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根据隋唐之际人所撰写的原始性文献，考察王通生平事迹及《中说》相关内容的信实问题。这些文献主要是：１、薛收（592—624）《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１。2、陈叔达（－635）《答王绩书》２。3、吕才（－665）《王无功文集序》３。4，王绩（585－644）《游北赋》４。5、王绩《负苓者传》５。6、王绩《答程道士书》６。7、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７。8、署名杜淹（一928）的《文中子世家》８。9、《中说》９。
　　上列九种文献之中，《文中子世家》与《中说》的真伪历来有争议，姑置于最后。把这两种文献列入原始文献的理由是，无论《中说》及其附录《文中子世家》是否为伪造，只要是成书于隋末唐初这一时期，即应当采取其中关于王通生平记载，与上列隋末唐初原始文献相比证，作过硬的“对质”。这是确定其真伪所应下的第一道功夫。
　　
　　首先要考察的是《中说》的成书时代。
　　今本《中说》最后一种附录，为王福畤撰《王氏家书杂录》（以下省称《杂录》），记述《中说》成书本末。《杂录》云：“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予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杜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敎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馀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蠧絶磨灭，未能诠次。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敎，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目，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惟《元经》、《讃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乃召诸子而授焉。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歳，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谍，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时正观二十三年正月序。”王福畤此《杂录》，实为记述《中说》成书本末的最后之跋。兹逐节考察其真伪。
　　《杂录》作者王福畤称王通为“我先君”，则福畤为王通之子。按《中说》附录《文中子世家》：“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杨炯（650－）《杨炯集》卷三《王勃集序》：“君讳勃，……祖父通，……父福畤。”《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文苑·王勃传》：“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祖通，……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溢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畤。……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由是可知，《杂录》作者王福畤为王通之子，真实无误。
　　清徐延旭《越南辑略》卷二《名宦》载：“唐，王福畤为交趾令，大兴文教，士民德之，至今祀之，号王夫子祠。”（光绪三年梧州郡署刊本）可见王福畤人品高洁，其所撰文献不应轻易怀疑。
　　《杂录》云：“仲父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按吕才（－665）《王无功文集序》：“君第三兄徵君通。”又云：“君第四兄太原县令凝。”则王凝为王通之亚弟、王绩之四兄亦即仲兄、王福畤之仲父，曾为太原县令，亦真实无误。
　　《杂录》云：“贞观初，……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又云：“会仲父黜为胡苏令。”按《唐会要》卷六十二《御史台下·出使》条：“贞观四年，监察御史王凝使至益州。刺史高士廉勋戚自重，从众僚候之升仙亭，凝不为礼，呵却之，士廉甚耻恚。至五年，入为吏部尚书，会凝赴选，因出为苏湖［胡苏］令。”１０此是《杂录》所载王凝贞观初为监察御史，后黜为胡苏县令之确证。又按《旧唐书》卷六十六《杜淹传》：“（太宗）即位，徵拜御史大夫。……贞观二年卒。”亦与《杂录》所载相合。
　　《杂录》云： “贞观初，……（杜））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子盍求诸家？’仲父……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馀纸，大抵杂记不著篇目，……未能诠次。” 依此， 则《中说》原始稿本为隋末王通师弟对话之记录。 贞观初年，由王凝所寻出。按王绩《重答杜使君书》： “某昔在隋末，又尝见诸贤讲论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编诸贤之论，继诸对问。今录此篇附往，幸详之也。”１１“杜使君”，为贞观初期王绩家乡泰州（治所即龙门县）刺史杜之松１２。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贞观中，京兆杜之松、清河崔公善继为本州刺史，皆清与君相见，……诗、书往来不绝。”可证。“家兄御史”，即王凝。“编诸贤之论，继诸对问”，明是指王凝将“门人存记”的王通师弟对话记录，即《中说》原始稿本，编集整理成书。 “今录此篇附往，幸详之也”，则可知王绩已将《中说》录送杜之松。据《唐会要》卷六十二载“监察御史王凝”，“（贞观）五年”，“出为苏湖［胡苏］令”，而王绩《重答杜使君书》有 “近者家兄御史”语，职此之故，可以断定：王绩《重答杜使君书》乃作于贞观五年之前王凝犹任监察御史之时。由此可见，《杂录》所述贞观初王凝寻“得《中说》一百馀纸”，事属可信。
　　由对王绩《重答杜使君书》及王福畤《王氏家书杂录》的考察，可以确定：第一，贞观五年（631）以前，王凝已开始整理《中说》。第二，至迟贞观五年，王绩已将《中说》录送泰州杜之松。《中说》传布于世，实始于此。第三，贞观二十三年（649），王福畤写成《王氏家书杂录》，记载《中说》成书本末。第四，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说》基本上成书于唐初。
　　无论《中说》内容是否真实，《中说》一书编成于唐初，确定无疑。因此，《中说》及其附录《文中子世家》，应当列入有关王通生平的隋唐之际文献，作为参证文献。
　　我对上举九种隋唐之际原始文献所进行的考证工作，依据如下原则与方法。第一，由于上列文献的作者及初编者薛收、陈叔达、吕才、王绩及王凝等，都是与王通同时代的人，因此，关于王通的生年、卒年、每一重要事迹，如果上列文献所记相互一致而无歧异，且不与隋代历史发生抵牾，则此生年、卒年、每一重要事迹为真实无误。换言之，此即证明王通其人之真实存在。第二，由此可同时证明，记载该项事实之文献，至少在该项事实之记载上，亦为真实不伪。如果某一文献真实不伪之记载愈多，尤其在重要事迹上之真实记载愈多，则此一文献之信实程度愈高。对待《中说》及《文中子世家》，亦应持一原则。第三，如果各项文献之间出现抵牾之处，以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陈叔达《笞王绩书》、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王绩《游北山赋》等为依据。如果这些文献之间出现抵牾，则根据隋史与情理常识作出取舍。换言之，即假定《中说》、《文中子世家》与上述四人文献之间出现抵牾，不以《中说》、《世家》作为依据。最后当指出，如果出现无法考定的情形，则说明存疑。
　　王通生平事迹，考察如下。
　　
　　１．王通之先世及籍贯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夫子讳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若乃门风祖业之旧，鸿儒积德之胄，事贲家牒，名昭国史。”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君讳绩，字无功，太原祁人也。高祖晋阳穆公，自南而北，始家河汾焉。历宋、魏，迄于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史、家牒详焉。”
　　又云：“君祖安康献公，周建德中，从武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故家富坟籍，学者多依焉。”
　　又云：“君第三兄徵君通。”
　　《文中子世家》：“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其先汉徵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仕汉至云中太守，以贤良称，肇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授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晋，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武略升，玄则似儒术进。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究心道德，博考经籍，……故江左号为‘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业’。于是始称儒门，世济厥美矣。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仕北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创家临河汾，惟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惟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杰，惟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幽识远悟，非礼不动，传先生之业，所在教授，门徒常千馀人。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府君始求出，补乐昌令，寻转猗氏，后迁铜川。所在著称，吏人敬爱，秩满退归，遂不仕。”
　　王绩《游北山赋》：“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迁江左。地实儒素，人多高烈。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安康之受田。坟垅寓居，倏焉五叶。”
　　《中说·事君篇》：“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
　　案：王通之先世，自王通王绩兄弟一代起，上溯五世，高祖为王虬，即晋阳穆公，自南齐归魏，始家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汾水经县南，向西入黄河，故称河汾）。曾祖王彦，称同州府君。祖父王杰，称安康献公。父王隆，称铜川府君。此一世系籍贯，前四种文献所载有详略，但均无异辞，可互证无误。
　　《文中子碣铭》载王通“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文中子世家》载“定居万春乡之甘泽里”（俱详下文），亦可与《中说》所载互证无误，知王通家隋河东郡龙门县万春乡。
　　万春乡即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位于河津县及汾河以南，旧属河津。元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隋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汾人，今县南三十里有通化村。”清光绪《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七《祠庙》河津县条：“文中子祠，在县南三十里通化村。”
　　1989年4月，我到通化镇考察，当地文中子祠、文中子墓遗迹犹存。通化并有王通后人数家，家藏明万历时敬忍居所刻《中说》木版全套版片（文革中批林批孔运动被没收后发还时损失个别版片）。
　　
　　２．王通之生年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大业伊始，……时年二十二矣。”
　　《文中子世家》：“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
　　又云：“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
　　案：《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王通二十二岁，逆推其生年为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与《文中子世家》所载开皇四年生，正相符合。《世家》又云隋文帝仁寿三年（603）王通二十岁（“冠矣”），逆推其生年亦为开皇四年。此两种文献三条记载，互证无误，知王通出生之年为隋文帝开皇四年（584）。
　　《王通论》谓“生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１３，误。
　　
　　３．举秀才及其年份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
　　案：王通十八岁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王通以本年举秀才，原始文献仅有此一记载。稍晚，杨炯《王勃集序》：“祖父通，隋秀才高第。”１４可以佐证。
　　《王通论》谓“秀才高第最早也应在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或仁寿四年（公元603年）”１５，误。
　　又，《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洎于九载（589），……析置州县。”《文中子碣铭》述仁寿元年（601）事，称州不称郡，允见精确。
　　
　　４．除蜀州司户不就及其年份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
　　案：王通年十九，为隋文帝仁寿二年（602）。除蜀州司户，即仁寿元年秀才高第后所授之官。通辞不就，《碣铭》记载明确无疑。
　　杨炯《王勃集序》：“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都同户书佐、蜀王侍读。”《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王勃传》：“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太业末弃官归。”实为不根之词。《王通论》亦沿用其误说１６。
　　
　　５．上《太平十二策》前后事迹及其年份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朝端（阙）［著其］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王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谒越公杨素。……时宋公贺若弼在座，弼与君长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见贤兄有弟。’因提手引坐，顾谓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杨公亦不减李司隶。’素改容礼之。因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初，君第三兄徵君通，尝以仁寿三年因上《十二策》，大为文帝所知赏，素时亦钦其识用。至是谓君曰：‘贤兄《十二策》，虽天下不施行，诚是国家长算。’君曰：‘知而不用，谁之过欤？’素有惭色。”
　　《文中子世家》：“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而见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歌曰：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文帝闻而伤之，再徵之，不至。”
　　《中说·魏相篇》：“子谒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
　　又《天地篇》：“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
　　案：王通以仁寿三年（603）自龙门西至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一事，薛收《碣铭》、吕才《序》、《文中子世家》及《中说》所记，虽互有详略，但决无异辞，可互证而无误。
　　按《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隋纪三》文帝开皇二十年、仁寿二年，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文帝废太子勇，十二月，立杨广为太子。仁寿二年（602），杨广与杨素又构陷蜀王秀，十二月，“废秀为庶人，幽之内侍省，……连坐者百馀人。”《文中子世家》所载“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即指仁寿二年十二月废秀为庶人连坐者百馀人此事。职此之故，可知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是在仁寿三年（603）之春初。《碣铭》曰“先君内史”，即薛收之父薛道衡。《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云：“授内史侍郎。”又云：“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可证。《碣铭》之“杨公仆射”，即吕才《序》之“越公杨素”。《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改封越国公。”又云：“代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与高颍专掌朝政。”可证。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上《文中子中说》条，谓《中说·天地篇》载“内史薛公见子于长安”，为“妄也”。晁公武的理由是：“《隋书·薛道衡传》称道衡仁寿中出为襄州总管，至炀帝即位召还。《本纪》：‘仁寿二年九月，襄州总管周摇卒。’道衡之出，当在此年也。通仁寿四年始到长安，是年高祖崩，盖仁寿末也。”
　　今已考定王通至长安是在仁寿三年（603）春初，非仁寿四年（《文中子世家》记载为仁寿三年，非仁寿四年）。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仁寿二年：“（九月）乙末，上柱国、襄州总管、金水郡公周摇卒。……冬十月，……闰月，……乙丑，诏日‘……内史侍郎薛道衡……可并修五礼。”可知仁寿二年（602）冬，道衡犹在长安预修五礼，并未出为襄州总管。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纪五》炀帝大业五年：“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黜为襄州总管。”则道衡出为襄州总管，是在仁寿末即仁寿四年（604）。职此之故，王通以仁寿三年（603）至长安见薛道衡，乃真实无误之事。《碣铭》所载，尤为铁案。晁公武乃以不妄而为妄。
　　《文中子世家》“公卿不悦”一语，首先即指权臣杨素。按隋史，文帝晚年逐渐昏聩，晋王杨广与杨素密相勾结，构陷太子勇、蜀王秀，实质是杨素协助杨广夺取皇位继承权，进而夺取皇位。杨素等公卿不悦王通及其《十二策》，是自然的事。王通《东征之歌》“皇之不断”一语，直言对文帝之亲身观感，是对文帝不能决断并不能用贤所下之断语。次年仁寿四年（604），杨广伙同杨素谋杀文帝，杨广即皇位，是为炀帝１７。文帝不能明断，终于身死杨广之手，遂正如王通“皇之不断”之断言。《中说·事君篇》载：“或问杨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则是王通对杨素之亲身观感。由此以读《中说·天道篇》所载王通语：“悠悠素食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可知王通仁寿三年长安之行以后，由于切身的认识，对于昏暗无道的隋室君臣已完全不抱希望。这是了解王通从此隐居不仕、讲学传道的关键所在。
　　由吕才《序》、尤其薛收《碣铭》所记载王通至长安与杨素、薛道衡之交游，可证《中说》所载王通与隋朝大臣们的对话，基本上为信实可靠。据此，则司马光等人对王通交游多为隋朝名臣一事之致疑１８，实为未及详考文献所致。
　　《王通论》谓“王通游长安当有两次，一是秀才高第以后，见隋文帝陈十二策。另一次是罢归回乡之时。……王通从蜀郡回乡，路过长安，……见已无再仕的希望，便作‘东征之歌’而归。”１９此说实误。
　　第一，王通一生从未出仕，未入蜀为官，更无从有“罢归”之事（考详下文）。第二，把见文帝陈《十二策》与作《东征之歌》而归，由一回事分为两回事，亦误。
　　
　　６．续六经与讲学河汾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夫子讳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焉。若乃门风祖业之旧，鸿儒积德之胄，事贲家谍，名昭国史，今可得而略之。粤若夫子，……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大业伊始，君子道消，达人远观，潜机独晓。步烟岭，卧云溪，轩冕莫得而干，罗网莫得而迨。时年二十二矣。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道胜之韵，先达所推；虚往之集，于斯为盛。渊源所渐，著录逾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
　　又云：“收学不至穀，行无异能，奉高迹于绝尘，期深契于终古。义极师友，恩兼亲故。”
　　陈叔达《答王绩书》：“魏晋之际，夫何足云？中原板荡，史道息矣。然国于天地，有与立焉。……是贤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后之笔削，陷于繁碎，宏纲正典，暗而不宣，乃兴《元经》，以定眞统。盖获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达亡国之馀，幸赖前烈，有隋之末，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
　　王绩《答程道士书》：“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
　　王绩《负苓者传》：“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讲罢，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语及《周易》。薛收叹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辞之多也？’”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时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操》。……吾往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其不可言，壮哉邈乎！”
　　王绩《游北山赋》：“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安国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邱，泉凝泗涘。（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于此溪，续孔子六经，近百馀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
　　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昨，人多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成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自注：此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南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馀人，称为俊颍。而姚义多慷慨，同侪方之仲由。薛收以理达称，方庄周。薛实妙言理也。）
　　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何图一旦，邈成千纪。木壤山颓，舟移谷徙。
　　北岡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石宛然。想问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坛场草树，苑宇风烟。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守逸步而须时，蓄奇声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难。建功则鸣凤不闻，修书则获麟为断。惜矣吾兄，遭时不平。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死而可作，何时复生。式瞻虚馆，载步前楹。眷眷长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旧地，金石丝竹之馀声。没而不朽，知何所荣。（自注：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馆，时年三十二［四］２０，门人谥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于时。余因游此溪，周览故迹，盖伤高贤之不遇也。）
　　临故墟而掩抑，指归途而叹惜。往往溪横，时时路塞。忽登崇岫，依然旧识。地迥心遥，山高视直。望烟火于桑梓，辨沟塍于乡国。斜连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
　　《文中子世家》：“大业元年一徵，又不至，辞以疾。……定居万春乡之甘泽里，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盖有事于述者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馀人。故隋道衰，而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之间，雍雍如也。”
　　《中说·王道篇》：“文中子曰：‘……余小子获睹成训，勤九载矣。服先人之义，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又《礼乐篇》：“子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魏相篇》：“子游黄颊之谷，遂至白牛之溪。”２１
　　案：隋末，王通续经、讲学于河汾，此一基本事实，为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陈叔达《答王绩书》、王绩《答程道士书》、《负苓者传》、《答处士冯子华书》、《游北山赋》、《文中子世家》、《中说》等八种文献，所一致记载。详析之，则其中记载情形分别为：
　　第一，王通续经始于大业元年（605）。此由《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文中子世家》所明确记载。时王通二十二岁。
　　第二，王通续经乃用九年工夫而完成，此由《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文中子世家》、《中说》所明确记载。时当为大业九年（613），王通三十岁。
　　第三，王通所续经为《易》、《诗》、《书》、《礼》、《乐》、《元经》六种，此由《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文中子世家》、《中说》所明确记载。《答王绩书》特称《元经》，《答程道士书》、《游北山赋》则浑言续六经，均与上述三种文献记载相和。
　　第四，王通讲学河汾，此由《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答王绩书》、《负苓者传》、《游北山赋》、《文中子世家》、《中说》所明确记载。《答冯子华处士书》称道“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以《负苓者传》“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互印证，薛收《白牛溪赋》实为称扬王通讲学传道之作，则《答冯子华处士书》亦为王通讲学河汾之一证。
　　第五，王通门弟子多达数百乃至千馀人，由《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游北山赋》、《文中子世家》所一致记载。《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说“著录逾于三千”，“达者几乎七十”，系用《史记·仲尼世家》记孔子门弟之数，而极言王通门弟子之众，亦无足为异。尤要者，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收学不至穀，行无异能，奉高迹于绝尘，期深契于终古。义极师友，恩兼亲故”， 陈叔达《答王绩书》“因沾善诱，颇识大方”，皆自述为王通门弟子或问学者，尤为王通讲学河汾之铁案。
　　第六，王通讲学河汾，具体地点有两处。一是龙门县万春乡故里，由《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文中子世家》、《中说》所确切记载。一是龙门县之黄颊山、白牛溪，由《游北山赋》、《负苓者传》、《中说》所明确记载。
　　万春乡（今山西万荣县通化乡，通化乡原属河津县，1954年划归万荣县），位于龙门县南、汾水之南２２。
　　黄颊山、白牛溪位于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县）东北（今乡间简易公路曲折五十里），故王绩《游北山赋》称之为“北山”（黄颊山名沿用至今）。此地为王通隋末避乱时躬耕讲学之地。
　　元代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龙门山有石洞，盖文中予避乱隐居之所。”２３
　　明代《永乐大典》卷六八三八“王通”条引《河中县志》：“文中子王通，按家谱，河汾人。今县南三十里有通化村集贤里，县北五十里龙门山顶有石洞尚存，盖文中子避隋乱所居之地也。”２４
　　明万历《河津县志》卷二《古迹》：“文中子洞，在黄颊山佛峪山脊。王思诚记。”
　　同卷《山川》：“黄颊山在县东北三十五里。”
　　又云：“白牛溪，在黄颊山。隋大业中文中子居此溪。”
　　清代光绪《山西通志》卷二十八《山川》“河津县”条：“黄颊山在北四十里。”
　　又卷九十一《金石记三·碑碣》“文中子《讲堂碑》”条：“旧《通志》：黄颊山东岩石壁高四丈，中开罅。相距尺许，泉涌汇为池。循峪出，即白牛溪也。溪上有永兴禅寺，明季山塌，古寺被压，即文中子授经地也。多断碑。”
　　上述元明清地方志关于黄颊山位于河津县东北，山上有洞，相传为文中子讲学洞，记载一致。仅里程有所差异，实无足为异，这是地方志中常见的现象。
　　1989年4月27日，我从山西河津县城，至东北50里佛峪口史家窑村。村在黄颊山南麓，正对白牛溪口。黄颊山，为吕梁山脉之南端。白牛溪，自黄颊山群山之中南向流出。我在史家窑村经村长请一位史姓老人为向导，领我登山。山路极为险隘难行，许多路段仅容单人攀援而上。自白牛溪口向北上山约16里，抵达文中子讲学洞。文中子讲学洞本为一大岩穴，位于一山脊中。山脊东西走向，穴位负北面南。穴深约3米，东西狭长约20米，高约2。5米。当面砌石为墙，中央拱石为门，穴遂为一洞室。西面近靠一山脊，为南北走向，洞前漫坡，遂为山阿，可以避风。东面、南面为巨壑，壑东山峰，壁立千仞。此正与王绩《游北山赋》“北岡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所述之地望、景观、遗迹相合。洞前漫坡，坡下巨壑，可南瞰群山，及河汾平原。洞门东西有摩崖石刻多处。门上石刻大字：“飞云洞”，首书小字：“稷山县紫金山文中子隐居”２５，衔书小字：“明万历三年闰八月吉日重修”２６。是为年代最早之摩崖石刻遗存。洞前有庙，已成废墟。洞前及庙址，有石碑十数通，或立，或仆，或埋，或断，没于高可齐人的荒草。洞前有一碑，已仆，碑题：“修无量殿重培文中子洞记”。记云：“且夫洞也者，养静之所也。洞以文中子名者，何哉？盖以王仲淹献《太平十二策》后，与□□、房玄龄等讲业于兹。故历代报功报德，四置香花，田数亩，以备供献之需。但山势崎岖，地形凹凸，东至万人阿，西至□□□，北至风水岭，及今已数百载，因中□□□□□无量殿于洞上。奈年久颓坏，道人卫崇和等欲光复旧物，遂谋于乡长，……尽力重修。万历五年岁次丁丑蕤宫月上句日邑庠生田滕□撰。”２７是为笔者所见年代最早之石碑遗存。洞东约20米，又有一洞穴，甚小。洞前山坡间，有一池泉水，池小，水清冽。有一副巨大石碾，一口巨大石臼，形制甚古，皆白石制，分在两处，皆掩于没人之深的荒草中。洞前及西南侧缓坡有梯田三处，虽然梯田已成漫坡，垒石已风化，但犹可辨认，据向导当地史姓老人言，世代相传是文中子梯田。由于文中子洞所在的黄颊山山势险峻２８，山路极难行走，牲口也难上去，因此在此居住时间较长，就必须就地耕种粮食，以维持生计。按《中说·天地篇》：“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得逃乎？’”《中说·事君篇》：“乡人有水土之役，则具畚锸以往，曰：‘吾非从大夫也。’”印证文献所载王通躬耕之实践，则文中子梯田当为王通躬耕之遗迹。面对实地，王绩《游北山赋》所记“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北岡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地迥心遥，山高视直。望烟火于桑梓，辨沟塍于乡国”，地望、景观、遗迹，一一皆是实录。根据王绩《游北山赋》之记载、元明清地方志之记载以及今存实地遗迹之相互符合，我断定文中子洞即为王通隋末避乱、躬耕、讲学之地２９。
　　黄颊山群峰为石灰质高山，极峻美；群峰万壑，草木茂盛，极幽美。据向导史姓老人介绍，山中无人居住，除村民伐木入山外，平时人迹罕至。
　　
　　７． 隋室四召王通不赴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两加太学博士，一加著作郎，夫子绝宦久矣，竟不起矣。”
　　又云：“尚书四召而不起。”
　　《文中子世家》：“仁寿三年……文帝闻而伤之，再徵之，不至。……大业元年一徵，又不至。……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中说·事君篇》：“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中说·事君篇》又载：“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中说·周公篇》：“越公聘子，子谓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干髦》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中说·魏相篇》：“虞世基遣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饮使者，歌《小明》以送之。”
　　又载：“子曰：‘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
　　案：《碣铭》载王通平生凡“四召而不赴”。《世家》记仁寿三年（603）通至长安见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或为应举天下士之诏，或出自主动，非专门徵辟。“文帝闻其《东征之歌》而伤之，再徵之，不至”，此实为隋室对王通之第一次徵召。《世家》所记“大业元年（605）一徵，又不至”，为第二次。“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为第三次。大业“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为第四次。是共计亦为四次徵召而不赴。《中说》之《事君篇》所记两次徵召而不赴，《周公篇》和《魏相篇》所记各一次徵召而不赴，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是各为一次，共计亦为四次徵召而不赴。然则《碣铭》、《世家》、《中说》所记王通四次徵召而不赴，皆相互一致而确定无误。
　　《中说·事君篇》所记“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往辞”，即是断辞。王通不是依违两可之人。由此以读“必不得已，署我于蜀”之语，是借以讲出下文“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严者、严君平，扬者、扬子云。此语明是借蜀人严君平隐居遁世、扬子云著《法言》以继孔子，而表达自己隐居不仕、续修六经之志事。王通自道“吾不仕，故成业。不动，故无悔”，其言可信。王通始终未仕，断无疑问。
　　《碣铭》所记“十八，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十九，除蜀州司户，辞不就列”，王通十九岁为仁寿二年（602），除蜀州司户，乃是射策高第后所除之官，非徵召所授。据《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开皇三年（583），遂废诸郡。洎于九载（589），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碣铭》记仁寿二年（602）事，称蜀州而不称蜀郡，于史相合。《世家》所记“大业十年（614），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与《碣铭》所记仁寿二年（602），除蜀州司户不就，乃前后二事。据《隋书》卷二十九《地理志上》：“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则《世家》所记大业十年事，称蜀郡而不称蜀州，亦合于史。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王勃传》：“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杨炯《王勃集序》：“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均误。考《碣铭》、《世家》、《中说》，王通四召而不赴，且王通同时代人所留下之原始文献无一语提及王通曾经出仕。即依《旧唐书》及杨炯《序》，王通大业末弃官归，则王通弃官归旋即去世（详下文），又安得九年工夫续成六经并教授门人甚众？《旧唐书》与杨炯《序》，在此实误。总之，王通四召而不赴，终其身固未曾仕。
　　
　　８．王通之卒年及谥号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以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春秋三十二［四］。”３０
　　又云：“以其年八月，迁窀穸于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从中制。不封不树，是遵上古。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
　　王绩《游北山赋》：“殁而不朽，知何所荣。”自注：“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乡馆，时年三十二［四］３１，门人谥为文中子。”
　　《文中子世家》：“大业……十三年，江都难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谓之曰：‘吾梦颜子称孔子之命而登吾阶，坐于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礼》、《乐》既正，《诗》、《书》既成，赞明《易》道，聿修《元经》。归休乎，何必永厥龄！”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盖寝疾七日而终。门人薛收、姚义等数百人共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以来，未之有也。《礼》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谥，以易名也。”夫子生当天下乱，昭王不兴，莫能宗之，故退而删《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明矣，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殁，文不在兹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
　　案：《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游北山赋》、《文中子世家》记载王通卒年，同为大业十三年（617），无一异词，可以确定。唯王通生于开皇四年（584），则卒年应为三十四岁，《碣铭》“春秋三十二”之“二”字，显然系讹字。此《铭》文字原有阙损。《全唐文》著录其阙文情况如下：“夫子绝宦久矣，竟不起矣。朝端（阙）声节，天下闻其风采。”阙文既然不止一字，则知著录《铭》文之初，原碑刻字已有泐损。然则“三十二”之“二”字，为“四”字笔画泐损，而著录者未加辨识所致之形近之误，即可断定。
　　《游北山赋》注“时年”一句，北京图书馆缩微胶卷敦煌唐写本残卷伯2819号作“时年三十二”，《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作“时年四十二”，《文苑英华》作“余时年三十三”，《全唐文》作“时年三十三”，均系“时年三十四”传写之误；《文苑英华》除年数传写有误之外，又阑入一“余”字，与上下文语气扞格不入，系衍文。
　　王通去世，门人谥之为文中子，《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游北山赋》、《文中子世家》的记载，亦相符合。
　　薛收撰《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收录于《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此《铭》最初著录之情形未详，但考其内容，则第一，《铭》文记述王通生平特为详实，而无任何一项记述与当时其他文献发生抵牾。第二，按《唐会要》卷三十八《服纪下·葬》：“旧制：……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王通情形，正合“隐沦道素” 葬而“立碣”之“旧制”。第三，尤可注意的是，宋代陈亮《类次文中子引》云：“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３２今按《世家》等当时文献，皆不见有王通去世为“五月”这一具体月份时间记载，而仅见于《碣铭》：“以大业十年五月甲子，遘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陈亮所言，必有所本，或即此《铭》文曾为亮所寓目。要之，“五月”之文，《碣铭》与陈亮《引》文相合，已非孤文单证。《碣铭》记载王通去世时间地点如此确切，尤非他人所能伪造。第四，《碣铭》曰：“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又曰：“收学不至穀，……义极师友，恩兼亲故。”先君内史，指薛收之父薛道衡。《旧唐书》卷七十一《薛收传》：“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可证。《碣铭》“父党之尊”及“恩兼亲放”之“故”，表明薛道衡为王通之父执辈，薛王两家有世交之谊。按《文中子世家》：“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高祖受禅，……还除内史舍人。”则开皇初，王通之父王隆与薛道衡俱在长安为官，二人相交至迟亦在此时。据《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河东郡》条，汾阴（今山西万荣宝鼎）、龙门（今山西河津）两县同属河东郡即蒲州。且薛收家乡汾阴邻近王通家乡龙门之万春乡（今万荣通化镇）。则薛王两家本为同乡，两家交谊应当更早。尤要者，《碣铭》“恩兼亲故”之“亲”，表明薛王两家之间，原有亲戚关系。按《旧唐书》卷七十一《薛收传》：“收所生母王氏。”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五十一《唐十一·薛收碑》条按语：“道衡妻王氏，或系通之姑姊，且系同乡。”以《碣铭》与《薛收传》互证，可知王昶所论当为不误，则薛王两家之“亲”，是姻亲。正是由于有“父党”兼“亲故”之关系，和深厚的师弟情谊，薛收才能够在《碣铭》中说王通与自己之关系，是“义极师友，恩兼亲故。”要之，“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与“义极师友，恩兼亲故”之语，既与文献所载之史实相吻合，更决非他人所能伪造，乃是《碣铭》真实不伪之确证。总结上述诸点考证，薛收撰《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之真实性，可以确定无疑３３。
　　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文中子门人》条则致疑说：“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郡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
　　今按薛收《文中子碣铭》：“以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遘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则王通临终召见薛牧，是在大业十三年（617）五月甲子即十五日之前。又按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以兵起甲子之日。”《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大业十三条：“五月甲子……遂起义兵。”职此之故，则王通去世之日，即李渊太原起义之日，而王通去世之前召见薛收，时尚未发生太原起义。换言之，王通临终召见薛收在前，薛收闻太原起义将应义举而被拘束在后，先后二事，既非同时，即并无不合。洪迈所疑，本无可疑。
　　至于洪迈指摘《世家》所载王通去世之年，与“江都难作”之年，岁年不同，而《世家》记为一年之事，则确有问题。《中说·王道篇》：“子不豫，闻江都有变，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又《魏相篇》：“江都有变，子有疾，谓薛收曰（下略）。”亦存在同一问题。宋阮逸于《王道篇》“江都有变”句下注：“大业十三年，炀帝幸江都宫，字文化及弑逆。”径以大业十四年（618）炀帝被杀于江都一事为解释，显误。
　　今按《世家》与《中说》上举诸条所出的问题，应是出于下述两种原因之一种。一是《世家》、《中说》的作者记忆有误，将王通去世之年与江都有变或江都难作之年相淆。二是江都有变或江都难作，非指炀帝被杀，而是指隋室有变，隋室难作；而阮逸不及细考，遂径以炀帝被杀一事系之。按《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炀帝至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至次年大业十三年即义宁元年（改元是在十一月），反隋起义已遍及全国，隋室统治已濒临解体３４。大业十三年四月，李密破回洛仓，逼东都洛阳，大败隋军，移檄郡县，数炀帝十罪，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之语３５，影响极大。要之，天下大乱、隋室将亡的已然情势，乃是呈现于王通病危之前，面对这一情势，病情垂危的王通要泫然兴叹，感慨自己不能参与预期已久的历史变革，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彰彰甚显，正不必要等到炀帝之死才能作如此感叹。职此之故，《文中子世家》“江都难作”及《中说》“江都有变”之语，当是牵合大业十三年炀帝至江都时隋朝将亡之情势与次年炀帝被杀于江都隋朝灭亡之事情，而为一年之事，系作者记忆有误。按当时情势，经过隋唐之际天翻地覆一场大乱，此种记忆之误，实无足深责３６。
　　《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无有“江都难作”或 “江都有变”之语，则表明其作者之精审，尤表明其作者与《世家》与《中说》之作者，决非一人。此是《碣铭》真实不伪之又一有力旁证。
　　
　　以上，根据九种隋唐之际人即王通同时代人所撰写的原始性文献，考察了王通先世及其籍贯、王通生年、举秀才之年、除蜀州司户不就、上《太平十二策》前后事迹及其年份、续六经与讲学河汾、隋室四召王通不赴、卒年及谥号等问题。由以上所考，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九种隋唐之际原始文献关于王通生平事迹的记载，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重大差异，而是相互一致的。这些文献与隋代史实之间，也未发生任何重大差异。这些文献与隋代史实之间所出现的个别出入，是相当次要的问题，而且是可以理解的。职此之故，可以断定，九种隋唐之际原始文献中的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陈叔达《答王绩书》、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王绩《游北赋》等诗文，都是信实可靠的文献。
　　第二，王通其人在隋代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九种隋唐之际原始文献所载王通生平事迹，是信实可靠的。
　　至少上列文献的作者薛收、陈叔达、吕才、王绩，《文中子世家》的作者，《中说》的记录者，及其整理者王凝、王福畤，他们都是王通的见证人。如果要否定王通其人的真实存在，就必须首先证明他们共同作伪，或上列文献都是伪作。
　　第三，署名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和由王凝、王福畤整理编定的《中说》，其中关于王通生平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由此已可证明《中说》决非后人伪造。当然，《中说》内容亦含有错误或可疑之处。对此，应当甄别舍弃或者存疑３７。但是，这些局部或细节缺点，并不足以影响《中说》关于王通生平记载的基本信实。
　　
　　注释
　　1 《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关于此《铭》文之信实，请详下文正文。薛收，《旧唐书》卷七十三、《新唐书》卷九十八有传。
　　2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韩理洲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四，题为《江公答书》；《唐文粹》卷八十二；《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三。陈叔达，《旧唐书》卷六十一、《新唐书》卷一百有传。
　　3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首；《全唐文》卷一百六十。五卷本此《序》较通行三卷本《东皋子集》及《全唐文》本此《序》为完足，三卷本《东皋子集》及《全唐文》经过唐陆质删节，参阅韩理洲《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前言》。吕才，《旧唐书》卷七十九、《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有传。
　　4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一；《文苑英华》卷九十七；《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王绩，字无功，王通之季弟，《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有传。
　　5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五；《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六；《唐文粹》卷九十七；《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二。
　　6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四；《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八；《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
　　7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四；《文苑英华》卷六百八十八；《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
　　8 《中说》附录；《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本文引文从《全唐文》本，以其文字较《中说》本稍详。杜淹，《旧唐书》卷六十六、《新唐书》卷九十六有传。关于杜淹与王通之关系，详拙作《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
　　9 《中说》（又作《文中子中说》）宋阮逸注本，为今天唯一传世之本。这是《中说》版本系统之一。今存《中说》各本，如《四库全书》本、《二十二子》本，差异甚微，均为此本之系统。我采用的是《四库全书》本，为十卷十篇、附录六篇。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521－586页，1983年版。1989年4月，我在山西万荣县通化镇王通后人家中，见到其家藏明万历敬忍居所刻《文中子中说》木版。此版为上下双边，白鱼尾，页八行，行十七字，大字。我以《四库》复印本与此版对校，未见重要异文。宋龚鼎臣注《中说》，为《中说》版本系统之二。《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问文中子之学”条：“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龚鼎臣便有一本注。”《陈亮集》卷四《类次文中子引》： “至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则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与逸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中说注》十卷，正议大夫淄川龚鼎臣辅之撰。自甲至癸为十卷，而所谓前后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颇有所删取。李格非跋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馀处。”龚本已佚。南宋陈亮《类次文中子引》：“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馀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之正书。”（《陈亮集》卷十四）陈本为《中说》版本系统之三，亦已亡佚。
　　10 “胡苏令”三字，中华书局1990年版《唐会要》作“苏湖令”，“苏湖”，显系“胡苏”倒文之讹。唐代无“苏湖”县。据《王氏家书杂录》，应作“胡苏令”。胡苏县，贞观五年（631）时属观州。《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二·河北道四》“沧州”条：“贞观元年……以胡苏属观州。十七年，以废观州之……胡苏来属。”胡苏县治所位于今河北东光县东南。
　　11 《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四；《唐文粹》卷八十一；《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
　　12 《旧唐书》卷三十九《河东道三·河中府》龙门（县）：“武德元年，于县置泰州，领龙门……四县。贞观十七年，废泰州……以龙门、万泉属绛州。”可证。杜之松有《答王绩书》，见《唐文粹》卷九十三；《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一；《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会校》卷四附录，题作《杜使君答书》。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云“杜之松任绛州刺史”（第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郁贤皓《唐刺史考》云，杜之松为蒲州刺史 （第3册，第97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均误。盖未注意自武德元年年至贞观十七年 （618-643），龙门县属泰州，且为泰州治所。
　　13 尹协理、魏明《王通论》，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4 《杨炯集》卷三。
　　15 《王通论》，第70页。
　　16 《王通论》，第70－71页。
　　17 关于杨广谋杀文帝一事，参阅《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文帝仁寿四年条《考异》。
　　18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补传》篇幅甚长，足见司马光对王通之重视，及其考索王通生平之苦心，但是未能利用到许多原始文献，因而往往致疑。《补传》全文今存于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四、《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永乐大典》卷六八三八。《文中子补传》全文今存《邵氏闻见后录》，系承四川师大王仲镛教授见告，谨此志谢。《王通论》第1页在引用《邵氏闻见后录》所录《补传》全文中之一节文字后，说：“这篇补传后来没有单独成篇，若不是邵博保存下来，我们尚不知有此事。”误。
　　19 《王通论》第71页。按《王通论》这一段话错误太多，这里仅辨其主要之误，其馀明显的错误不再一一置辨。
　　20 “卒于乡馆，时年三十二［四］”之异文校勘，详下文正文。
　　21 阮逸本此二句为：“子游马颊之谷，遂至牛首之溪。”实误。此从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诸子·文中子》条引文。
　　22 汾水东南流向，经龙门县南、万春乡北注入黄河，故此地古称河汾。万春乡位于汾水东南岸，故王绩自称东皋子。
　　23 明万历元年癸酉（1573）张汝乾重修《河津县志》卷十一《艺文》引。
　　24 《永乐大典》，第3册，第2854页，中华书局，1986年。按，《永乐大典》所引“河中县志”，当为“河津县志”之讹。
　　25 文中子洞所在之黄颊山（即紫金山），实位于今山西省河津县与稷山县之交界处。故两县历史文献均记述文中子洞在本县。隋，唐、明各代以至今日，稷山县未改名。史家窑村东西两部份，今分属河津、稷山两县。
　　26 明神宗万历三年乙亥，为公元1575年。
　　27 万历五年丁丑为公元1577年。从碑文记载，可知早在明代之前，当地人民就已把文中子洞作为纪念王通之名胜古迹，而加以培修。
　　28 据史家窑村及该村所归属的张吴乡干部、父老见告，在抗日战争时期，黄颊山为国民党第2战区驻弛，文中子洞为该战区粮仓，日本军队占据了史家窑村，但始终未能攻上黄颊山，仅对山中炮击而已。可见黄颊山之险峻，山路之难上。隋末龙门县一带战乱频仍，黄颊山中显然为一极佳之避乱之地。
　　29 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步烟岭，卧云溪。”当亦指黄颊山白牛溪，因为万春乡即今通化镇一带为河汾平原，仅偶有浅丘。
　　30 “二”字为“四”字之讹，考详下文正文。
　　31 此句各本异文纷呈，北京图书馆藏缩微胶卷敦煌唐写本残卷伯2819号作“时年三十二”，此从唐写本，“三十二”为“三十四”之讹。考详下文正文。
　　32 《陈亮集》卷十四，《陈亮集》下册，第249页，中华书局，1987年。
　　33《王通论》对薛收此《碣铭》只字未提。实际上，《王通论》之所以对王通生平事迹包括出生之年、重大出处等问题产生错误判断，是与未能利用这一主要的原始文献，有着直接的关系。
　　34 《新唐书》卷一《高祖纪》大业十三年：“是时，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皆称皇帝；朱粲起南阳，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号楚王；邵江海据岐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李密起巩，号魏公；王德仁起邺，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号博山公；罗艺据幽州，左难当据泾，冯盎据高、罗，皆号总管；梁师都据朔方，号大丞相；孟海公据曹州，号录事；周文举据淮阳，号柳叶军；高开道据北平，张长逊据五原，周洮据上洛，杨士林据山南，徐圆朗据兖州，杨仲达据豫州，张善相据伊、汝，王要汉据汴州，时德睿据尉氏，李义满据平陵，綦公顺据青、莱，淳于难据文登，徐师顺据任城，蒋弘度据东海，王薄据齐郡，蒋善合据郓州，田留安据章丘，张青特据济北，臧君相据海州，殷恭邃据舒州，周法明据永安，苗海潮据永嘉，梅知岩据宣城，邓文进据广州，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冉安昌据巴东，甯长真据郁林，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
　　35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七《隋纪七》恭帝义宁元年四月。
　　36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五十一《唐十一·薛收碑》按语：“古来圣贤撰述，多出于身故之后，门弟子所撰述，盖非出于自撰。则通当时必有其人，亦必有其书，特门人与王福畤等所撰，故记忆不真，致多舛讹耳。”真是通人之论。
　　37 《中说 ·王道篇》：“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请见。”即明显有误。王通与隋朝大直杨素等兑面，当在仁寿二年（603）至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时，此可由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吕才《王无功文集序》等文献证明。但李德林等不可能与王通相见。按《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李卒于开皇十一年（591）。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早已指出此点。《郡斋读书志》卷三上《文中子中说》条并谓：“及见关朗、李德林、薛道衡事，然后知其皆妄也。”见关朗事，指《中说·魏相篇》：“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及《文中子世家》：“问礼于河东关子明。”但《中说》附录《录关子明事》既曰：“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穆公封仅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则《中说》所曰“关生”未必即指关朗，或指别一关生。《世家》则有误。晁公武所谓见薛道衡事妄，乃晁氏以不妄为妄，详拙作《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的关系》薛收条。

原载：《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