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戊丁·王通故里考略
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山西日报》刊登了李甲成先生的《王通故里在通化》一文，该文直指2008年1月15日发表于同一报纸的王友明先生的《王通故里在襄汾》，再一次掀起了王通故里论争的波澜。在《王通故里在通化》中，李先生抓住王友明先生在《王通故里在襄汾》的两个文献资料进行了详真的辨析，指出邱老先生的“家于河汾”即万王庄和“礼葬于故里太平万王庄郊”没有文献依据，属于“个人臆断”进而引用王通《中说》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两书，得出王通故里在通化的结论，最后借《资治通鉴》中武则天神功元年发生的綦连耀谋反，致王通孙王遽王 连坐族诛，王氏后人流亡到万王庄避难以说明王通故里在襄汾的理由。
客观地说，李甲成先生在《王通故里在通化》中否定邱老先生的草率结论，本事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草率。
原因在于李先生根本未曾阅读过邱老先生的原文《文洞墨香与王通字世辨》，邱老在自己的文章中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以大量的文献、遗迹古物、方志史传证明了万王村即随末大儒王通的故里。全文洋洋六千余言，倾注了邱老的大量心血，疑聚成王通故里在襄汾的如山铁证。而李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只引用了文中子王通的《中说 事君篇》的一则对话即：“扬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馆粥。弹琴著书，讲通劝义，自乐也。就得出“王通故里在通化”的结论。以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证据未免太单薄，太无力，过于勉强了。
其实在学术界持王通故里在通化的远非李先生一人，署名襄陵北原的《也谈文中子故里》一文中就比李甲成先生说的就清楚明白多了。该文引证了隋末唐初的文中子弟子薛收所撰的《隋故微君文中子碣铭》：“夫子讳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故射于尼岫，拟河汾於洙泗矣。以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以其年八月，迁窀穸於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从中制，不封不树，是遵上古。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礼也。”随后又引证王通胞弟王绩的《负苓者传》和《游北山赋》及《河津县志》，说明王通讲学地黄颊山，万春乡，白牛溪都在河津一带。
首都师范大学的邓小军在《王通生平事迹考》一文中更是广引博证，如薛收《隋故微君文中子碣铭》：“字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吕才《王无功文集》：“字祖晋阳穆公，自南而北，始家河汾。杜淹《文中子世字》：“虬始仕北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创家临河汾，惟曰晋阳穆公。王绩《游北山赋》：“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中说》：“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进而得出王通讲学于龙门之河汾，终于万春乡即通化的结论。陕西师范大学的李小成先生的《文中子考论》在第三节谈到文中子的隐居生活的时候，引证了王通次子王福畤的《录关子明事》：“九年已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河汾。”薛收《隋故微君文中子碣铭》：“大业六年，文中子步烟岭，卧云溪，游于四方。”王绩《负苓者传》：“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游北山赋》自论：“大业中，隐居此溪，读孔氏《六经》近百余卷。故溪公号王孔子之溪也。薛收曾在白牛溪受学，撰有《白牛溪赋》。王渍《答子华处士书》：”吾往具薛收《白牛溪赋》韵趣字奇，词义旷远，嵯萧瑟，真不可言。“杨炯《王勃集序》：“文中子之居龙门也裁成大典以赞孔门元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龙门山有石洞，盖文中子避乱隐居之所。“另外李子成先生还引用了《永乐大典，河中县志》明万历《河津县志》清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得出“大业之后，文中子基本上是隐居在白牛溪，他的著述授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此完成了《读六经》的艰巨工作。”
一九九0年《山西地方志》第四期发表的赵维勇、刘益令的《王通故里考》，用太平县志及万王古迹和史料文献证明王通故里在襄汾万王村。一经发表既遭到诘责质疑，影响较大的是吉炳南，苏振宏的《王通故里考》辨析。吉、苏二先生在文章中例举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王通胞弟王绩、孙王遽、王、王肋、的记载，确定王通为龙门通化人，千秋史事，书证无私，世系昭穆。又以杜淹的《文中子传》、唐皮日休的《文中子》、王通次子王福畤的《录关子明事》中关于河汾、汾阳、汾晋的确切地望，证明王通只能是在河津通化讲学游历。并对《王通故里考》中所述万王村王通祠、墓、洞、溪进行逐一否定。可以说吉、苏的《辨析》一文不无有理之处，但对于万王村的古墓被盗这一传说轶闻中的诸多不确事宜，不惜花费笔墨进行了从礼到理到情的酌析驳责，则显得有些小题大作了。平心而论《辨析》一文是笔者目力所见的较系统，全面地论证王通故里在通化的一篇文章，是诸子大家中关于文中故里论争的巅峰之作。
以上是力主王通故里在通化的论争者，而力主王通故里在襄汾的论者也不甘示弱，比较有影响的是近届九旬的邱文造先生《文洞墨香与王通家世辨》、关悟远先生《经典汾城 王通故里考辨》、王鹏先生《王通故里论争》，《勘正还是勘误》以及上文提到的王友明先生《王通故里在襄汾》、赵维勇先生、刘益民先生《王通故里考》。几位先生在肯定王通故里在襄汾的论据上基本一致，其一，王通弟子杜淹的〈文中子世家，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地，其人忧深思远，万有隐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其二皮日休〈文中子生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其三万王村的祠墓洞溪，遗址历历，子芸聚，其四〈太平县志〉的舆地志杂记志传古迹陵墓等的大量文献记载，及太平县龙门书院遗迹石等实物，以及太平八景的文洞墨香在门考萼。也难怪力主王通襄汾籍的论者当仁不让，有这么多的文献方志传论和遗迹石为什么要将王通让给万荣呢？
二 证据的疏理
万荣襄汾两地争王通故里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实物证据，即北山疏属山、黄颊山、白牛溪、龙门、讲经洞、文洞、文中子祠庙、文中子墓、河汾、汾晋等；一个是古代文献，包括前后《唐书》、王绩、杨炯、吕才、陈敏、达薛收、杜淹等王通家人及弟子的文集，以及河津县志《太平县志》《山西通志》等。由于实物证据很多出于故文献中，所以疏理的时候谨依时间先后为序逐一论析。
王通为隋末人，但《隋书》并未给王通主传，以至于清人王土祯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欧阳修、宋祁撰写的唐书也未给王通立传。但王通在隋唐的影响使得新旧唐书不得不在王勃传，王质传，王绩传，隐远传 文艺传中为王通补上一笔。
《旧唐书 卷一百九十上》：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未，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唐书卷二百一》：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初，祖通，隋未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
王通的次子王福畤在《录关子明事》中说：“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遂退居汾阳。”王通弟子杜淹《文中子世家》：“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状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王通胞弟王绩在《负苓者传》中云：“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棒书北面，环堂成列，讲罢，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
王绩《游北山赋》：“穆公感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坟陇寓居，倏焉五叶；桑榆成荫，俄将百年。绩南山
故情，老而弥笃；北冈之上，东岩之前；于下筵；一百三十三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中说：“夫子讳通，；氏，太原人；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诛泗矣；五月甲子遘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之北原，棺木衣衾，以从中制，不封不树，是遵上古；《中说事君篇》云：“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受赐多也故情，老而弥笃。东陂余业，悠哉自宁。------独居南诸，时游北山。
北冈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石宛然。想问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昔文中子僻处，谅遭时之丧乱。”王通弟子薛收在《全唐文 卷一百三十三 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中说：“夫子讳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诛泗矣。以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以其年八月，迁窀穸于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从中制，不封不树，是遵上古。”
《中说 事君篇》云：“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候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半，则通也受赐多也，不愿仕也。”
北山丈人谓文中子曰：“何谓遑遑者无急？”子曰：“非敢伤时怠也。”
子游河间之诸。河上老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愿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万春乡社，子心与执事翼如也。
王绩《游北山赋》：“望烟火于桑梓，辨沟䲢于乡国，钭临姑射之西，正是河汾之北。怅矣怀抱，悠哉川域。------白牛溪里，峰恋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
万王出了文中子。免去集贤三年粮，太平俗语。
《新唐书 隐逸传 王绩》：“隋王通设教于河汾之间。”
《河津市志》: “王通祖籍太原祁邑，祖上于北魏孝文帝时迁居河汾。”
“王通曾献十二策，不用,退居河汾之间。”
唐皮日休《文中子啤》：”王氏，生于陈隋之世，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
《河津县总图记》：“隋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汾人，今县南三十里有通化村。”
清光绪《山西通志 祠庙》：文中子祠，在县南三十里通化村。
清光绪《太平县志》：“文中子土龛，在县东南汾水之西，龙门沟北，昔文中子读于此，其洞深广二丈余，号文中子洞。”“白牛溪，在县东三十里万王村，唐史称王文中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今其地有文中墓，墓旁有龙门沟，沟中虽溪流已绝，而流水之迹蜿蜒可寻，则所谓设教地也。忆昔之名白牛溪者即此。”
“隋文中子墓，在县东三十里万王村北。”“文中子祠凡二处，一在县东南州里王村，旧名万王村，元至元四年，知县郝信臣建，其旁有墓，有龙门沟，有读书洞。”
《河津县志》：按绛州、稷山、太平、河津土壤相错，大率皆文中子桑梓也。而河津在河汾中，疏属，黄郏较有依据，故详列之。
实沈之虚 晋人是居汾水之神谓台骀
《新建龙门书院记》（邑令张学都）: 向余初入仕途履河内，值许文正鲁斋之故乡，访之土人，得其生平之行事；既而亲诣墓侧，拜瞻之下，穆然想见其为人。及来太邑，而文中子先生教授之遗踪适在焉。是其徒董常、姚义之诸君子所常从游而托迹者也。噫，是岂非大幸也哉！
《修文中子祠记》：昔予为庠士时，读隋书历考文中子行谊，知其为三代以后儒者，心窃慕之，及受职任河津，乃有文中设教遗址，其他有号为通化者，集贤者，皆当时授教之地也。及复任太平，又为文中子故里，噫！是非偶然也。凡人缅怀其人，必亲炙其形，又亲履其地。予读先生之文，盖亦有年，不意两任处所，皆与先生有值，虽非亲见其人，而目睹旧墟，身接遗人，宛乎先生之在席也。城非偶然也。
《重建修龙门书院碑记》（嘉庆邑令 顾玉书）：仰维光岳钟贤，风云从类，下润台骀，上曜实沈，依鄂公食封，西端苦县清虚，东南拱汾阴，北枕姑射，实实枚枚者，太平乡先生文中子讲道河汾之堂也。
《重修书院碑记》（陈维藩）: 书院之设，自熙宁以来，几遍天下矣，其地异，其名亦异。太平书院名曰龙门者何？昔文中避居龙门洞，韬光匿采，不以仕进为荣。始则设教河津，继则讲学太平，志仲尼之志。
学仲尼之学，赞坠绪而阐微言，日与诸弟子明经论道。故其时通经之士，如董常、姚义诸先哲，多出其门，后之设书院者，额曰：“龙门，亦可顾名思义矣。
《重刊文中子中说序》（儒学训导阎士攘）：《中说》难觏久矣，太平龙门书院，文中子讲学地也。邑东南万王村，即古万春乡，其地有先生墓。或曰先生本河津人，而设教于此。予于嘉庆壬申，司锋斯邑，入祠瞻礼，穆然于其为人，退求《中说》，虽巨室旧家，鲜有存者。
以上所引种种文献中谈到的地名主要有：
1绛州龙门
2、河汾，陶唐
3、白牛溪，河南、南诸、北山、北冈、东岩
4、龙门山、姑射山、河汾、万春乡、甘泽里、汾水北原
5、疏属山、汾水、北山、河间之诸、河上、万春乡社、
6、姑射之西、河汾之北、白牛溪、北山、汾晋、
7、万王、集贤、通化、龙门、太平、河汾之间
8、汾水之西、龙门沟北、文中子洞、墓祠、碑
9、白牛溪、万王村、文中子暮、龙门沟、万王村、太平龙门书院
10、文中子祠、疏属山、黄颊山，河内，文中子祠
11、河津、太平、绛州、绛郡、汾阴、姑射、河汾之堂
12、龙门书院、龙门洞、万王村、万春乡
王通故里之争的焦点是通化与万王两地，扩而展之即万荣与襄汾之争，稽古征之，乃太平龙门之争也。目前，万荣县通化乡有文中子祠，墓等遗迹，有王氏数家，家藏明代敬居所刻《中说》整套版片。
而在襄汾县南贾镇万王村也有文中子祠，文中子土龛，文中子墓遗迹以及祠墓碑刻数通。河津黄颊山有文中子的讲学洞，洞外有白牛溪而襄汾的万王村村北也有王通读书讲学的文中子洞，及龙门沟，白牛溪。
两处都有祠、墓、洞、溪，而且名称相同，所以单以遗迹的角度很不容易确定王通故里究竟属谁？
论争的另一焦点是“河汾”。持“通化”论者以为“河汾”为古代河水与汾水的简称，也即黄河与汾河的合称。且不乏证据。持襄汾论者以为隋初太平置平河郡与临汾郡，即“河汾”的由来，且有平阳府鼓楼西匾“西带河汾”为证，也言凿凿。双方各有千秋，一时是非难辨。同样是县志《河津县志》与《太平县志》各执一词，皆以各自
地邑为文中子故里，且有讲学遗迹，就象明代太平邑令耿儒所言：“受职任河津，乃有文中子设教遗址，及复任太平，又为文中子故里。”
至少说明至元明时期，太平县与河津县就已经有了各自的文中子祠、墓、洞、溪，且敬奉有加多时了。但不管怎么说，王通一个人是不会有两个故里的，即使万荣通化与襄汾万王仅隔百公里也是不可能的。 考之隋唐文献，应是最接近王通的，可在前面所引文献中出现了“陶唐”“姑射”“河诸”“河上”等地名，“陶唐”为古晋最早封地，在曲沃襄汾地界，“姑射”是平阳府西吕梁山南段东缘部分的称呼，而通化的文中子洞都在龙门山娥眉岭东段的疏属山，两地山名不同，都是文中子讲学之涉，“河诸”“河上”河津有汾河可有“诸”，万王毗邻汾河，“渚”又何其多。因此上面几处地名在文献中的多次出现，再次让人于通化和万王之间迷惑而不能通彻。
《太平县志》中谈到万王村即古万春乡，而王通弟子薛收都在《隋故徵君文中子碑铭》中说“王通于大业十三年终于万春；那么疏属山是文中子讲学隐居之所的重要证据却是《中；三王通故里在太平的原因猜测；《河津县志》载：接绛州、稗山、太平、河津土壤相错；率皆文中子桑梓也；论争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但龙门崖萼下的汾河流水仍在；四论争的背后；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名人故里之争是由来已久的；名人故里之争不是从我们手里开始的，也不会在我们手；五对故里故徵君文中子碑铭》中说“王通于大业十三年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这里又有一个疑问：王通遭疾终于万春乡，难道万春乡就一定是王通故里吗？而且薛收说其年八月迁窀穸于汾水之北原，那么通化在汾水以南，又怎么能有王通的祠墓呢？吉炳南、苏振宏二先生在《王通故里考辨析》一文中引用了一条目：《山海经》载：“疏属，山名，枕汾水，距县城十里。”笔者遍查《山海经》偏不见这一条目，反倒查到了“贰负之臣曰危，与二负杀窃，帝梏之疏属山。”窃以为吉、苏二先生要么是笔误，要么是不清楚黄河两岸有两个疏属山，此疏属非彼疏属也。
那么疏属山是文中子讲学隐居之所的重要证据却是《中说》，有云：“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只有将疏属与汾水合说，才能确定河津的疏属山与文中子隐居讲学的关系。可隐居讲学的地方就一定是文中子故里吗？如果引出《中说》、《碣铭》、《游北山赋》、《负苓者传》、《唐书》等王通胞弟和弟子的文献。则王通故里在龙门的证据是太平论者所不能及的。河津的古龙门县，黄颊山，白牛溪，疏属山是太平县所不曾有的。笔者最先接触《太平县志》时是确信王通是太平万王人的。及至新旧《唐书》、王绩赋文、薛收碣铭、杜淹《中说》，原先的一切景仰和骄傲便悄然飘飞了，所有的先入之见轰然松动。
三 王通故里在太平的原因猜测
《河津县志》载：接绛州、稗山、太平、河津土壤相错，大率皆文中子桑梓也。笔者非常为这段记载而欣慰，王通故里之争由来已久，且犹未见高下，各邑乡民诚心祀奉文中子，不维河汾之学之光耀，往圣绝学之承嗣。前文所引龙门山，姑射山都是吕梁山脉南段一脉，河汾之流都是华夏一族，古绛郡统领太平、稷山、河津、曲沃、正平正是陶唐古地，崇尚好古之风，又在姑射山麓，沐却隋唐绝响。以此观之，绛郡古地，既是隋末王通讲学游历之所，又是文中子传经播道之地。河汾之学的兴盛，不可能只讲座于一洞，驻足于一溪，足迹所至当是陶唐古地，姑射山麓，龙门山巅，河曲之畔。春秋孔丘不周游六国，哪来弟子三千？隋唐王通不揽岳涉川，又何能继往圣绝学于河汾？由是观之，《太平县志》关于文中子遗迹、碑石、传记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万王村的祠、墓、溪、洞也非毫不道理。尽管笔者很不同意李甲成先生在《王通故里在通化》中所猜测的那样：王通后人在武周神功元年发生王氏灭族惨案时的避难所居之地。但万王的王姓后代仍在万王祀奉着王通，万王村的村民仍以有文爷庙祀而骄傲，持王通故里在襄汾的论者也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先信持。
论争也许还会继续下去，但龙门崖萼下的汾河流水仍在静静地吟诵着一代大儒的千古绝唱。
四 论争的背后
在中国历史上关于名人故里之争是由来已久的。原因在于历朝名代更迭繁频，许多史志语焉不详。加上传说名异，史官不一，记录有误，特别是中国一直是由官乡修史，使得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成为一种定例，加上政权更迭带来的行政区域调整，郡县改制，使得隶属沿革常常不一想要真正弄清某地某人的确切籍贯，变成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单以学术的理性角度来探讨和确认也不免异彩纷呈，各执一词难见端倪。本文在第一部分引例文章就有许多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个人地域情绪。其中也不乏纯学术的探讨。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论争背后隐藏的真正目的与需要。如栏故里有三个：第一是河南虞域第二是陕西延安，第三是湖北黄陂。女娲的故里也有三个：一是甘肃天水，二是河北涉县。三是湖北竹山。/汉未诸葛亮故里也有山东沂南。临沂和沂水之争。特别是黄帝故里在我国就有陕西黄陵，河南淮阳，河南新郑。河北新乐，河南黄公和甘肃天水六个之多。结合王通故里有通化和万王。似乎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名人故里之争包含着强烈的归宗感。沉重的认同感和久远的荣耀感。反映着我们民族血脉里几千年流淌着的宗亲情怀。荷载着代代不息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
名人故里之争不是从我们手里开始的，也不会在我们手中成型圈定。它是一种永远争执不休的文化现象。我们只需要从争论中强化对名人文化价值的定向与定位，感受名人对故里的文化彰显，增加民族认同需要，促进地域文明的层叠和故土文化的堆积，进而使久远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焕发更耀眼的光彩和无限的活力。推进地方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摒弃无谓的也许永远没有终极结论的符号之争。剔除个人的情绪化倾向和功利性渲染。克服文化焦虑下的迷惘心态，解除非理性的争论焦虑，还原学术的真性情，寻求共同的价值观念，拥有并存的文化景观，也许这才是所有真正的文化人对其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所持的一致态度。
五 对故里之争的引申
王通做为一代大儒，上承孔孟董扬，下启宋明理学，以一代巨擘的凝重探索开启隋唐以后儒学分析的理论体系，最早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思想。启蒙读物《三字经》把王通与荀况扬雄老聘书和庄周并称为百字五子之一王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是见王通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但是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竟然在隋唐书没有任何记载，以至后世对王通的真存在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辨争。如1933年汪吟龙的《文中子孝信录》和王立中的《文中子真汇考》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其实文中子王通的存在是个不争的事实，早在唐初的王通家人及弟子的传赋中就已有确凿的记载。中晚唐时，刘禹锡《王公神碑》李翱的《读文中子》皮日休的《文中子碑》司空图的《三贤赞》刘晚的《旧唐书》都是王通真实存在事迹记载。所以说文中子其人其事，其书其说是不容质疑的，我们在论争其故里更应关注的是王通思想的研究，王通哲学思考的文化特征，价值取舍，以及王通儒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中坚作用，唯有我们加深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彻底走出故里之争的无谓纷讼，走进一代大哲的学术光环之中，沐浴圣贤的光芒，陶醉大哲的睿智，使得河汾之学的传承如日中天，让先贤那超乎其类，拔乎其群的灵魂获得天上的宁静和完整。
今人李子成先生的《文中子考论》邓子军先生的《王通生平事迹考》和《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文中子的思想作了更为深入和扎实的研究，读者诸君不妨一读。
时在2009年5月9日于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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