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三大问题：生存、生活、生死，总归一句话，就是怎么活着，怎么个活法，才有人生的意义。王世襄先生，是以玩得出名的举世文化大名家。人称“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自幼及壮，鞲鹰逐兔、挈狗捉獾，尤爱养鸽放飞；从小精习文史、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抗战期间随梁思成至四川李庄，任职于中国营造学社；日本投降后参与“清损会”文物清理工作,后入故宫博物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一生波澜起伏，始终茹苦著书，尤对民间游艺、传统工艺用心颇深。王世襄先生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孜孜以求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痴迷、执著、豁达、洒脱、充满文化趣味的人生态度。画家黄苗子曾评价王世襄是“玩物成家”，启功生前则评价他为“研物立志”。王世襄更喜欢后者。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做诗一首描摹其人：“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短短四句，道出了王世襄最精髓的人生故事。传记作家李辉写道：“当一种文化不断被破坏、不少传统工艺面临消亡危险的时候，人们欣喜地发现，还有一个王世襄在。” 2009年11月28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享年95岁。如今，王世襄已不在他带走了世纪绝学。
王世襄其先世明代从江西迁到福建闽侯，是福州望族之一。高祖王庆云，历任陕西、山西巡抚和四川、两广总督及工部尚书等职。祖父王仁东，任内阁书中、江宁道台，为官后举家由闽侯迁到北京。伯祖王仁堪，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出任镇江、苏州知府。父王继曾，早年留学法国，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著名的外交官。母亲金章，是中国画学研究会成员，著名鱼藻画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王世襄从小学到高中，都在北京美国学校读书，同时家中延请国学名师为他讲授文史诗词。1938年、1941年在燕京大学本科及研究院毕业，获文学学士、硕士学位。
王世襄从小就精通各种精致玩意儿，放鸽子、斗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无一不精，后被戏称为“京城第一玩主”。王世襄玩的东西多半属于民俗，但大俗的东西到了他这儿却玩成了大雅。他研究的东西包括金鱼、蛐蛐罐、鸽哨、家具等等。因玩而研究，那些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小玩意，竟被他玩成大雅。王世襄虽兴趣广泛被称为顽主，“但他的玩跟别人的玩都不一样，最后都玩出了道道来，加上他自己渊博的学识，就玩成了学问”。
在圈内，王世襄还是有名的“烹调圣手”，倍受大美食家汪曾祺的推崇。京城文化圈内流传甚广的故事，便是他应好友之邀，身背各色厨具，自行车上装备好原料，亲赴诸好友府上献艺。王世襄说：“小时候，我家的家厨多是从各地请来的名师，我喜欢进厨房去看他们做菜。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常常上灶，煎炒熘炸，样样都行，一次做几桌菜不以为是难事，还交了不少厨师朋友。”多年过去后，不少厨师都一直还认为王世襄是他们的同行，并不知道这个经常拿勺子笑哈哈的年轻人，真正的工作单位是故宫博物院。
王世襄有很多拿手菜，海米烧大葱、雪菜烧黄鱼、火腿菜心、鸡片烧豌豆、糖醋辣白菜、羊油麻豆腐、面包虾……一次老友聚餐，王世襄做了一个冷门菜：焖葱，结果被大伙儿一抢而空。王世襄吃出了见识，晚年所写关于美食的文字，亦获美食家们的好评，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王世襄身处逆境，能够乐观，并不消极，能够积攒力量，他知道他研究的东西将来在社会上会有用，有远见，高于别人一筹。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畦边偶成》一诗铭志：

“风雨摧园蔬，
根出茎半死。
昂首犹作花，
誓结丰硕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世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成为国家文物局恢复职称评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员。那时，他已年愈六旬。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王世襄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他“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的愿望。
他被称为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甚至“京城第一玩家”。其主要著作有《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竹刻艺术》《竹刻》《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锦灰堆》等几十部专著。
王世襄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和郭沫若青铜器研究、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并列的现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撰文评价，“王世襄先生除对那些已近于文物中‘显学’的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性质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琳琅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成就卓越。”
沈昌文回忆说∶“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王世襄做菜也是圈内有名的，很多朋友都吃过他的拿手菜式。直到晚年王世襄仍不断写东西，没有停止。”
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说，“他家学渊源，中西学贯通，自幼熏陶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底子深厚，对于诗词绘画、古琴书艺以及各种传统工艺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又有着几十年的摸索、把玩、比较、研究，这种累积和深化，有很强的经验性，加上他以那种近乎本能的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美的痴情去研究总结，才能在明代家具、漆器、竹刻等诸多方面修成世纪绝学。”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说：“王先生手里面还有很多题目，都来不及做了，他肚子里的东西还有很多。”
说到王世襄先生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提与他琴瑟相和60年的爱妻贤内助袁荃猷。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是他在燕京大学时低几级的校友。袁荃猷喜爱书画古琴，14岁师从汪孟舒学琴，后又经古琴国手管平先生亲授，造诣极高。妻子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自称“琴奴”，如此琴瑟相合60载。
在漫长的岁月里，不论王世襄身处顺境还是逆境，知书达理的袁荃猷始终是他的支持者，是他躲风避雨的最好的港湾。王世襄刚开始收藏藏品时，既无显赫的社会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全凭自己的学识与眼力，其间付出的心血与甘苦少为人知。研究明式家具限于财力，王世襄只好直接与收购破旧杂货家具的旧货摊打交道。大年三十，为了或许能从农家买到一件旧家具，他放弃全家吃年夜饭的欢乐，而在乡下睡冷炕，用脱下来的鞋垫在炕沿上做枕头，度过除夕之夜。这样的生活，占尽了王世襄的全部假日，也耗尽了他的全部积蓄。袁荃猷理解并一心成全丈夫的研究兴趣，她衣着朴素，生活节俭，有时还经济拮据，但从未有过半点怨言，而是怡然自得地和丈夫分享从研究中得到的乐趣。
王世襄后来所有著作中的线图和彩色绘图，如明清家具、鸽哨等，都是袁荃猷这位在古代音乐图像研究方面学有专长的贤内助亲手精心绘制而成，其细致、简洁、准确，令专业制图者也为之钦佩。而王世襄所藏“大圣遗音”等唐、宋、元、明代古琴，皆因袁荃猷善抚古琴。他更将自己所有藏品均称为夫妻俩的“俪松居”收藏，足见王世襄对妻子的细腻与深情。
2003年秋天，和他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故去，王世襄的精神大不如前了。他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

“君刻大树图，
我赋大树歌。
相濡复相助，
岁月期尚多。
一朝先我去，
余生待若何。”

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那是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有多才多艺的袁荃猷所刻的一帧“大树图”剪纸，将王世襄一生的15种爱好癖玩之物，像果实般刻于粗壮的树干和圆形的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鸽子、鸽哨、鸟具、家常菜、两头牛、大鹰、獾狗。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4次。
看着妻子的照片，王世襄若有所思地回忆道：“我们是相濡以沫的爱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挚友。六十年来，我和她的生活、事业早已紧紧连在一起，融为一体。”同年，王世襄获得了世界著名文化奖项之一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根据妻子临终前的叮嘱，王世襄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悉数捐献给希望工程，并在福建武夷山市建立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王世襄老人的去世，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个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时代。王世襄老人有“京城第一玩家”之称，无论是家具、漆器、竹刻，还是蟋蟀、鸽子、老鹰。在他的笔下，全都成了一门门精深的学问。曾有人问王世襄，散尽一生心血难道真的舍得？他回答说：“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可能只有一件东西是王世襄不舍得失去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在怀念亡妻的诗中，王世襄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在那时，他就预想到将来自己远行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生死永相匹”。千金散去只留“筐”“活故宫”王世襄：散去一生心血只留“买菜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