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当王仁昌一件红T恤，一条休闲裤，走在汉江边的这条一如往常般忙碌的街道时，他觉得熟悉而又陌生。
 
　　对于打小在汉正街长大的王仁昌来说，离开这个喧闹的地方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但历史就是这样，他数十年来都不得不在这条小街上来来回回。
 
　　作为汉正街第一代商户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文人”之一，王仁昌不仅是改革开放后汉正街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还是一名记录者，由他创作的与汉正街有关的小说，摞起来有一人多高。
 
　　王仁昌与汉正街的恩恩怨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造化弄人。
 
　　他在这里成名发家，也在这里折戟沉沙。
 
　　■重获自由
 
　　大学生摆地摊讨生活
 
　　1981年夏天，关押在宜城第七新生砖瓦厂的王仁昌，被提前释放。
 
　　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一家饺子馆，饱餐了一顿牛肉饺子。虽然那个时候“反革命分子”、“地主右派”等“帽子”的压力已经不大，但他有了新的压力：赚钱糊口。
 
　　据王仁昌说，他当时的罪行，只是源于文革时期的一次打抱不平。1966年的一天，正在县城学校教书的王仁昌，看到有被打为“黑社会分子”的同事被勒令站在雨中吃饭，他下了道“命令”：进屋吃饭。噩运就此开始，他被批斗了8年。
 
　　此外，这次挺身而出，还让他付出了4年自由的沉重代价。
 
　　往后的经历证明，王仁昌的这种文人性情，确实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好运。
 
　　即便他后来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正经商人，旗下拥有多家分公司，将生产线布到全国好多地方，他面对本报记者时，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多少仍有一些“愤青”的味道。
 
　　比如在现在汉正街整体搬迁的问题上，王仁昌就一直在表达他的“逆耳忠言”：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汉正街只可能升级改造，不可能也不应该整体搬迁。
 
　　出狱后，他一边想着法子谋生，一边四处奔走要求平反。虽然他那时的教育背景相当不错——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但坐牢的污点，在那个年代，很难有一个正规单位接纳他。
 
　　被迫回到汉正街后，摆地摊的王仁昌是那条街上学历最高的小贩。
 
　　■倔强文人
 
　　“我是白的就是白的”
 
　　“个人的命运是被整个大时代裹挟着前行的。”回忆往事，王仁昌显出了他骨子里商人的灵活性：“要说心里完全没有挣扎是不可能的，但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我从小就在汉正街长大，耳濡目染，做生意对我来说，就像一件挺自然的事情。”
 
　　按理说，平不平反对于商人王仁昌来说，意义不大，但他像秋菊一样，倔强地四处上访，“我是白的就是白的，你无端把我抹黑，要给我个说法。”
 
　　执拗有执拗的代价，但有时也会有补偿。1986年12月26日，王仁昌终获平反，对那个日子，他说他一辈子都记得清楚，“那天正好是毛主席的诞辰。”
 
　　轻装上阵的王仁昌发家之路并不像他此前的经历那样坎坷。
 
　　第一桶金靠的是倒卖雨伞。几年后生意做大了，他的个人资产达到30万，在那个连万元户都很少见的年代，王仁昌可称得上是大富翁。
 
　　在此之前，他所经营的毛领加工生意，让他负债300元，这也是他做生意以来的第一次负债。
 
　　后来，负债这个东西，在王仁昌的商场历练中十分常见。“我现在还负债1000万元呢，但这根本不是问题，只要规模一起来，填平千把万的负债也就是个把月的事。”
 
　　■天生商人
 
　　“我是第一个敢在汉正街卖伞的”
 
　　但当时王仁昌背着的300元债务，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一个偶然救了他。
 
　　那天，王仁昌的母亲正忙于家务，一阵大风将楼上的一床被子吹了下来，老人将被子收了起来，叠好送还给了楼上的邻居。她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善举改变了儿子的命运。
 
　　被子的主人是当时武汉伞厂的负责人，正巧那时伞厂有一批积压的货。厂长为表谢意，问王仁昌是否有意接手。对没有本钱的王仁昌来说，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是第一个在汉正街卖伞的，”回忆起倒卖伞具的经历，王仁昌至今颇为得意。
 
　　他的得意是有原因的。在汉正街混的商贩，多数都是人精，用现在的话说，情商都比较高。他们不会不知道，伞具是当时汉正街的一个市场空白。而之所以成为空白，还是基于当时政府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定位，只能卖小百货。而伞到底是属于大百货还是小百货，在那个时候是有争议的。
 
　　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但在上世纪80年代僵化的市场意识下，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汉正街的商贩们没人敢越雷池一步。王仁昌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拿着汉口青岛路小百货公司开具的伞具发票，找到了当时的工商局局长。
 
　　玩文字是文人王仁昌的特长，这为他赢得了机会。工商局长以伞具是大小百货交叉品的说法，回应了王仁昌的质疑。王仁昌也凭着这一说法，开始放心大胆地在汉正街上，做起了伞具批发。“当时的生意确实没啥技术含量。一靠诚信，我从不压厂里的款子，只要货一出手马上去结账，另外一个就是靠勤奋，能跑。”王仁昌说。
 
　　■小船称大象
 
　　武汉资本运营“开山之作”
 
　　在王仁昌20多年的汉正街商战中，最让他得意的要数倒腾腈纶薄绒童装。这一仗，让王仁昌在短短的半个月里，纯进账60万，这成了当时汉正街上的一个“小船称大象”的现实版。
 
　　后来，湖北大学一位管理学教授，将这一案例搬上了大学课堂，成为经典。
 
　　事情要从汉口有名的车站路百货公司(以下简称车百)说起。那年，武汉市针织品批发部处理了一批货给车百，但由于量太大，车百到汉正街找买主。
 
　　当时，王仁昌手中流动资金只有10万元，而在众多处理品中，唯有袜子和秋裤比较合适，两项各约8万，利润率约15%。王仁昌的合伙人建议，双方各出8万吃掉这批货。但王仁昌拒绝了。“汉正街卖袜子和秋裤的商贩各有100来家，一旦打起价格战，利润很可能被压缩到5%，忙活一场下来可能只有几千块钱的辛苦钱。”今天王仁昌对当时的想法可谓记忆犹新。
 
　　王仁昌看中了这批处理品中的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东西：腈纶薄绒童装，其利润率保守算也能达到40%。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这批货的总价值有360万，不要说王仁昌，当时就是把整个汉正街搜个遍，也找不出一个人能够用现金一口吃掉这批货。
 
　　但那时候指望国有资产赊给个体户，卖了再给钱，那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一次性把货拿到手，而采取零卖的方式拿货，一旦腈纶薄绒童装的市场被炒热，无数商贩就会涌向车百进货，那是王仁昌不愿看到的。
 
　　经过一番算计，王仁昌找到了路子：先向车百支付8万元的押金，当做货品的利息，签下了所有的腈纶薄绒童装，并保证一个月以内销完结账。如果逾期未销完，这8万元当违约金。
 
　　虽然看到了王仁昌的诚意，但商场上的事谁也说不准。车百向王仁昌提出，要求抵押一张360万的承兑支票。这个要求几乎将王老板逼到了死角。
 
　　但王仁昌不是个一般的老板，他是个有文化的老板。他找到了当时恒大百货的主任，向其陈情，并承诺事成后给予恒大百货3%的资金占用费。恒大百货有利可图，且有货物作担保，风险也不大，于是360万的承兑支票到手。
 
　　在今天的市场，这种金融担保和操作手法已太小儿科。但在当初的经济环境下，王仁昌的弯了几道弯的商业路径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今天还有经济学者认为，这是武汉资本运营的“开山之作”。
 
　　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了王仁昌的商业眼光：半个月时间，360万元的童装一销而空，除去费用，王仁昌和他的合伙人各自进账60万。
 
　　光靠眼光来解释王仁昌当时的成功，似显单薄。
 
　　事实上，王仁昌靠的并非全是眼光，而是有相当的市场分析作依据：“一种新的日用品面市，总是先由海外传到沿海，再从沿海传到内陆，最后到农村市场。当初腈纶薄绒童装就是沿着这样一个轨迹来到武汉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它的销路。”
 
　　王仁昌一战成名。
 
　　■负气出走
 
　　豪赌“新汉正街”，一败涂地
 
　　然而，当时间来到1990年时，王仁昌的文人个性，再次给他惹来了大麻烦。
 
　　1990年，当地政府为了改善汉正街的经营环境，提出集资建楼的设想。要求每家商户拿3万元购买一商铺。对于那个时候的王仁昌来说，3万块钱根本就不是个事。但他坚持认为，政府的这一举措有失公允，于是带头拒绝集资，并一气之下带着汉正街的一千多商户“出走”，准备到汉口火车站旁(今华南海鲜市场)“重建一个汉正街”。
 
　　王仁昌的振臂一呼，不仅得到了汉正街相当数量商户的响应，还从全国各地引来了3000多家商户，总体商户数量达到了4500户。足以撑起一个大市场。
 
　　“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顶峰，也是转折点，”说到这里，王仁昌点起了一根烟，回忆这段如烟往事。
 
　　王仁昌说，他之所以敢做出这一举动，除了对政府集资的不满，汉口火车站独特的区位优势，也是他敢如此叫板这条商业和文化底蕴深厚的汉正街的重要原因。
 
　　汉口火车站是武汉铁路北向的重要枢纽，而汉正街的大部分市场也在北向农村。更令王仁昌信心满满的是，那一时期媒体上曾多次曝出，武汉开往北方的始发站将全部转移到汉口站。一系列的利好信息叠加在一起，王仁昌觉得他在这场对抗中必胜。
 
　　但人算不如天算，原本规划中开往北方城市的始发列车，迟迟未能转至汉口站。更令王仁昌没想到的是，汉正街的那一轮改造提前一步完成，在同年9月重新开业，并正好赶上销售旺季。
 
　　而汉口火车站旁的批发市场，直到次年3月才开门，错失了抢占市场的先机。“如果我们能赶到头一年的八月开业，最后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王仁昌说。
 
　　约20年后，一位叫阎志的商人，在接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在汉口火车站北面直线距离不到10公里的盘龙城，将王仁昌“未竟的事业”盘得风生水起。并以此为主要依托，成功在港交所上市。那位商人，和王仁昌最大的共同点是，爱好文学。
 
　　只可惜“如果”这两个字，在商战中实在太过奢侈。苦苦支撑了三年后，王仁昌的新汉正街宣告失败，且一败涂地。
 
　　而当初和王仁昌一同“出走”的商户们，在汉口站市场“下注”的同时，并未放弃老街的门面，“脚踏两条船”。新市场失败，他们一夜间全部回到了汉正街，损失的那点钱“就像被蚊子咬了一口”。
 
　　但王仁昌对新市场是孤注一掷的，积压在新市场中的60万元货物，最后只变现10万块钱。加之此前王仁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市场建设上，积蓄也所剩无几了。
 
　　■研发地板
 
　　“成功后我要把总部设在汉正街”
 
　　王仁昌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重回汉正街，但文人的面子和拗劲儿，加上出走事件和汉正街主管部门结下的梁子，他觉得偌大的汉正街很难再有他的容身之处了。
 
　　王仁昌元气大伤。他的汉正街生涯，也从此告一段落。
 
　　此后，王仁昌还做过一些小生意，但终未成气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度靠着给杂志社写稿度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仁昌一口气创作了多部小说，其中大部分都和汉正街有关。在王仁昌看来，写汉正街，恰恰说明仍深爱着那条老街，因为他的根在那里，也在他心里。
 
　　离开汉正街后的1995年，王仁昌的弟弟王仁忠，因在发明上有天分，研发了一种曲线地板，王仁昌也随即开始给弟弟打下手，同期还创作了一部20集的电视剧《曲线人生》。
 
　　造物弄人，虽然如今王氏兄弟俩仍在捣鼓地板，但此地板并非当年的曲线地板。王仁昌说，曲线地板面市后出现了问题，“这种地板虽然解决了普通地板干缩潮胀的问题，但其成本太高，市场竞争力太弱。”
 
　　兄弟俩没有放弃，王仁忠在曲线地板的基础上继续搞研发，而王仁昌则专注于经营和资金筹措。后来研发出的一种“框架型实木地板”，使得兄弟俩借此真正地进入了地板制造业，且专注于半成品。他们的客户是地板厂商，而不是消费者。“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货供不应求，急需扩大规模，”王仁昌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在广东中山、浙江南浔、武汉东西湖，以及嘉鱼陆续建立了分公司或生产线。“过几天我还要去一趟苏州，和一位台商谈一笔1.2亿元的生产线投资，我以后可能会专门负责苏州方面的业务。”“等我们的地板生意真正成功后，我哪怕不在汉正街做生意，也要把公司的总部设在这里。”王仁昌说这番话时，眼睛移向了窗外，那里，是汉正街熙熙攘攘的人群。
 
　　角色的冲突
 
　　采访王仁昌，是在汉正街华贸箱包城内，汉正街皮具商会副会长王望明的办公室里。
 
　　王望明是王仁昌的老友，当初出走汉正街，王望明也是其中一员。“他经常会回来看看，找我们这帮汉正街的老人们聊聊天。”王望明对记者说。
 
　　如今的王仁昌，看上去根本不像72岁的人，走路很快。虽然现在商务上的事并不轻松，但他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创作。同时扮演商人和文人这两种角色，似乎是王仁昌一生都无法逃脱也不愿改变的宿命。
 
　　“如果你一生只专注于某一个角色的话，是不是会更成功?”对这一提问，王仁昌的回答是肯定的：“商人和文人这两种角色的冲突太大。”
 
　　时至今日，王仁昌都不曾为当初“出走”汉正街的决定后悔，他说这是他个性里的“文人基因”在起作用。文人喜欢以天下为己任，而商人则更多的特质是趋利，两者间的矛盾，在有些时候更容易被放大。
 
　　王仁昌并非不了解这一点，但他改不了。他说，如果要他放弃经商，专注于文学创作，他的汉正街“血统”，似乎也很难让他完全停下商人的脚步。
 
　　商人的角色担负了王仁昌的物质生活，而文人角色则满足了他精神层面。
 

　　“我现在已经72岁了，人生到了这个阶段，我只想把我喜欢做的事情做好。”王仁昌现在在汉正街上除了一处房产外，几无生意上的牵扯，但他仍会时常回到这条街上看看，不仅仅只是看望朋友。