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栾川盘踞匪杆与过境刀客

　　三川匪首刘老四刚下水时连杀十余人，一些人见他有胆量，纷纷来投，遂聚起近百人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栾川，栾木丛生之地也，森林茂盛，大山连绵，最易藏匪。

　　栾川有一句民谚：“冷水、叫河，四季不离灶火。”意思是冷水镇、叫河镇属高寒山区，环境恶劣。但越是险绝之地，土匪越容易立足，所以栾川土匪也最多，1912年至1938年共有30杆过境刀客，1912年至1942年共有25杆盘踞土匪。

　　【一】土匪搭台子唱戏，公开为匪，肆无忌惮

　　今年62岁的冯进宝，栾川人，有文化，洛阳晚报记者从他嘴里了解到：栾川盘踞匪皆土生土长，特点是盘踞山寨，公开为匪，不入山林。

　　这就是说，栾川的土匪已不再遵守“异地抢劫”的规矩，兔子也吃窝边草，就近祸害百姓——这让人很吃惊，因为笔者研究豫西土匪多年，知道清末的土匪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譬如“杨山十兄弟”盘踞杨山时，把方圆30里之内的村庄划为保护区，把方圆30里至60里之内的村庄划为半保护区，抢劫时必须到60里之外，违反规矩，格杀勿论。

　　进入民国后，土匪打破“异地抢劫”之束缚，开始在本土为祸。

　　譬如，叫河匪首李景山，最初发动20人起杆，以他的老家叫河为据点，食物向当地父老摊派，后扩杆至50人，开始向三川镇和南阳内乡北部袭扰，劫来财物多了，便与刘老四、唐老四合杆(合并)，形成200多人的大杆子，公开为匪，横行乡里。

　　有一年，李景山为其母过寿，竟公开在叫河搭戏台，请来两个戏班子唱对台戏，大摆筵席3天，共杀猪70余头，宰羊130余只，米面、油盐、糖酒及各样蔬菜与筵席器具，均向当地老百姓摊派。由于太过铺张，叫河一地供应不上，他只好派人到卢氏的五里川，内乡的桑坪、米坪，淅川的荆紫关挨村逐寨向财主们索要，3天待客600多桌。土匪首领为老娘过寿，竟唱了3天戏，惊动三四个县，这说明土匪的势力很大。

　　此地土匪也很绝情，杀人、放火、飞叶子(传出绑架条)，都在本乡本土展开：三川匪首刘老四刚下水(开始当土匪)时仅有一支小手土炮(土造手枪，豫西土匪称手枪为“炮”，称神枪手为“炮手”)，竟连杀10余人(包括仇人和无辜农民)，一些人见他有胆量，纷纷来投，遂聚起近百人，全拿着鸟铳、砍刀、土炮，装备如此简陋却也能镇住百姓。

　　1912年冬，刘老四突袭石宝沟，将富户岳长生的爷爷拉了肉票，随后半月内，陆续勒索岳家12头黄牛和一群羊(数量不详)，但还不放人，直到岳家把20亩耕地全部典当，交了赎金，人才被放回。次年元宵节，刘老四又联合唐老四在三川做火神社，巧立名目，命令三川财主们供应米面、酒肉、菜蔬，这次共待客500多桌，当地人都骂李、唐祸害乡亲，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纷纷兑钱，用重金贿赂了各乡镇局子(地方武装团队)，1913年冬设鸿门宴，将李老四、唐老四枪杀在酒席上。

　　【二】大财主为了自保，拉杆为匪，横行乡里

　　栾川县县志办王煊，1982年10月8日采访时任陶湾乡粮站党支部书记的张怀远，张怀远拿出一本小册子，是其1960年在庙子任供销社主任时，从收购的废纸堆中捡到的棉纸手抄本，封面标题是《解放前的30年栾川县境内纵起所有乱匪之统计及其群众所遭灾害之事实》，所记55杆土匪包括盘踞匪和窜扰匪，叙述清楚，资料珍贵。

　　这本小册子列举了栾川盘踞匪的几件事。

　　其一，土匪能在城镇上连宿5日，无兵来剿。

　　合峪街人海建华、关庄人曹德义二匪首，曾率匪众100多人来到庙子街上盘踞5日，吃喝玩乐，无兵来剿。他们打听到从庙子往西走，雷湾村有个孙姓大财主，金银财宝无数，遂决定去雷湾抢劫孙家。但到那里一看，孙家住在黑虎岩大石窑寨内，刀枪弓箭都用不上，怎么办？匪徒就寻来几堆干柴草，在里面放入辣椒、皂角等物，再用绳子捆成团，将此物点燃发烟，从寨顶吊至窑洞口。

　　孙财主家的主要成员孙小明、孙良娃与家属皆在窑洞内，柴草发烟弥漫，从早晨一直熏到晌午，起初他们还能忍受，后来生不如死，只好请求拿走柴草，甘愿献出家财。土匪见孙家服输，呼啸而下，把寨内财物洗劫一空，又绑架孙家5名成员作为肉票。土匪返回庙子街又住了5日，5天后杀回合峪，一路上拉男女肉票70余人，抢马30多匹。1913年又到外县拉肉票120人、大牲畜30余头。

　　你想，100多人的土匪杆子，就能在地方上肆意抢劫，并能在镇上安全住宿5日之久，说明当时的剿匪力度很小。

　　其二，大财主也可能当土匪。

　　狮子庙街人张占明、王复沟人张延彬、罗村后地人李青春和李振甲，皆为当地的财主，彼此也是好朋友，这几人看到民国初建，盗匪蜂起，袭扰不止，富户只能筑寨墙、买枪支、聘家丁护庄园，花费甚大，且朝不保夕，便萌生了当土匪的念头，于是四人分别起一杆，每杆吸收30名土匪，在狮子庙、白土一带对富人绑票，对贫苦人要粮。这4杆土匪配合默契，平时各守巢穴，外出时四股合一，拉回的肉票和财物，仍归各杆所有，如此数年，骚扰不止。当地乡绅看到这种情况后，认为这4杆土匪鲜犯命案，若能招安，当能消停，遂出面说合，令4杆土匪100多号人全部“转正”入局子，由当地供应钱款，负责维持治安，这才消停下来。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不招安他，他就袭扰你。

　　这本小册子还提到柴老八、马老三等25杆盘踞匪，横行乡里，各有恶行。笔者总结这些盘踞匪的特点为：杆子不大，最多200多人；行走不远，多在当地作案；时间不长，一般盘踞2年后匪首即被杀掉，余匪星散。

　　【三】外地土匪入境，杀人放火，更加血腥

　　大杆巨匪张巨娃、崔二旦，都曾入栾川境。张巨娃是老汝州人，先当兵，后为匪，喜欢用铡刀杀人；崔二旦是鲁山县人，双手双枪，百发百中，杀人不眨眼。

　　有一年腊月底，张巨娃匪帮2000多人流窜至栾川，在叫河、陶湾拉肉票40余人，限定赎人时间极短，故很快撕票10余人，烧毁房屋100余间；在栾川区拉去潘常忍、刘成信等肉票50余人；在庙子、合峪两区拉去肉票60余人，后经南阳别廷芳和栾川李起凤“十大连”追打，张匪向东逃去。

　　崔二旦匪帮3000多人于民国20年(1931年)正月廿六进入栾川，公然在庙子盘踞20日，期间拉肉票100余人，烧死无人领赎肉票30人，刀杀肉票40人，打死无辜农民20余人，烧毁房屋3000余间，宰杀耕牛200余头，杀食羊400余只，拉去骡、马30余匹，还有50余名肉票被割耳、剜眼、挖鼻。他们祸害了庙子后，即赶往栾川、陶湾两区，又是一番抢夺杀戮，行为甚是血腥，百姓逃亡无数，沿途十室九空……(首席记者 孙钦良)
 

“十大连”名为地方民团，实为盘踞土匪，横行乡里，祸害百姓 绘图 李玉明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20世纪30年代，栾川出现了一支很有名的队伍，号称“十大连”，约有3000人马，以“剿匪为名”而创建，统一着装，建制公开，名为地方民团，实为盘踞土匪。其首领李起凤率“十大连”横行乡里数年。研究这支武装，对了解豫西匪患成因十分有利。

　　记者每到一处采访，总爱收集旧时民谣。民谣具有时代印记，可唤起历史的记忆。洛阳晚报记者曾在栾川三川镇听过一则民谣：“头天过红军，秩序可平稳；隔天‘十大连’来，活像过刀客。”

　　分析这则民谣，有两层意思。

　　第一，红军从三川镇路过，不扰民，秋毫无犯，社会秩序平稳。而“十大连”来，骚扰百姓，活像刀客(土匪)。

　　第二，从“活像”二字上分析，“十大连”的公开身份不是土匪，但其行为像土匪，民谣用“活像”二字，表明对其的厌恶。

　　那么，“十大连”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其结局又如何呢？

　　1、好一个乱世，“十大连”产生的时代背景

　　历史上栾川建置多变，夏商为有莘之野，汉魏置亭，唐代置镇，北宋置县，金代废县改镇，元、明、清均置镇。民国置区，隶属陕州卢氏县。

　　这就是说，民国时无栾川县称谓，只有栾川区(或栾川街)，如今属栾川县的潭头、秋扒、狮子庙、合峪、大清沟等乡镇当时属嵩县，而陶湾、栾川、冷水、叫河、三川等乡镇当时属卢氏县，当时卢氏县城和嵩县县城距栾川街皆遥远，鞭长莫及，土匪丛生，社会混乱。

　　说来也怪，当时栾川行政区划与南阳无关，军事上却属南阳管辖，民国10年以前，栾川驻有“南阳巡防营”，群众呼为“南阳队”，这类队伍属地方武装，清朝时称“禁”，队员称“禁丁”。民国初期，豫西此类武装改称“局子”，首领称“局长”，班长称“棚头” ，队员称“局丁”。

　　当时天下大乱，中原大乱，豫西大乱，再偏僻的乡野，也是三天两头“过队伍”，这个军、那个旅、本地刀客、过境土匪、凯旋之师、败军之将、地痞流氓、散兵游勇，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吃喝抢夺，奸淫烧杀，轮番为祸，民不聊生。老百姓就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躲兵，第二件事是“跑匪”，“跑匪”就是躲刀客，各地为了对付刀客，筑寨御匪、建立民团武装——“十大连”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2、好一个乱象，“十大连”应运而生

　　当时栾川一带，局子多如牛毛，基本一个保(10户为甲，10甲为保)一个局子，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七八个人，甚至六七个人就是一个局子，用土枪鸟铳维持秩序。土匪多，小局子管不了，就要靠大局子。当地的付、杨、尤三大姓商议后，推荐石庙镇(时称大王庙)局子的局长李起凤挑头，组建“栾川总局子”，对付土匪。

　　李起凤，字腾蛟，大王庙李家庄人，出生于大家族，其父辈兄弟3人繁衍13个男儿，人人喜欢结友，个个剽悍好勇，老大李起龙领家，老二李起凤不耕不读，专交官、绅、侠、匪，下面还有老三李起志(绰号李野猫)等11个剽悍兄弟。李起凤当上总局长之后，立即连人带枪整合了许多小局子，设置了10个战斗单位。

　　这10个战斗单位号称“十大连”，1931年秋正式统一着装，每连110人，共有2900多人，拥有步枪2700余支，手枪100余支，设立有秘书处、财政处、庶务处、交际处、息讼处、军械处、粮秣处、招待处。从这些建制来看，“十大连”绝非一般的地方民团，而是建制齐全的地方军政组织，用李起凤的话说，这叫地方自治，他学的是南阳“宛西地方自卫团”司令别廷芳。

　　李起凤让“十大连”的连排长轮流到“宛西地方自卫团”的“教导团”接受军训，并于1933年成立了自己的“教导队”，煞有介事地练兵备战。他还聘“红笔师爷”李宝安担任秘书处处长。李宝安是栾川北街人，饱读诗书，满腹计谋，李起凤很器重他。

　　那么，这看似正儿八经的“十大连”，后来都干了些啥事儿呢？

　　3、好一个“坐山虎”，横行乡里肆无忌惮

　　“十大连”人多势众，势力覆盖方圆200里。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揽枪”，即把中小局子的枪强行收缴。第二是杀害、排除异己，李起凤刚当上总局长时，总怀疑别人不服他。

　　一日，他带着30名局丁从庙子返回栾川，晚8时走到朝阳村准备过河，七里坪局丁以为是过匪，朝他们开了枪，双方打了一阵，其实并未打死人。但李起凤怀疑是一个乡绅办他难堪，便派人枪杀了那名乡绅。

　　接着他听说栾川西街的付国栋(里长)说“李小云(李起凤的乳名)来到栾川烧开(显摆)了”！李起凤大怒，遂派杀手私下买通付国栋的护兵吴某，吴某开门放入杀手，杀手把付国栋枪杀于院内。

　　1931年年底，李起凤又听说雷湾绅士常乐英对他有看法，就交代弟弟李野猫把对方干掉。李野猫派自己的护兵，长时间跟踪常乐英，1931年5月的一天，常乐英从石宝口去河北村走亲戚，刚趟过河弯腰穿鞋，就被打死在河沿上了。

　　4、好一个公审大会，3万人目睹李起凤被处决

　　李起凤利用“十大连”独霸一方，实行所谓“军政合一”一系列自治政策。

　　第一，重新清丈土地。1932年，李起凤建立“清丈土地委员会”，清丈了全区(包括三川、冷水、叫河)所有土地，按金、银、铜、铁、锡5级标准造册登记，然后统一折成金地亩数，形成《地亩册》，名曰“地件”，再根据这些“地件”征粮派款，这一来不要紧，等于废除了国家标准，农民土地的多少与优劣，完全由李起凤操纵的“清丈土地委员会”说了算，他实际上成了“土皇帝”。

　　第二，公然违背禁烟(鸦片)令。李起凤让农民种植大麻，传说卢氏县县长来栾川视察，见漫山遍野开满“毒花”，刚想过问此事，李起凤察言观色，马上吩咐手下说：“枪都上膛！这道沟有刀客，可不敢久留，快保护县长撤离！”几个护兵不由分说，架起县长就走。

　　李起凤太强势，得罪了很多人，有人想杀他。常乐英被杀后，其弟常乐奎发誓要为兄报仇，他联络了八九个人，本想趁李起凤去黑虎庙看戏干掉他，但当晚李起凤带的护兵较多，常乐奎没敢下手。农历二月十二日，由内线(“十大连”的一李姓排长)约李起凤打牌，牌场设在药铺小套房内，但枪手开枪后，子弹从李起凤左颧骨下部进去，从嘴里出来，只打掉了李起凤两颗大牙。李受伤后立即打灭油灯，溜到桌下顺门蹿出，逃脱了。

　　事后，李起凤和他的“十大连”更加疯狂了，只要看见外地武装入境，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追杀，但“十大连”的战斗力很差，还曾被经过此地的红军狠狠打击过两次，打得“十大连”落花流水。

　　“十大连”也就是在老百姓面前逞能而已，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5师373团入栾全面剿匪时，李起风马上落入法网，并于1949年11月17日在3万人的公审大会上被处决。

 

　　人恨天不恨

　　天恨不能混

　　刀杀短命鬼

　　火烧没福人

　　令人恐怖的“刀客诗”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民国时期，嵩县刀客甚多，譬如：在嵩县当土匪起家的孙殿英，祖籍嵩县的北洋陆军上将憨玉琨，屡剿不灭的何村匪首李永魁。这些都是巨匪，此前已经写过，此篇不再赘述，今日专讲几个“漏网刀客”。

　　1、 “靠脑子抢劫”的匪首憨玉瑶

　　过去，有人撰文说憨玉瑶是憨玉琨的弟弟，非也！这是看见憨玉瑶、憨玉琨名字相似，就认为二人是亲兄弟。

　　这次，洛阳晚报记者来到憨玉瑶、憨玉琨的家乡，总算弄清楚了：原来，憨玉琨是德亭乡蛮峪村人，弟兄5个，大哥憨同生，二哥憨玉琳，四弟憨玉珍，五弟憨玉琪，憨玉琨是老三。而憨玉瑶本姓韩，原是德亭北乡人，后迁居蛮峪村，与憨玉琨要好，二人一同要饭，同入绿林，加上韩、憨同音，有人就认为他俩是亲兄弟。

　　憨玉瑶幼年家贫，当刀客后不杀穷人。他是小杆首，“拉杆”(建立匪帮)时仅有20多人，以家乡五丈山为老巢，实行“两不得罪”政策：第一，对百姓实行“四不”政策——不在家乡闹事，不杀人放火，不强奸妇女，不滋扰贫农；第二，积极与地方民团修好，和平共处。这样一来，穷人来“投杆”(入伙)的络绎不绝，很快“涨杆”(队伍扩大)至300余人，民团剿他也不下劲儿，甚至给他通风报信。一日，民团来剿他，憨玉瑶隔着一条沟问：“来者是谁？请亮牌子！”对方答：“旧县壮丁队！”憨玉瑶说：“我当刀客，从不在家乡干坏事，你我无冤仇，都不要放枪，散了吧！”对方答：“不放枪无法交差，各自打几枪吧，朝天打！”于是，一阵枪响，各自回营。

　　憨玉瑶头脑灵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马上举起“抗日救国义勇军”大旗，率部走出五丈山，沿路的民团和群众看见了，都不截击他，他便知这旗管用，于是把旗举得更高，大张旗鼓地进入白栎沟、庙湾、合峪一带活动。地盘扩大了，影响也大了，人们冲着“抗日救国义勇军”大旗纷纷加入，队伍发展到2000人。

　　憨玉瑶是唯一高举“抗日”大旗的杆子，其实他没到过抗日前线。一天夜里，他率部路过嵩县一大寨，见寨上没有人敲锣报警，就捡起石头扔到寨墙上，发现连站岗的都睡死了，认为这是机会，遂让部下搭梯上寨，突然攻击，成功破寨。寨内人醒来，知匪已入寨，感到绝望，以为活不成了。谁知憨玉瑶喊道：“都别怕！我是憨老九(绰号)，我的规矩是一不放火，二不糟蹋妇女，三不拉‘票子’，四是欢迎你们加入‘抗日救国义勇军’。”寨人见土匪不杀不抢，但拿着枪不离开，便知道是啥意思，赶快送上钱粮，再奉上枪械，憨玉瑶这才带队离开。

　　如今看来，憨玉瑶是个“靠脑子抢劫”的匪首，窍门是：不得罪官吏，不得罪乡绅，不得罪富农，也不得罪贫农。但他最后还是被杀了，原因是他的队伍发展太快，最盛时有上万人，队伍成分复杂后，开始烧杀抢掠，两年后，此杆被“河南省保安处”先招安，后剿灭。

　　2、六亲不认的旧县盘踞匪

　　旧县，如今是一个镇，位于嵩县西南部，因在唐初为伊阳县的县治，故名。民国时期，这里盘踞着李老幺(本名李万儒)、范振东、孟光彪等大杆匪帮。日前，洛阳晚报记者来此打听有关范振东的往事。

　　范振东，旧县人，著名惯匪，其杆最早盘踞于潭头镇。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想攻打旧县镇，为保险起见，跑到洛宁、伊川联合了4杆土匪，集结230人，在一天夜里发起进攻。

　　旧县镇人口众多，为了自保，成立了红枪会，成员有三四百名，各个都很勇敢。红枪会发现匪情后，立即“动禁”(报警)，并登上寨墙御匪。不料土匪早就买通了内线，内线偷偷打开西寨门，众匪一拥而入，群众惊慌而逃，土匪便由西向东烧房子，西寨马上成为火海，枪声、哭喊声一片，混乱极了。就在这时，大街上突然出现一个人，此人是该镇居民，名叫司马年娃，他不逃跑，反而喊道：“振东，我是你姐夫。你忍心在家乡杀人放火吗？快带人走吧！”

　　范振东听姐夫这样喊，担心众匪讥笑自己心软，遂瞄准姐夫开了两枪，他的姐夫临死前脑子清醒，大骂他六亲不认。他的姐姐把丈夫抬回家时，人已断气，遂用白布裹身，算是为夫戴孝，于枪林弹雨中站在街头，大骂弟弟，但范振东不理不睬，撇下他的姐姐率匪转攻东寨，没有停止杀戮。

　　此次血洗，共打死旧县群众72名，红枪会队员负伤者甚多。

　　在此期间，附近大寨子的“大章自卫队”听到枪声，前来支援。自卫队登上东山山顶向寨内射击，土匪这才用车载上财物撤退，同时劫走200多名肉票，逃往洛宁山中。肉票中有“花票”(妇人)、“快票”(没结婚的大姑娘)，还有老翁和少年，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七八岁。由于路途遥远，肉票不能疾行，土匪生怕官兵来追，就边走边杀不能行走的肉票，一路遗尸，惨不忍睹。

　　范振东靠着这次洗劫大发一笔横财，后又回到旧县大耍威风，群众见了都侧过脸去，不敢也不愿和他搭话。后来，他联合其他土匪投奔了镇嵩军，被任命为营长，师长万选才知道他罪行累累，就将他枪毙了。接着，他的弟弟也被乡民捉住，被送到县府处死。

　　3、车村被土匪占据两个多月

　　除了盘踞匪，还有过境匪。民国二十年(1931年)正月二十，鲁山巨匪崔二旦(本名崔振声)率万余名土匪占领了车村。崔的司令部设在离车村3里的火神庙，正殿摆着两口铡刀，上面沾满人血，墙壁上写着一首打油诗：“人恨天不恨，天恨不能混；刀杀短命鬼，火烧没福人。”这是洛阳晚报记者自调查豫西匪患以来，看到的最恐怖的“刀客诗”。

　　车村百姓扶老携幼，躲进深山密林，但土匪天天搜山，拉“票子”回去交给“叶子官”(匪帮中管理“票子”的人)。土匪晚上“滤票子”时(把“票子”划分为富、中、穷三类，彻夜催缴赎金)，对待过了期限还没人赎的“票子”，就割其一只耳朵或剁其一根手指，捎回其家，催要赎金。如果主家仍不来赎人，撕票时，这些人一律被石头砸死。车村人崔凌汉讲过一件事：他五舅赵忽栾被绑了票，趁深夜逃跑，被“叶子官”发现。“叶子官”追了很远，总追不上，就吓唬他五舅：“再跑我用电枪打死你！”话音刚落，一道耀眼光柱射到他五舅的身上。那时老百姓都没见过手电光，他五舅吓坏了，瘫倒于地。“叶子官”哈哈大笑，重新把人绑了，拉回去狠狠折磨。他五舅受尽酷刑，生不如死，就说：“我曾向家门口水井里扔过步枪。”土匪信以为真，押其前往取枪，他五舅来到井口跳井自杀。

　　这杆过境土匪，一共在车村盘踞了两个多月，烧杀抢掠，禽兽不如，如今车村高寿者提起他们仍恨声连连、咬牙切齿。

 

韩西奇将李永魁的母亲绑吊于西城门楼上　插图李玉明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嵩县山高林密，自古为刀客渊薮，尤其自1898年出现了上千人的匪杆之后，嵩县匪患愈演愈烈，滋扰百姓达半个多世纪，其间共计有盘踞匪近百杆，过境匪50多杆，土匪数量之大，位居豫西之首，并由此衍生出“吃二馍”群体。

　　1 刀客、蹚将、土匪的区别

　　《豫西诸县刀客拾遗》自刊发以来，受到广大读者关注，有读者问：为啥称土匪为刀客？刀客到底是名词还是形容词？为什么人们聊起刀客时，并无太多的厌恶，甚至把刀客看成传奇人物津津乐道？

　　其实，豫西土匪成因复杂，一些土匪是饥民，饥民为了活命，冒险抢夺财物，最初是出于无奈。《洛阳大事记》记载，清末至民国，豫西天灾人祸连连，民不聊生，大旱时洛河抬脚可过，洪灾时老城多条街巷进水，胡憨大战、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更使豫西人民陷入多重灾难之中。饥民造反，铤而走险，实出必然，如果这些饥民遇到革命洪流裹挟或经正确引导，就会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正义之师。相反，如果久居山林，染上土匪习气，则可沦为不折不扣的土匪。

　　豫西绿林成分复杂，这从称谓上便可看出：蹚将、刀客、土匪，虽都是对这类人的称呼，但仔细分析，却也有区别。土匪一词完全贬义，不必多说了。而蹚将一词稍含褒义，“蹚”有闯的意思，在每天都饿死人的年代，蹚将敢于杀出一条血路，以抗争图生存，起码不是怂蛋，让人高看一眼。但到后来，蹚将成为匪首，为维持匪帮生计，蹚将率匪四处滥杀，性质也就变了，蹚将遂成为贬义词。

　　而刀客一词，最初指以刀为武器的江湖勇士——刀法娴熟并能凭刀行侠仗义的武者方能称为刀客(用剑的侠士称剑客)，刀客含有“侠”意，不是指匪帮，而是指游侠，往往指个体。个体刀客在绿林中生存，必须遵守江湖规矩，标榜“义气”二字，不能滥杀乱抢，著名刀客对自己的行为都有一定约束。

　　但这种约束和自律，只在清末刀客中流行，到了民国匪帮林立，个体刀客难觅，刀客遂成为匪帮代名词，呈现的是杀人恶魔形象。所以，才有了吓唬小孩的那句话：“还哭吗？再哭，刀客来了！”小孩听到“刀客”二字时，吓得赶紧钻到妈妈怀里时，刀客一词便完全贬义了。

　　那么，刀客到底是名词还是形容词？我认为是名词，但“刀客”二字的确很形象，你想啊：一个陌生人(刀客一般不在家乡为祸)，带刀行走于异乡，时刻都可能遭遇一场厮杀，这有别于正常人群的不确定性，赋予刀客凶悍的特征，也就有了形容词的味道。但不管怎样，刀客一词富有动感，神秘而为人乐道，在整个豫西都是如此。这次我到嵩县采访，与当地人聊起刀客，聊着聊着，便有人笑起来，手指某人说：“他爷爷当年就是刀客！不信，你问问！”
　　2 “吃二馍”群体的行为特征及社会地位

　　“贫贱起盗心，富贵生淫心”，这话一点没错。我认为，豫西土匪之所以多，第一个原因是贫穷。

　　民国时期，豫西多县出现过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吃二馍”。特征：不直接参加土匪队伍，但遇到土匪攻城夺寨的时候，“吃二馍”的人便尾随其后，见啥拿啥，胡乱吃喝，“当日有酒当日醉，能美(痛快)一回是一回”。土匪走了，“吃二馍”的人重新回到村子务农。

　　这类人是穷人中的胆大者，但还没胆大到公开为匪的程度，这些人不愿活活被饿死，但又怕官府将其划为匪类，就跟着土匪“吃二馍”，拿洛阳话来说，就是：人家吃稠他喝稀，跟着瞎混(其中的胆小者，并不敢尾随匪帮，只是见机行事，捡拾一些便宜)。

　　嵩县“吃二馍”的人有很多，憨玉琨杆子后面，李永魁杆子后面，贾义才杆子后面，都曾有“吃二馍”的人追随，民国9年(1920年)，豫西两季歉收，饿死很多人，能吃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嵩县巨匪贾义才率3000匪众离开本土，前往卢氏县东部及南阳夺食，“吃二馍”的人闻讯，奔走相告，一起跟着土匪前往异地夺食。

　　这些人手中不拿武器，只是尾随土匪，一路扫荡，捡拾物品，跟着吃喝，有胆大的甚至走进土匪队伍里，为土匪挑担子打下手，忙得不亦乐乎，与土匪混得很熟。

　　但是，并非谁都能“吃二馍”，要想“吃二馍”，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青壮年，有体力，长途跋涉跑得动；第二，必须有胆识，“吃二馍”的人与土匪混在一起，不好分辨，会被护寨民团打死，土匪也嫌“吃二馍”的累赘，打骂驱赶，不给好脸色，弄不好“吃二馍”的就成了“吃枪子”的，把命丢了；第三，必须脸皮厚，尽管“吃二馍”在当时不算恶行，但“吃二馍”名声不好，被人看不起。

　3 嵩县匪杆分化瓦解的典型案例

　　土匪成因复杂，成分复杂，随时在变，结局不一，这是洛阳晚报记者自采访豫西匪事以来，逐渐认识到的一点。尤其是嵩县土匪，合杆(匪帮合并)的多，炸出去的(脱离原匪帮而另立山头)也多，归彪(重新回到原来匪帮)的也多，先为匪，后被招安，最后成为官军，转而剿匪的也很多，还有一个头磕在地上结为生死弟兄，但最终相互仇杀的案例。

　　嵩县何村乡的李永魁(又名集娃)，清末就当了匪首，有匪众3000多人，其副手武世清十分勇悍，攻城夺寨，总冲在前面。1911年冬，他们攻打嵩县县城，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疯狂攻城。

　　守城的清兵首领韩西奇，也是个死硬货，他脱去上衣，赤膊击鼓，并让守城将士高喊：“大炮里装秤锤，一炮打死李永魁！大炮里装铁钉，一炮打死武世清！”李匪多次进攻，不能接近城垣，遂令登城队架云梯，头顶桌面强行登城。韩西奇将李永魁的母亲(当时在城中闲住)绑吊于西城门楼上，让她喊话：“集娃！不打吧！退回去吧！”

　　李永魁看见了，大怒道：“你们快把我娘放下！不然，我打进城去，杀个鸡犬不留！”

　　韩西奇说：“你快撤吧，不然，你娘很快就被吊死了！”不料李永魁回答：“吊吧！吊吧！即使把我娘杀了，我还要攻城！”说罢，李永魁、武世清都赤膊，疯狂率匪攻城，连续六天七夜，射进城内的箭头有一寸厚，双方死伤惨重。

　　攻到第七天，守城将士死伤太多，河南督军张镇芳只好派大军前来剿匪，李永魁、武世清这才带匪离开。

　　按说，李、武是生死弟兄，应该不会分裂了，但到后来，武世清见李永魁欺男霸女，作恶太多，遂果断离开李永魁，到陕西投奔镇嵩军柴云升部任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武世清随镇嵩军返回豫西剿匪，当众动员：“谁若抓到或者告发李永魁，有重赏！谁要窝藏他，凡被查获全家抵命！”李永魁面对昔日老搭档的追击，边打边撤，最后只好藏进岳父家的红薯窖内，武世清获讯，带人连夜将李抓获，次日就在桥头东寨外，将28岁的李永魁斩首。

 

汝阳：王伯明《剿匪笔记》辨析（一）（河洛春秋——豫西诸县刀客拾遗（5）） 

核心提示：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928年，当时的伊阳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写《剿匪笔记》插图李玉明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 汝阳县有一本《剿匪笔记》

　　民国时期，伊阳县(今汝阳县)王建昭(字伯明，一说伯铭)、范龙章、王凌云被称为“三大战神”——范龙章、王凌云已有海量文章叙述，此不赘述，今天专讲王伯明《剿匪笔记》(以下简称《笔记》)。

　　这本笔记，是他战死前一年所写，约15000字，记录他带领民团剿匪经历战斗百余次，不但写他在本县剿匪，还写他带队到嵩县、临汝等外县剿匪，皆属亲历，现场感强，如今读来可谓犹闻枪声，复见硝烟，是最生动的史料。

　　对王伯明(以下简称王)剿匪，历来评价不一：有人说他功在桑梓，是个功臣，甚至建王公祠祭拜他；有人说他剿匪实则保护了地主阶级利益，且剿匪过程中杀戮过当，过于血腥，死在他手里的大多是穷人；还有人说王出身富户，只知匪情，不见民伤，立场有问题。

　　那么，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笔记》所写内容是否真实？记者将依据其所处的时代，对他进行研究，对《笔记》进行辨析，以便了解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

　　2 王伯明为啥写《剿匪笔记》

　　笔记：余(我)以一介莽夫，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用是救国无术，而日与绿林豪杰驰驱，竟逐于枪林弹雨之中，清末民初前后二十年，今已半百，且抱孙矣，回忆既往，出入于万死一生者，不知凡几，而余竟无恙(意思是还活着)。或大乱未艾(或因大乱未平)，苍苍者仍留此七尺躯，为乡里守门户耶。信如是，则余之安乐无几时，而劳劳者无穷期矣！

　　辨析：《笔记》开篇，写有“弁言”，“弁”者，冠也，就是帽子，王的意思，是先给《笔记》戴个帽子，即引言。“弁言”的起笔，先拿项羽入题，以显作者豪侠之气。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乃学万人敌，作者引以自喻，是说他素有大志。后面几句话，说“今已半百”，战功累累，本该休息了，但土匪未除，这好像是上天交给的使命，他还没有完成，劳累奔波的日子还没完。

　　笔记：计余投笔至今，身历百数十战，歼灭匪类盈累千百，每有战争，辄随手录记，积久成帙，然多俚而不文(文笔粗俗，谦辞)。今夏，友人高君翠峰、申君圣与避暑荒园，因出原稿，就请润色……余方有志澄清盗源，因不敢自秘，嘱抄付刻劂，以请教四方同志，如谓功在桑梓，藉此传不朽，则非愚之所敢知矣。戊辰(1928年)六月中旬自记。

　　辨析：这段话是“弁言”的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他撰写和请人润色《笔记》的缘由、目的。缘由是他有记日志的习惯，幸遇两位文人来家避暑，目的是记录剿匪经过并说明土匪成因。他似乎很谦虚，先说“不敢自秘”(不敢私藏)，又说“请教四方同志” ， 其实这是客套话，此段文字，关键在“藉此传不朽”5个字，他其实希望《笔记》传后世，让后人了解他——否则，他就不会写了，这谁都看得出来。

　　王虽然一生用枪，但他曾就读于紫罗书院，学习刻苦，成绩出众，颇受先生孙晓谭的器重，所以他其实是个文人，故在述说创作理由时，遣词委婉谦虚，绕弯子，那是客套的话，不必当真。

　　但反过来讲，正因他有著文传世的想法，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史料，如今读来，历历在目，下面还有更精彩的。

　　3 记录土匪洗劫上店靳庄一线

　　笔记：宣统三年(1911年)，余谬膺县中巡警学校讲席任，暑假，生徒皆去，余佐孙(孙晓谭)、申(申秉初)两位先生分校试卷写表册，羁校未归，六月初六日，方同两先生早餐，忽警报上店(县城南一个大镇)陷落于匪方，掠财物，掳人畜，两先生皆失箸相觑无语，余亦登城观变，上店距伊城(伊阳县城)仅十里许，隔衣带水(隔着一条河)枪声隆隆震耳，燃放爆竹不啻也，时匪首赵老虎、秦椒红、杜其宾、宋老年等皆素著凶名者(都是悍匪)，午后匪去，余亦整装(着警服并带枪)归，过上店，见满街衢间犹是残物抛弃。

　　辨析：上文记述他平生第一次听到土匪劫寨枪声时，与其两位老师应变姿态之不同：两位老师闻匪，吓得筷子掉落在地上，王却登上城墙观察匪情，并在土匪撤退后，身穿警服(他当时是警校教官)赶到现场，检视满地狼藉，行动从容不迫。行文简洁，叙述自然，没有半句废话，塑造了一个警校青年教官沉稳干练的形象。

　　笔记：初八早晨，饭后抵家，坐席未定，而惊耗又闻，则匪党之劫上店后来此也，俄(不一会儿)遍山谷中纷纷多有妇孺奔逃，知匪近且至，余亦携家人逃避晚归，知(听说)乡里之被掳者数十人。

　　辨析：王祖籍靳庄乡河西村，记者推测：他这次到上店现场，只是路过，不是巡查，可能是他担心家乡靳庄亦遭匪扰，遂立即从县城往靳庄(当时称靳村)赶路(要路过上店，大方向一致)。到家后，果然土匪至，这说明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而群众“跑匪”已经是“必修课”。

　　4 农民误把匪首当“青天大老爷”

　　笔记：匪首某某某(原文有名字，纸损失名)，本与赵匪(赵老虎)等相约同劫余乡(靳村)，而误期后至，赵等已饱掠去矣，乃伪为官兵者至入乡里，箕踞坐，环立左右者十数人，即有侯姓兄弟长跪呼冤，泣诉前匪凶恶状，而其党众已经在村掠财物，缚人畜，近侍伪官者，且暗结二侯发辫而系之以绳，时候(原文错误，应为“侯”)有幼弟在旁，见其异，蹑乃兄以足，且口动目张，示其意，而二侯呼冤犹喃喃不已也，至今思之，不禁大噱！

　　辨析：上文叙述土匪戏弄农民的事，大意是：匪首某某某，本与赵老虎等匪首约定，同去洗劫靳村，因误时间，等赶到时，赵匪等已满载财物而去。于是，后到的这个匪首就让手下扮成官兵，大摇大摆进村，匪首两脚张开，很傲慢地坐着，周围站着几十名匪兵。村内有两个姓侯的兄弟，看见“官兵”进村，就在匪首面前跪下，哭着诉说刚刚离去的土匪的暴行。见兄弟俩喊冤，匪首护兵暗自好笑，悄悄在其身后搞鬼，他把兄弟俩的长辫子连在一起，并用绳子扎起来。当时，侯姓兄弟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在场，看出了猫腻，即用脚碰触兄长的脚，用表情提醒兄长，无奈两兄长把恶魔当成清官，喋喋不休，至今想想，不禁令人大笑！

　　这是最残忍的恶作剧，这种令人“不禁大噱”的“趣事”，其实并不能真正博人一笑，看到最后，我感到的只是悲哀，为两名憨厚的农民悲哀，也深深地同情他们——土匪掠财不算，还要捉弄农民，蒙蔽其视听，戏弄其人格，摧毁其尊严，这是何等残忍！

　　其实分析《笔记》，辨析作者心态，已看出王对农民没有多少同情心，他面对被戏弄的这两名农民，“至今思之，不禁大噱”，这值得研究者警惕。那么，接下来，他还写了哪些剿匪经历？请看下篇。首席记者 孙钦良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名建昭)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王伯明当上民团统领

　　笔记：匪既不时扰境，乡之人不得旦夕安，咸推余结团练自卫，余知其难也，避众不敢见，乡人之来者，益环门(围住门)不去，余嘱弟守门户，而逃避入城(伊阳县城)，复为乡人所觉，更相率尾余，至且浼( měi，央求之意)县主(县长)说余，时知县事者为李公(公：敬辞。名前加“公”，表示尊敬)麟阁，官绅环恳，余已陷入包围境地，遂不得辞。

　　辨析：此段文字，主要叙述乡民恳请王伯明(下文简称“王”)出头，建立民团防御土匪之事。从文中描述看，当时请他出山比刘备请诸葛亮出山还要排场。首先，乡人推举他“结团练自卫”，但他知此事难办，遂躲在家中；但乡人围住他的家门不离开，无奈，他只好避入县城，但被乡人发觉，又追至县城，托县长李麟阁做他的思想工作，乡绅也来“环恳”，王发现推托不掉了，只好挑起这副重担。

　　此段文字，应该是乡人推举王出山在先，他答应出山在后，基本事实，当为不虚，但他如此详细地渲染“环恳”过程，实无必要，目的不过是说自己威信高罢了，且文中说县长李麟阁亲自请他出山，好像他一开始担任的就是全县民团首领，实则根本不是——他最初担任的仅是靳村民团首领，而且请他出山的乡人中，鲜有平民，基本上是乡绅代表。

　　笔记：越明日，余偕乡人归，河水暴涨，几至灭顶，至家砺刀锻刃聚众演武，乡人之至者百余，余汰其老弱，得壮丁五六十人，而团局面，更编制各村镇，丁壮为预备兵，无事则农，变起，释耒耜荷戈，御寇用，仿古人寓兵于农之意，时斯年之闰六月十有五日也。

　　辨析：他接受“环恳”之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次日就与到县城请他的乡人一起，不顾河水暴涨，立即赶回靳村，集中铁匠打造兵器。当时，就有100多人报名参加民团，他淘汰一些老弱者，得青壮年五六十人(多为地主子弟)，组织起民团。接着，他到附近村寨登记预备团丁名单，并向大家说明：没有匪情，大家务农，一旦有事，放下农具，拿起刀枪就可与土匪战斗！这一天，即民团草创之日——1911年夏农历六月十五日。

　　2、剿匪旗开得胜

　　笔记：七月十六日，余团驻靳村，有乡人高堂来报云：“匪十余人，至其家掠财物去。”余即率众驰逐之，未几遥遥可望，乃并力向前，直至嵩县瓦屋沟，匪益胆落，匿其械于人家，而冒为良善者，余察其言语奇离，县(xuán，古同“悬”)胫膝间半沾泥露，穷诘得状，遂聚其众而束缚之，计擒杜和尚、张得元等六人。

　　辨析：此段叙述他剿匪第一仗：是年七月十六日，有一小股土匪到一富户家抢东西，王即率民团追击，土匪害怕了，藏起武器，扮成良民，被王识破，当场擒获6名土匪。从“余团驻靳村”5个字来看，这时民团规模较小，只能就近剿匪，尚不能在全县活动。

　　笔记：二十八日晚，匪首□□□杨老八(纸张有损，失掉一匪首名)等七十余人，行劫王楼村(一名北楼)马天德家时，晨鸡初唱，余方在靳村团中假寐，闻匪已至街头，惊而寤听，枪声虽近在耳畔，然不似匪已至者，盖王楼距靳村三里许，余哨勇(哨兵)在前者，闻王楼枪声起，即还射，后勇以次(依次)发枪，村众闻枪声近，亦鸣枪相应，团中人遂谓匪近入里巷也。余既知匪不在街中即以众出，与哨声(应为“哨勇”)会，二合力追击至龙王沟，曦轮(朝阳)已升，匪即负隅顽抗，激战至午未之交，匪不支大败去。所劫财物尽行抛弃，乃一一检还原主，远近颂余不止。

　　辨析：此为他剿匪第二仗，说来有趣，打了老半天，不见土匪面，双方仅用枪声对付枪声，但王敢追击70多名土匪，且能使“匪不支大败去”，说明其民团已具备一定战斗力。

　　笔记：十一月十五日，谍报，匪首崔老六与其党吴永魁、王海晏等百余人，盘踞嵩境(嵩县境内)之竹园沟，遂潜往袭击，匪觉，严阵相抗，对击三时许，匪败逃，余以手枪击匪井公平，中其目死之。

　　辨析：此段文字，提供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民团剿匪实力增强，跨县(“潜往”嵩县)打垮了100多人的匪帮。第二，王平生第一次击毙土匪，用的是手枪，距离近，枪法准。

　　3、不战而屈人之兵

　　笔记：十二月匪众千余，攻嵩城(嵩县县城)不下，皆掠余境过，致书余，自称为“豫西军司令”者，招余众附其党，乡父老相顾皆失色，余意纵非诱我者，然以良从贼也而可乎，惟咸据之，立见决裂，且明示余以弱无已，则号于众曰：“降则祸缓而死迟，不然立且屠矣。吾至(应为“吾意”)已决，愿从吾降者左阶立。”于是众皆左，乃树高帜，刑牲沽酒，三日大酺(pú，聚饮之意)按户招呼丁男三千余，十数里山村中并肩累迹，即报匪往与会合，匪以我两倍其众，惧不敢纳，急报书止之，且道歉焉，一大难关悠然过渡，而乡里妇孺则实信其家人随余作叛逆者，哭声未歇也。

　　辨析：这里叙述他“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事：一大股土匪进攻嵩县县城，没有攻下来，撤兵时路过靳村。匪首给王写信，令他带上民团归顺匪帮，父老乡亲听说后，都很担心。王却说：目前看来，敌众我寡，我们向土匪投降可延缓灭亡，否则大家都将被匪屠杀！于是宣布要归顺匪帮，并下派任务拉丁三千余人，把他们集中起来大吃大喝三天，声称这些人都将归顺匪帮。消息传到土匪那里，土匪反而害怕了，说民团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还多，咋敢接纳？匪首赶紧修书一封送给王：真对不起！我们庙门小，不敢请大神仙，咱们双方井水不犯河水，这事就这么算了吧！

　　此事写得有趣，其有趣程度不亚于一些影视剧情节，文中描述的王伯明，就像诸葛亮唱空城计那样，大吃大喝之间，不战而屈人之兵，显得智勇双全。而老百姓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还以为他真的要“叛变”，吓得“哭声未歇也”。

　　笔记：民国元年元月十六日，嵩匪刘福太等犯我小白镇(靳村北侧，靠近嵩县)，势颇凶猛，小白羽函(紧急信函)乞援，余于十八日以众往至，则匪众高据山巅，山势险峻，壁削不可攀跻，余方周视形势，有斜纹镇(今汝阳境内，在小白镇东)团局以众二十余人，争先仰攻，大不得势，余方骇怪，未几匪攻直下，其众纷纷退，伤足跛额，状甚狼狈，乃大呼余救，余挥众绕山截击，战颇久，各不相下。突有生力匪众王过乾数十人，击余后，王甚鸷悍，人所称“火神爷”者也。余既腹背受敌，乃督众奋臂力攻前匪，前匪不能支，退守山顶。乃留数人于要害处杜(杜，阻挡之意)其下，以余众返击后匪，战至八时之久后匪亦败去，是役匪之死伤各三四人，而战斗之烈，则余起团练来破题儿第一遭也。

　　辨析：民国元年就是1912年，豫西匪患愈演愈烈，杆子数量更多，土匪类型更杂。其时，王所领导的靳村民团，实力大增，活动范围覆盖汝阳西南部，并且打出“守望社”的旗帜，靳庄、小白、付店、王坪一带的土匪他都要剿。这一次，嵩县土匪东移，侵犯小白镇，小白镇派人请王增援，王带人过去后，由于地形不熟，作战十分被动，仅仅和土匪打了个平手……（记者 孙钦良）
 

民国时期，豫西诸县刀客滋扰，匪焰甚炽。其杆子之多、类型之杂、为祸之广，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层面，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大饥荒、大灾难。

　　汝阳旧称伊阳，地处伏牛山区，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鲁山、临汝刀客滋扰。1928年，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名建昭)写《剿匪笔记》计万余字(次年即战死)，述其20年剿匪经历，毛笔书写，文无标点，虽属第一手资料，然为半文言，文不通俗，辞有夸饰，需要辨析。

　　1、转战两县，驱驰剿匪

　　笔记：嵩伊(嵩县与伊阳)交界处，山岭丛杂，旧为匪薮(土匪汇聚地)。杨老八伙匪依为老巢，时啸聚，且千余人与余居相逼近，余恶之(讨厌他们)，乃于二月初十日调集乡村民众，群出驱逐。余率团勇数十当其前，斯日早八九时许，分两路进攻其处，左山右河形势险峻，攻颇不易，匪以衅自我开，益愤出，死力与抗，余众又乡人未经训练者不能当，两路皆退至境内之赵八垛、大树岈，因险固守，然激战已竟日矣。

　　辨析：上文叙述嵩县、汝阳交界处多匪，其中一杆土匪的巢穴距离王伯明(下文简称王)民团驻地较近，为此，王带人前去剿匪。从文中看，这时的王已很霸气：剿匪不剿匪，由他说了算，他可以凭自己的情绪好坏，决定在什么时候出去剿匪。这次剿匪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余恶之”——讨厌匪穴距他的驻地近。

　　笔记：十一日复出寻战益烈，我队茹法太、叶得超、郭成、张喜同时死，绥匪(退却中的土匪)之死者亦遍山可望，余众仍退守原地，匪以攻不得势，退且自惭，乃请和，余亦以匪众急切不可扑灭许之。

　　辨析：但这次王没占到便宜，民团死了4个人，最后土匪的“请和”，只是给王一个面子，让他顺坡下驴罢了。

　　笔记：三月二十八日，余赴西乡搜清余匪，茂林青葱，一望无际，遍山鸟鸣蝶戏，山花绚彩，栩栩然若有自得之象，鞍马劳劳者对之，真觉不如。今而知苌楚诗人(厌烦世俗向往自然的诗人)非过激论也。是日历经油篓沟，张槐沟，棉花沟，获匪李根德、温升二人毙之。

　　辨析：本来正写剿匪，这里宕开一笔，突然写鸟鸣蝶戏，于厮杀中向大自然一瞥，神来之笔也！给人“柳暗花明”之感，故此段文字乃《剿匪笔记》精华所在，写出了诗意，写出了哲理：人间已厮杀得不成样子了，大自然却依然故我，依然山清水秀，依然鸟鸣蝶戏，悠然而自得，清新而美丽，这使他突然醒悟：人类这般劳碌，不如草木自由！但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作为剿匪首领的他，此日途中又遇二匪，他立即举枪，枪杀对方，毫不犹豫。这说明尘世中人，根本脱不掉利害关系。

　　笔记：四月十八日，余率众数十人，巡哨(巡逻)米坪山中，深林密菁，遮蔽天日，十数武(武：古长度单位，半步)遮眼不可望，方行，突有匪三十余人至，余前则郭大安、郭二安杆也。见余众惊退，余急挥众从枪击之，中其李石头一名落谷死。余皆溃逃，隔于林木，追莫能及。

　　二十八日，余赴城，过寨坡遇匪刘福太等三十人，欺余众寡，遂欲一逞狂悖，而余三四人者皆骁勇，亦即不惧，命各拼力奋战，战移时，匪退去，更呼其众多人登寨栅抗余，余以众寡悬殊，且非为剿匪来者，引众去，有尸横道旁，则匪中之名叶同饮弹死者，因枭其首于竿。

　　辨析：也难怪啊，王既是全县“剿匪司令”，那么，全县土匪皆其死敌，他也是所有土匪的敌人——短兵相接，各携武器，你不杀他，他便杀你。上面两段记述他10天之内，两次与土匪不期而遇。第一次是林中遭遇战，突然冒出30多个土匪，多亏王的反应快，立即“挥众从枪击”，击毙一匪，余皆溃逃。这个事例，说明土匪多，随时能碰到。

　　2、遇到强敌，败走上店

　　笔记：六月初九日，匪首秦椒红、白朗、杜其宾犯我付店，众且千余，余率团众及各乡民拒战竟日，团勇江心云死之，匪亦死亡相枕藉。既，匪窥我松门沟一路守众不多，死力猛攻，余驰援未及，遂不守，匪蜂拥入境，大肆蹂躏，余以众北退，扼三元岭拒之。时余方股病痛，负痛督战，俄三元岭亦不守，乡民皆四散，余偕队勇十余人去至家，家人皆去，余曾祖父独留，余骇绝，速之去强而后可，而门前已闻喊声，即偕弟越墙去，余曾祖父年且八十余，行迟被掳，余不知也。至西大岈，与家人遇，乃相偕越壑渡涧，行至上店，寨人谓余通匪，门闭不启，忆杀匪之人，今且为匪困，而人反加以通匪之名，宁非千古奇冤。

　　辨析：这一次，王遇到了劲敌，其中白朗是宝丰人，出身寒苦，有勇有谋，打出“杀富济贫”旗号，反抗袁世凯统治，麾下最多时有数万人，驰骋数省，声势浩大，直到现在，史学家对其拿捏不准，有的说他是巨匪头子，有的说他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的说“白朗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那么，我们现在读了《剿匪笔记》，就知道当时一般人还是把白朗看成土匪，看成与秦椒红、杜其宾同类的悍匪。但从文中叙述看，地方民团根本不是白朗的对手，千余“土匪”就把民团打得落花流水，这一仗甚至把王的整个家族打散，王的曾祖父也成了俘虏，这是他办民团以来最狼狈的日子，而最让他痛心的是：当他领着逃难的家人，到上店镇躲避“土匪”时，上店人拒开寨门，说他已经通匪，是土匪派来诱开寨门的，这让他感到委屈与屈辱。

　　3、剿匪失败，故作乐观

　　笔记：余既不得入上店，乃折回西庄，信宿(随便找个地方过夜)，至城(走到县城)僦(jiù租赁)屋居焉，时余乡各村皆陷落，恣受践踏，余有屋数十楹，悉遭回禄(火神名此指火灾)，而上下二十余里之村墟亦同。付一炬赭垣断瓦，一望皆是团勇，张超、赵东方皆转战死。后，匪携余曾祖父至付店，乡人环跪哀请因得释，余闻之而迎养焉。吾乡残破之后，室家皆空，而匪犹盘踞不去，余大患之(担心匪再为祸)，数日忽谍报匪去，而乡人亦函招余收拾残局。

　　辨析：王伯明好不狼狈！上店不让他落脚，他只好向县西走去，晓行夜住，一路上看到许多村落被烧掉，他担心土匪盘桓不去，但几天后土匪就走了，至于为啥走，下面有交代。

　　笔记：余归，佯叩(装样子打听)匪在乡及去时状，乡人皆大欢喜，争为余言：匪初至境，见山深林茂，必欲作长久巢穴计，不知何人每于夜阑人静时，突鸣枪声，山谷皆响应，鸦鹊飞鸣，群匪惊起，大躁，谓王建昭(王伯明)劫营，久之寂然，复归寝，而枪声又起，如是一夕辄数惊，匪不堪其扰，且又哄传鲁境(鲁山县)赵村一带乡团不日至，匪以是皆遁去，然赵村志在保境，实未进展一步也，余闻之哑然曰：“蠢哉！匪也。入吾玄中(圈套)矣。”

　　辨析：这段文字，回答土匪为啥突然走掉，但写得隐晦，不明不白。大意是：土匪入境，见此地好，欲作匪巢。但每到深夜便有人打枪，土匪惊醒后以为王来劫营！正要作战，枪声又断，王并未来劫营。土匪刚又睡下，枪声又起，一晚上折腾好几次。而这时传言鲁山有民团要来帮王剿匪，土匪害怕，就走了——其中有一句让人费解的话，即“蠢哉！匪也。入吾玄中(圈套)矣！”

　　这似乎让人觉得土匪离开是中了王的妙计！什么妙计呢？第一，王使人夜间放枪，惊扰土匪，使之惊慌，所以离开。第二，王故意放言，说鲁山民团要来剿匪，不日就到，土匪害怕，所以离开。

　　但结合上文“吾乡残破之后……而匪犹盘踞不去，余大患之”，说明王并无退兵妙计。查阅其他史料后得知：这次白朗、秦椒红、杜其宾过境伊阳是进行战略大转移，王说“犯我付店，众且千余”只是其中的一支，成千上万的“土匪”已从其他线路通过了。（首席记者 孙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