兴国四年就因朝廷下诏调兵招讨而完全平息了。
捷报飞驰京师。宋太宗得知后，大加赞赏，赐给黄禹锡锦袍、玉笏以及“父子忠臣”的匾额。黄禹锡趁此机会以年老为由，请求恩准辞官养老。之前，黄观向杨克让请兵支持时，向杨分析利害关系，并要求愿意身先士卒，杨克让认为他的言行很壮烈，所以此时就让黄观代父为莆田令，后黄观累任荣、阆二州，官至兵部员外郎。
第二年，宋朝廷认为游洋民风强焊，特设兴化县和兴化军，以游洋镇为县治和军治，以防止人民的反抗。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陈洪进献地归宋，泉、漳二州才正式归顺宋王朝，属威武军节度使。
黄禹锡传见《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二十七宋宦绩之知莆田县事、《闽书》卷之八十九英旧志缙绅泉州府惠安县、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名宦二兴化府、《八闽通志》传见卷之六十七泉州府良吏宋第一人。《宋史》卷四百八十三•传第二百四十二•世家六漳泉留氏•留从效传均有记。
从上述史料中可知，泉州真正归顺大宋是在太平兴国二年至三年。而这正是大田族谱反复提到的年份。在此之前，泉州区域仍然是属于五代闽国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并无须上报宋太祖或宋太宗批准。尤其是在仙游一带发生暴动的情况下，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以削弱地方势力，加强割据统治不失为一种措施和手段。而兴化和仙游的设立恰好也是发生在这两年，也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也是在太平兴国年间，福建部分行政区域进行重大调整，重新划分，除了上述的将清源军改制为平海军外，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析仙游县的游洋镇（今仙游县的游洋、石苍、象溪一带），莆田县的百丈镇、永福县（今永泰县）的陈山头和福唐县（今福清市）的潦头、百丈岭、下庐岭一带山区置兴化县，县治设在游洋（古邑）。同时，设太平军（后改称为兴化军）领莆田、仙游、兴化等三县，军治亦设在游洋。
《闽书》卷之二十三方域志•兴化府莆田县一记载：
宋太平兴国四年，析泉州游洋镇，置太平军，寻改兴化军。复析泉州之莆田、仙游，及福州之永福、福清地，合游、洋百丈（二）镇六里置兴化县，是为军治所。五年，以莆田、仙游来属。八年，转运使杨克让，以游洋地不当要冲，请仍移军治于莆田。
而漳州与泉州一同纳入宋朝版图后不久，即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割泉州长泰县归属漳州，至此漳州领县有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四县。
而谢起宗有关绍兴二十四年离惠安建县有176年的史料，考虑头尾年交叉一年则当为979年，即太平兴国四年，而非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参考与古县相邻的莆田、仙游一带的行政区域体制变革，我们对五代末期至宋朝开国之间改朝换代惠安设县和县治的转移也就有了参照物，更能理解民间传说中的合理成分。
因此，我们依然无法排除在泉州正式纳入大宋疆土之前留从效和陈洪进在惠安设立县治的可能，无论这个县治是设在古县，还是在太平兴国二年或三年即已筹建惠安县治。而这段过于短暂的历史则不被正统的大宋朝所承认。而在这段朝代更迭交叉的特殊历史时期，大宋王朝在确定国家主权一统的大前提下，也给予泉州地方政权一定程度上的放权，包括人事任免权，默认其委任古县和惠安县令或“邑长”，人选从留、陈选拔出来的“进士”中委派，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此，我们对张岳所记载的“宋太平兴国中，邑始置令。其初以簿、尉摄令事，后数年，乃以京朝官或参用幕职为之”也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史料可以佐证大田张氏族谱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那么，张元纪就是有据可依的泉州古县的第一个县令，而青山王张悃的真正身份就是古县县令之子或孙。历史传说与史实就能真正融为一体。我们对“太平兴国间，古县移惠安”的理解就有了更深入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只是如今我们已经明确青山王张悃，并不是张述或张逑，即不是漳南刺史张澜的子孙。这就表明大田张氏并非青山王张悃的后代。但是这个问题最多只是解决了一半，笔者至今尚未找到永春的张氏族谱，无法考证所谓“谱载甚详”的青山王张悃的后代。如能发现永春相关族谱，应该能进一步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从中得出新的判断。
（作者系惠安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责任编辑：杨继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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