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合肥撮镇撮城
○今日曹公桥见证撮镇变迁
今日肥东撮镇,十万人口,上百平方千米面积,合肥东南第一镇。回眸撮镇,至少两千五百年历史,经历由式微到复兴的嬗变。
在新与旧的碰撞中,我们发现孤井独庙裤裆街,尽管岁月洗尽铅华,七十多年前街市素颜和田园风光,通过发现的写生画,留下无声的话;在新与旧的变革中,我们发现渡江战役之所以在这里运筹帷幄,是因为总前委的“帷幄”端在王家大院。没有这处大宅院,总前委焉设瑶岗?在新与旧的思潮中,我们发现这里名人辈出。而“撮镇郑”官宦世家,竟冒出了大科学家。郑大章师从居里夫人,成为中国镭学研究奠基人。
壹
孤井独庙裤裆街, 岁月洗尽铅华
店埠河自北而南静静地穿过撮镇街区,给这片古老的土地留下无尽的传说和岁月的屐痕。查现在能看到的清中叶至抗战时期的地图,合肥以东15千米的撮镇,叫撮城。而上溯至春秋,撮镇始叫拆城,后称撮城。
其实从规模来说,她还是一个小集镇,留有深深历史印记的农村集镇。老百姓口口相传,撮镇曾是龙虎际会、凤凰登枝之地。安徽的两个帝王,一代枭雄曹操,金戈铁马所向披靡,但与东吴水军抗衡,水战却是弱项,故在这里训练水师;大明江山的缔造者朱元璋,征战中几度来过这里,招兵买马,筹集粮秣。还有元代合肥唯一的进士、“守节”名臣余阙,他读书的青阳山房距此不远,他来合肥、上京城、保卫安庆,均在撮镇停留。孔老夫子到过的地方,后人欲叱咤风云,都想在此沾沾仙气。
公元1331年,宿县一个叫马二公的穷光蛋生下一女取名秀英,可怜襁褓之中就随父母离乡乞讨。马二公后来加入红巾军,临终托孤,郭子兴将其收为义女。当朱元璋加入郭子仪麾下屡建战功后,郭子仪将时年20岁的马秀英赏给他所倚重的朱元璋为妻。民间戏谑“马大脚”或“大脚皇后”的马秀英当年在撮镇小住时,带人开凿了一眼井汲水烧饭还可以洗洗浆浆。就因为马秀英陪伴朱元璋15年,苦尽甘来备极荣耀,如同凤凰落过撮镇,她留下的此井也就被呼为“凤凰井”。
撮镇老街有一座横跨店埠河的大石桥,由数千块青石垒砌和青石板铺设而成。桥长约60米,宽10米,虽历经400多年的风雨剥蚀,亦岿然不动安稳如山。清嘉庆《合肥县志》载,明万历年间,合肥县令曹光彦沿店埠河察看民情,见撮镇河边来往行人争渡如蚁,溺水颇多,当即责问:“如此河道,何以无桥?”部属面面相觑,不敢回答,但沉积已久的架桥之议很快有了实质性进展,半年后桥成。为记曹县令政德,遂勒石桥头,名曰“曹公桥”。曹公桥用青石条护栏,桥顶的正中部建有横跨桥面的石塔一座。桥身下层筑有三拱,状如城门洞,便于船只通行。桥上原刻有对联:“临空频对帆樯影,隔岸常闻钟磬声”。曹公桥建成后,不仅沟通两岸交通,使物资畅流,而且使得街市更为繁华。据《合肥名胜杂咏》介绍:曹公桥西端乃文昌楼,为当时士林以文会友之处,高人题句,满于四壁。楼外岸垂杨柳,河带弯环,赏心悦目,景色宜人。
桥东是庐州著名的东岳庙,庙建于宋,屋近百间,楼宇巍然。此庙乃淮军名将、邑人郑国魁仿照驻防天津时的东岳庙式样在撮镇所建,“泥人张”一行专来为该庙塑神像近千尊。而今,这东岳“独庙”早已不存,唯坚固的曹公桥上行人川流不息。它不仅是沟通东西街市的交通要道,也见证着撮镇的历史变迁。
而以凤凰井为点做放射状延伸的裤裆街,曾经满是门面店铺。鼎盛时期,极尽繁华。上百家商号绝不会掩在“裤裆”里,每日天蒙蒙亮,家家卸下门板,尽可能把商品往外码放,吸引顾客。杂货店、土布洋布店、药店、饭店、旅栈、剃头店,还有纱行、秤行、米行、竹木行以及牛马市等。近有龙塘、柘皋、桥头集、长临河的乡民,远有定远、全椒、凤阳、嘉山等地的客商,纷至沓来。街市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然后是挑夫、独轮车、船,把货物输往四面八方。
“东岳庙前,月色水声千古趣;文昌楼畔,天光云影万年春”,撮镇人爱用的此联,说明他们不仅有商品经济头脑,还有深深的文化内涵。君不见,撮镇的“公和堂”狮子头就是商品和文化联姻的代表。话说当年李鸿章回合肥时,被侄孙李国诚邀入飞骑桥边的公和堂酒楼,主人奉上自制的狮子头茶点,李中堂品尝后赞不绝口,遂即兴口出嵌字联:“公则悦四海风从,和为贵万商云集。”回京前又特地差人来酒楼索购狮子头数斤。酒楼顺势将狮子头打出“公和堂”商标,“李鸿章都喜欢吃”又成了鲜活的商标,声名鹊起。2001年起李国诚的曾孙李昌信和父亲又在撮镇重新推出公和堂狮子头,以后生意越做越大,成为品牌,热销本土,出口海外。
贰
设在瑶岗的总前委
众所周知,举世闻名的渡江战役其指挥中枢总前委就设在撮城镇西北两千米小河湾之上的瑶岗村。
瑶岗村聚居着王姓数十户人家,迄今已近300年矣。同治末年降生的增寿公长子王景贤(谱名泽华,以号行),太学生,曾授五品顶戴。乡人还传说增寿公兼替李鸿章家族代收合肥到芜湖间的田租,“变现”送往上海,王家也能得到一些可观的佣金。1896年春,王增寿病笃,安排后事时,深以童少年失学为恨,遗言家产永作后世读书之用。于是王景贤昆仲四人都很注意让后代读书。当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各地兴办学堂之风日甚的1906年,王景贤创办的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第一所新学——养正小学在店埠镇老驿站内开课(两年多后停办);1908年王景贤又参与集资,在撮城镇创建同善社小学;1912年,他回到家乡在村里办起佑贤小学。
佑贤小学的缘起,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正在沪上经商的王佑臣生意也受到影响,于是替王佑臣管账的侄子王景贤打道回皖。行前王佑臣拿出500大洋,名为川资,实则报酬。王景贤坚辞不成,便收下言回乡用此款再办一所学校,既可造福桑梓,亦可有碗饭吃。王佑臣觉得侄儿的主意甚好,便说那我再添500元,你都拿去办学吧。王景贤回来后取伯父和自己名号中的“佑”、“贤”二字,在瑶岗设立佑贤小学。
有了1000大洋的本金和王家的庄田租金作学产,佑贤小学开办不久即实行免费入学,本村及周边村庄凡适龄儿童,不论姓氏,不分贫富,一律免交束脩,尽可入读。民国初年的瑶岗也以儿童和青少年中无文盲而名著四方。
从瑶岗走出的旅美华人王世炎10多年前寄来的一篇书简这样回忆:
我们祖先的家,是在安徽合肥东乡的撮镇瑶岗村。在我祖父王景贤公时代,我们的家四代同堂,庭院宽深,田连阡陌,富甲一方,是瑶岗的首富之家。每逢年节,华服饮宴,宾客盈门,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祭祖、放鞭炮、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那是我美好的童年时代。可是在我八岁时,不幸来临,祖父和父亲先后去世,从此家道中落。1937年日军侵华,家乡沦陷达八年之久,人民饱经日伪掠夺之苦。加以我的叔父们染上吸鸦片恶习,田地变卖,产业消失。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家竟已变成一个破落的地主之家,可谓一蹶不振……这段话勾勒了瑶岗王家由盛而衰的大致过程。
但瑶岗王家带不走的是房子。王宅有好几进庭院,青石板铺路,雕梁画栋和屏风格扇虽略显破败,却不失古朴典雅。瑶岗王家大宅门见证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运筹帷幄的过程,这是他们的主人当初怎么也料想不到的。
1949年初,距合肥不足15千米、距淮南铁路仅仅1000米的瑶岗先是被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看中,旋介绍作总前委驻地。总前委在瑶岗成功地指挥了渡江战役,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就工作、生活在王家。
“总前委”亦即前方总指挥部,原指挥淮海战役,再移师南下指挥渡江战役,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1949年3月20日起,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机关陆续进驻瑶岗村。3月27日邓小平、陈毅由蚌埠乘火车抵达合肥,当晚住在皖北区党委驻地洪家花园(今省委大院南),28日一早乘车赶到瑶岗。总前委在这里密切注意敌我斗争态势,统筹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指挥和协调各个军事集团的作战行动,制订接管江南新区计划和人事安排。总前委还起草、审定、上报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草拟了《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和《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命令、电报。自3月20日至4月27日,总前委、华东局在瑶岗王家大院等处工作了38天。在那运筹帷幄的日子里,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经常在此谈兵论政。
渡江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4月25日主要首长离开瑶岗,行前邓小平环顾周边田野村庄,情不自禁地吟咏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不料引得陈毅诗兴大发,当即赋诗一首:“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瑶岗注定有不应忘却的荣光。1985年7月,肥东县委县政府决定,建立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把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国务院又将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在合肥的滨湖,一座设计新颖、展品丰富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已经建成开放。
说到撮镇王氏,还不得不说一个人。那就是王道平,他后来成为杨振宁的老师。
王道平是王景贤弟王泽沛的长子,生于瑶岗并且在这里度过童少年时代,后到合肥上了省立二中(今合肥一中的前身)和教会办的三育中学,再转道上海求学。1927年,王道平又拿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清华大学,王道平通过数学系教授杨武之认识了他的儿子杨振宁。大杨振宁兄弟一二十岁的王道平俨然成了他们的大学长,过从甚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北平清华大学的杨武之教授匆匆携全家“跑鬼子反”回到合肥,王道平和逃难中的他们在家乡重逢,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秋季开学前,武之先生接到通知,清华将在长沙复校,他必须即刻赶往参与筹备,行前决定把子女留在家乡借读。杨振宁到设于大书院(今花园宾馆址)的庐州中学插班高二那学期,班上的英语教师恰是王道平。到10月底,合肥城频频遭到敌机的轰炸,学校已无法正常开课,于是暂时迁往南乡三河镇,杨振宁兄妹5人也随母亲到三河租房住下。王道平和庐州中学的其他老师借用镇东的张家祠堂给学生们复课,勉励大家为了民族为了未来不畏艰苦努力读书。
而20年前杨振宁回合肥时,还特地挽着恩师的手合影。
叁
师从居里夫人,郑大章奠基镭学
撮镇历史上名人辈出。仅近百年来,就有曾任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教官、军参谋长、合肥县长的郑西平;留法博士、卫立煌长官部中将高参、曾任北平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的温广汉;从撮镇中学走出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徐承云;抗洪抢险中以乳汁为战士疗伤,被誉为“当代红嫂”的薛文姐等。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民国时期还出了一位居里夫人学生、一流的大科学家——郑大章。
郑国魁(1828~1888年),外号“郑驼背”,江湖上称“郑小老大”。他受清廷招抚组织乡勇,又改入太平军,再降清军。淮军到江苏,郑国魁的三营水师被李鸿章编为“魁字营”又不断壮大。李鸿章几次遇险,皆由郑率兵救援而化险为夷。但他和程学启奉命招安太平军八王后,八王被李鸿章杀掉,使得他与李鸿章心存芥蒂。剿捻后他以提督记名,署天津镇总兵。
郑国魁的儿子郑伯衡,长期追随合肥人王揖唐,民初在吉林省和内政部任高官,1917年王揖唐任临时参议院议长时,郑伯衡是总务科科长。郑伯衡的儿子郑大章,1904年12月13日生于撮镇,自幼聪慧,博览群书。五四运动爆发,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而列强的欺凌,更使他坚定了学好科学振兴祖国的信念。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郑大章从北京高师附中毕业,便负笈西行,到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他考入巴黎大学理学院,并选择化学作为主攻方向。
其时,欧洲列强经济上仍处于上升阶段,西方人看不起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的学生,郑大章不免受到歧视。孰料第一学年过去,巴黎大学数学会考,名列年级第一的竟是郑大章!中国留学生考得第一,是这所欧洲名牌大学从未有过的事!中国科学家严济慈再度赴法留学取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前,曾郑重向玛丽·居里夫人(1867-1934年)推荐郑大章到她的实验室工作,使郑大章于1929年成为居里夫人的第一名中国留学生(另一名施士元于同年底也从国内抵达巴黎)。郑大章进入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楼),在居里夫人指导下从事放射化学研究。
居里夫人既在精神上鼓励郑大章为自己落后的祖国争气,又以自己在科学上的真知灼见影响着郑大章,并手把手地辅导他做实验、写论文。1933年12月21日,以居里夫人为主席的巴黎大学理学院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郑大章的博士论文为“最优等”,郑大章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按法国博士学位分国家、科学院、大学三个层次,以国家最高)。
获得博士学位一个月后,郑大章以年迈的双亲常在梦中,故乡的河山时时萦怀为由,向居里夫人辞行返国。居里夫人当然极力挽留她的这位中国籍高足,但在明了了郑大章矢志报国的决心后,她也就欣然同意。1935年初春,郑大章携长沙籍姑娘萧晚滨踏上归国的旅程。
在北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郑大章和萧晚滨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蒋介石曾专门接见他们,并拨出一笔可观的休息费。但郑大章却企盼立即投入工作。新婚燕尔,他即应先他回国的学长严济慈(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邀请,筹建镭学研究所。
镭学研究所筹办之初,由严济慈兼所长,郑大章任副所长实际负责。所谓的“所”实际上就是三间平房,缺人少钱短设备。刚届而立之年的郑大章,硬是凭着一个爱国青年的闯劲和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恒心和毅力,筚路蓝缕办起了镭学所。万里之外,居里夫人致信,祝愿“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
为了开垦中国镭学和放射化学这块处女地,郑大章带着几个年轻人,查资料、订计划、找仪器、寻设备,辛苦奔波,反复实验,终使研究所初具雏形。他的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论文在中、法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他首创的“水法”找矿,国外一直沿用到20世纪60年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郑大章曾被邀担任伪“教育部长”,但他断然拒绝。1938年底,郑大章和助手杨承宗(留法时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合肥联合大学创办者)等秘密离开日伪严密控制的北平,到上海租界中继续从事镭学研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从大量铀盐中分离制出很强的新β放射源,发现了β射线的吸收系数随放射源周围物质的性质而改变,由此形成背散射法鉴别不同支持物质其及厚度的理论。
但令人惋惜的是,1941年8月14日,郑大章于穷困潦倒中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于苏州,年仅37岁。
○昔日曹公桥畔
○昔日街景今已大变
○1930年郑大章在居里夫人实验室
○撮镇街景
○宁静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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